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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靖州人曾静案，是雍正朝震动朝野的大案。清初，浙江文士吕留良（号晚村）隐居山林，著书宣扬夷夏之防，传播反满思想。康熙时吕留良病死，弟子严鸿逢继续传播吕留良学说。曾静应试落第，在吕留良子吕毅中家中，得吕留良所著书，与严鸿逵门人沈在宽等联络，密谋反清。一七二九年四月，曾静弟子张熙被派在川陕总督岳钟琪处，携带密函劝岳钟琪起兵反清。信中罗列雍正帝罪状，称岳钟琪为岳飞后人。岳钟琪将张熙拘留审讯，奏报雍正帝。雍正帝差刑部恃郎杭奕禄等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拘讯曾静，解押来京。浙江总督李卫在吕留良、严鸿逢家中搜出家藏书籍日记等。雍正帝命九卿会审，将吕留良、严鸿逢（已死）剖棺戮尸，枭首示众。斩吕毅中、沈在宽等。曾静服罪，说“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世宗实录》卷八十一）雍正帝赦曾静、张熙死罪，命他们到·江浙各地去宣讲悔悟原委，以消除汉人的反满思想。
一七二九年九月，雍正帝亲自撰著长篇谕示，引据经史和清朝建国事实，对吕留良等反满之论，逐条批驳，并颁布各府州县，以至远乡僻壤，说是“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帝批驳的诏谕之后，附曾静、张熙等人名为《归仁录》的服罪悔过文状和吕毅中、沈在宽等人的供词，合称为《大义觉迷录》颁行。所谓“大义”指“君臣之义”，“迷”是指“华夷之说”。雍正帝在镇压汉人文士后，又对汉人臣民加强了思想统治。
四、吏治的整顿
雍正帝即位后，一七二三年五月即发布上谕十一道，历举官场种种积弊，各级官吏贪贿无能，华而不实，一再告谕澄清吏治。康熙末，吏治败坏已成为危及清朝统治的严重问题。雍正帝即位后的几年间，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
清除冗劣雍正帝首先罢斥各省巡抚中贪默和庸懦不胜任的官员，亲自降旨先后革除江西巡抚王企清、湖广巡抚张连登、直隶巡抚赵之垣、山西巡抚苏克济、河道总督赵世显等多人。随令各省督抚整饬属下官吏。贪酷者参处，庸碌者裁汰。各督抚不敢不遵，力行整饬。浙闽总督满保奏称，“浙闽属吏已劾多员，若再题 参，恐至无人办事”。湖南巡抚魏廷珍奏称：“属员参劾过半，容再查奏”。一七二五年四月，雍正帝诏谕督抚等，说“乃有庸懦无能之督抚，间有参劾，每向人云，我若不参，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参劾，于我不便。以此等语解释于众，似觉参劾为迎合朕意”。他训诫说：“凡事秉公据理，不可稍存迎合之见。”（《世宗实录》卷三十一）一七二六年十一月，对朝中各部官吏进行裁简。雍正帝传谕说：“各部汉司官实能办事者不过一、二人，其余庸碌无能之人偷惰安闲，实属冗滥”。“著各部堂官将所属司官，详加甄别。凡有才具平常，目前不能办事，将来不堪升用者，尽行举出，与应留办事人员，一同带来请旨”。（《世宗实录》卷四十九）各部院遵旨甄别官吏，分为留任、改除（调任）、休致（退休）三类，裁减了大批冗员。
清理钱粮各级地方政府经管钱粮，历任官员侵贪肥私，已是代代相因的公开的积弊。地方呈报积贮钱粮数字，多有虚额亏空。亏空的缘由是经管官吏贪污，上司勒索。前任官员将亏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侵贪，积年累月，越亏越多。上下欺蒙，互为掩饰，成为官场腐败的积习，也使地方财政日益虚溃。
雍正帝即位后，即下谕指斥地方官员亏空钱粮的种种弊端，限三年之内，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如数补足。不得苛派民间， 不得借端掩饰，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各地方清查钱粮中出现苛派掩饰诸弊，雍正帝随时予以禁止和驳斥。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闰四月，直隶州县官与当地绅衿通同作弊，奏呈百姓愿代赔州县亏空，名为“乐捐”，实际上是勒索百姓。雍正帝严谕禁止。浙闽总督满保奏称前任总督任内，亏空银六万两，系康熙帝南巡时积欠相沿。雍正帝严加驳斥，说当年皇考南巡，屡降谕旨，丝毫不取给于地方。命满保具奏南巡时有何费用，亏空至二十年之久，不能消结。满保不能对。山西、河南两省奏称亏空系应办军需所致。雍正帝驳斥说，军需皆有正项钱粮，不曾累及地方。亏空乃下吏侵渔，上司需索所致。一七二六年七月，户部尚书徐元梦，接受亏空官员的馈送，代为掩饰。雍正帝即将徐元梦革职。
一七二六年八月，雍正帝因三年期限己满，各省均未奏报清理就绪，再展限三年，如到期仍不能补完，即将督抚从重治罪。实有难于补足之处，可奏闻请旨。
一些地方在限内奏报补完，雍正帝详加查核，严惩虚报。江西巡抚裴伸度奏报江西仓谷俱已补足。一七二六年十一月，雍正帝派遣吏部侍郎迈柱（满洲镶黄旗人）前往查核。迈柱查出江西虚报贮存，又虚报民间借领，多方掩饰。雍正帝将裴度及布政使等革职，命他们以家产买谷还仓。亏空之州县官解任，留在本处赔补。福建巡抚毛文铨掩饰亏空，虚报实贮在仓。雍正帝派员查得，福建所属仓谷、钱粮虚悬甚多，实贮在仓者只有十之三、四。一七二七年六月，任命常赉（满洲镶白旗人）为福建巡抚，前往清查。只查出亏欠银四十四万余两。江苏省是生产发达，赋税收入最多的省份。一七二九年二月，雍正帝命王璣署江苏巡抚，兼管清查钱粮。苏松等处即查出历年积欠一千六百余万两。雍正帝将康熙五十年以前的积欠豁免，五十一年以后者严加清理。侵贪钱粮的官吏，准自行出首，毫无隐匿者，从宽免罪。
亏欠钱粮，是康熙时期以来长期形成的积弊。侵渔钱粮，也久已在官场上下相习成风。要使各级官吏彻底补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山西巡抚诺岷（满洲正蓝旗人），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在当地清查，成绩较著，但也不可能全部补完。一七三○年二月，雍正帝诏谕内阁大臣说：“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世宗实录》卷九十一）命将各省官员名下应追赃银及侵欺、挪移、流抵、分赔、代赔银两，凡在雍正三年以前发觉者，酌情免追。四年以后犯罪之案及贪污军务钱粮，不准宽免。雍正帝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国各地清查钱粮，虽然不能补完积欠，但对官场侵贪的积习，给予沉重的打击。在整顿吏治中，成效还是显著的。
火耗养廉 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火耗”（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康熙帝曾说，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钱粮时，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二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帝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不下数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世宗实录》卷二十二）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一七二七年，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
清沿明制，官员俸禄低微。定额的“养廉”超过俸银数倍，各省下一。督抚为正二品或从一品，俸银不过一百五十五两至一百八十两（另有俸米一百数十斛）。养廉银最少的省份，如浙、闽、四川有一万三千两，多者如陕、甘、云、贵，有二万两。七品知县年俸银不过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养廉银可多至二千两，至少也有五、六百两。火耗养廉制度实行后，虽然民间负担的加耗仍然繁重，但对限制横征加派，改变官场上下公开贪污的积弊，还是有作用的。
讲求实政 康熙晚年提倡理学，要臣僚对上忠顺，对下宽仁。忠顺流为逢迎，宽仁流为隐庇，官场中从而形成因循苟且不负责任的颓风。雍正帝即位前深知这些积弊，即位后在理财惩贪的同时，力图矫正官风。他在元年元旦的上谕中即指责：“今或以逢迎意指为能，以沽名市誉为贤，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肖官吏，滥列荐章，而朴素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是岂风励属员之道乎！”（《世宗实录》卷三）他力矫臣下逢迎之弊，以防欺隐，说“一涉欺隐，即开巧伪之端，何弊不因此而渐滋耶。”（《朱批谕旨》钟保四年一月十二日折）一七二九年十一月的一个朱批说得更明白：“封疆大吏于是非真伪必有确见，将一派忠诚对朕方是。若一味迎合揣度，以为敬慎，则大错矣。”（《朱批谕旨》赵弘恩七年十一月七日折）一些官员标榜“宽仁”沽名，放纵豪绅贪吏触法而不究治，政务废弛却博得颂声。遭到罢斥，也有人为之申吁。雍正帝称这些人为“巧宦”，说“巧宦沽名之贻误国家，较贪劣者为尤甚”（《朱批谕旨》石云倬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折）雍正帝针对逢迎欺隐、因循巧伪的积弊，提出“实心实政”，以整顿吏治。
雍正在裁汰庸劣官吏的同时，极力奖谕实心任事的官员。山西巡抚诺岷到任半年，即将钱粮料理清楚，雍正帝称他“实为天下抚臣之第一者也”。满洲贵族鄂尔泰（镶黄旗人）康熙未年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帝为皇子时曾向他违例需索，遭到拒绝。雍正帝即位后，对他说：“汝为郎官拒皇子，其执法甚严”。擢任为江苏布政使，以矫逢迎之弊。一七二五年升任力云南巡抚，一七二八年为云贵、广西总督，勤劳任事。雍正帝称他为“满汉文武大臣中第一人”。一七三二年，升任大学士、兵部尚书。一七二三年山西灾荒，巡抚德音隐瞒不报。内阁侍读田文镜路经山西，如实陈报灾情，受到雍正帝的嘉奖，任为山西布政使。次年，改任河南布政使，擢为巡抚、总督。一七二八年，任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极力整顿吏治，遭到非议。河南学政王国栋奏报说：“怨望田文镜者，或言其催科太迫，或言其御下太严，不留余地。……臣下封印后回省，目击其办事甚勤，大小属员一到即见，家人吏役约束甚严，门包小费一概谢绝。居官如此，可谓难得”。雍正帝朱批：“甚属公当”（《朱批谕旨》王国栋摺）。云南布政使李卫，因整顿盐政，揭露官吏贪污，被巡抚借端裁抑。雍正帝擢任他为浙江巡抚，又任为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雍正帝授任各地方官员，有意矫枉，以倡导实政，消弭积习。
清朗中枢也拣选“实心任事”的满汉大臣，以加强统治机构。雍正帝翦除谋立诸弟，赞誉十三皇弟允祥“未尝图利干预一事，纠党邀结一人”，加封为怡亲王，管领户部。十七弟允礼“实心为国，操守清廉”，封为果郡王，管理理藩院与工部事。中枢大臣、满人大学士白潢、马齐、汉人大学士张鹏翮、礼部尚书张廷玉、刑部尚书励廷仪、吏部尚书朱轼、礼部右侍郎蒋廷锡等都以勤慎廉能得到擢用，形成雍正帝的统治核心。
雍正帝为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控制和深入了解下情，特定密折言事之制。康熙时满汉大臣与督抚提镇许密折言事。雍正帝进而命朝中科道诸臣每日每人上密折，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据实敷陈。地方官员布政使、按察使至道员、知府，军中总兵、副将、参将也都可以密折陈奏。一切地方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以至水旱天时，百姓生计等等都可密奏。“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风闻入告”（《朱批谕旨》鄂昌七年六月十八日折）。密折不准谋于他人，不准泄露，须官员亲自书写，直送京师。督抚密折呈交官内奏事处。以下满汉官员密折，分别由怡亲王允祥和汉人大臣张廷玉、蒋廷锡转呈雍正帝阅看批旨。雍正帝从密折察知各地政情，又设缇骑（侦探）秘密侦查官员言行，虽生活细事也随时密报。甚至有的官员，身边仆役即是雍正帝派遣的缇骑。官员们心怀畏惧，不敢妄为了。
（二）军机处的设立与赋税制度的改革
雍正帝统治时期，对中枢统治制度和赋税制度，相继作了重要的改革，成为此后情王朝历代相承的定制。
一、军机处的设立
清朝初年，沿袭满洲贵族议事的旧制，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军国大事。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满洲、蒙古都统俱为议政大臣。六部满人尚书也参与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较前扩大。康熙帝亲政后，加强皇权，会议权限逐渐削弱。民政事务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会议具奏。议政王大臣只议国家典章制度及军事要务。设南书房后，始由汉人翰林参预撰拟诏旨。一六八五年，罢满蒙都统议政，只参预议论军事。雍正帝削弱八旗王公权势，议政王大臣会议又被进一步削弱。
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撤消总理事务王大臣制。次年，雍正帝下密旨，在内廷设立军需房，筹办西北用兵的军需。西北准备出兵，是当时的军事机密，朝内外均不得知。一七三○年，在内廷设军机房。由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雍正六年拜大学士兼领户部）等，参予军机要务。随后改称军机处。一七三二年，铸造“办理军机印信”，成为正式的常设机构。
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尚书、侍郎数人入值，名为“在军机处行走”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来又保选内阁中书舍人数名，缮写文书、保管文件，名为军机章京。军机处只有值庐，没有官署，官员称“内廷差使”。部院大臣不得擅入，军机大臣也不得接交外吏。皇帝每天寅丑二时（上午五至八点）召见军机大臣，口授谕旨，或是把章疏交下审议。军机大臣“承旨书谕”，经办一切。军机处虽名为军机，实际上是作为皇帝左右的助手，处理所有军政要务。据王昶《军机处题名记》所记：内而六部各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则十八省及边疆将军、办事大臣，迄于属国，有事无不综汇。凡巡幸、谒陵、经筵、蠲赈与朝内侍郎以上，外省知府、总兵以上，黜陟调补，以及晓谕中外谕旨，称为“明发”；告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纠正处理不当的刑狱，称为“寄信”（廷寄）。“明发”交内阁，转发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驿马递送，注明日行三百里或四、五、六百里，以至八百里。内阁、翰林院撰拟不当，下军机处审定。军机大臣还被派往各处调查，处理各种重要事件。军机处承旨出政，把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票拟合而为一。内阁只办例行题本，也成为处理政事的机关，军政大事均在军机处决定。
军机大臣满汉并用，但大学士、军机大臣的领班需由满大臣担任。他们能文能武，出将入相，既能熟悉部院事务，了解地方情况，又能指挥作战，具有军事经历。鄂尔泰出身进士，先后任佐领、广西巡抚、云贵广西三 省总督，一七三二年授任保和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进为军机大臣。军机处的汉大臣参与机要，草拟谕旨。雍正帝曾说：“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世宗实录》卷八十七）他们都是翰林出身，经由内阁学士、六部侍郎、尚书以至大学士，进而充任军机大臣的。
雍正帝每天与军机大臣在一起，处理各地呈送的各种文书，迅速批交内外官员办理。使手续简化，行事快捷，加强了王朝的统治效能。议政王大臣会议渐成虚设，被军机处取代。
二、赋税制的改革
明朝赋税，自万历时实行一条鞭法，合并各种税目，但仍是田亩征税，人丁服役，二者并行。明末“加派”赋税，漫无限止，激起农民的广泛反抗。清初，削减加派，但地丁税役仍沿明制。康熙五十一年起，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法，以限制赋税的增加。但行之既久，各地人口生死迁徙，原定税额与实际不符，出现许多流弊。雍正时，将人丁税与田亩税合一，依地亩多少统一征收赋役，号为：“摊丁入亩”。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