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傈僳族聚居在云南西北部怒江流域。唐樊绰《蛮书》已有“栗粟”族名。元、明两代则视为罗罗的一支。元代属丽江路军民总管府。明初在山林中以射猎为生，后迁至怒江流域，与其他民族杂处，逐渐务农。清嘉庆时，属丽江府统治。但楚雄府、大理府也有傈僳人散居各地。
么些（纳西）族主要居住在丽江府地区。元代，设云南行省丽江路。明初，设府，以么些族头领木氏为土官知府。清雍正时，改设流官，任命知府，木氏家族改任通判。乾隆时，置丽江县，为丽江府治所，是么些族的主要居地。么些族早在宋代即已从事农业，开发田亩，并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字东巴文（象形表意字）和哥巴文（音节字）。信奉崇拜自然的巫教。因巫师称“东巴”，故称东巴教。东巴文原为纪录宗教经文，后也用于书写文学作品和历史传说。哥巴文主要在宗教上使用，使用范围较小。倮黑族，今名拉祜族，居住在澜沧、思茅等地的山区。清朝统治时期，由狩猎转营农耕，并且传入佛教，在居民中流行。部分居民处于傣族领主统治之下。语言同于彝语，无文字。
攸乐族居住在普洱府车里宣慰司以东攸乐一带的基诺山中。明代以来，称攸乐族，今称基诺族。无文字。经营原始的粗放农业。清雍正时设普洱府思茅厅，统辖攸乐，置同知。攸乐族居山中，仍处于氏族制阶段，自有首领，清人称为土目。
景颇、俅、巴苴、阿昌等族 云南境内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景颇与俅接近，同属景颇语支。怒语近于俅语。巴苴属羌语支。阿昌多习汉语，用汉文。
景颇族，清人或称“山头”人。被认为是唐代寻传蛮的后裔。部分居民自怒山地区南迁至茶山。元代属金齿等处宣抚司。明设茶山长官司，隶永昌卫，改属腾冲府。后又南迁至大盈江（今太平江）地区山中，与他族杂居。清代属干崖、陇川、勐卯诸司统辖。嘉庆时，设腾越厅，统领诸司。清代景颇族多已从事农业，村寨土地共有，由山官、头人管理，但多受治于傣族领主。
俅族今称独龙族，清人称为俅人。人数不多，居丽江山岩中，以树皮为衣，无屋宇。由丽江么些木氏土知府统治，经常受傈僳族领主的侵掠。
巴直族今称普米族。清代主要聚居于丽江府丽江县及维西厅辖境，从事农业。无文字，习用汉字。
阿昌族，清代又作峨昌或莪昌，主要居于陇川、户撒、腊撒等地及保山地区。嘉庆时设腾越厅后，陇川等地均隶属于厅。保山属永昌府。阿昌族多受傣族领主统治，向傣族土司交纳贡赋。由傣族传入小乘佛教，多通傣语。与汉族交往后，也习用汉族语文。
怒族，居于永昌府怒江内外。以射猎和采集为生，原由丽江府么些族木氏统治。信奉原始巫教。清代藏族的喇嘛教也在部分地区的怒族中传布。
哈瓦与崩龙、蒲人 清代文献中的哈瓦、崩龙与蒲人，即今佤族、德昂族与布朗族，同属于南亚语系的高棉语族。
哈瓦族又作卡瓦、卡喇瓦，今称佤族。元代居地属镇康路及孟定路。明代逐渐西迁，明廷设孟班长官司，后改称孟脸。清沿旧制，设孟连长官司，隶属于永昌府。部分哈瓦人仍居镇康土府及孟定土府。哈瓦人经营农业，与汉族、傣族杂居。自成村寨，仍保存氏族、部落组织，并有奴隶买卖。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云南石屏汉人吴尚贤与哈瓦葫芦王地班洪部落首领蜂筑合议开办茂隆银厂。在永昌府与顺宁府交界地区采矿炼银，各族矿工聚至二、三万人。哈瓦人始知用银。银矿事业发达，每年向清廷贡纳税银至一万余两。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吴尚贤进京纳贡。返回云南后，被清廷制造罪名。嘉庆帝又以防范边民聚众滋事为由，于一八○○年（嘉庆五年）将银厂封闭。但哈瓦族因与汉族、傣族共同经营农业、手工业，社会经济生活有所发展。
崩龙族之名始见于清代。明代以前，曾与蒲人（布朗）同被泛称为蒲或濮，近年改称为德昂族。世代居住在贡山和怒山山区，以种植竹、茶为业。清代，多由傣族领主统治，但隶属于永昌府的贡山崩龙族也曾直接由清廷封授土官。
蒲族今称布朗。明代以前，古籍中所称蒲人或濮人、濮蛮、百濮，多泛指哈瓦、崩龙及蒲人等语言相近的各族。清代称今布朗族的蒲人，主要聚居在普洱府车里司勐海县一带山林中。部分居于思茅厅地区及顺宁府的云州、耿马州、永昌府的镇康州等地。顺宁、永昌境内的蒲人，明代以来，与汉人杂居，从事农耕，习汉语。统治机构也逐渐改土归流。勐海及思茅地区的蒲人，也以经营农业为主，但仍实行父系氏族制度，父系血缘关系的数户至数十户组成一个氏族（戛滚），由氏族长管理。多为当地傣族土司所控制。
（七）苗、瑶、僮族及南方诸族
苗族 苗族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古代泛称长江中游南方诸族为蛮。宋代文献中已经分别出苗、瑶、僚、仡伶、仡佬等族，并指出他们“风俗气习，大体相似”（朱辅《溪蛮丛笑·叶钱序》）。清初主要聚居在贵州水西地区、四川南部和湖广西部。元代在苗族地区设长官司。明代在湖南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清康熙、雍正时期，苗族各居地先后设置流官，但土司仍继续保留。
湖广西部统治苗族的土司，“赋敛无名，刑杀任意。或抄没其家资，或缚鬻之境外为奴婢”（道光《桑植县志》卷八）。容美、保靖等土司又在邻近的汉族地区购买田地，招佃收租，并在城市之内，置有房产，经营工商。容美土司田旻如曾经“新造鼓楼三层，拱门三洞，上设龙凤鼓、景阳钟。门内凿沼一道，清流环绕，名曰玉带河。架石桥三拱，名为月宫桥。住居九重厅房五重，僭称九五居。”（《朱批谕旨》黄熴五年闰三月二十日折、迈柱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折）是富比王侯的大地主。
贵州水西土司在康熙时改土归流后，比较单弱，但仍然勾结土目、寨主、头人剥夺苗民，甚至贩卖奴隶。云贵总督高其倬说：“贵州各土司，地小人穷，多以窝贩窝盗为事。”（同上书，高其倬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折）并有所谓“拿白放黑之习”，即把掳掠的苗、汉等族男女，贩运到四川等地出卖。鄂尔泰曾在一个奏折中列举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破获的九起贩卖人口案件，其中标明贩卖过苗人的即达七起之多。
苗族与杂居各族人民，不断反抗土司的压迫。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桑植土民千人，逃出边境，控告土司暴虐。一七三四年（雍正十二年），忠峒十五土司说：“今土众既不甘土弁之鱼肉，而土弁亦不能仍前弹压”；西阳土司则是，“其地与楚黔接壤，风俗情形与内地无异。土民苦其虐累，久已离心。”（《世宗实录》卷一四四、一四三）苗族地主向苗民收取地祖，大地主一年可收田租四百石，并多经营高利贷。《苗防备览》载：“苗寨中，富民放帐，其息甚大。钱一千、谷一石，一二年加息至数倍。不能偿，折以山地、衣服各项。穷民虽受其盘剥，而仰以为生，或即以所折山地，转求佃耕，或易以他山地，为之佃耕。听其役使，生死惟命，率以打冤家，无不从者”（严如烃《苗防备览》卷八）。
汉族地主也在苗族居住区放高利贷，兼并田地。一年利息即可超过本钱数倍。“约包谷杂粮熟时，折取息钱，或乘其空乏催讨，将地折算”。因此，苗民“往往秋收甫毕，盎无余粒。此债未清，又欠彼债。盘剥既久，田地罄尽。”（《苗防备览》卷二十二）汉族人民租佃苗族地主田地，则遭受苗族地主的剥夺。据一八二六年（道光六年），贵州巡抚嵩溥查报贵州全省买当苗人田地客民（汉民）共三万一千四百三十七户，其中大多数为自耕农。佃种苗人田地的客民佃农，共一万三千一百九十户。地主约两千户。
在苗、汉地主的压榨下，苗族农民丧失了大部分土地，或者根本没有土地。贵州松桃石岘九寨农民，在雍正年间都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到乾隆末年就有将近半数的人失去所有田地。无地农民生活无着，不得不发动武装起义。
一七九四年（乾隆五十九年），松桃苗族石柳邓率领人民，支援四川秀山县青龙屯汉族人民反抗土司的斗争，继于十二月间约会石三保、吴半生、吴陇登等到凤凰厅鸭保寨秘密商定，明年正月贵州松桃、湖南永绥、凤凰、乾州等地苗族人民，同时举行武装起义。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正月十八日，石柳邓树立起“统兵元帅”的旗帜，提出“逐客民、复故地”的战斗口号，领导松桃苗族人民围攻厅城和正大营、盘石汛的清朝官兵。乾州厅平陇吴八月，以“穷苦兄弟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作号召，领导苗族人民攻克厅城。永绥厅黄瓜寨石三保领导苗族人民包围了厅城，用刀指着城中的清朝官吏，大声喊道：“问你太爷们！我苗子来告状，还要规矩钱八千八百否？”各地苗族和布依族、土家族人民纷纷响应，两三个月内，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就扩大到：东起沅江，西接秀山、西阳，南自麻阳，北达永顺、占丈的广阔地区。起义军所到之处，严厉处置了罪大恶极的清朝官吏和汉、苗地主。
三月间，清廷集中云贵、湖广、两广和四川等七省兵力，共十余万人，由云贵总督福康安统一指挥。福康安自南向北进兵，四川总督和琳带兵自西而东，湖广总督福宁带兵从北向南，分兵合围，企图一举歼灭苗民起义军。在凤凰厅的乌草河、廖家冲一带，起义军阻击福康安部，清军在半年之内寸步难进。起义军又在乾州厅狗爬岩设伏，歼灭了清军福宁部六千人，乘胜出沪溪巴斗山，攻克浦市，并进攻镇草营及永顺、保靖、沪溪等地，挫败了清军的攻势。八月，苗民起义军推举吴八月为王，领导起义各部抗击清军，声势更加浩大。
在这次苗民大起义中，“逐客民、复故地”是个有号召力的战斗口号，它主要是打击清朝官吏和掠夺苗民田地的汉族地主。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却有不少人参加了苗民起义。《黔南识略》总结说，石柳邓、白老寅等先后起义，“实亦受愚于汉奸，非尽其性好仇杀也”。汉族人民久居苗地营生，“若夫与苗渐狎，而诡为苗语、苗装，以通婚姻者，俗为之变苗，实则乱民也”。
一七九五年上半年，清军节节失败，福康安一面以“暴雨山潦涨阻”为辞，欺骗朝廷；一面收买起义队伍中的地主分子，封官加爵，赏给盐粮、布帛，分化苗民起义军。原鸭保寨百户吴陇登投降清军，出卖苗民起义的领导人吴八月，削弱了革命力量。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五月，清廷指示接替清军统帅的和琳（福康安病死），将汉族地主侵占的苗地，赏给降苗。七月，和琳报告说：“臣于攻克乾州之次，即将黔、楚两省所有降苗百户、寨长，一并传齐，剀切晓谕。本月三、四等日，各路百户人等，齐集于鸭保寨五六百名。金称仰蒙如此高厚恩施，从此各安生业，谁敢再有反复，及现在未降各寨，一闻此信，想必踊跃前来等语”（但湘良：《湖南苗防屯政考》卷三）。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石柳邓、石三保和吴八月的儿子庭礼、庭义领导苗民起义军继续战斗，先后在天星寨、高吉陀、结石岗、燕子岩等地，打败清军。五月，土家族叛徒龙子贵在坳溪诱捕石三保。九月，清军在苗族地主的带领下，围攻平陇，石柳邓领导苗民起义军阻击。十二月，石柳邓在战斗中负伤牺牲，叛徒吴庭梁逮捕吴庭礼、吴庭义降清，苗民起义根据地平陇失陷。苗民起义被清军镇压而失败。但此后十余年中，苗族人民反抗苗、汉地主的斗争，仍然不断兴起。
瑶族 瑶族古代称为“莫徭”，宋以后称为瑶（徭族）。清代瑶族居住在广西大瑶山区及湖南永州府、桂阳州和广东连山一带。清廷在永州、连山，设理瑶同知统治。瑶族官员称瑶总、瑶目。
瑶族人民世代在山区垦殖，清代大部分瑶族与汉族、僮族杂处，经营农业，生产与生活渐与汉族接近。山区少数人则是“由此迁彼，种山佣趁，往来无定”。广西大瑶山区仍保留原始制度的残余。村寨立有石牌，为共同遵守的法规。由石牌头人执行。广东连山地区瑶族首领称瑶老，管理村民事务。
农业区的瑶族人民，经济较为发达，但要遭受清官府和瑶族贵族、地主的压迫。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连山瑶族人民起义，打败前来镇压的广东官兵。清廷任命嵩祝为厂州将军，会同两广总督石琳，征调湖南、广西军队围剿。事后，陆续添设三十六个城汛，在瑶山周围镇守。瑶族民间流传着的斗争方针是：“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兵来我去，兵去我还”（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七）。依恃山险，往来游击，以抗击清军。
土家族 生活在湖南西部和湖北西部的山区。宋代以来，即被称为土人或土民。语言属汉藏语系，近于彝语，但清代土家族因长期与汉、苗族来往，多已习用汉语。只有少数聚居的土家人，仍操本族语言。
元代在湘西土家族住区设置安抚司、宣抚司，鄂西地区设宣慰司。明代统属于湖广都司，下设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由明廷授任各级土司，世袭统治。土司向明廷进贡马匹、虎皮、麝香等山区上产。领主占有大量土地，奴役农民。土司自有军兵，并依据本族的传统制度进行统治。清雍正时，在土家族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制度，由清廷授任流官，取消土司军兵，实行汉地的赋税制。此后，土家族与汉、苗族人民的往来更为密切，农业经济也有所发展。但由于强制推行汉化，加剧了民族间的矛盾。清朝地方官员的腐败统治，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乾隆时，土家族人民参加了苗民反清的起义。嘉庆时，又参加了白莲教起义。
僮族 僮族为古代越人的后裔。宋代以来，汉籍多称为僮，今改称壮。主要聚居在广西省境。清初沿明制，有泗城、思明、镇安、广南等土知府。雍正时，改土归流，广西保留有二十七个土州、三个长官司、四个土县、十一个土司，共计四十五处；云南有土富州（今富宁县）。其他地区，都由流官管辖。
僮族土官占有大量田地。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查明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占有各种官田共四万余亩。广西巡抚金鉷说：“（泗城）土府官庄田五百二十六白（每白约一亩半至二亩），分与各亭里民出力耕种，每白派收谷一千斤，二谷一米折算，每白收米五石。但土属所种一白，止比内地亩半、二亩不等，以亩半、二亩之地，勒供五石租米，原系土府派累亭民之苛政”（《朱批谕旨》七年六月初四日折）。其他族目田和各种工役田，分拨给僮族农民耕种，或收取地租，或强派徭役，剥夺是严酷的。
土司与属下人民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赵翼说：“土民虽读书，不许应试，恐其出仕而脱籍也”；甚至有的青年女子出嫁，也要征得土司同意（《檐曝杂记》卷四）。土司除收取地租外，还要强迫人民每年贡献农副产品，承担各种劳役。改土归流以后，汉族地主典买土司田地的日益增多，僮族人民反抗土司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土司势力逐渐衰落。
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七月，广西思明土府各村僮族农民数百人，声称上官听信宠役黄瑞卿等，审断不公，手持器械，冲入衙署。土官黄观珠夫妇逃走躲藏，群众抄了他的家，砍死黄瑞卿。据太平府知府屠嘉正报告说：“因土官庸弱，有头目谭道美、郑可传鱼肉小民，黄瑞卿潜与勾通。以致村民聚众赴控土署，适遇黄瑞卿，遂擒砍杀。而各头目不乐归流，乘此上民轰闹之时，亦从中唆使，聚散不常等语”（《朱批谕旨》高其倬十年九月初三日折）。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广西按察使黄土杰指出，境内四十五处土司，“旧有田例之名，即系按田取租。其租银较民田加重，又有额外各项科派，土民剥削难堪，以致往往滋事”（《高宗实录》卷三十三）。僮族农民连续不断地进行抗租斗争，得到了汉族人民的支持。一七六四年（乾隆三十九年），雒容县僮民易法权联络群众，抗不交租，就是汉人张若鹏帮助策划的（同上书，卷九五三）。
僮族的农业生产，在平原地区，“耕用牛，溉用车，亦用戽”（钱元昌：《粤西诸蛮图说》）。水田称田，早田称地。田种稻谷，地种杂粮，雨水充足，常获丰收。乾隆年间，广西粮食接济广东民食，其中包括僮族农民的贡献。“僮人布”有很高的声誉。“以青白缕相间成文，极坚韧耐久，用为手巾，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