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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某些行业的产销，也有所发展。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全国销茶量，在一六八五至一七二五年中，由十五万八千引增加到四十九万六千引，四十年间，增加了两倍。全国销盐量，在一六五三至一七三三年中，山三百七十六万二千引增加到五百二十三万四千引，八十年间，增加了近百分之四十。其中四川井盐井眼数，在一六八五至一八一二年中，由一千一百八十二个增加到九千六百二十九个，一百二十七年间，增加了七倍。产量在一七三一至一八一二年中，由九二，二七八，○○○斤增加到三二三，五一○，○○○斤，八十年间，增加了两倍多。全国在采各种矿厂数，在一六七○到一八○○年中，由九个增加到二百九十五个，一百三十年间，增加了三十二倍。全国远洋帆船数，在一五九七至一八二○年中，由一百三十七只增加到二百九十五只，二百二十三年间，增加了一倍多，此外，全国产糖的一个重要地区台湾，蔗车数目，在一六八四至一七六○年中，由七十五张增加到三百八十张，七十六年间，增加了四倍。全国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在明代年产量平均为十八万担，到了清代，平均年产量为二十万担，增加了百分之十一。
再次，某些产品的出口，也有比较迅速的发展。如丝、茶出口，在一七四一至一八三一的九十年中，丝由二百六十八担上升为八千五百六十担，增加了近三十倍；茶由五七，七四五担上升到三四五，三六四担，增加了八倍。南京土布出口，开始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最初不过万匹，其后迅速增加，至十九世纪初年，一度达到三百三十六万匹的高峰。
以上都是生产有所发展的一些部门，并不是所有的生产都有发展。就是在有所发展的部门中，发展的迅速也并不一致，有的比较迅速，有的比较缓慢。即使发展比较迅速，也往往不能持久，有所发展，又出现停滞和衰落。
以矿业中的铜矿为例，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云南就成为清代铜斤的重要产区。在滇铜开采的初期，曾经有一个繁荣的局面。在最初的二十年中，产量增加了二十倍以上。但是，繁荣转瞬即逝，进入十八世纪，在清王朝残酷压榨之下，滇铜生产即不断遭受到严重的打击。一七○五年，云南全省共有十七处矿厂，其后十八年内，报开的新厂，只有一处，而在采各厂，不少是“荆棘丛生，然不见一人的”。一七四○年，全省产量达到一千○二十八万六千斤，到了一八一○年，却仍然停留在一千○五十六万五千斤的水平上。这七十年中，虽然有个别年分产量达到过一千四百万斤，但基本上是一个停滞的局面。
在纺织业中，有些地方也出现类似的情况。传统的丝织业中心——苏州，在明代未年，从事丝织的手工业者，大约有数千人。清初“机工星散，机户凋零”。但是，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一七四○年间，这里已经是“比户习积，不啻万家”。但是好景不长，在官府的控制和榨取之下，那些“向时颇乐业”的机户，往往陷入“补苴无木”的失业状态。一八○四年，失业的织工中，甚至发生投水自戕的惨剧。一八三九年，停工待济的机匠，一时竟达三千六百余口。出于同样的原因，苏州的棉织业，在同一时期，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和手织业者有密切联系的苏州布商，由二百多家下降到仅存八户。
在其他一些丝业城镇中，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南京丝织业，在其繁荣时期，“业此者不下千数百家”。后来“屡经荒歉，贸易日就消灭”。到了十九世纪初年，“机房大坏，失业尤多”。三十年代以后，连年大水成灾，绸缎铺户，“十闭其七”。浙江的传统丝业市镇濮院，十八世纪时，烟火万家，织作绸绢者，“十室而九”。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绸布渐移于江苏之盛泽镇，这里便衰息下去，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
这种一起一落的情况，不仅出现之于手工业城镇，同时也出现于一般商业城镇中。常常一方面有新兴商业城镇的繁荣，另一方面是传统商业城镇的衰落。
江南游墅在运河为南北交通要道时，地当南北通衢，为“十四省货物辐辏之所”。可是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商业一落千丈，以至历年关税短绌，“竟有积重难返之势”。其所以如此，乃因十九世纪初期南北货物交流，海运逐渐代替了河运。一八二四年管理关务的延隆说：“内河纤远，经历重关”，而海运“止纳一关之税，可以扬帆直达”，不但“省费数倍”，亦且“劳逸悬殊”。延隆所说的“止纳一关之税”，指的是上海，也就是说，上海商业的繁荣，至少有一部分是以浒墅的衰落为代价的。事实上，像这样的情况，不仅可以出现于上海与浒墅之间，而且也出现于上海与运河线上一系列传统商业城市之间。
清代工商业有发展的一面，也有哀落停滞的一面。在发展之中，有的十分缓慢；有的虽然比较迅速，又往往不能持久。这是因为在发展的道路上，出现了种种的障碍。主要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对工商业的限制和掠夺，以及封建行会对工商业的束缚和控制。
（二）清王朝与工商业
清初至嘉庆时期，清王朝对于工商业，基本上采取“重农抑商”，即所谓“崇本抑末”的态度。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工商业的限制，不能不发生一些变化。
一、清王朝的工商业政策
清王朝制订的工商业政策，是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为出发点的。发展工商业，如果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则往往被认为“好货”，“贪利”而加以摒弃。因此，清工朝的许多工商业政策如果单从经济上观察，往往不可理解，但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上来考察，又自有其政治需要。内地铜矿，本州本县的人可以自由开采，外州外县的人就不准越境开采。同是开采浙江铁矿，温、处两属就可以开采，宁、台两属就不许开采。同是茶叶运销，由上海北运天津就可以经由海运，由上海南运广州则不许经由海运。下海船只，单桅的就准许出海，双桅以上的就不许出海，等等。单纯从经济上考察，是讲不通的。因为开采铜矿也好，铁矿也好，都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都需要外来的支援。经济需要的是越境开采，而不是禁止越境开采；是四处开采，而不是一两处开采。茶叶从上海经由海运到广州，比由内陆翻山越岭到广州，时间和运费都有很大的节省，要扩大茶叶销路，需要的是鼓励海运而不是限制海运。至于双桅以上的大船，载重量大，航行迅速，要发展海运，需要的是鼓励而不是限制。所有这些，清王朝统治阶级不是不知道。但它却有更重要的考虑。在清王朝统治者看来，矿场是“聚众藏好”的危险地区，上海以南的海面是外夷和好商相互串通的危险水域，双桅以上的大船，是“桅高篷大，利于走风”，最易愉漏的危险船只。所以，这些都需要加以禁止或者限制，叫做“防患于未然”。
在清王朝的工商业政策中，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是大量的、系统的和周密的。
清王朝对所有矿场，不但在未开之先立下许多限制，而且对已开之矿，还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首先，矿工在进厂之前，必须取具地邻的保结。乾隆五年（一七四○）规定，矿商“雇佣人夫，必须用本籍之人，取具地邻等各结，无许外方人等充冒，致主事端”。
其次，他们进厂之时，还要彼此向厂官连环互保，保证不“滋生事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规定：“凡各商名下伙计、伙房、碉头、矿夫人等，俱令本商取具连环互保，造报厂官”。
第三，进厂以后，还要把他们的姓名、籍贯、年龄、相貌等等，统统造册，以备查考。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规定：矿商应将“经管各丁匠姓名、年貌、籍贯……，造册通报查考”。
矿工每人发给腰牌一个，凭牌进厂。乾隆十九年和五十三年都规定：矿工俱“各给腰牌为验”，“腰牌上印烙丁匠字样”，以便随时稽查。
在根据腰牌稽查之外，还要在每十名丁匠中立一头目，统率管理。乾隆十九年和五十五年都规定：“丁匠十人应选择匠头一人管理，庶不致混杂生事”。
这样严密的防范，并不限于矿场。盐场、渔场和其他出海船只，也不例外。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规定：“盐场井灶，另编牌甲，所雇工人，随灶户填注，即令约束，责成场员督查”。而在此以前三十年，就规定“商渔船只，造船时呈报州县官，查取澳甲、户族、里长、邻佑保结，方准成造。完日报官，亲验给照，开明在船人年貌、籍贯”，“舵工、水手人等，俱各给予腰牌，开明姓名、年貌、籍贯。”“船只出洋，十船编为一甲，取具连环保结，一船为非，余船并坐”。
即使是手工作坊，只要聚众较多，也莫不严加控制。苏州的踹坊，原来就有坊总的设置。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又在坊总之外，另设甲长，互相稽查。
凡是劳动者聚集的地方，官府都本能地视之为“藏奸”渊薮，防范、约束和压制的措施，都随之而至。
但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堵塞经济发展的道路。尽管清王朝对工商业的发展，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这些限制，却不能不呈现逐步松弛的趋势。
在城市手工业中，南京丝织业的机户，在十八世纪以前，每户控制的机张数目，还受到清王朝的严格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在十八世纪初年，终于取消。从此以后，“有力者畅所欲为”。到了十八世纪中期以后，民间丝织业拥有的机张，达三万以上，成为“秣陵巨业”。可见，限制一经突破，随之而来的，便是比较迅速的发展。
城市以外的手工业，也是这样。陕西终南山区，在十八世纪末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木厂、纸工和铁厂。这个封山达五百年的深山老林，一朝开禁，便吸引了来自四川、湖北等省商人的投资。尽管嘉庆帝开放山禁的本意，只是在“绥辑流民”，但对这些木厂、纸厂、铁厂乃至一丈七、八尺的高炉的出现，事实上并未禁止，而且也无法禁止。因为不准开厂，就要添数十万无业游民，而这是当时实力受到削弱的封建政府所畏惧的。不仅终南山一地如此，各省采木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突破清王朝限制的结果。例如山西穆纳山产木山场，本来久经封闭，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就改为“招商开采，设口稽查”。原因是，这里已经有人违禁开采，如果不弛禁，他们就会“滋扰”地方。
对矿业投资的限制，也在发生变化。
清朝统治者对矿业的限制，初看起来，时松时紧，若无轨迹可寻。康熙帝在四十三年（一七○四）时说：“开采之事，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悉不准行。”五十二年（一七一三），换了口气说：“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官处理得宜，不致生事耳。”看来限制已有所放宽。雍正元年（一七二七），又停止贵州所有铜矿的开采。第二年，又严禁广东开矿，特别是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第三年，对江西开矿，又模棱两可，说什么“当开则不得因循，当禁则不宜依违”。过了两年，湖南开矿，又严加禁止。乾隆、嘉庆时，或先开后禁，或此禁彼开，反反复复，似乎并无定策。
事实上，清王朝对一地一矿的开采或封禁，都有其具体的条件和原因。前述同一浙江铁矿，温、处之所以可开，宁、台之所以必禁，就是由于一在内地，一在滨海。前者易于驾驭，后者难于控制。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王朝对采矿的限制，是在逐渐松弛的。这从开采矿场本身的变动，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从在采矿场的数目看，在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以前，全国每年在采各种矿，没有超过十个。过了二十年以后，每年在采矿场，就超过了三十个。再过二十年，达到七十个。雍正六年（一七二八），首次超过一百个。乾隆八年（一七四三），进而超过二百。至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突破三百之数。以后即经常在三百左右变动。这二百多年中，清王朝也曾停闭了将近八百三十个矿场，但其中有的固然是出自清廷的禁令，有的则是出自矿商的请求。那些以“铜老山荒”为名而停止开采的矿场，与其说是由于清廷的封禁，毋宁说是在开采的过程中，厂商不胜官府的勒索诛求。而这种情形，是越到后期越趋显著。
可见，在清王朝的工商业政策中，既反映了封建政权对工商业的限制，也反映了工商业的发展对这些限制的突破的要求。这种限制和反限制，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性质的阶级斗争。
二、工商业中的官商关系
工商业中的官商关系，在清玉朝工商业政策的支配下，表现得相当复杂。概括他说，官之于商，是在限制的前提下，进行大量的榨取。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工商业中，有许多是以官办的形式出现的。江南的江宁、苏州和杭州三织造局，景德镇的御窑厂和京师以及各省的铸钱局，就是这样一些企业。官办工商业本身的经营，就是对民间工商业和小生产者的一种榨取。最明显的是钱币的铸造。
钱币铸造是货币发行而不是商品生产，原不存在利润的问题。但是，恰恰是在货币的铸造中，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以“铸息”的形式，攫取了大量的利润。铸钱局的铸息，在当时被称之为“生财之大道”。铸造钱币的机构，有属于户部的宝泉局和属于工部的宝源局，各省也有地方的铸钱局。清初，清廷两铸钱局共有炉九十一座。各省、镇设局开铸者，有十四处，铸钱炉多至千座。据《请实录》的记载，这些大小铸钱局，每年所铸铜钱，多的达到二十多亿文。无论是朝廷或地方的铸钱局，都获得大量的铸息。以铸息和铸钱工本相比较，京局铸息约当铸本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九到二十八，各省铸局有的高达百分之三十一点二。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在京局铸息下降到几乎无利可得之时，铜矿产地的云南各铸钱局，铸息却一再提高。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至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的半个多世纪中，云南铸钱局的铸息，最低也能维持百分之二十六点八的水平，最高可以达到铸本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三。这样的铸息，比高利贷的利息还要高。
云南铸钱局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优厚的铸息，是清王朝榨取云南民办铜矿的直接结果。从十八世纪初年开始，云南所有民营铜矿生产的铜斤，除了纳税百分之二十以外，下余的百分之八十，全部归官厅收买，谓之官铜。官铜的价格，大大低于市价，也就是说，铸钱局所用的原料——铜斤——的成本，按银价计算，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而所生产的产品——铜钱，却按银铜的市场比价计值。高昂铸息的产生，秘奥就在这里。
这种压价采买原料的做法，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官营企业中。在专门供给宫廷缎匹的江南三织造局中，所用丝斤，名义上是按照市场价格向丝商采购，而且还规定了一个增加价格的幅度，以适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如果市场价格超过了这幅度，还有所谓由“织造官赔补”的办法。似乎要彻底杜绝压价收购的现象。实际上，这些规定并不起任何作用。在有价格记载的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上用”经丝的最高收购价格，每两合白银九分八厘；官用经丝的最高收购价格，每两合白银八分七厘；而市场价格则分别为一钱三分五和一钱二。“计比销价，每两贵至三分六、七厘”。至于织造官赔补之说，纯粹是欺骗。实际是织造官用种种盘剥方法取偿于民，最后完全落在蚕丝直接生产者的身上。
第二，在官营手工业中，还有一种委托经营的制度。这也是官府对民间手工业的一种榨取方式。在景德镇的官窑和民窑之间，流行一种承袭明制的“官搭民烧”法。官办的御窖厂只做瓷坯，然后搭烧于民窑，付给烧费。这种办法，看起来是“照数给值，无役派赔累”，实际上民窑的负担，并不减于役派。因为“凡搭坯入其窑，必陶成皆青品，有苦窳不青器，则另偿包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