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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其嗣女复结一金兰契，若媳妇然，与血统之关系无以异也。”
②衣食住行 满族入关以前，服饰以“（红）缨帽箭衣”为特点，
故有红缨满洲之称，与明朝之“方巾大袖”（士人）、“纱帽圆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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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有显著区别。入关之初，曾一度允许汉人仍着明装，在服饰方面保
持着两民族间的暂时妥协。“我朝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承汉制，凡中
朝之臣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二班。”②顺治二年（1645
年），满清王朝的统治已初步巩固，于是对服饰进行大变革，严令汉族
臣民剃发留辫，“俱依满洲服饰，不许用汉制衣冠”。顺治三年12月定
官民服饰之制，完全废止汉装，改用满式衣冠，从而形成了中国服饰史
上的第三次大变革。
清代的服饰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衣有衮服、朝
服、补服、公服、龙袍、蟒袍、常服袍、行袍行裳、端罩、行褂、马褂、
常服褂、雨衣雨裳；学生有操衣、操帽以及平时的便服、便帽等。
由于清代官服无品色之制，均着石青袍褂，所以官员品级用补子和
帽顶来区分。文官一品补子为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
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鸶，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官一品麒麟，
二品狮子，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犀牛，八品也是犀
牛，九品海马。
文、武官员顶戴相同，一品红宝石顶，二品珊瑚顶，三品兰宝石顶，
四品青金石顶，五品水晶顶，六品砗磲顶，七品素金顶，八品花金顶，
九品也是花金顶。武官中之亲贵及有军功者，还赏戴花翎，即冠上向后
下垂拖着的一根孔雀尾的翎羽，尾端有灿烂鲜明的一圈，叫做眼，有单
眼、双眼、三眼花翎之分。因此清代的“顶戴花翎”和明代的“蟒袍玉
带”一样为官僚所重视。
清代官绅富商的便服为长衣袍衫，上身加穿一件马褂，马褂较外褂
为短，长仅及于脐，有长袖、短袖、宽袖、窄袖、对襟、大襟、琵琶襟
诸式。有时也在衫袍外面罩以紧身较短的马夹。头戴“西瓜皮帽”。裤
有单、夹、棉、皮等，腰间束以湖色或白色或浅色的束带。
因为清初服饰改革未涉及汉族女装，所以清代女装分为满汉两式。
满族妇女着不分衣裳的长袍，汉族妇女则仍以上衣下裙为主，服饰互为
影响。嘉庆22年上谕云：“至大臣官员之女则衣袖宽广踰度，竟与汉人
妇女衣袖相似，此风渐不可长。”但满族妇女无视禁令，仍我行我素，
以致出现“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现象。汉族妇女中亦
有效满装者。
满族妇女的长袍，袖口平而大，长可掩足，袖端及衣襟、衣裾镶饰
各色边缘。起初，长袍极为宽大，以后渐变为小腰身，领头也加高了。
在长袍上可加罩一件短小而又绣花的坎肩。这种长袍能较好地体现妇女
长身玉立的优美体型，逐渐受到汉族妇女的喜爱，被称为旗袍。
满族妇女的发式和鞋子也不同于汉族妇女。清初，“满装妇女辫发
于额前，中分向后，缠头如汉装包头之制，而加饰其上”。以后演变为
在头顶后左右横梳二平髻，因形似如意，故名曰如意头。一般左右横出
的髻的长度约有一尺。满族妇女所着的鞋子，形似花盆，俗称“花盆底”。
底以木为之，上宽下圆，高度多半为一寸至二寸间，亦有四五寸者。
汉族妇女仍着明装，以上身着袄、衫，下身束裙为主，以后则易裙
为裤。起初仅在上衣衣襟及袖端饰以镶绣，后来衣饰镶滚渐渐增多，甚
至有“衣身居十之六，镶条居十之四”者。裙子系在上衣之内。不过裙
子颜色颇有讲究，只有正室嫡妻才能着红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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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汉女发式仍沿袭明代。当时的发髻式样大多以苏州地区为尚，
如流行牡丹头、荷花头、钵孟头等式样。牡丹头是一种高髻，高度约在7
寸左右，鬓篷松而髻则光润，此种髻当系用假发衬垫，加以黏计光滑之。
荷花头与此式相似。钵孟头谓形如覆孟。此外还有一种堕马髻，发式呈
倒垂之状。以后又时兴元宝头。鬓发如翼两张而髻则叠发高盘，翘起前
后两股，中间插簪①。因为苏州地区的商品经济较其他地区发达，所以
该地区的服饰、发型左右着当时的风尚，各地翘首以望，积极模仿。
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在服饰方面制定了许多清规戒
律。例如规定庶民不得使用蟒缎、粧缎、金花缎、片金倭缎等上等衣料，
只许用花素、兰素缎、纱、棉布、夏布等；至于奴仆、戏子、皂隶连花
素各色缎绫都不许用，而只能用茧绸、毛褐、葛布、梭布等为衣。但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服饰上的禁规日渐废弛。清代中期江南市民在服
饰方面的越礼逾制已成普遍现象。华美的丝绸服装由官僚士绅的专用品
变为平民百姓的一般服饰，由只供少数人占有的奢侈品成为多数人都能
享用的普通消费品。乾隆年间的昆山才子龚炜在所著的《巢林笔谈》中
说：“吴俗奢靡为天下最，日甚一日而不知返，……予少时，见士人仅
仅穿裘，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大红线顶十得一二、今则十八九矣；家
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矣；团龙立龙之饰，泥金剪金之衣，编户僭之矣。
物愈贵，力愈艰，增华者愈无灰心。”不仅男子多服锦绮，连素来循规
蹈矩的妇女也一变古风，多用命服，“以贵为美，以多为胜”，“非绣
衣，大红不服”，至有冶容艳装，“一衣之值二三十金者”。历来被视
为最低贱的下层市民，如胥隶、屠沽、倡优之类，也敢突破服饰禁例，”
无不戴貂衣绣，炫丽矜奇”。服饰上的奢华之风，刺激了人们的虚荣心
理，以至于有人“卒岁之资，制一裳而无余”。
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将满族食俗传入中原，丰富了传统饮食文化。
清代上层社会酹酢，讲究“满汉全席”。所谓“满汉全席”，就是除去
汉族酒席上国有的山珍海味以外，加上烧烤，即烤猪、烤羊。“满汉全
席”以豪华、丰盛而著称。满族还时兴用水煮白肉招待客人。吃这种白
肉颇有讲究，须用解手刀片成一块一块的薄片，然后放在酱油汤中蘸着
吃，没有其它佐料。酱油汤系用开水冲泡酱油纸而成。汤的浓度视客人
口味而定。如果客人口味重，可在汤中多放几张酱油纸，反之则少放几
张。白肉吃得越多，主人就越高兴。吃完以后，抬腿就走，无须向客人
告辞，更不能擦嘴。满族糕点很有特色，如萨其玛、饽饽等。饽饽是满
族祭祀的必备品，因其耐饿，过去八旗兵打仗，常用作军粮，后来成为
满族人民最喜爱的食品之一。
中国的饮食文化在清代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食品之丰富、烹饪之
精细都大大越过前代。清人袁枚写的《随园食单》，仅记载流行的食品
就达326种，有些制作方法现已失传。
专供达官贵人和富裕市民吃喝玩乐的商业服务业急剧发展起来。在
富庶的江南地区，酒楼饭馆鳞次栉比。康熙以前，常熟县仅几家饭馆。
雍正年间，酒楼猛增，生意兴隆。县西的何家桥，城东的新庵、慧日寺
附近，“茶坊酒肆，接栋开张”。酒楼不仅出卖菜肴，还包办酒席。经
常光顾酒楼者以商人为多，“一切酒楼饭馆与夫轻舟荡漾、游观宴饮之
乐，皆行户商旅迭为宾主，而本地士民罕与也”。商人洽谈贸易，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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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酒楼饭馆成为他们最好的业务场所，在酒酣耳热之际，成交了一
笔笔生意。太仓璜泾镇，是个棉花交易之所，来往客商甚多，酒肆就有
四、五十家。平民百姓则去茶馆闲谈娱乐、饮茶品茗，兼用小吃。乾隆
年间，苏州城内大街小巷遍设茶馆。无锡不仅县城街巷遍设茶馆，连村
镇也都有了，人称“遍地清茶室”。据说璜泾镇有茶馆近百家，农民到
镇上都要去喝茶①。
官绅富商除上酒楼饭馆以外，还喜欢在家宴客。他们刻意求精，互
相攀比，赛食品之丰盛，比器皿之精美，于山珍海味之中极为讲究烹调
之法，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
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
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然识者尚
不无太侈之忧。及顺治季年，疏用宋式高大酱口素白碗，而以冰盘盛添
案，则一席兼数席之物，即四五人同席，总多馂席，几同暴殄。康熙之
初，改用宫式素花碗，而以露茎盘及洋盘盛添案，三四人同一席，庶为
得中。然而新亲贵客仍用专席，水果之高，或方或圆，以极大磁盘盛之，
几及于栋。小品添案之精巧，庖人一工，仅可装三四品。一席之盛，至
数十人治庖，恐亦大伤古朴之风也。”①清代江南地区有一句流传很广
的俗语：“不是三世当官，不知道吃饭穿衣。”
清代对民居格局限制较严，如京师民居必须低于宫殿，州县也必须
低于官衙。民居朝向不许正南正北，一定要稍偏一点，内部装饰也有许
多禁例。但是，这些限制和禁例很快被突破。一些拥资百万的富商豪贾
在住宅规格、式样、装饰等方面，越礼逾制，别出心裁，“其宫室则画
栋连云，其器用则雕文刻镂，虽犯分僭礼，亦所不顾”②。康熙以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商人为经商之需在大、中城市普遍设立了商
业会馆。这些商业会馆，有的按地域分，如山陕会馆、汉口会馆等；有
的按行业分，如药行会馆、烟行会馆等。会馆规模大都宏伟壮观，如山
东商人在吴江盛泽镇上建筑的济东会馆，“宽敞华丽，金碧交辉”，梁
枋遍雕珍禽异兽，奇花端木，并施彩绘。柱头镂空雕刻人物故事，彩绘
贴金，显得富丽堂皇。江南园林建筑兴起于明代，至清代达到高峰。这
些风格各异的园林基本上都是私家花园，或清静优雅，或雍容华贵。松
江府所拥有的私家花园，嘉庆时修府志用了整整两卷篇幅加以记载，其
中的赐金园，曾吸引康熙帝两次巡幸，可以想见它的精致与气派。天子
脚下的北京民居亦崇尚华侈，“内城房式异于外城。外城式近南方，内
城则院落宽阔，屋宇高宏。门或三间，或一间，巍峨华焕。二门以内，
必有听事。听事后又有三门，始至上房。听事上房之巨者，至如殿宇。
大房东西必有套房，名曰耳房，左右有东西厢，必三间，亦有耳房，名
曰盠顶。或有从二门以内，即回廊相接，直至上房，其式全仿府邸为之。
内城诸宅，多明代勋戚之旧，而本朝世家大族，又互相仿效，所以屋宇
日华。”①
清代的交通工具有车、马、轿、船。除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
可乘舆（车）以外，满员都骑马。汉官文职，三品以上，在京坐四人轿，
出京坐八人轿；四品以下坐二人轿。外官督、抚、司、道以下，教职以
上坐四人轿，钦差官三品以上用八人轿。武官虽然官至三品，仍不许坐
轿，只能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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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清代京官都是乘骡车，仅大臣“赐紫禁城骑马”，即到午门
后，由内务府为他备一乘二人敞轿，外官文职都是坐轿。满清政府规定，
轿顶限用银色，盖帷用皂色，实际上有绿呢大轿与兰呢大轿之分，司道
以上用绿呢，府、县用兰呢。但这样轿制很快被突破，江南妓女出局亦
乘兰呢轿。北方平民，出门多用骡车。1735年，一位西方传教士描绘了
北京的交通情况：“街上人山人海，数量多得惊人的马、骡、驴、骆驼、
马车、手推车、轿子更使交通堵塞。此外，每隔一段路面就有一二百人
扎成一堆，围住一个算命先生，一位耍杂技的，某个唱曲的艺人，某个
善讲滑稽故事的说书人，乃至某个吹嘘自己的药方灵验的江湖郎中。有
身份的人上街必须有骑马的随从在前面开路，警告闲人散开，否则他们
寸步难行。”
南方河流纵横，湖泊众多，出门多半坐船。官绅富商一般都拥有自
己的坐船，惟帐衾褥，十分精致。偶尔也租船。邀三五好友同行，谈天
说地，品赏船菜，旅途并不寂寞。船菜别具风格，得一“清”字，讲究
色、香、味三绝。有些船娘只以烹饪技艺应酬，不及其它，端庄而不失
活泼；有些船娘以色取胜，实际上已沦为官绅富商的情妇。还有一种手
推独轮车，南北方都有，供单人旅行之用，一边坐人，一边放置行李。
③闲暇与娱乐清代的消闲生活和娱乐活动十分丰富。一是传统娱乐
文化融入了满族娱乐习俗，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城镇的繁荣，刺
激着市民文化的成长，人们表现出日益追求闲暇娱乐的趋向。
中国娱乐习俗的孕育和发展与农业生产的联系异常密切。在娱乐方
面形成了以节假日为核心，与岁时节令相适应的风俗习惯。清代继承了
传统娱乐习俗，在节假日举行各种竞技、游艺、游戏、体育、工艺方面
的活动，诸如木偶表演、跑旱船、蹋毽子、花会、灯市等等。清人潘荣
陛所著的《帝京岁时纪胜》，专门记述了北京岁时风俗和各种娱乐活动。
该书目录如下：
“正月：元旦、进春、春盘、星灯、喇嘛打鬼、天诞、琉璃厂店，
上元、三元、焰火、走桥摸钉、岁时杂戏、燕九、填仓、禁忌、时品；
二月：中和节、薰虫、惜字会、花朝、道诞、观音会、时品；
三月：清明、赦孤、蟠桃宫、东狱庙、时品；
四月：立夏、结缘、天仙庙、药王庙、台湾芍药、时品；
五月：端阳、禁汲、天坛、都城隍庙、里二泗、关圣庙、夏至、宜
忌、时品；
六月：六月六日、浴象、赏莲、时品；
七月：立秋、秋爽来学、七星坛、七夕、蟋蟀、秋声、中元、地藏
会、时品；
八月：中秋、彩兔、先师诞、时品；
九月：九皇会、重阳、登高、赏菊、辞青、占雪、斗鹌鹑、腌菜、
夜八出、禁忌、时品；
十月：送寒衣、占风、熏炕、蛞蛞、安期、白塔、燃灯、时品；
十一月：冬至、消寒图、冰床、滑擦蹙鞠、时品；
十二月：市卖、腊八、窖冰、祀灶、稽善恶、乱岁、沐浴、丢百病、
岁暮杂务、皇都品汇。”
满族喜爱冰上游戏，入关以后将冰嬉带入中原，与中原地区早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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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一些冰上游戏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活泼、欢快的冰上游戏项目，
如跑冰鞋、拖冰床、抢球等。跑冰鞋又名溜冰鞋。冰鞋的制法是在一块
木板底部固定铁条或铁片，再把木板捆扎在鞋上。民间跑冰鞋游戏的场
所多在运河、积水潭、什刹海等处，而宫廷则在太液池（北海、中南海）
的冰上举行。宫廷跑冰鞋游戏规模宏大，约有1600人参加，犹如一场冰
上运动会，分为花样滑冰和速度滑冰。嘉庆进士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
中描写了速度滑冰：“抢等，去上御之冰床二三里外，树大纛，众兵咸
列。驾既御冰床，鸣一炮，树纛处亦鸣一炮应之，于是众兵驰而至，御
前侍卫立冰上，抢等者驰近御座，则牵而止之。至有先后，分头等、二
等，赏各有差。”
传统游戏娱乐活动在清代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孕育产生了一些新的
游戏娱乐项目，如摔跤、斗鹌鹑、麻将之类。满族人素好摔跤，宫廷摔
跤手叫“布库”，宫廷摔跤游戏被称为“官跤”。布库按技术高下分为
一、二、三等，按等级从管理宫廷摔跤事宜的专门机构——善朴营领取
钱粮。民间业余摔跤游戏被称为“私跤”。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清代民
间摔跤活动非常普及，跤场遍布全城，东四、西四、月坛、日坛、天坛、
地坛、朝阳门、永定门、崇文门、地安门等，都有“跤窝子”。人们围
成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