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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要的是有创新的见解。
“创新”与“重复发现”
然而，真正的新见又谈何容易！
《易经》中有一些简单的真理，如这一句：“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人类历史上，不同学者思通神会的情形并不鲜见，而创新的空间实在逼仄狭小。
在自然科学中，知识是增长的，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新起点，借用牛顿的话：你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至少在同一科学范式内是这样的）。即便如此，在既定的知识背景下，科学家们在不通声息的情形下，提出大致相同的科学理论，自然科学史上并不鲜见。如微积分之于牛顿与莱布尼茨，进化论之于达尔文与华莱士。默顿称科学史上有数千个相似发现的例子，甚至还有一个令人既钦佩又苦笑的倒霉人物：二十世纪印度自学成才的数学家斯里尼瓦沙·拉曼努阇，在全然不知以前已经有人作出发现的情况下，重新创造了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数学体系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自然科学是增长型的，而人文学科却是积累型的。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引论》开篇即说：“哲学思维并不像科学那样具有进步过程的性质。我们当然比希波克拉底这位希腊医生要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我们几乎不能说，我们比柏拉图更进了一步。”不独哲学如此，人文学科大多如此。钱钟书提到过：有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创世说就成了古董，但是“有了杜甫，并不意味着屈原的过时”〔5〕。希尔斯在《论传统》、斯诺在《两种文化》中，都曾经论述这个道理：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增长型，而在人文学科中，至少在人文科学的一部分领域内，知识虽然增加、但并非增长。
这样，当人文学科的从业者们想有所创新的时候，就得面临如下的对阵情形：科学是历时的，科学家还只是与同时代的同行较量；而搞人文的，却要面对开天辟地以来所有的智者和愚者。我们单个人——人文科学总是孤军奋战的，是最个体的——如何是古往今来的所有人的对手？人文领域的较量是“关公战秦琼”式的跨时空过招，崔璟留下一首“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可以使李白罢笔，设使李白生于崔璟之前，不知可令崔璟罢笔否？你能想到的，别人大多想过了，你要说的，别人大抵也说过了。于是，最幸运的是“人类的始祖亚当”，马克·吐温调侃道：“当亚当说有个问题他知道从来没有人谈到过时，他太走运了。”这时候比的，也许就是谁先生活在这世界上了。我们都没有像柏拉图那么幸运，能生活在那遥远的所谓“轴心时代”，“先据要路津”，所以后人只够给他下注脚去（怀特海：“一部西方哲学史只是柏拉图的注脚”）。鲁迅生活于二十世纪，就感慨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6〕说得不无夸大，却真是明白人。
那些轻谈创新的无知无畏者，可以想想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第五十九首中的唠叨：“如果天下无新事，现在的种种，从前都有过。我们的头脑多上当，当它苦心要创造，却孕育一个前代有过的婴儿。”大家都是人这样一种生物，认识的对象又是同一个世界，能想得不一样到哪里去？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辨似》中哀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辽扩，故籍纷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歌德也不无失望地感慨过：“这个世界现在太老了。几千年来，那么多的重要人物已经生活过、思考过，现在可找到和可说的新东西已经不多了。”〔7〕瞧，就是这层意思的本身，古今中外的学者们都想到一块去了。其实说真的，笔者本人也是先独个想到的这么些意思（可以以我的专业即历史学的真实性发誓），后来才发现早被他们说了——可见创见何其难也正如有古诗说的：“文章大抵多相犯，刚被人言爱窃诗”（魏周辅语），“叵耐古人多意智，预先偷了一联诗”（陈亚和语）。于是审慎的学者还容易染上担心无意剽窃的症候，老怕自己不小心成了小偷，“得句浑疑先辈语”（陈古渔语）。数学天才威廉·罗恩·汉密尔顿就老疑心自己会把很久以前听说过的东西当成本人的发现，这种担心在旁人看来甚至到了病态的程度；弗洛伊德也曾经疑惑“死的本能”理论是否真正是自己的独创。陆机《文赋》中说的“虽杼柚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这大概是学术从业者——特别是人文学者的普遍尴尬。
既然创新那么难，那么在人文学这个圈子中，也许有点武断的说：总产量越高那些年份，如果不是天才涌现，那反而就是水平趋低的表象了。
“踢臭球”和“踢假球”
其实，重复发现也不仅仅只给学术从业者带来尴尬，相反，重复本身在学术发展中是有一定正面意义的。重复发现并不意味着重复的科学研究计划完全是浪费。“除了一个发现外其余重复发现都是多余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从科学传播的社会学角度考虑，重复是必要的：某个发现所提供的信号在学术圈巨大信息系统的喧嚣中很容易被淹没，因此需要重复把它发送出去。重复发现能提高及时把新见整合到现有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可能。昔年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有一名言：“谎言重复上一千遍就是真理”，就传播实效而言，真理也不是说一遍就能让人相信的。歌德也说：“我们必须经常反复地宣传真理，因为错误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而且不是个别人，而是大批的人在宣传。”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一个有趣的“异常纸牌试验”，即向实验者展示一系列扑克牌，其中一些牌是异常的，如红色的黑桃6和黑色的红心4之类。一开始，当异常牌出现的时候，受试者总是毫无困惑地认定是正常的牌，如黑色的红心4就被认为黑桃4或红心4。直到异常牌的出现频率增大、出现时间加长，有些受试者就会发现不对头的地方。这样一直重复下去，到后来，所有受试者都能轻易辨认异常牌。库恩解释，让人们注意到与其所预期的不同那些现象和观点，需要一定的频度和时间。所有科学上的新事物就如异常纸牌，其在人们认识中凸现都经历类似的过程。库恩的试验，主要针对科学中的新现象（旧的科学范式无法解释的）而发论，其实，科学中的新见受到人们重视、最终被接受的过程，也与此类似。
于是，便有“有意义的重复”和“浪费性重复”之分别。默顿就曾经假设，存在一个“最适度的重复的量值”。在这个量值之下，创新的意见不能引起足够注意；而在这个量值之上，则导致学术资源的浪费。
考虑到这一点，“低水平重复”的危害就不仅仅在于自身的“低水平”，低水平重复泛滥的时候，“有意义的重复”量值必须提升。学术圈内无益的重复信息另有一项恶果：淹没真正有益的信息。其实，抄袭兴盛的时代，我们倒需要“有价值、有水平”的“抄袭”来凸现精品。说句犯忌讳的话，近年来闹出抄袭丑闻的一些学者，学识大多还是不错的，抄出来的东西，水准也不差，反因为他们是高手名家，偶有犯规便成众矢之的了。
人们往往会把“低水平重复”和“抄袭剽窃”看作是两类性质的问题：一个被看成能力问题，一个被看成道德问题。“踢臭球”和“踢假球”在道德戒刀下，如何发落显然是不一样的。然而，就学术发展而言，“低水平”其实是比“抄袭”更要害、更根本的问题，重复信息会淹没真正有价值的发现，同时学术整体水平不够高又是滋生不良学风的土壤。试想，如果一有人抄，就马上会被发现，谁还敢抄！近年来曝光的一些抄袭行为，不少都是一些陈年旧案。要几年乃至十几年后才被人发现，造假成本如此之低，风险如此小，能不让人跃跃欲试？道德约束力终是有限的。所以，抄袭的兴盛，是道德水准问题，更是学术水准问题。而几件主要抄袭事件发生后，对当事主角的集体道德讨伐，却又说明我们的学术界还缺乏平和的舆论环境。“反抄袭斗争”中的这些乱象，倒正说明我们学界在发展中还没有最终具备两样东西：眼力和肚量。
“有眼光”、“能宽容”也许是一个良性发展的学术共同体最重要的两种德性。如果我们缺乏眼光，不能把赝品立马识别，同样也就未必能发现真正的精品；如果我们缺乏肚量，就可能像不能宽容过错一样不能宽容创新。因为真正对现存知识有突破意义的学术创造，往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后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而在此之前，它对现存知识权力体制而言，是个类同“过错”的异端，需要后者的宽容。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道德。把抄袭问题归于道德，是一个偷懒的技巧，也会是“反抄袭斗争”运动化、形式化的开始。如果仅仅以道德眼光来对待不良学风问题，谁能担保在把谴责之声挂诸齿颊时，就不会在私底下心安理得沾染各类恶习？我们会不会因“谁无痼疾难相笑，各有风流两不如”（查慎行语），以“大家都这样”的托词，见怪不怪地放弃对不良学风问题的深层剖析？更有否可能因“纵是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语），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借口，宽容自己的犯规？“言论与行为”背离的现象，我们见得还少吗？对不良学风的道德批判，是不能替代对其的根源分析、体制分析。因而，首先、研究学术发展的规律，其次、研究“抄袭兴盛时代”的特殊学术规律，这才是学术批评应该用力的方向。
注释：
〔1〕参考（法）塔尔德：《模仿的规律》，载《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美）马克·吐温：《马克·吐温全集》第1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3〕（美）默顿：《科学社会学》（下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58页。
〔4〕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5〕钱钟书：《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载《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5页。
〔6〕鲁迅：《鲁迅全集》卷十二书信集《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
地缘政治所成就的一个异数
——古都史话之七
？ 雷池月
都江堰有一副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似乎是对四川历史政治的某种规律性所作出的高度概括。上联是说用兵，强调用兵的战略要义在攻心；下联是说治理，指出一定要掌握好执法宽严的尺度。意思都没有错，不过那口气总让人觉得有点像是为“开发”某个“化外之地”而制定的方略。前人曾说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如果把这话和对联联系起来看，便又能产生出更深一层的体会。据说新出土的“三星堆遗物”揭示了一个上古时期曾经侪肩甚至超过中原的文明，但现有的文字史料却只能说明，四川是在秦国征服巴人的过程中逐渐开发的，由于它的边远、封闭和富足，到了“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关键时期，它就每每是“乱”在先而“定”在后。于是，收拾大局的人总不免要对四川用兵，而且还要善于“攻心”，善于制定恩威并济（“宽严”有度）的政策，否则难以成功，即便一时得手，也无法稳定。
四川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定地位。如果不算上各朝分封的藩王以及元末的明玉珍（都在重庆）、明末的张献忠这类政权，在四川，先后至少建立了四个帝国，即蜀汉、成汉、前蜀、后蜀。它们的国都都在成都。然而，成都却未能享有和六大古都一样的历史地位，因为，这些帝国本质上终究不过是割据政权，尽管如蜀汉自认为是汉皇朝的正统，也没有用——从成都发出的政令未曾超出过北至汉中、南到云南的那么一块地盘，硬说代表中央，那只是长自己志气的宣传手段而已。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总在“分”与“合”的循环中前进，而每到“分”的关头，四川就会以某种形式有所表现，于是，成都在许多时候成为独立的政治中心，发挥特殊的历史作用。
一
最先把成都的地缘政治优势提到理论层面并运用于实践的是诸葛亮。他在《隆中对》里向刘备介绍的战略性纲领，就特别强调了当时形势下为什么要选择益州作为“光复汉室”的基地。他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邦当初能在中原的混战中获胜，靠的就是四川这个丰饶的后方基地（刘邦是被迫来到汉中的，但如果不到汉中，他怎么能得到四川？这真叫歪打正着）。他又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则大业可成。”说着说着，他还拿出一幅西川地图，详加解释，再下结论：“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一番话说得刘备如醍醐灌顶，从此把诸葛亮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
开始事情果然按诸葛亮的战略设想发展。刘备于建安十九年（214年）进了成都。虽然偏居一隅，但将士们追随的是诸葛亮制定的战略目标——“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还把它凝练成两句极富道义力量的政治口号，叫做“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眼光始终盯住朝廷所在的中原。六七年后，益州的建设和发展粗具规模。刘备根据诸葛亮的意见，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自立为汉中王，打出讨贼除逆的大旗。既具备了相当的物质力量，又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诸葛亮准备动手，正好曹操意图向荆州用兵，他便命令关羽主动出击，不料后来形势逆转，使他的战略部署被全部打乱。
关羽根本不理解“联吴拒曹”这一统战政策对于蜀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孙吴虽然一直坚持对荆州的领土主张权，但军事外交上却是一种首鼠两端的态度。曹魏为了减轻襄樊前线的军事压力，派满宠到东吴引诱唆使东吴以武力夺取荆州。孙权拿不定主意，向关羽提亲，以试探对方的反应，不料遭到了关羽极其粗暴的拒绝。吴国君臣终于决定和曹魏联手，从关羽的后方发起攻击。荆州失守后，被切断了后方而两面临敌的关羽，终于全军溃败。政治上的盲目在短短几个月里断送了得来不易的大好局面，更严重的后续事件是在成都的刘备理智为感情所蒙蔽，置大局于不顾（此时曹丕已经篡代了汉室，刘备本人也被拥立为帝，孙权持观望态度，正是重组外交政治新格局的大好时机），倾全国之力东下伐吴。可是夷陵之战，火烧连营七百里差点连四川都回不去了。打击接二连三，一生戎马倥偬年已六十三岁的刘备再也承受不起，病倒在白帝城（兵败之后，自觉无颜，不愿回成都去），几个月下来，药石无灵，撒手西去。
刘备一死，曹魏发动五路大军攻蜀。诸葛亮只派出赵云重点防堵由长安南下汉中的曹真，其他各路全靠政治手腕一一化解，最成功的是又重新和东吴结成了反魏的统一战线。大局转危为安，蜀国赢得了恢复和发展国力的宝贵时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凯旋，第二年，曹丕死了，魏国政局动荡，诸葛亮向刘禅呈上了《出师表》，亲率诸军大举北伐。从这时开始，一直到他死，六年的时间里，他干的主要就是这一件事。对他来说，“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自己必须“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讨贼，讨贼，讨贼！
诸葛亮六出祁山，九伐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