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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眭依凡教授曾就“大学是否应当成立教授会（具决策性质），以便形成和发挥学术权力在治校中的作用”调查过部分大学校长，结果是：百分之六十三点九二的校长认为没必要成立或曰不清楚是否应当成立，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点零八的校长认为应当成立。这说明相当数量的大学校长对教授治校的“民主治校”制度持怀疑态度。然而，实现民主治校理念的前提，是校长要有放弃自己既得权力待遇的学理同情心，中国大学之所以存在由官本位主导下的办学庸俗化和办学趋同化这两大倾向，主要原因与一些校长缺失这种理念不无关系。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前，已是当时有名的气象专家，而在任浙大十三年校长期间，没有为自己专业捞一点好处。主持南开校政四十四年的张伯苓，尽管拿着当时大学校长中最低的薪金——大洋四十元，却谢绝了出任教育总长、天津市长等职位，硬是一手把南开从第一期的七十余名学生发展到后来达三千多人的全国著名学府。他曾回忆说：“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做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傅任敢先生认为梅贻琦先生治校的突出品格，是“终生一职”，一生只做一件事（校长），决不“今天干教育，明天弄政治；干着校长，想着部长”。
就此而言，比较过去的大学校长与现在的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价值观差异，核心观测点只有一个：是否具备学理同情心，是否愿意放弃自己既得利益资源，是否只当一个纯校长。眼下基于责任、教育家理念当纯大学校长的人有，但不多见了。作为与时俱进的一种特征，大学校长的行政待遇和权力资源，恐怕才是一些人的考虑重点。如既为部级、厅级官员，又是教授、博导乃至院士，集行政、学术乃至经济权力于一身。也许正是与这种行政力量的惯性思维有关，使得不少大学校长办学的言行举止，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家成分已多过教育家的品质，其表现更像一个善于围绕行政组织原则说话、行事的高级干部。显然，当纯校长的人少，当纯教授的人也必然会少。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如今在中国的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由于学术研究在某些聪明人眼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已变成装潢门面、谋“双肩挑”的一种手段，校园内的“官念”已蔚然成风，所谓学术泡沫、灰色学术、学术浮夸等学术腐败现象也由此风衍生而成。
韩水法先生说：中国的大学从来没有进入过学术本位的象牙塔。大学的这种尴尬，社会要负责任，但校长也难辞其咎。不过，倘若回过头去审视，又觉此论略有偏差。中国过去的大学曾一度走进过这个象牙塔，真问题是现在的大学没有跟进，且又退了出来，至今仍徘徊于象牙塔门外。究其前后发展不对称的原因，发现过去大学“校格、校风”之养成，主要得益于当时大学校长一言一行所体现的教育家责任和民主自律精神；现在的大学校长若能尝试做一个纯校长，以集中精力干教育一件事，则无论成败与否，其示范导向意义都将是深远的。
“郁王之恋”与“自我暴露”
——从《婚恋中的郁达夫》一文的偏颇谈起
？ 桑永海
在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恋生活中，有一个第三者许绍棣插足其间，沸沸扬扬，谁人不晓？奇怪的是，专门谈论郁氏婚恋的朱旭晨女士的一篇大文，竟然对许绍棣其人一字未提，似乎在郁王之恋中就从来不曾出现过这样一个人物似的！不止此也，朱女士倒还责怪起郁达夫来，说“他却无法改掉‘自我暴露’的习惯，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举动……致使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成为乱世怨偶，劳燕分飞”（见2005年《书屋》第７期朱旭晨文章《婚恋中的郁达夫》）。好像郁王分道扬镳全是郁达夫一手造成的，罪过就在他“自我暴露”的“习惯”！
这里，朱文引发了两点疑问：第一，“郁王婚变”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许某是不是第三者？那只不过是郁达夫的“误解”吗？第二，透过郁王之恋的风波，怎样看郁达夫的“自我暴露”？前者，关乎郁氏生平一段重要史实，后者，关乎郁氏为人为文一个极为重要而鲜明的特色，实有辨析一番的必要。
一
上引朱文中有这样一句：郁氏“后来更做出‘分发证据’”云云。这“后来”所指时限为何？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就上下文意来看，“后来”，指的正是郁王十三年婚姻生活（1927～1940）的后期。如果说“郁王因许绍棣而起的争执，至少是在1935年”的话〔1〕，那么，此前八年，郁王之间吵吵闹闹、磨磨合合，诸如达夫酒后出走啊、映霞“名分”问题啊、钱和物引起的不快啊、性情的殊异啊，一直闹到由王二南先生出面调解，把“版权赠与书”给了王映霞——总之，都是夫妻二人之间生活上的事情。尽管也存在着思想感情上的隐忧，但桩桩件件纯属家庭内部纠葛。其实，世上多少人家，不都是这样磨合过来的吗？那时节，大概谁也不会断定郁王婚姻会就此终结的吧？
很不幸。这节骨眼儿上，也就是朱女士所称的“后来”，偏偏出现了那个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1935年秋，郁家开建“风雨茅庐”，因欠债累多，加上许厅长与王映霞过从甚密，引发夫妻口角不断〔2〕。1936年2月，为解经济燃眉之急，郁达夫应邀从杭赴闽，到福州就任新职，婚后第一次与王氏长时间别离。自此，“他的家庭发生了一些变故，主要原因是当时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的插入，搅乱了他们夫妻感情的平静”〔3〕。爱慕虚荣的王氏以名作家妻子身份，热衷于交际权要，和许某交往更加密切，致使夫妻二人从口角不断到怀恨在心〔4〕。所以，“后来”，即自1935年许某成为郁家座上客起，郁王直至1940年在新加坡正式离婚，后期四五年夫妻婚姻生活的矛盾，已经转化为有第三者插足的“内外矛盾的交叉”，性质与前期相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冲突也急剧升温，引发一连串如朱文所称“分发证据”、“寻人启事”、“毁家诗纪”等惊世骇俗的爆炸性事件。许某插足于前，郁氏“举动”在后。这怎么能像朱文那样本末倒置，把郁王劳燕分飞的责任全都归到郁氏“自我暴露”上去呢？
二
在郁达夫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同样是关于郁氏“自我暴露”问题的评价，却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说法，而那错误的一种说法，却因为人云亦云而得以长时间的招摇过市。
一种是表现在以早期小说集《沉沦》为代表的作品评价上，公认郁达夫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我暴露”的先河，“自我暴露”标志着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异的存在。郭沫若六十年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封建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5〕此语一针见血，影响甚大。最近读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大陆译本，那样苛刻的眼光，也依然给郁氏“自我暴露”以很高的评价：“郁达夫在初期，是特别重要的作家，因为惟有他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可惜后来学他的人……却谁也没有他那样老实和认真的态度。”〔6〕夏公此论深刻而公允，别有见地。试观郁氏之后直到当下，世事迭变，花样翻新，一些男女写手的“自我暴露”较郁氏尤其大胆者多有，但谁个可与郁氏文学史上的地位比肩？所缺者关键是夏公所指那种人格心灵的境界：一曰“老实和认真”；二曰“扩大了心理和道德描写的范围”。这是新文学开拓者之一郁氏独绝的贡献，其功永不可没。
另一种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事例，就是在评述“郁王之恋”和郁氏晚期重要作品《毁家诗纪》问题上，对郁达夫“自我暴露”正面价值的贬损。此种倾向为时已久，至今不衰。较早提出这样的批评观点且影响较大的，竟也是郭沫若，他说：“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却偏偏要外扬。”〔7〕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谈到“郁王之恋”，朱女士也还在指责郁达夫，说“他却改不了‘自我暴露’的习惯”。
看来，在堂而皇之的文学史上，郁氏早期的“自我暴露”，已经有了应得的评价了。但一涉及婚变问题，却多有啧啧之言。事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呢？“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的郁达夫，“自我暴露”变成一种“病态”了吗？那仅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是应当“改掉”的“习惯”吗？是不是同样的“自我暴露”在郁氏身上，后来变了味了呢？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从郁达夫早期小说到他后期婚变的“自我暴露”，就其为人为文的大端着眼，那都是一脉相承的——通过自叙传式的浪漫主义抒情独白，在暴露了自己人性中一切善与恶的同时，也表明了郁达夫这个人从里到外，“正是一个独立性格、自主意识和坚持自身人的价值的人”〔8〕。这是法国启蒙主义者卢梭的信条，也正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提倡的一种很难得的精神品格。这些，通过郁氏的“自我暴露”，不但在前期的小说中，也在后期“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中，不同程度地或者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何以言之？首先，还要回到“郁王婚变”上来。如前所述，是许某这个人的插足，导致了郁王的毁家。前者是因，后者是果。避而不谈入室作恶的强盗，却揪住被害者反抗的“举动”不放，说那是“成了病态”，是“习惯不改”，这算哪一家的逻辑？那个厅长许君绍棣，先之以与他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郁达夫等人；继之以偷得郁氏之妻兀自快活，而且又是郁氏老母被日机轰炸而死的时候，又是抗战初起、国土大片沦丧的时候。国破家欲亡之际，面对一个党国的党棍如此行恶，早已秉承独立意志的正直知识分子，怎能咽下这口气？没有那几封撕碎了的许某给王氏的情书，何来郁氏批量影印“分发证据”〔9〕？没有“碧湖”一类苟且之事，王氏又扔下老小不辞而别，哪来郁氏“寻人启事”？没有郁氏好端端家庭被毁的悲剧，何来《毁家诗纪》？如果说六十年前，郁王婚恋内幕若明若暗之时，郭氏说了那样的话，尚有历史局限性原因；在“郁王婚变”已大白于天下的今日，朱女士仍重复郭氏之论，把罪责加在郁氏“自我暴露”身上，则很不应该。
其次，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能过则过，过不了就散，你郁氏又何必这样“自我暴露”，“家丑偏偏要外扬”，弄出这么大响动呢？这话貌似有理，也合乎“人之常情”，更投合国人“爱面子”、“和为贵”的普遍心理。大多数人也是会这样去处理问题的，比如徐志摩之于陆小曼。甚至有人会就此对比，赞扬徐的宽容，批评郁之狭窄。其实也并不尽然，郁风在谈《毁家诗纪》时曾说到郁氏一个重要特点：“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掩盖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都不在话下了。”〔10〕特立独行之人，必做特立独行之事，郁就是这样一个旷世的特立独行之人。不然，他怎会那般轰轰烈烈去追求王映霞？现在，和王氏就这么分手吗？他太爱她了，太在乎她了，办不到。就这么忍受着，睁一眼闭一眼过下去吗？他的性格气质更办不到。于是，郁达夫在又爱又恨又想离又不忍的火焰中，撑持着痛苦着煎熬着呼叫着发泄着过了三四年。只有发泄，他心里才能取得一时的平静。此时，他始终的深爱包裹着他的映霞；他恨的毒雾又折磨着他的映霞，那真就是一把双刃剑了。于是就有了那些“自我暴露”的“举动”，有了震惊世人的《毁家诗纪》。也因此，我们后人才会透过郁氏“自我暴露”，在近乎违背常情的纷乱现象和乖张文字中，看见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痛怆与无奈、人性的变异和扭曲……看见一颗鲜活透明的心！我想，这可能也是一代代读者喜欢郁达夫的重要原因吧？所以，惊异也罢，怪责也罢，归根结底，郁达夫在与王映霞婚恋中的“自我暴露”，又何错之有？这与宽容、狭窄无关，更与“大男子主义”和“习惯”无涉。性也，情也，势也，人格也。
还有，“自我暴露”，似可分为文学作品中的与平时为人为事个人话语行动中的两种吧？果如是，对郁氏重要文学作品多有肯定，而对其生活中的或有批评，也是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还是到处暴露自己的郁达夫？例如，郁氏流亡到苏门答腊，一个偶然机会暴露了自己的日语特长，给自己引来了许多后患。还有一次，郁碰上了那个向日本人揭发自己身份的小走狗洪某人，上去就把他从车上拽下，扇了他几个耳光斥曰：“让你再去告我的密！”这样的“自我暴露”，也只能是郁达夫才会有的作为，天真、冲动得让人担心。同样，郁的“自我暴露”又必然会加剧郁王感情的分离，这也是不言而喻却又没办法的事情。应当特别强调的是：生活中与文学作品中的郁达夫是高度统一的。都说“文如其人”，实际上，几多作家能真正“文如其人”？郁达夫还真就是这样一个作家。自己掘地三尺，把自己弱点完全展示给人看的，郁达夫是一个，卢梭是一个，瞿秋白也是一个。凤毛麟角，了不起啊！他们在我心目中，都是真正做到了“自我暴露”的堂堂正正的人，是“文如其人”的大写的人。
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国情”，就是在教化上推崇儒家“内敛型人格”的价值取向。所以，“自我压缩”也就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循循相因的常态，甚至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自我压缩”的人格是与张扬个性、尊重个体的“自我暴露”型人格针锋相对的，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暴露”又是鲜见的。这也就难怪，八十多年前青年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出版石破天惊；同样，也难怪，六十多年前“郁王婚变”和《毁家诗纪》的发表，又一个石破天惊。当然，我们更不会忘记，抗日圣战中，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在只能听命于自己心灵指令的时刻，他以打着鲜明个性印记的独特方式，进行了一场一个人的抗战，终于惨死天涯孤岛，留下了国人半个多世纪的悬念。那是他“自我暴露”的最后一次闪光，是他道德人格的最后自我完成，也是他最后一次石破天惊。是的，他曾经醇酒妇人，他曾经低回沉迷。但终其一生，坦坦荡荡，磊磊落落，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