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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现，据说是由于一个比较关心“民瘼”的县官的提倡。
在封建社会中，真正关心“民瘼”的地方官是不多见的。即使有一、两个，也不能改变农业生产的整个局面。康熙年间，直隶肃宁一个县官曾经致力于水车的改进，据说他曾亲自动手，有时甚至“赤足田中”，进行指导。乾隆年间，山东日照一个县官也曾“教民河边，扎筒车取水灌溉”。但是成效怎样，却不见记述。即使有些成就，恐怕也只限于较小的范围内。从全国来看，不但华北的农田灌溉十分落后，就是在水利条件比较优越的江南，一直到乾隆时期，很多地方还只有所谓“百亩之家”，才能“用牛戽水”，一般农户是无力置备的。相反，以利民之名行害民之实的例子，却是数见不鲜的。打井原是一件好事，然而雍正年间，陕西开井，却以徒具形式，“阎阎滋累”，以至当时与河南垦荒并列为农业两大祸害。
清王朝比较注意农田水利，从康熙以至雍、乾，修治黄河、运河，曾保持很大的声势。但愈到后来，就每况愈下。实际上，不论哪一朝，都谈不上真正关心农田水利。康熙、乾隆时期，动员很大人力修治黄河、运河，主要是为了保证漕粮的运输，牺牲民田以保漕，在康熙时期已经是数见不鲜的事。山东运河“全赖众泉灌注微山诸湖，以济漕运”，自称“视民如伤”的康熙，为保证漕运，便下令地方官，不许“民间截水灌田”，以致一遇天旱，“尽七十二泉源，涓滴不易灌溉”；稍有水涝，则“环湖诸州县，尽成泽国”。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既然对运河和其它河流作了一点修治，就多少减轻了自然灾害的程度。这和嘉庆以后完全置水利设施于不顾，农田损失和农业灾害日趋严重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这可见于以下事例：
一、直隶京畿地区，在康熙、雍正年间，曾经两次建闸开渠，濬流圩岸，进行规模较大的营田活动。第一次发动于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当时天津总兵蓝理，在天津以南，开辟围田，招徕闽浙之人，垦水田二万余亩。据说当时这里“车戽之声相闻”，“人号为小江南”。但是，在蓝理离开以后，田土也就无人经理，圩坍河淤，不数年又“废为荒壤”。另一次发动于雍正四年（一七二六），由怡亲王允祥亲自主持。他在京畿附近三十六州县分立营田四局，开垦水田六十多万亩，“募江浙老农导之耕种”。两年之间，“秸积于场圃，粳稻溢于市廛”。然而允祥一死，司局者无所称禀，遂至“荒而不治”。其后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和十六年（一七五一）又修复过两次，但也没有恢复到雍正时期的规模。嘉庆六年（一八○一）以后，渐次淤积。
二、太湖地区为苏南水系宣泄之区，关系苏、松、嘉、湖的农田水利，有清代粮仓之称，清王朝为了保证漕粮的供应，对这个地区的水利，一直比较重视。康、雍、乾三朝，用之于苏州地区水利工程的公款，达到八十四万两，费用之殷，仅次黄、淮、运。其中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江苏巡抚庆有恭对太湖的疏浚，历时两年，用款二十二万两，规模较大。经过这次疏浚，凡湖滩草荡，悉令铲除，湖流入海故道有泄水桥门七十二，苏南各县蒙受其利。但是到了嘉庆以后，水利工程便寥寥不数见。此后，滩“草蔓纵横”，“菱芦弥望”。七十二泄水桥门，尽皆淤废。
三、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网纵横，绝大部分是富庶的稻米之乡，和太湖水系联在一起，同为清朝的财赋重地。由于接近海岸，这里经常受潮汐影响，潮夹挟泥沙而上，潮去沙停，河流最易淤塞。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工科给事中胡之俊就提出疏濬吴淞江和浏河的主张。康熙十年（一六七一），江苏巡抚马佑正式开濬这两条河流，动用了漕粮折款十四万两。使苏、松、嘉、常、湖、杭六郡在水旱之时，“不致大困”。乾隆时期，对一些淤塞河流，也进行过疏导，川沙境内的长洪和白莲泾，都是在这时先后疏濬的。但是，到了嘉庆以后，便也无人过问。
四、鄱阳湖地区也是一个水稻高产地区，有“江右谷仓”之誉。江两省垣四周二百里内，是产米的一个中心。但是，由于湖堤长期失修，嘉庆以后，“皆壁立不能御涨”。从道光十年（一八三○）起，竟连续六年失收。从前是“民夺湖以为田”，现在则“湖夺民以为鱼”。致令省垣四周二百里内，流亡过半，“江右变腴为瘠”。
总起来说，清代农田水利，并不胜过前朝。而且愈往后愈趋衰败。从大量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出：清代兴修的水利设施，在数量上还不及明朝。在全国范围内，十八世纪的康熙、雍正、乾隆，反不及十六世纪的正德、嘉靖、万历。而嘉庆以降整个十九世纪的水利设施，则连十八世纪的一半也没有达到。
最后，关于耕作的集约和租放。总的情况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表现为少数的集约耕作与普遍的、广泛的粗放耕作，同时存在。
集约耕作，主要集中在经济作物的耕地上。在整个清代，一个壮年农民一年劳动所能耕种的水田，一般在十亩左右，所谓“壮夫一丁，治田十亩”。可是，经营菜圃，一人常年劳动，仅能种田两亩，还需要一个辅助劳动力。普通“治地十亩，须粪不过千钱”，而菜圃一亩，得花粪钱两千。这种情形并不限于菜圃。山东济宁的烟田，每亩所需的肥料和人工，相当一般早田的四倍。四川内江蔗田的经营，“壅资工值，十倍平农”。其他经济作物，亦多类此。
在粮食作物中，也有实行集约耕作的地方。华南一岁三熟的稻田，便是集约耕作的一个典型。这种田的耕作程序是：每年农历九月晚稻收割后，十月犁田种麦，次年三月或四月收获大麦或小麦，皆随手急治田，先期犁田、耙田各一次，必极熟，用粪一次，躐地椎平田面一次，以待插秧。四月上旬、中旬之间，插早稻秧，一丛相去七寸，中容晚稻之隙。早稻插秧十余日放田水，耘一次、粪一次，乃种晚稻。其秧插入早稻之间，过半月又耘一次。五月、六月之间，早稻收获。四、五日后，锄稻槁，推草泥以壅晚稻。立秋后，处暑前，再耘一次、粪一次。白露后，又耘一次。秋分晚稻开始扬花。又一月近霜降，于是放水干泥，以待全熟。这就是说，为了收获两稻一麦，一块土地一年之中，得耕两次，耘六次，施肥四次。
江苏的芋田，也是集约耕作的一个样板。每种芋一株，须先掘地深达三尺，壅以熟粪，每区三尺，种芋一株，而“一亩之收，五倍常田”。
可以断言，像华南稻田、江苏芋田这样的精耕细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在大范围内推广的。对于江苏的区田，当时的人就说种者不多，原因是“工力甚费”。福建的三熟田，十亩之中，只有三亩，其所以“为之者稀”，也是由于“工本稍费”。其他地区，亦莫不如此。
就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耕作的状况基本上是粗放的。中原地区的河南，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余亩，“力散工薄”。华北小麦重要产区的山东，十足年成亩产也不超过一石。在广大的西北地区，流行的是广种薄收，“人以顷计”。东北许多地方耕种无恒，岁易其地。而且待雨乃播，不雨则终不破土。播种以后，辄去不复顾，既不加粪溉，亦不加耕耨。到秋收的时候，草莠杂获。
在耕作粗放的条件下，弃耕固然表示生产力的式微，开垦也往往构成生产力的破坏。在江西武宁山区，乾隆年间，由于垦殖的粗放，沃土无存，山形骨立，大雨时行，溪流堙淤，非多年休耕不能下种。而汉水上游山区，由于玉蜀黍的粗放种植，造成严重的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曾经是十九世纪初期长江水灾频率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以至一些地方官不得不禁止玉蜀黍在山区的种植。
三、农作物
清代，农作物的种植，有不同程度的改进。有些经济作物和高产的粮食作物，得到一定的推广。其中高产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甘薯和玉蜀黍，经济作物则主要是烟草、棉花、甘蔗和蚕桑。
在三项高产粮食作物中，水稻是中国南方各省的主要粮食作物。根据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国水稻种植区域，大抵沿陕西渭水以南至河南南部、安徽、江苏北部一线。在此线以北，一般不种水稻。明清以后，水稻在北方的种植，开始有所推广。上述康、雍时期水稻在京畿地区的引进，便是一例。除此以外，水稻在山东、河南的种植，也得到试验和推广。山东有些州县，在康熙时期就曾试行开渠艺稻；河南在乾隆初期，也有将旱田改种水稻的试验。清王朝并且规定：凡愿将旱田改为水田者，不增钱粮，以示鼓励。
在推广水稻种植区域的同时，对优良品种的推广，也受到一些水稻产区的地方当局的注意。湖南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交，广西在十九世纪初期，都有不少地方官提倡早熟双季稻。十八世纪初期，改良品种的虎皮糯，在陕西、云南、福建，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十九世纪初期，江苏巡抚林则徐曾经介绍湖北的一种早熟水稻于苏北，以适应那里的气候条件。一些州县地方官也有类似的活动。如乾隆初年四川达州知州陈庆门“购早稻种，导民树艺”，以适应“境环万山，岁常苦旱”的自然环境。所有这些活动，无疑是有益于农业生产的。
至于甘薯和玉蜀黍这两项高产作物，在明朝中期，已开始由国外引进，最初试种于福建、广东，万历以后，有所扩大。而它们的普遍推广，是在清王朝统治时期。玉蜀黍在乾隆时期，由福建传至江苏、安徽，又由两江传至川、陕、云、贵等地，到了道光时期，已成为云、贵两省的主要粮食作物。甘薯也是在乾隆年间由福建传播于山东、陕西，其后又传至河南、直隶，不久即遍行各省。和玉蜀黍同样成为农民的一项主要粮食作物。
在四项主要经济作物中，烟草种植的推广，范围比较普遍。十八世纪中，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在西北的陕西、甘肃，大片的粮食作物地区，改种烟草。十八世纪后期，广西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十九世纪初期，福建某些地区的烟草种植，达到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以至百分之七十。种烟之利，倍于百蔬，而三倍于五谷。
棉花和甘蔗的种植，也有所推广。棉花的推广，主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康熙时期，华北植棉，已经相当普遍。乾隆时期，直隶宁津种棉者几半县。中期以后，直隶中部，已有十之七、八的农户兼种棉花。山东清平县，在乾隆后期，棉田所占耕地面积，超过豆田、麦田的总和。同一时期，苏北海门、南通等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种棉者则有十之七八。甘蔗的推广，以台湾为最显著。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间，有人说：这里“旧岁种蔗，已三倍于往昔；今岁种蔗，竟十倍于旧年”。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蚕桑的种植，历来是封建官府“劝农”的一项主要活动。清王朝入关以前，对蚕桑事业就开始注意。天命元年（一六一六），把养蚕缫丝和种棉织布并列为国家的两项主要措施。入关以后，蚕桑事业，有若干推广的迹象。乾隆一朝，出现了相当多的以提倡蚕桑而著称的地方官吏。他们取得的成绩，并不相同，但蚕桑事业有所推广，是可以肯定的。
有些作物，在某些地区有所推广，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往往虚盈互见。以棉花为例，闽广和关陕，是棉花传入中国后首得植棉之利的两个地区。然而在清朝，这里的棉花生产，却出现萧条的迹象。广东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所种棉花，不足以供本省之用，必须仰赖江南乃至湖北。福建则“棉花绝少出产，购自江浙，价尚加倍”。甘肃秦安，到乾隆初年才开始试种棉花，而西部的兰阜，则一直到道光年间才得到一个亲眼看到吐鲁番棉花大量入关的县官，“教民播种”。
某些作物的迅速推广，并不足以反映农业的繁荣。甘薯和玉蜀黍的推广，说明广大贫苦农民在日益加深的封建剥削下，借助这两种适于粗放耕作而又高产的作物，维持半饥饿的生活。聚集在“深山老林栽种包谷”的无地农民的大量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这一点上，玉蜀黍的推广，不但不足以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是农民贫困的一个反映。
（二）地权分配
一、地权分配的趋势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绝大部分土地始终集中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由地主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自耕农所占的土地，只是耕地的一小部分。但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可能出现一个短暂的时刻，这时的地权分配发生有利于自耕农或小土地所有者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出现在一次农民斗争的风暴之中。清王朝初期的地权分配，在某些地区中，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明朝末年爆发的农民大起义，在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以后，就转变为以抗清为主的民族斗争。这一次席卷全国的大起义，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它不仅推翻了明王朝，而且也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长期斗争中，豪绅地主阶级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之中，许多人被赶出霸占的土地。另一方面，在清军镇压抗清军民的过程中，无论城镇和乡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在战争比较剧烈和历时较久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荒亡地亩”，而在农民起义的地区，胜利的农民就成为这些荒亡地亩的新的主人。李来亨领导的农民军“分据川湖间，耕田自给”。进入安徽英山的农民军“阻险种田，为持久计”。江西瑞金的农民，提出“八乡均佃”的口号，把地主土地的三分之一，归佃农为业。山东诸城、日照一带，在明末农民起义军影响之下，出现一系列的群众夺地斗争，逃亡地主所存田产，“悉为二县小民瓜占”。至于明朝贵族的封地和庄田，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更多地为农民所占有。河南南阳一带的贵族庄田，在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俱已占完”；山西大同的贵族庄窝，在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已被农民分占。可见，农民获得土地，地主丧失土地，首先是农民斗争的结果。
清朝统治初期，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为了从农民那里攫取更多的产品，在土地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形式上有利于农民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实行招垦政策，将无主的荒地招民开垦，作为己业。其次是建立更名田，把明朝一部分藩王的土地，归原来的佃种人垦种，“与民田一体，给民为业”。这两项政策被认为是帮助农民获取土地，有利于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重要措施。
关于招垦政策，前面曾经提到。那里主要是从恢复农业生产的角度说明招垦政策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现在再来看一看它在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一方面所发生的作用。
在招垦条例中，不但规定开垦民田，“先尽业主”，有主荒地，“仍令原主开垦”，而且还规定已垦之田，“若有主，给还原主起科”。这就是说，不但在条例颁布之后，农民所开垦的土地，必须证明是无主荒地，而且在条例颁布之前，已经开垦并归农民所有的土地，也必须证明是无主荒地。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农民才在法律上获得他所开垦的土地的所有权。不然，农民即使投入再多的劳动，即使土地实际上早已归他所有，只要一旦有所谓“原主”出现，他的大地所有权，就立即化为乌有。
在这些规定约束之下，有些农民有可能保持他所开垦的一点土地。但是，就这些条例的主要方面而言，它显然是保障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有利于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和巧取豪夺。这一点，清王朝的统治阶级也并不否认。康熙帝就说过：“无人承种之荒地，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号称推行开垦最力的河南巡抚田文镜，也不得不承认“顽绅劣襟，奸徒恶棍，希图现成，霸占熟地。当报垦之时，并不声言，及至垦熟，即出而争执”。农民垦荒，地主夺熟，农民对开垦的荒地的所有权，是得不到真正的保障的。
清王朝的招垦办法，在字面上也有扶植小农的一面。如前述官借垦户牛、种，似乎是对垦荒的贫苦农民，进行帮助和鼓励。但是执行的结果，却与此背道而弛。贫苦农民不但享受不到官贷牛、种的实惠，而且还要承受官府的需索诛求。
真正从招垦中得到好处的，是那些具有工本的所谓“殷实人户”。他们左手向官府认领土地，右手便分给招来的垦户耕种，坐收地租。或“广雇贫人”，变成经营地主。（经济研究所抄档，地丁题本（9）、山东（四））他们认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