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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外祖父在新野任职的两年，外祖父随着他认真读书，先读《书经》和《礼记》，然后读《史记》和《汉书》。所谓《书经》，就是《尚书》，也有称一个字《书》的。那是一部多体裁的文献汇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纪录了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数千年的历史。《尚书》以及外祖父读的其他启蒙读物，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四书五经”。我相信现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读《尚书》和《礼记》的，别说六七岁，就是十六七岁或者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甚至三十六七岁的中年，恐怕也难找一个读过“四书五经”的，证据就是当今中国六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极度缺乏文史学识，更毫无礼貌修养。
曾外祖父庚子年曾经从北京经太原走西安，他对楚汉之争的地理形势特为熟悉，所以教导外祖父读《史记》和《汉书》，极尽描摹分析，使七岁的外祖父仿佛亲眼看见刘邦项羽两军在河南对垒，韩信在河北与山东迂回作战的情景。
我的曾外祖母，即外祖父的母亲，也出身湖北黄冈的大族人家。她的父亲是秀才，有咏史诗二百首，被友人偷去刻书，自己无所成名。曾外祖母的母亲同样出身书香门第，有很好的学问，但她只以女工教导女儿。所以曾外祖母毕生尽瘁家务，儿子们读书习字之事，一概听任曾外祖父督教。
那几年，外祖父在河南几处县官衙门里度过。半个世纪之后回忆，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曾外祖母做县太爷夫人，对监狱里犯人的极度关怀。清代监狱，极端冷酷和悲惨。曾外祖母规定，县狱中每日每餐饭粥，须先送上房，由她亲自看过，饭要新鲜，粥要浓厚，才许送到监狱中，分给犯人们吃。如果饭粥不合规定，管监狱的官卒要受到夫人的严厉责罚。一日三餐，天天如此。每次曾外祖父调任，狱中犯人们最感伤心，会痛哭甚至号啕失声，跪在地上，望着知县夫人离去。那情景重复过三四次，在年幼的外祖父心里烙上深深的印记。
外祖父曾说，因为九岁就进了中学，小学生活记忆没有什么，只记得在新野读小学，有一次开学校运动会，他参加算学竞走。学生比赛走二十码到目的地，在黑板上做一道算术题，然后走回原地。学生们都穿制服，黑色羽绫绸衣裤，胸前一排金色纽扣，上面刻龙徽。外祖父穿了那制服，晋见到会的南阳府知府，很觉骄傲，所以记了一辈子。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曾外祖父卸任新野，回到开封，外祖父也跟着住在开封二龙巷。这个时候，清廷实施新政已经几年了，措施之一就是开办新学。开封初创一所高等学校，名叫客籍学堂，在孟子游梁祠。另外一所中等学校，名叫旅汴中学，还有一所法政学堂，一所优等师范，和一所女子中学。其中旅汴中学同法政学堂在同一条街上，那条街就改名叫法政街。
学校是办起来了，可是朝廷不给经费，当时清廷官府银库称做藩库。于是河南省布政使司便通令全省各州县官“捐廉”。清廷给州县官发薪俸的做法是，每到年底，省府布政使的藩库就清查各州县官的薪俸，从中扣除各种罚款，剩下的银子，通知州县官亲自到省藩库领取。清廷官员规矩很多，监察州县官非常严厉，责罚也很苛刻，大小州县官一年做下来，总难免犯有不少差错，受许多罚款，扣除之后，能到手的薪俸不过几两几钱几分，谁也不愿意乘骡车走十天或一个月，去省城领那不够塞牙缝的钱，所以交一张领条了事，银子也不要了。
既然州县官们很少从藩库领薪俸，那只好从本地的税收中抽取自己的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州县官到哪里去出捐廉﹖无非在各州县田赋的“耗羡”中拨交而已。清廷为防止军阀割据发生，各省州县官都派外省人，不允许本地人在故乡任官，所以州县官们捐廉办了学校，他们的子弟优先入学，而且无须交纳学费。因此学校才起名叫做客籍或者旅汴，本省的子弟们不过趁便搭学而已。
我的曾外祖父为了方便照顾两个儿子，便将小兄弟两个一起送进旅汴中学，那年我的外祖父只有九岁，小学还没读够两年，就进了中学。旅汴中学的算学、英文、历史、地理，以及博物和体操诸课的教师，都是从武昌聘来的湖北人，都是武昌优级师范短期教育的毕业生。原因是湖北省创办新学比河南要早。
外祖父那时上的中学，国文分两门，一门是“策论”，一门是“经义”。策论就是对于一件事或一个人或一句话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般同学在各自家塾老师指导之下，已经读过《东莱博议》，作为“论”的榜样，所以就抄摹为文。那《东莱博议》一书，文体是就论题大发一番议论之后，到末段点题，然后全篇也就结束。我的外祖父本来不喜欢发议论，也不会发议论，更不知道怎么大发空论。而曾外祖父本来不喜欢那部书，所以也没有教外祖父读过。因此外祖父自认对于做文章的起承转合始终不大明白，做不好策论。但是他熟悉战国到秦汉的历史，所以做起史论，倒每次都能得九十分以上。
在国文课上做策论，发挥尚可被接受，上历史课就不可以了。当时外祖父上的中学，历史课也是每星期做一篇文章。历史课老师是湖北黄冈的同乡王先生，除印发讲义之外，经常在黑板上摘录些故事，讲到三国，特别津津有味，外祖父很喜欢听，但并没有读过《三国志》。这里顺便插一句，现在中国有几个少年在九岁时读《三国演义》的﹖我甚至可以问，现在中国有几个十岁少年知道有一本《三国志》﹖就算有些孩子听说过《三国演义》那本书，他们读得懂古文吗？
有一次王先生发下题目：刘备不取荆州而取宜州论。外祖父自信那题目是自己的拿手好戏，非常高兴，半小时写了三百字，把庞士元被射死在落凤坡的故事也写上去。哪料这篇文章得了零分，王先生批注：《三国演义》所记者不可全信，而且在课堂上大加申斥。从此之后，外祖父晓得了做史论的规矩，做了一辈子史论，再也不敢拿《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做文章。
所谓“经义”，就是摘取五经的文句，加以解释。经学老师是浙江人，在河南落籍，姓陈。陈先生讲《春秋》，以《左传》为主，再参考《公羊传》和《谷粱传》的经义。外祖父记得，陈先生讲《左传》时，先朗读一篇，之后再作描述，最后才解释《春秋》的义例。外祖父年幼，特别喜欢听《春秋》故事，每听陈先生讲《左传》，就听的手舞足蹈。但是陈先生讲《公羊传》和《谷粱传》，外祖父就一句也听不懂。
有一次陈先生的经义题目是“元年春王正月义”，限两小时交卷。外祖父一个字也写不出，眼看着同学一个一个交卷，到最后教室里只剩下陈先生和外祖父两人。外祖父坐在凳子上，两眼流泪，还是写不出。陈先生不得已，走到外祖父桌边，写了几句，叫他抄上去，总算把卷子交了。那陈先生写的句子中，有一句是“何言乎正月﹖王正月也”。外祖父虽然照抄，但一个字也不懂，所以记了一辈子。1931年他到北京大学做教授，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到“元年春王正月义”，引用《公羊传》何休注来说明，讲了两个钟头，再也不必窘迫得流眼泪了。
清末年间的中学，除以上课程外，还有修身一课，相当于现在的公民课或政治课。但那时中学的修身课程更着重学生身心的修养，内容大多是从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中取其有关修养和成就的话语和行为来引导学生。此外，博物一课，讲述动物植物矿物之外，加以图画。现在所谓物理化学，当时称作格致，分为声、光、化、电四大部门。
英文课分为文法和阅读两节，文法采用纳式文法，阅读采用《拿破仑小传》。英文老师利用这个课本，讲述法国大革命，向小孩子传播共和革命思想，鼓吹中国革命。
宣统元年（1909年），外祖父就读的中学改为开封第一中学，并迁入贡院的新校舍，外祖父兄弟二人也住进新盖的宿舍。开封的贡院是北闱所在之地，乾隆皇帝曾亲自去过，所以规模阔大。贡院后面有座铁塔，有十三层，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琉璃砖砌成。坐火车从郑州往开封去，车行至中牟，离开封四十里，就可以望见那铁塔了。铁塔后面有个三官寺，寺里神像破碎零落。寺旁有个小砖房，高至三层楼的高度，内有一尊铜佛像，左手摆在胸前。当时第一中学学生们常去那里玩，拾起碎瓦片用力向上抛，以能够将瓦片抛到佛像左手中搁住，不再落下为优胜。
那贡院内的原第一中学校舍，到民国初年成为留美预备学校。北伐战争之后又改做河南大学所在。1937年4月，外祖父到河南大学做演讲，还重访旧地，发现了当年他曾住过的宿舍遗迹。
外祖父记得，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在中国有了译本，学界人士开始知道“物竞天择”的道理，受了很大影响。开封的中学生也看到这本书，外祖父读过，但不大懂。他班上的国文老师出了一道题目，就叫“物竞天择”，要学生写。外祖父记得有个同学姓鲁，绰号叫木瓜，也是不懂达尔文，就以贡院横额上的两句“物华天宝”和“人杰地灵”来立论，做了一篇文章，被同学们拿来做笑柄了。
在中学的各班里，外祖父所在班是年龄最小的一班，而外祖父又是该班年龄最小的一个。代数课老师要学生上黑板演题，总是第一个叫外祖父，因为头一题最容易，从来做不错。英文课老师问题，也从易到难叫学生回答。但英文课座位按上学期考试成绩排列，考得最好的坐最后座位，回答最难的题目。外祖父每学期考优等第一名，永远坐最后一个座位。一次他见最后一题很难，前面第三个座位同学缺席，便偷偷坐到那座位上。老师叫到第三题，他站起回答。老师不准坐下，大加申斥：陶汇曾外祖父的名，希圣是他的字以为年纪小，自恃聪明，要是不痛改，将来要误一生。外祖父站在那里，汗流浃背，不敢抬头。那班只有九个学生，他换座位，如何骗得过老师。从此外祖父懂得不敢取巧，要下真工夫，学业方有大长进。
一百年前的中学生们，读书用功，娱乐也不少，而且正派。开封的游艺中心在大相国寺，中学生们到那里去玩，兴趣不在寺院周围的商店，也对茶座饭摊之类的棚子无所谓，他们感兴趣的，或者是听快书和评书，或者是在大广场上各种卖艺的人，包括表演武术。外祖父认识一个练童子功的少年，十五岁左右，功夫了得，两臂和胸膛受得住刀砍剑劈，小肚子经得住脚踢。曾外祖父的卫士里有一人，号称练金罩功，说是十八天打坐念达摩易筋经，再加些祭拜和符咒，就可练成，那其实是邪术，不是功夫。
外祖父一群开封中学生，也都练武术，学打拳，学对手，练单刀，也练镳，还练轻功，两腿绑沙袋。他们用的弹弓、袖箭、白蜡杆、单刀、双刀、剑等器具，都在大相国寺买。后来外祖父跟随曾外祖父到洛阳任职，那时卫士已经用五响的毛瑟枪，叫做无烟钢，外祖父也学会开枪。而且他最喜欢携带一种短马枪，后腔里可装十三粒子弹，所以叫做十三太保，背了那短枪，骑银鬃黄马，游龙门，很觉快意。
当年有一种大风筝，也叫做十三太保。外祖父回忆说，那年间，放风筝是中原少年最喜欢的游艺。开封每年三月三四有缴筝会，在铁塔之下三官庙前的广场举行。少年和青年们拿出他们最得意的风筝到场比赛。大风筝的力量大，有的要用生丝编成手指粗的绳子才能拉得住。最有力的是蜈蚣筝，以下的有五星筝、七星筝、九星筝，乃至十三星，别名就是十三太保，高达屋顶。青少年们集合一起放风筝相缴，力气大的或者技术高的，会将别人的风筝缴下来。缴人者自然得意，被缴者也不会生气。相互之间都很友善。
外祖父还记得，在中学生时代，除了到书店去买书籍文具之外，几乎没有自己到街上去买什么东西。有一个时期，听说开封鼓楼街上，新开了一家洋货店，叫做华盛公司。全城为之轰动，大家去看热闹。外祖父特地叫了一部人力车，说到华盛公司去。那车夫把他拉出南门，一直拉到火车站。外祖父找不到什么公司，只有回家。他也记得，开封青年会有电影，那只是幻灯，一张一张映出耶稣的事迹。偶然加映活动片子，也只是一条铁路上的旅行，过山洞，顺河沿，眼看着铁路向后退而已。
因为寻常不上街买东西，有些同学买新缎子鞋，总比较窄小。一则窄小一点显得好看，二则不大合适，表示这鞋子不是他自己买，而是佣人去买的。外祖父自己从来不自己上街买鞋袜，因为衣服和鞋袜都是家庭自制的。
那时近视眼在中学里很多，戴眼镜的同学也不少。但是一般社会把戴眼镜当作老年人的事。老年人戴“老三山”的镜子是应当的，年轻人为什么戴眼镜？平辈的人见面为礼，要把眼镜摘下，晚辈见长辈是不敢戴眼镜的。外祖父班上的数学老师张先生是近视眼，他上课时，一进讲堂就摘眼镜，一脚踏不上讲台就要跌倒，惹得全堂学生大笑。
民国元年（1911年），因为曾外祖父调职，外祖父在河南没有读完中学，就回到湖北。然后曾外祖父希望外祖父在武汉继续学业，曾带他到武汉报考博文书院。博文书院当时在武昌大东门外，是卫理教会的学校。外祖父后来很得意地回忆，说他在考场上三个小时不到，就考完了国文、英文、数学三科。国文题目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论”，恰好是《三国志》上诸葛亮的话，落到外祖父手上，一篇文章写了三百多字，半小时交卷。
外祖父考中了博文书院，但是没有去，而进了另一间学校。他在去考博文书院的路上，看见英文馆招考新生的招牌。回住处禀告曾外祖父，便去报考。进入考场之后，国文题目是“知中不知外，谓之盲瞽；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外祖父也是半小时交卷，而且考取，住校读书。外祖父在回忆那考题时补充说：从民国元年的考题，可以想见几十年以后的今日，一些高谈中西文化的人实在毫无长进。
英文馆是郭复初和王璘阁两位先生创办的私立学校，后来改做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外祖父当时已是高中四年级的程度，入英文馆分班，分在甲班，同班学生都是中学或中学以上程度。英语教师是英国人苏则南先生，一开始就教学生读莎士比亚的诗篇。国文教师是胡先生，国学馆毕业。历史教师是罗鹿宾先生，也是国学馆出身。修身课由方先生教授，是个老秀才。这几门课，都是选读些古文与史书。
其间有两个小故事，很有趣。当时曾外祖父在湖北财政部任职，外祖父每每到财政部去见曾外祖父，取得几串钱，回学校缴纳伙食费。有一次他到财政部，发现曾外祖父调任黄陂县长，不在武汉了，他拿不到钱。于是学校伙房就贴出学生欠费通告，列出外祖父的名字，并且立刻停止他的伙食。直到后来，外祖父找其他在武汉的亲戚长辈要到伙食钱，才有饭吃。
英文馆的两座楼后面，走上山坡就是树林。右边有一道矮墙，越过墙去，就是财政部后面的山坡。坡上有陈友谅墓，是武昌的名胜之一。英文馆的学生下课之后，经常上山一游。有一次财政部大印失踪，都知道是部里哪个职员偷去私印税单，可仍旧装模作样地寻找，前厅后院搜查。那天刚巧外祖父与几个同学越墙在陈友谅墓游玩，就被财政部工役们捉到，押解下山，送回学校。走过财政部房子，外祖父感觉十分窘迫，一怕被曾外祖父发现，当众责骂，二怕部里员工晓得他是曾外祖父的儿子，让曾外祖父脸上无光。
外祖父在武汉英文馆读了一年半，便休学被曾外祖父接到黄陂任上。他没有在黄陂进学校，而是住家跟从曾外祖父读书。读史之外，曾外祖父教授外祖父读《古文辞类纂》，《唐宋诗醇》与《杜诗镜诠》，学作文和写诗。外祖父读完四史，又开始圈点《资治通鉴》；读完杜诗后，又开始读苏东坡诗。他会做史论，却无论如何不会做诗。曾外祖父责备之外，只有鼓励他多读、多背、多写。但是外祖父读诗时，多记诗中典故，实际上仍当作历史读了。多记典故，就可以做骈体文，外祖父曾尝试学做此类文章，但还是不会做诗。
1915年，曾外祖父从黄陂调回武汉，外祖父跟着回乡，没有回英文馆，而是在家闲居。所谓闲居，也并不闲，一年时间里，他读了《资治通鉴》，又读《史兵略》，还读《老子》、《庄子》及诸子书。他每日用小楷抄录杜少陵、苏东坡、杜牧、李商隐以及温飞卿的诗集。除此，还读王船山《读通鉴论》和《宋论》之类的书。外祖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