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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当，以致失实者。……亦当一体饬查。”（《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八）乾隆帝因苏州、扬州为戏曲盛行之地，传谕当地官员将“应删改及抽撤者，务为斟酌妥办，并将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粘签，解京呈览。”苏、扬等地以昆腔（昆山腔）最为流行。苏、扬查禁后，又传谕江苏、广东、福建、浙江、四川、云南、贵州备省督巡，对当地流行的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也分别饬查。地方戏曲是民间的文艺创作。乾隆帝为压制民间反满思想，对关涉本朝以至宋金间事的曲文，也严加饬查，删改、抽撤，这自然又是极端专制的暴行。
乾隆帝自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下谕搜访民间书籍，结合编纂《四库全书》实行了大规模的查禁。《四库全书》完成后，直到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仍在严渝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继续查禁民间书籍。据近人考证，先后被销毁的书籍约三千种，七万卷以上，与《四库全书》所收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数目大体相近。（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自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中，经抽毁者四百余种，删改者不计其数。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又由于广泛禁毁书籍，造成了一次文化浩劫。有人认为这是秦始皇焚书后的又一次焚书劫难，并非苛论。不过，遭到禁毁的某些有价值的著述，此后仍然长期在民间秘密流传。这又再一次证明，应用严刑峻法的暴力手段去加强文化思想的统治，虽可震动于一时，并不能阻止文化著述的传播。
三、《贰臣传》的编修
乾隆帝大批焚毁“讪谤”书籍，以加强所谓“奖忠惩逆”的思想统治。但在处置明清之际的某些著述和人物时，却遇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明朝末年，特别是南明时期，不少忠臣义士坚持抗清斗争，也有不少文臣武将叛明降清。如果以清朝本位判忠奸，明朝的忠臣将是清朝的奸逆，降清的叛臣，反而成为忠臣。这将使大批明末文献难于处置，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乾隆帝所倡导的“忠君”的思想原则和道德标准。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乾隆帝在一道谕旨中，正式提出承认南明王统和褒奖抗清死难的南明忠臣。浙江巡抚因见朱璘之所著《明纪辑略》一书附记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事，奏请销毁。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指为“不宜在概禁之例”，并指示四库馆臣在编纂《通鉴辑览》时，应载入南明三王事迹，因福王承继江山半壁，唐王、桂王也是“明室宗支”，不应称“伪”。当时“各为其主，始终不屈”而死节者，与宋末之文天祥、陆秀夫“实相仿佛”，虽然清初“不得不行抗命之诛”，但他们“有死无二，洵无愧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对这些“仗义死节之人”的事迹，也都应该写入《通鉴辑览》，说是“崇奖忠贞，亦足以为世道人心之劝。”十一月，又发出谕旨，重申“崇奖忠贞”，“风励臣节”。谕中说世祖（顺治帝）时，曾对崇祯末年殉难的明朝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赐溢”。至于史可法“支撑残局”，刘宗周、黄道周“临危授命”，都足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战死行阵或被俘后视死如归者，无愧于“疾风劲草”。舍生取义，忠于所事者，也“一体旌谥”。萨尔游之战时的明将刘娗、杜松“冒镝撄锋，竭忠效命”；孙承宗、卢象昇等“抵拒王师，身膏原野”。凡明季尽节诸臣，为国尽忠，都应优奖。慷慨轻生的诸生韦布，由乡里供祭。（《高宗实录》卷九九五至九九六）次年，在扬州为史可法建立祠堂，乾隆帝亲自为史可法札稿题诗说：“经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字芳（谥忠正）；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可不慎君纲！”（同上，卷一○三五）乾隆帝表彰明末死难臣民，旨在倡导“忠君”，诗句说得很清楚。
乾隆帝在连年文字狱后，陆续发出这些谕旨，实际上是把“忠君”视为超乎本朝或本族狭隘范围的最高道德标准，这不能不在汉人臣僚文士中引起震动。一些汉臣称颂说：“圣人至公无我之思，教孝教忠，万世瞻仰。”（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其实，乾隆帝并非是“无我”，恰恰是把“我”即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告诫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向皇帝效忠。但这一原则确立后，如何处置清初归降的汉人和他们的著述，又使乾隆帝面临另一个难题。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乾隆帝提出了编写《贰臣传》的办法，把历事两朝的臣僚称为“贰臣”。这年，江苏呈缴拟毁书籍中有《明末诸臣奏疏》、《同时尚论录》等书。乾隆帝阅后传谕说，刘宗周、黄道周等人的奏疏，只需修改“不当”字句，原奏保存。王永吉、龚鼎孳、吴伟业等人，“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其人不足齿，作品也不应保存。在这道渝旨中，乾隆帝进一步指出，洪承畴因兵败被俘归顺，祖大寿因惧祸投诚，冯铨、王铎等人在明朗是显宦，在本朝又“忝为阁臣”。左梦庚等人是在清朝大军到后，才解甲乞降。当时，对这些人不得不加录用，以安人心。事后平情而论，他们都是遭逢时难，畏死倖生。“至于既降复叛，或又暗中诋毁者，更不能比之人类”。乾隆帝指令把这些“大节有亏之人”，在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据实直书，送呈裁定。
乾隆帝力倡忠君，不惜奖谥明末忠臣，贬抑降清的贰臣。但据此实行，忠于明者得到表彰，降清后忠于清者又遭到贬斥。而且降清者或忠或叛，不加区别，一律对待，也显然难以服人。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又下谕说，列入《贰臣传》的诸人，事迹不同，邪正各异，不可不分。洪承畴、李永芳等屡立战功，“虽不克终于胜国（明），实能效忠于本朝。”钱谦益等降清后又在诗文中对朝廷诋毁，“进退无据，非复人类。”命国史馆考核各人行事，分编为甲、乙二编，以示区别。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馆臣将乙编进呈，乾隆帝又命将行为卑劣者从中撤出，不予立传。吴三桂、李建泰等降清后又行叛逆者，也从《贰臣传》撤出，另编《逆臣传》。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最后编定的《贰臣传》，甲、乙两编共收一百二十五人。又依其行事之不同，在甲、乙编各分为上中下三等。
乾隆帝褒奖明末忠臣，又将历仕两朝的汉臣分别列等编传，可谓用心良苦。他自称这是出于“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子孙植纲常”。实际目的，还是要控制广大汉人臣僚效忠于满洲皇帝，以巩固清朝的统治。他的这些举动，虽然在汉人官员中不无成效，但并不能弧止广大人民的反抗。
（六）人民的反抗斗争
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至一七八五年（乾隆五十年）这三十年间，清王朝沿着由盛而衰，外盛内衰的道路演变。社会各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广大农民、手工业工人、商人陆续掀起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清王朝不断受到多方面的冲击。
一、佃农抗租斗争
乾隆初，江西、福建的佃农，即不断发动抗租斗争，抵抗地主收租，声势浩大。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上杭罗日光曾领导佃农千人抗租，殴打地主，抗拒官兵。江西、福建佃农中有佃长、长关令、会馆等，逐渐形成自己的斗争组织，提出均田（佃）、永佃、田骨田皮等口号，以争取耕种田地的权利。
江苏佃农，往往联合抗租。吴县人黄中坚说：“今乡曲细民，无不醵金演戏，诅盟歃结，以抗田主者。虽屡蒙各宪晓谕，而略不知惧。间有一二良佃愿输租者，则众且群起攻之，甚至沉其舟，散其米，毁其屋，盖比比然。”（《蓄斋集》卷四）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靖江县徐永祥等 率领佃农进城报荒，要求免租；崇明佃户，“捏灾为名，结党鼓众，不许还租”，并聚集在一起，要求该县县丞出示减租。（《高宗实录》卷一五一、一五三）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崇明佃农再次抗租，烧毁草房，殴伤差役兵丁，围攻县丞、守备。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浙江永嘉胡挺三领导佃农抗租，殴打典史，并把他拘留。
直隶省经管旗地的满族地主、庄头以及州县官吏，对壮丁、佃户的剥削和压迫非常严重，农民的反抗斗争也十分激烈。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丰润县庄头蔡怀碧承领十五顷多庄地，王公显等串连佃户拒不交租。蔡怀碧要收地自种，遭到佃农群众的坚决抵制。王公显等率领佃农二百余人，打伤蔡怀碧“壮丁”二人，“并将农具犁铧打碎，凶猛异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六年内务府来文》）从这一年起，清朝禁止增租夺佃。可是佃农的“抗租霸佃”斗争，仍在继续发展。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直隶总督英廉统计，全省经理旗地的共七十七州县，积欠旗租的有四十二州县，达二十年之久，数至二十四万余两之多。其中一部分是被官侵吏蚀，大部分是佃农抗欠。
清王朝要求各地官府对佃户抗租严厉镇压。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礼部侍郎秦惠田说：“顽佃抗租，欺慢田主，有司听其刁脱”，应依法严惩。（《高宗实录》卷二四八）现存《昆山县奉宪永禁顽佃积弊碑》中记述说：“乃日见城厢内外之以抗租枷示者，相望于途。”
地主向佃户勒索租米。佃户迫于饥谨，往往抢米求生，是斗争的另一形式。一七四四年（乾隆九年），左副都御史范灿说：“查乾隆七年之冬，八年之春，湖广、江西、江南等处抢米之案，俱未能免；而江西尤甚，一邑中竟有抢至百案者。”（《高宗实录》卷二三○）此后，浙江、福建、直隶、陕甘等地都发生过饥民抢米斗争。
二、农民反封禁斗争
清初，八旗满洲人户大批进关，关外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一六六一年（顺治十八年），奉天府尹张尚贤报告说：“合河东、河西腹里以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圣祖实录》卷二）康熙时，直隶、山东无地农民多逃往奉天耕垦。一六八○年（康熙十九年），清朝划定旗民开垦界限，民界地亩约等于旗界地亩的五分之一。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明确地指出：“奉天田土旗民疆界，早已丈量明白。以旗下余地付之庄头，俟满洲蓄衍之时，渐次给与耕种。”（《圣祖实录》卷一四一）这是保护满族地主占有土地，限制汉族人民开垦的政策。但直隶、山东农民继续出关求活，并未因而终止。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乾隆帝又规定，奉天流民要取保入籍，否则必须在十年之内返回原籍。此后，在山海关严厉查禁携眷农民出关，并在山东登、莱、青和奉天复、海、盖、宁等处海口，查禁运载流民的船只，对东北地区严格封禁。但出关流民依然有增无减。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查明，从一七四○年（乾隆五年）以后，出关人数续添四万七千余口。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在宁古塔和船厂的工商佣作人等，不下三、四万人。清朝又于一七六二年（乾隆二十七年）制定《宁古塔禁止流民例》，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宣布吉林是“永禁流民，毋许入境”。实际上，流民出关的洪流已无法制止。据《盛京通志》记载的数字统计，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在东北的汉族人口有十六万五千四百九十五户，九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人，民赋田有三百七十九万八千零六十亩，比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增加了六十二倍，占当时全部垦田四百二十六万九千七百一十八日（二千五百六十一万八千三百零八亩）的百分之十四点八。
清初，蒙古地方不准汉人居住，户部发票八百张，许汉人领票春去秋回。一七○七年（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巡行边外，“见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圣祖实录》卷二三○）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发现喀喇沁等旗种地汉人已达数万，清朝认为蒙古人“渐将地亩贱价出典，因而游牧地窄，至失本业”。遂规定喀喇沁、土默特、敖汉、翁牛特以及察哈尔八旗，“嗣后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垦地亩者，严行禁止。”（《高宗实录》卷三四八）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更制定一项律例：“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理藩院则例》卷十）这如同奉天的封禁政策一样，并不能阻止流民出边。一七六○年（乾隆二十五年），在古北口外蒙古地方种地的汉人，即不下数十万户。
汉族农民反封禁的斗争，是在中原地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贫困无告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山东人民“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揆其所由，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以致众生无策，动辄流移。”（《高宗实录》卷三○九）遇到荒年，清朝也不得不暂弛关禁，放流民出口觅食。过后虽然仍劝流民回籍，并重申禁令，但是关口一开，再想封闭就更加困难了。满族地主、蒙古王公都招佃收租，“巧为庇护”。在这种情况下，封禁政策更成为具文。
清廷在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设立台湾府后，只准闽、粤人民春去秋回，不准携眷居住。从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起，这项禁令几次暂停执行，又几次恢复。人们有时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有时贿赂官兵私渡，据一八一一年（嘉庆十六年）统计，台湾汉族人口己达二百万零三千八百六十一人，比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增加了将近十倍。
三、手工业工人和商民的反抗
清初，手工业工人就进行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据苏州现存石刻（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辑》）记载：一六七○年（康熙九年）踹匠窦桂甫，“倡言年荒米贵，传单约会众匠停踹。”处罚了不参加罢工的王明浩，所有工匠都停止工作。一六九三年（康熙三十二年），端匠罗贵又齐行增价，“聚众殴抢，复毁官示”。一七○○年（康熙三十九年），刘如珍等凑钱演戏，号召工匠参加反抗斗争。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王德等倡议创立踹匠会馆，正式成立自己的组织。布商非常恐慌，说“倘会馆一成，则无籍之徒，结党群来，害将叵测。”因此，屡次请求地方官查拿“流棍”，管束工匠。一七二○年（康熙五十九年）建立的《长吴二县踹匠条约碑》规定八条，就是要把踹匠置于包头、坊长、巡役的严密控制下，制止罢工斗争。这表明工匠的罢工斗争，已经十分激烈。乾隆时，斗争在继续发展。
苏州的机户，多数雇用织工。织工常因机户无故解雇，或要求增加工资，发动罢工斗争。据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建立的碑文记载：“倡为帮行各色，挟众叫歇，勒加银口，使机户停织。”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王言享等反对布商扣克工价罢工。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李宏林等要求增加工价罢工。一七九五年（乾隆六十年），又有蔡士谨领导的罢工斗争。
江西景德镇官民窑户，每窑一座，需工数十人。“一有所拂，辄然停工。”（《道光浮梁县志》卷二）他们罢工也是知会同行共同行动，“甚至合党成群，恣行抄殴。”（凌：《西江视臬纪事》卷四）。
北京户部宝泉局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发放工价时，铸钱工匠声称不敷应用，四厂同时罢工。经署侍郎三和出面“晓谕”，在童光荣领导下，东厂工匠仍然拒不开工。
陕西周至县南山木工，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聚众殴差，反抗县官。
贵州威宁州妈姑铅厂，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因厂官殴打厂丁，遂聚众拥入官房，拴殴厂官。
各地手工业工人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此伏彼起，汇成巨大的力量。
商人罢市，清初已见记载。一六六○年（顺治十七年），潞安织绸机户不堪官府勒派，焚机罢市。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芜湖钞关额外征税，芜湖商民罢市三天。乾隆时，各地时有罢市斗争。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指出：“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遂至聚众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高宗实录》卷二八九）事件发生的原因各有不同，参加斗争的民众也不只是商人。
四、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
一六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