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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匆匆走来，非常漂亮，到门口东张西望了一下，好像找什么人没有找到，便走到一边慢慢踱起步来。我知道外国人都非常懂礼貌，戏已开演绝不会中途进场，肯定是等中途休息再进去了。她肯定有票，但没有敢上前问。我也无聊地在边上踱来踱去。旁边的一间小铺的收音机在播放裘先生的《铡美案》，我一边走一边小声地跟着唱。那女郎便不时地扭头看我一眼。那时我才二十岁，还有点儿模样，不像现在这么困难，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穿一件进口的日本风衣，蛮帅，也不时地回头望一眼女郎，打住——只是友好地望一望，绝无别的意思。
第四节
上半场结束了，剧场门开了，有些观众走出来透风，等退票的只剩了四五十人，只见一人手持一张戏票走出，人们立即围上去，那人却向外国女郎招招手。女郎走过去和他说了几句什么，显然那人是翻译，大概是她不看了，周围的人立即伸手抢票，我还远远地站在圈儿外，只见女郎突然回身向我招手。我受宠若惊地走上前，她向翻译示意把票给我，那翻译惊愣地望着我把票递给我，我连忙道谢，女郎摇摇手微笑着走了。所有等退票的人都羡慕地、嫉妒地、惊诧地望着我。我一回头看见了那个东北人，他正企盼地看着我，两只眼瞪得跟灯泡似的，我立即把票给他说：“你进去吧，别看一眼，十眼八眼都行，看够了本儿再出来，这戏我看过。”只见他接过票，登时热泪滚滚，一下子跪了下去喊道：“恩人呐！”弄得我心里酸酸的，忙拉起他叫他进去了。这一动作使在场人无不感动，本来乱哄哄的，一下子变得寂静无声了。
没一会儿只听有人叫：“同志！同志！”大家忙四下张望。吉祥戏院里面的厕所就在售票亭旁边，墙顶上有个很小的窗户，很高。只见那位东北人趴在小窗口向我招手，我忙走过去，他把手里的票扔了下来，人又消失了。他是跟着外面休息的观众乱挤进去的，那张票根本没撕。我忙走进去，他从厕所中出来又道谢，我说你没票往哪儿坐？他说剧场后面、走廊两旁都站满了人，都没票，叫我不用管他。
戏又开演了，我的座位在楼上一排正中间，真是好座儿啊！周围坐的全是外国人，那位翻译就坐在我旁边，他仍满腹狐疑地望着我问：
“你认识她？”
“不认识。”
“她为什么把票给你？”
“我怎么知道，你去问她。”
“你是干什么的？”
“戏迷！”我十分自豪地说。
演戏中间，我看见旁边的外国人都不时低声问翻译什么，大概他不懂，总是摇头显得有些狼狈。他突然扭头向我问：“嘿，戏迷，上边儿唱的是什么？”我立即解答，他便扭头向外国人翻译，我索性把演员的表演动作、唱腔板式、龙套的调度、锣鼓的象征含意一一讲给他听，他便不停地翻译，直到终场。翻译高兴了，他说“你肯定是唱戏的，你把我救了”，周围的外国人也都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是我等退票的经历中最得意最好玩儿的一次。假如我从家里拿一张票或跟着马先生走进剧场，那还有什么乐儿？你说什么程度——到了这种程度那才叫真正的戏迷！其乐无穷啊！
每天早上上学前头一件事是先看刚来的报纸，如无什么可看的戏则骑车上学，若有好戏，对不起，蹬车买票去了。有时碰到先后两天的戏都在同一天卖票，那就难了。有一次正赶上首都剧场是苏联新西伯利亚芭蕾舞团的《唐·吉诃德》，而人民剧场则是俞振飞、言慧珠的《奇双会》，上哪儿？夜里十二点我先奔了人民剧场，已是人头攒动，排了一会儿队心里不踏实，终于当场五元钱雇了一个人帮我买，我又蹬车去了百货大楼。真奇怪，在首都剧场演却在百货大楼卖票。到了王府井已是夜里两点，队已经排得很长。第二天中午总算买到了，这样，两边儿都没耽误。
第五节
最惊险和好玩儿的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北京京剧联谊会”成立大汇演，演员阵容一个不落地囊括了在京的全部大腕儿，那还了得，整个儿北京炸了窝了。可奇怪的是报纸上就是不登在哪个剧场演和哪天卖票。大概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怕出事。就剩最后两天了，我们一帮戏迷哥们儿急得直尥蹦儿。第二天肯定卖票，否则没时间了。于是我们开了一个会，约有二十人吧，决定夜里分兵一半儿守在报社门口，另一半儿分守在十个剧场门口；报纸一出门儿，看准了地方，立即分头通知各处哥们儿到卖票的地方集中，跑不出这十个剧场。至少我们有一个人先守在那儿了，就好做手脚了。我是守在长安戏院的。
大约清晨四点钟左右吧，一哥们儿蹬车飞快而来，大叫：“中山公园音乐堂！”很快我们的人在天安门前集中了。排队的已有上百人了，我们立即登记造册。我拿个本子逐个儿写上姓名，而且每隔十人便留一个空号，以备我们再有人来，没人来也可以重复买票，买得多就可以拿两张次票换一张好座位的票。每半小时点一次名，一次不到则除名。我只管前一百名，后边的人让别人张罗去了。上午十点来了很多警察，站成两排把买票的人夹在中间。十二点卖票了，一反惯例，不许挑座，每人两张，把钱扔进去，两张票扔出来，走人！
演出当晚，中山公园从里到外人满为患，拿着票往里走那真是威风啊，无数冒着火的眼睛盯着你呢！有倒黑票卖高价的，懂行的看准一个人捅一下，相跟着走到僻静处安全交易。有不懂行的，刚喊出俩字“谁要……”立即有七八十人拥上，如打群架一般乌烟瘴气，地覆天翻，最后根本不知道票上哪儿去了。等人散开，再看那卖票的，毛发直立，灰头土脸地从地上爬起，衣衫破烂，还丢了一只鞋。这是我见到的最悲壮的抢退票场面。我的座位在十排中间儿，我拿两张票想换个前排的，居然谁都没有。进了剧场才明白，前九排根本没卖。朱德、周恩来……大概除了毛泽东，中央首长全来了，简直能开党代会了。
买票当然是乐儿，真正的享受还是看戏。还没走进剧场呢，先听见里边儿锣鼓响了，立即顺着尾巴根往上长气，腰也直了，胸也挺了，这一天又不白活了！听戏最过瘾的是叫“好”，这是在戏院里可以和台上演员直接交流的机会。看电影行吗？你叫“好”，演员也不知道啊。喊“好”，学问大了，“好”字一出得兜足了底气，干脆果断，恰到好处；早了不行，晚了把后边的戏搅了；“好”字得叫得台上的角儿听得见。听戏的一听你叫“好”，就知道你是内行还是外行！喊的不是地方，观众会嘲笑你、瞪你。弄不好还得叉架。
第六节
当时我们一帮小哥们儿正在捧马长礼（即后来样板戏《沙家浜》中演刁德一的演员），有一天在北京剧场看他的《文昭关》。那天他也不知怎么了，是没睡好觉还是肥肉吃多了！嗓儿不灵。不管那一套，从出场的“碰头彩”起，一路给“好”，前边儿“一轮明月…”还凑合，中间儿“鸡鸣犬吠……”已是力不从心，等到了“父母冤仇……”时，已经是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了，那也叫“好”。前边隔两排还有一帮戏迷，早就忍不住了，不时地回头瞪我们。虽知理亏，却也不肯让步，那帮人忍无可忍终于大喊：“嘿！懂不懂戏嘿！”我们立即顶回去：“你懂！”那帮人说：“懂什么叫‘好’吗？”我们更来劲了，故意大叫“好！”那帮人愤怒已极大叫：“不懂戏的滚出去！”这真是找碴儿打架了，我们也大喊：“你滚出去！”剧场服务员忙跑过来制止，禁止喧哗！好多观众站起来往这边儿看，那帮人还不依不饶站起来说：“走！出去！”出去就出去！谁怕谁！两拨人走出剧场，两军对垒，开始推推搡搡。忽然又从里边跑出一个人大叫：“都是自己人，自己人！”经他介绍这才化险为夷，回到剧场马长礼戏完了。马长礼到下边儿来找我们说以后看戏就找他，甭买票。那会儿长礼还没红起来，知道的人少，大戏还站不到中间儿。一天在长安大戏院上演马、谭、张、裘的《龙凤呈祥》，长礼只演戏不多的诸葛亮。
在家吃完饭临出门儿前，我和我妈说我今儿坐头一排，您在家里听收音机吧，您能听见我叫好。果然，散戏回来，我妈说听见我喊了，“就数你嗓门儿大。”我很得意，我妈又问：“演诸葛亮的是个什么角儿，一出来那么多人喊‘好’？”我说是马长礼，我妈说这人没听说过呀？我说我们一帮哥们儿正捧他呢，他准红！
戏一演完，每次谢幕我们全体都要拥到台前不住地叫好，直到主角儿把头掭了才作罢。
有一次我们忽发奇想，要捧裘先生的琴师汪本贞，绰号“小蘑菇”。那天是裘盛戎的《鱼藏剑》，谢幕时，头都掭了，我们开始齐声大叫：“汪本贞！你快出来！”“小蘑菇！你快出来！”这在京剧谢幕史上恐怕是史无前例。汪先生早夹着胡琴走了，管事的又把他追了回来。他夹着胡琴神情惶惑地走出来，口中喃喃地说：“谁呀，这是？”我们雷鸣般地鼓掌叫“好！”
我们这帮人看戏，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对演员的崇拜是不可动摇的。一九五七年戏曲界划了一批右派，叶盛兰先生也未幸免。当时杜近芳从国外归来“贴”演《拾玉镯》（是在国外得了奖），前边垫戏是叶先生的《辕门射戟》，这不欺侮人吗？我们那天去了有三十多人，全在休息室聊天等候，前边儿的戏不看。叶先生出场，“射戟”一上，我们三十多人突然拥进场内，惹得观众都抻着脖子看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叶先生一出场，轰鸣般地叫“好”，此后是一句一个“好”。戏一完，三十多人立即起堂撤出剧场，下边的戏不看了，又惹得观众都看我们。倒不是对杜近芳有意见，对她我们同样崇拜，只是想为叶先生拔闯，谁叫你把他划成右派呢！全体跑到剧场门口等叶先生卸了装出来。刚一露面，全体大喊：“叶先生好！”吓得叶盛兰低着头匆匆跑了。这就是戏迷！
第七节
我第一次听程砚秋先生的《荒山泪》，听傻了！一连三天迷迷瞪瞪，吃饭、睡觉、骑车、上课，脑子里全是程先生的腔和旋律，方知什么叫“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一九五六年，程先生去世，我悲痛欲绝，一天没吃饭。我给程先生带了三天孝，一到学校同学们问我你们家谁死了，我说你们家才死人了呢！问我给谁戴孝？我说程砚秋。又问程砚秋是我们家什么人？我说不认识。夜里我妈端着饭碗说：“吃饭吧，宝，吃两口，程砚秋死了你干嘛不吃饭啊？”我心里堵得慌，吃得下去吗我？这就是戏迷！
崇拜一个演员，就是演员的缺点也不许别人说。有一次在民主剧场看谭富英、裘盛戎、张君秋的《二进宫》，徐延昭唱“说什么……”时，谭先生站在一边没事，突然用拇指摁着鼻孔左右开弓擤了两下鼻涕，我旁边坐着一位解放军叔叔，惊讶地问我：“这是谭富英？”我说是，他说：“谭富英怎么还擤鼻涕？”我没好气儿地说：“怎么了？谭富英就不许擤鼻涕？”吓得解放军叔叔不敢再问了。
谭先生晚年唱戏确实不太认真，每场只要把该要的“好”铆足了劲要下来就行了，其他的就稀松平常了，我们照样崇拜，就听那几句就值了，没白来，其他不要紧的地方铆足了劲又怎么样？这就叫连谭先生的缺点一块儿爱，中国不就这么一个谭老板嘛！当然，也有翻车的时候。一次在中和戏院听马连良、马富禄、罗蕙兰的《审头刺汤》，这戏必须内行听。全剧马连良除了“大炮一响人头落……”两句唱以外，全是白口，外行自然听个云里雾里，那天也怪了，怎么也叫不起“好”来。原来以为下面全是外行，戏越唱越水，马富禄唱到“刺勤”一场一起“扑灯蛾”，简直就是吊儿郎当了，谁知那天下面净是内行，戏一完全跑到售票处要求退票，群情激愤，直到剧团管事的出面赔礼道歉才平息下去。那天我们一帮哥们儿只站在旁边看热闹，没加入起哄的行列，我们从来不哄角儿，更何况我与马先生私交甚厚。
光看戏不成，真要过瘾得“票戏”。票友票戏真是五花八门。天津有位哥们儿有一张祖传的大锣，音儿好，每去听戏，必夹着锣去后台，求打锣的师傅用他的锣。师傅一敲果然不同凡响，留下了。他下台一坐，不是听戏，光闭着眼听锣，大锣一敲他便闭着眼大喊：“好锣！”这也是戏迷，专门儿票锣。我从中学开始票戏，拜了师，一位是北京五中的美术老师、侯喜瑞大师的徒弟冯景昶。
一九五七年在中和戏院听侯老的《战宛城》，冯师特别带我到后台拜见了师爷爷侯老。还有一位是北京一中图书馆的老师何少武，学的是花脸。可我什么都唱，票友，玩儿嘛！“生”，我唱过《凤还巢》；“净”，我唱过《姚期》；“末”，我唱过《捉放曹》；“丑”，我唱过刘媒婆，好玩儿。
第八节
那时我家有钱，一台戏租戏箱（都在“三义永”租）四十元，若加靠加蟒，再加八元；租场面二十元，租剧场（一般在猪市大街弓弦胡同礼堂）三十元；再加上茶、烟、点心、水果差不多得一百元，我先垫上。卖票三毛、两毛、一毛，一场下来可卖一百一十元左右，多出十元吧。演完戏我拿这一百一十元请全体参加演出者和帮忙的人到饭馆撮一顿，所以大家都愿意跟我票戏。每场戏我至少买五十张票，撒给朋友，这叫“红票”，剧场内各个部位都有我的人给我叫“好”，自然是“好”声不断，那是什么劲头！还拍了不少戏装照，可惜“文革”中全毁了。
九十年代初，北京京剧院的孟俊泉先生，还亲自给我勾脸，特意带师傅到我家来为我拍戏装照“姚期”和“诸葛亮”。进了电影学院我还演过《女起解》（崇公道）、《扯旨》（牛皋）、《打渔杀家》（肖恩），只是长相难了点儿，没唱过旦角儿。我还写过两个活报剧形式的京剧剧本，一是《金龙纸虎斗》，剧本早已不知去向。谁知二000年记者采访我的一位同学，居然拿出了他保留了三十多年的这个剧本，使我喜出望外；另一个是《打鬼》，是在“有鬼无害论”时写的。
为了上台票戏就得练功。我家里，水纱网子，靴子髯口，马鞭把子，什么都有。唱片成了堆。每天拉胡琴，天不亮就到筒子河边喊嗓儿，夜里在院子里耗山膀、下腰、劈叉、打飞脚，可是下了不少功夫。要不是家里拦着，我非“下海”不可。我妈妈警惕性极高，小时候郝寿臣先生（北京戏校校长）住得离我家很近，知道了我，曾找来要我进戏校，被我妈严词拒绝。中学时我已是东城“名票”了，唐远之先生又带我去见欧阳予倩，劝我“下海”，回家一说被我妈妈劈头盖脸臭骂一顿。我立志要娶一个唱京戏的女人做老婆，也怪了，我的太太柳格格正是山东艺校毕业，唱花旦的，只是改了行搞影视了，也算如愿以偿啊。试想，和一个不喜欢京剧的人结婚过一辈子，那得多痛苦！
除了买票、听戏、票戏以外，戏迷的另一大爱好就是攒“戏报子”，现在叫节目单。这里边的乐儿可大了。十几年间，我攒的“戏报子”再加上我养父从民国时留下的，足足有一大箱子了。一张杨小楼、郝寿臣的《甘宁百骑劫魏营》，叫多少戏迷看得直流哈喇子！每到星期天，吃过午饭我就要把“戏报子”取出摆好，床上床下、沙发、地毯，简直是铺天盖地。戏迷们来了，一个个都夹着一摞“戏报子”，我家便成了“戏报子”的交易市场，讨价还价互补有无。比如这两张换你一张，这一张换你三张。有个小子看中了我收藏的三十年代赈灾义演的戏单，那是以梅兰芳先生领衔的演出。我有两张，他拿出三张我没有的来换；可那三张很多人都有，不稀罕，我找谁都要得来。又拿五张都是大路货，我拒绝，他愤怒地走了。
第九节
过了没几天，我去圆恩寺影剧院看戏，是谭富英的《桑园会》、裘盛戎的《牧虎关》，那时节目单都放在剧场前厅一进门迎面的桌子上，入场观众自己拿，没有人管。那天进门一看桌子上空空，以为还没放出来，等了一会儿不见拿出，人越来越多，纷纷找到服务员询问。他说早就拿出来了，所有人都说没看见，他“二乎”了，忙又进屋去拿，可又两手空空地出来起誓发愿地说确实拿出来了，总不会不翼而飞吧？无奈，只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