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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无动于衷，似乎并不很在意能活多久。他已经习惯于精神的痛苦了，与之相比，肉体的痛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卡夫卡的肺，出了问题。卡夫卡的身体，出了问题。而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为后人所目睹的，则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卡夫卡时代的文学或作家，都无法剔除病的影子。譬如薄伽丘的《十日谈》，描写了中世纪的大瘟疫，而书中讲故事的三男七女，刚刚逃离佛罗伦萨——那可怕的被死神掌握的城市……折磨着卡夫卡的则是肺结核。在卡夫卡的时代，肺结核尚是不治之症，患者等于被判了死刑，只不过缓期执行。卡夫卡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并没有多少畏惧，仿佛发现了一条通向死神的捷径：“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除了死以外，没有什么我可完全信赖的东西。”他甚至认为这是一场胜利，“一场差不多可以忍受的流血的胜利，在我个人的世界史上留下了一点拿破仑式的东西。”但后来又不得不承认，“用这种方式我会失败。事实上，好像泄了气的皮球。”肺病快成了作家的“职业病”。与卡夫卡生卒时间较接近的，肺部有毛病的还有契诃夫、鲁迅等人。难怪有个叫庞培的中国人要说：“我只知道诗人更多地死于肺——他一定也是从肺开始的……他们的呼吸都不好，都不畅顺。这广大的世界对于他们只有郁闷的人群和一点点近乎窒息的生的乐趣。可见诗歌对于肺部的要求分外严厉，或者说诗人的命运里面有那么一点冷酷的肺的成分。”
在卡夫卡之后，还有一些作家描写过各种各样的疾病，譬如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霍乱时代的爱情》，可见作家对人类的疾病格外的敏感。
和那些具有医生眼光的作家不同，卡夫卡自己就是个病人。这给了我如下的印象：最好的文学作品，要么是医生写的，譬如契诃夫、鲁迅等都曾学医，要么是病人写的。只有神才不生病，而不生病的神是不会写诗的。对痛苦的理解与感受，一定程度上构成文学的命脉。
卡夫卡假如有一个健康饱满的肺，像顺风的船帆那样，恐十白就写不出那一系列阴郁得简直令人窒息的小说了。那将是另一种损失。残缺的肺叶，是卡夫卡创作的根。它甚至还左右着他的呼吸。
即使卡夫卡真的有一健康的饱满的肺，他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会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他仍然会为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所折磨。否则，他就不是卡夫卡了。我实在想像不出，一个茁壮成长的卡夫卡，会是什么模样。
卡夫卡的魅力，正在于他的病态，男人中也会有林黛玉一类的人物。只不过卡夫卡不是把血咳在喷香水的手绢上，而是咳在苍白的稿纸上。卡夫卡小说的魅力，正在于他小说中的病态。那是伤口——他曾说伤口是小说中孩子的全部家当——是疼痛，是呻吟，是命中注定的罪与罚。现实在他眼中，是血淋淋的。
卡夫卡的小说刚出现的时候，是不被人理解的，也不被这个世界所接纳。如同一个无法被认可的病句。卡夫卡本身，就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病句，一个闪现在文学史里的病句。读多了平庸的作品之后，病句反而让你看见了另一种美：反常规的美，反传统的美。必须承认，某种情况下，无意识的病句反而比刻意营造的华丽词藻更健康，更富有生机。
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磨难，使卡夫卡消极。可转化在作品中，消极却是一种力量。“私下里我根本没有把这种病看作肺结核，而是把它看作是全面崩溃。我相信，战斗还在继续进行，现在停了——血不是从肺里流出来的，而是从一位战士捅的关键一刀的伤口里流出来的。”他把疾病视作对手了。哦，那身体里的刺客！
如果要以一种色彩来比拟卡夫卡，我只能选择灰色。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城市，灰色的卡夫卡。实在想不到呀，在卡夫卡身上，灰色反而比其他色彩更为灿烂、更为耀眼。灰色的面孔，灰色的肺叶，灰色的人生观。卡夫卡做的所有梦，都是在徒劳地填补内心的一块空白。这只能增强它的饥饿与贪婪。这块空白，是卡夫卡身体里的死角——怎么够，也够不着，或者说缺口。
花瓶自诞生之日起就梦见了最后的破碎，那仿佛是更具真实感的情景。所以，它下意识地保持着等待的姿势，即使在拥抱鲜花的时候也心事重重……卡夫卡不也正是如此吗？一只悲观主义的花瓶。并非瓶中的鲜花生病了，而是花瓶本身生病了。卡大卡的心灵比他的肺叶，更早地布满许多看不见的裂痕。卡夫卡的每一天，都生活在末日之中。
卡夹卡不是用灵巧的手写作，也不是用狂跳的心写作，而是用哮喘的肺写作。那是像纸张一样单薄的肺。那是致命的咳嗽。稍一使劲，简直就会把游离的灵魂给咳出来：“在一个早上的睡眠中我整小时地咳嗽，最好是从生活中游出来，由于距离似乎很短，所以好像对我来说很容易。”他赤裸裸的灵魂是不长鳞片的鱼，凭空从水族馆的玻璃橱窗里游山来，从我们眼前掠过，想捉也捉不住……
这么看来，卡夫卡病得很重了，可他的情人米伦娜说得好：“人们归咎于弗朗茨不正常的，恰好是他的优点。和他来往的—些女人都是平常的女子，只知道要像女人那样生活。我倒以为，我们大家，全世界所有人都有病，而惟独他是健康的，他的理解正确，感觉是对的和惟一完美无缺的人……他对世界的了解要超过世界上所有人一万倍……在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人具有他那样惊人的力量。这是要达到完美、纯洁、真实所不可辩驳的绝对必要的力量。”—卡夫卡的病情，并不影响他成为——个完美的人。相反，却有助：厂他在大段大段的空闲时光中展开对痛苦与宿命的思考。或者说，使卡夫比其他庸常的小说家更为“形而上”了。
卡夫卡的心病，比他的肺病史严重，也更隐蔽。卡夫卡的心病，足山怕与爱所引起。他创作的意义，在于把一个人的怕与爱上升到整个人类的怕与爱。或者说，整个人类通过卡夫卡的怕与爱，而意识到自己的敏感与脆弱。
“几乎像一个动物在表演……昨天晚上才开始对办公室感到害怕，竟然害怕得我想躲到桌子底下去。”这是卡夫卡致友人书信中的只言片语。他还经常在日记或小说中倾诉类似的恐惧。卡夫卡究竟怕什么呢？他怕的东西太多了。他从小就像怕上帝一样怕自己威严的父亲，这是出了名的。他怕婚姻，也是出了名的——多次解除婚约，并且终身未娶。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恐惧，如同一只自卑的小动物随时提防着其实并不存在的天敌。卡夫卡的一生，都在自己所营造的；恐怖气氛中苟延残喘，疲于奔命。这在小说《地洞》里表现得尤其形象化：“我”是因为先天性的怕，才殚精竭虑地挖掘小复杂的洞穴，并依靠这几乎无限的劳动获取几分安全感……卡夫卡甚至还害怕写作：“我实在太累了，我没有精力去实行那些计划。也许，我会伸出手指，渐渐向上攀登，最后爬到树干的顶端……这不仅是偷懒，这也是我的恐惧，我害怕写作，写作是一项可怕的劳动，但不进行这项劳动又将是我的最大不幸。”
凡此种种，我并不认为卡夫卡本人真是个胆小鬼。他的生命是与怕相伴随的，而这种怕，其实又是与爱相伴随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怕就是他的爱，抑或他的爱就是他的怕。他在矛盾中统一，又在统一中分裂：“如果我过一段时间死了，或者丧失了生活能力……那我会说，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这个世界——费丽丝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躯。”他日记中提及的费丽丝，曾与他几次正式订婚，可两人最终还是因争吵而分手了。卡夫卡一生中曾爱过数位女性，可结局大抵都是相同的。这似乎在证明，他虽然热爱这个世界，但他与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因而他的爱永远是一种徒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怕，使之最终演变为心灵的一种不治之症。
卡夫卡生病了，可谁能治好他呢？
这个世界生病了，可谁能治好这个世界？
卡夫卡的时代，其实也是有畅销书作家的。
可卡夫卡偏偏选择了寂寞。他所描绘的饥饿的艺术家，多多少少有几分自画像的色彩。当人们对饥饿的艺术不再感兴趣，饥饿艺术家仍要把这种自虐的表演继续下去，哪怕自己是惟一的观众，惟一的证人。是的，他不是在挨饿，他是在劳动。他的挨饿就是他的劳动，这绝对是一种纯粹的劳动：连食物都不需要，还在乎其他回报吗？
无法想象卡夫卡会跟出版商签订合同，讨价还价。他活着时，所有的版权，都由一只上锁的抽屉代理了。他写作的动力绝不是名或者利。那么是什么呢？是什么驱使他不懈地把内心的感受表达在纸上，而又拒绝向世人公开？
我只能这样解释：是疼痛，是忧郁，是自闭，使卡夫卡远离世俗，而又无限地接近文学的本质；写作是他的镇痛剂，是他自我治疗的药方，也是他最后的宣泄渠道。他在想象中选择了饥饿的艺术，等于以毒攻毒。我一直认为，越是发挥到极致的艺术，越是有毒的——正如越漂亮的花，也如此，譬如罂粟。好在艺术施加给灵魂的折磨，恰恰可以抵消或麻醉肉体正在承受的病痛。相反，那些所谓的畅销书作家，却只能写些无关痛痒的文字。他们跟卡夫卡绝不是同一类人。他们所表演的，并非自我牺牲的饥饿艺术，而是另一种艺术——吃饱了撑的艺术—√殴如吃饱了撑的也能算艺术的话。
有些艺术家肥得流油，譬如大仲马，甚至还包括巴尔扎克。他们简直有自己的生活流水线，可他们说到底不过是艺术的加工厂而已。卡夫卡属于另类：他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离群索居，整天把自己埋没于边缘化的手工作坊。正是这暗无天日的“地洞”里，他搭起了解剖人类灵魂的手术台。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比卡夫卡的笔锋更为犀利了。当然，卡夫卡所走的，也是一条“最难走的路”。
广场上的普希金
另一个人已经变成青铜雕像，
站在雪花飞舞的广场中间。
——阿赫玛托娃
冷啊冷，我感到血液的温度在逐渐降低，血管在结冰。冷啊冷，我感到自己的肌肉，获得金属的质地，敲上去，硬邦邦的。冷啊冷，我的视野变得模糊，竭尽全力，也辨不清面前的事物。冷啊冷，雪花飘舞，落在我的肩头，不至于融化。冷啊冷，看不见的镣铐，封锁住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心……我只能在原地挣扎，在原地呼救。
可你们是听不见的，你们在我沉重的影子下，继续生活，拥有热气腾腾的茶炊，和堆满劈柴的壁炉。简直难以想象：一座雕塑也会怕冷，一具光荣的尸体，照样会有思想。
其实，你们的需要同样是我的需要。我并不比你们更早死去，可我总能在世人人睡的时候，提前醒来。
冷啊冷，我在人群里依然感到冷，在人群里，仍然孤独——我是这座城市里多余的人。冷啊冷，因为我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冷啊冷，我的羽毛笔，冻结在墨水瓶里，如同一只鸟躺在池塘的冰面，就摆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可我够不着它——我有再多的灵感，却失去了表达的权利。冷啊冷，我的妻子躺在别人的怀抱里，躺在死神的怀抱里，而我无法从大理石的基座上走下来．也无法再一次死。冷啊冷啊冷，我想换一种姿势，都不可能。
是的，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在1837年的俄罗斯原野，伴随着刺耳的枪声，我倒下了。并且意识到：这个冷酷的世界是我的情敌。我所能做到的，只是用满腔的热血，改变一小块雪地的颜色。
我又重新站了起来，带着流血的伤口，一步一挪地，回到熟悉的城市。在带花园的广场上，我发现了人们为我保留的位置。其实，我仅仅迎着死神迈了一步呀，就由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变成一尊冻僵的雕像。而这一步恰恰是大多数人无力跨过去的。
请不要把它当作我的替身。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尸体之外的尸体。它的诞生，意味着我永远的缺席——而我，又在缺席中存在。我并没有真正地远离你们。
从中弹的那一瞬间起，寒冷就开始折磨我。我陷入一场更为漫长的决斗，与寒冷的决斗。我想对自己呵一口热气，都不可能。我想搓搓双手，都不可能。我想跺跺脚，都不可能。
看来我必须忍受比活着时更多的耻辱与拷问。一个死者，陪伴着他的祖国，继续受难。我把自己捆绑在自己的十字架上。我把血肉之躯作为牺牲品，奉献给石头、青铜、泥泞的街道乃至天空。
在这座城市里我是最后的迷路者，找不到回家的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又比任何人，包括附近正在值勤的交警，都要清醒。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迟迟不愿离去。
冷啊冷，当你们朗诵我的诗篇，呼唤我的名字，我却不能答应。冷啊冷，当鲜花在我膝前凋谢，儿童在我脚下长大，我却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我的衣摆保持着被风撩起的形状。
“我为自己建立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不，我不会完全死亡……”这是我说过的话吗？是的，是我说的。
冷啊冷，脑海里的岩浆，早已冷却了——我说过的话，连自己都快记不住了。幸好，它并未被别人遗；忘。死亡对于我来说，不过是另一种生活（或生活的另一种方式）：在露天的广场上，我像白痴一样活着，并且尽可能地保持沉默。因此，我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不死的人。就某种意义而言，我绝对比沙皇更接近永恒。比我所有的敌人，更接近永恒。从此不再羡慕神的境界。
只是，神会像我一样怕冷吗？神为什么要躲藏在棉絮般的云层里？与我相比，神似乎更缺乏显形的勇气。在神空缺的地方，我出现了。我接替退役的神站完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可惜没有谁把我当作清醒的”肖兵来看待。他们以为，我真的死了。他们几乎不曾尝试：设法打破笼罩在我身上的光环与梦境。
一个死人的愿望是很简单的。
即使无法再活一次，那么宁愿再死一次。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去死：一次又一次地迎向枪口，迎向铁锤与火焰、诅咒与赞美……到了最后，死亡对于我仅仅是一种彩排、游戏抑或仪式。
当然，这一切都是虚拟的，发牛在死者的回忆之中—叫殴如死者也有回忆的话。
我已经死了。但又想起什么，于是翻身坐起，沿着旧路走回去。是的，我忘厂跟我爱的城市告别。我的重新出现，仅仪是为了弥补这一小小的遗憾。
可惜喜笑颜开的行人不了解这些。不了解我站立的姿态，是温长的告别。他们只注意到我对风景的装饰意义。
我的尸体覆盖着青苔。不，不是青苔，是绿锈。锈迹竟跟苔痕如此的相似，使我充满触摸的愿望。
不，不是绿锈，是我的皮肤。我的皮肤是绿色的，我的血，我的指甲，也是绿色的。
走近一些。你就能听见一个时代生锈的声音。只有划破云层的流星，才能产生如此纯粹的碎屑。
我已经死了。司‘我身上的锈，仍然活着，依然在缓慢地生长……
疯狂的荷尔德林
茨维塔耶娃1927年10月8日给高尔基写信，几乎通篇淡论的都是另一个人——一个早巳死去的诗人。他似乎对活人的存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却仍然使另—个世纪的女诗人情不自禁地回忆着他——在偶然的一封书信中，喃喃自语，几乎；忘掉了听众是谁。她声情并茂的介绍与其说是给高尔基听的，莫如说是在提醒着整个健忘的世界：曾经有一个孤独的天才，来过这擘………您要我淡谈荷尔德林？他是一位天才，然而这位天才不仅为时代所忽略，而且为歌德所忽略。双重的天才——就我们的意义和古代的意义来讲，即：这些人较之自己写作，往往更关注诗人们。他是德国最伟大的抒情涛人，较之诺瓦利斯更伟大。他生于 1770年。据我记忆，开始他想当祭司，没成；经过各种波折以后，到银行家贡塔尔德家任家庭教师，爱上了学生们的母亲（狄奥蒂玛，他的诗歌的永恒的形象）——没有实现，而且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里不能自拔，便离开了，从事写作，漫游。后来，得了神经病，开始是躁狂性的，后来是忧郁性的，一直持续到184．3年他逝世。在一个守林人的小房子里，在他的照料下，一个人度过了他的最后的丧失理智的四十年。整天演奏无声的拨弦古钢琴。写作。很多都遗失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