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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从书写的角度来考察汉字。从我们的直接经验可以感觉到，汉字的书写与英文相比是杂乱的、无规则的。由于每一个独立的汉字几乎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存在，所以汉人在书写汉字时，实际上都设定了一个虚拟的中心，而汉字的笔画就是围绕着这个虚拟的中心来运动和萦绕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汉字的书写是一种围绕着一个虚拟中心的、自我繁杂、自我缠绕式的书写。这种书写没有明确的方向性，没有明显的书写规则。这就仿佛一辆陷入于沼泽地的汽车，虽然车轮在旋转，但却是空转。也像一种步伐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原地踏步，自身循环，有双脚运动的轨迹，但没有双脚前进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的书写更像一种无规则的布朗运动，它既没有时间的前后序列，更没有空间的线性规则。这种书写既是繁复的，又是费神的。仿佛它只是阻滞在有限的空间作自我结绊式的遛达和缠绕，而没有遵循某种时间的方向去作一种理解的探寻和延伸。更要命的是，此种遛达和缠绕不仅仅是指笔画的遛达和缠绕，而更暗含着一种思维的遛达和缠绕。也许汉人思维认识的断裂性、局域性和滞后性从根源上讲就与汉字的这种书写性质有密切的联系。相比之下，英语单词的书写是有严格的规律可循的，它整体上凸突出一种线性排列的特征。此种特征不仅让英语的书写呈现出一种空间序列，而且同时也暗指了一种时间方向。正因为有这种书写的空间定位和时间运动才从根本上模定了西方人的思维——认知范式，从而对西方人来说显得无比重要的那种“透视法则”才由此产生。我们认为，正是这种奠基于字母书写的“透视法则”，才产生了西方的宗教（天堂——地狱、上帝——人、前世——来世等配对概念），产生了西方的绘画、建筑、音乐，甚至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没有这种奠基于字母书写的“透视法则”，那西方的一切精神和文明成果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相同的道理，也许没有透视法，这也正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宗教和现代科学之真正的原因。
现在我们通过人的视觉形式来考察汉字和字母对人思维的影响。我们知道人类大脑的左右半球，其两个视域区的功能是有差别的。现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两只眼睛是由四个半只眼组成的：每一边的视域各有两个。左半边由大脑右侧支配，右半边由大脑左侧控制。两个左边的半只眼是瞬时把握世界，而两个右边的半只眼则是历时性分析世界，即把世界分成其基本的组成部分。人类对任何文字体系的阅读都得识别符号形状并分析符号的顺序。而文字体系是左向还是右向，主要取决于人类的原初意识认为文字的形状和顺序哪一个更重要。比如你得猜测，并从前后或上下关系中识别，想从各方面确证某个字，那么看形状就是第一位的。此时，形状的确证压倒了顺序的分析。就某一整个视域的瞬间环视而言，我们的左视域比右视域能做得更快、更好。也就是说在瞬时识别文字的形状方面，左视域比右视域具有更大的优势。但当我们读西班牙语或英语时，我们首先得一个接一个地看字母的顺序，而这时右视域就能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我们知道，所有文字的内部结构同它们在文字表面的书写方向之间都有一种对应特征。我们还知道，世界上所有的表音文字体系都是横向向右书写的，而所有表形的文字体系都是纵向书写，且这种纵向竖列一般都是从右往左的，比如中国古代的表意字和古埃及人的象形字。这就是说在我们阅读象形文字时，由于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确定其形，所以此时是人类右脑的左视线在发挥作用。而当我们在阅读表音文字时，我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确定形状，而是分析字母出现的顺序，所以此时是人类左脑的右视域在担当此任。由于汉字是一种象形字，所以我们在阅读汉字时，我们的视线实际上是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中作一种重复的环视和停留，伴随着这种环视和停留而来的，肯定是人之思维的某种阻隔、停顿、断裂和滞后。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每一个单独的汉字时，我们的视觉思维是固定在某一点磨蹭不动的，即它不能产生一种思维的箭头运动。况且竖立的象形字（比如古汉语）一般是左向阅读的，这就暗示着如果有一种时间运动的意识出现的话，那么这种时间的运动方向也是回溯性的，即时间的箭头向左移动指向过去。在这种意义上说，汉语阅读的时间指向是退缩式的，即它是一种回溯性文字。它具有强大的回忆功能，但却缺乏出色的创造潜质与冲力。相比之下，英文的横向右读，这表明它是一种按照线性的右向序列来进行编码的信息体系。此种编码方式不仅扩展了人类的思维，而且使思维复杂化，同时还加快了人类思维的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拼音文字是目前世界上在以下方面堪称惟一的文字体系，即自它被创造出来以后不久，它便把人类文化的方向从传统的朝过去看的行为模式转变成了创新和永远向往未来的行为模式。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拼音文字的横向阅读给西方人的大脑施加了某种影响，使其大脑无形中增强了对空间和时间次序的处理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在西方的拼音文字其横向的书写与阅读中不仅看到的是一种组织视觉和空间信息的思维模式，而且看到了一种思维自身的组织模式——即透视法的产生。正是通过这种透视法，才使西方人能以一种透视感的方式来看待自然事物，即意味着西方人能把世界上的每一事物在头脑中都以一种正确的比例将之置于适当的位置。我们知道在英语中，源于拉丁文“比例”（ratio）的理性（rationality）一词，也暗示的是比例的含义。当然，理性主义所研究的对象、概念和关系都不是简单孤立的，而是同它们与属于同一法则的其他事物之间的比例相关。从这点来说，所谓理性并不是指别的什么，而是指一种由字母或由字母的排列方式产生出来的心理动力学。正是通过透视法，人们才得以用字母表示的大脑结构在现实中设定了两个占支配地位的时空坐标，并使其成为人类有效地把握和分析世界的最强有力手段。我们可以说，西方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模式不是别的，它们实际上就是西方字母文化的一种直接产物。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字母文化，这个世界简直不可想象。因为稍加思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可以供各民族共享的许许多多东西（从科技成果、戏剧、音乐直到麦当劳快餐和好莱坞的巨型影片）都是由字母文化所创造的。而没有汉字，这个世界所失去的东西当属有限，因为汉字文化所创造的东西更多地属于自产自销，自娱自乐。而在这些自产自销的东西中，绝大多数又属于那种极有可能加害于和有伤于汉人思维与生活品质的粗劣货色。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大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象形的汉字是有碍人思维的发育和发展的，因为它形式的繁复、内部的混乱和视觉的环绕最终给思维设置的是一种阻滞、挫钝和滞后。而拼音文字其形式的简洁、内部的逻辑和视觉的线性特征最终给思维带来的必定是一种有效的催化、增生和发育。关于这一点，从象形文化和字母文化给世界各族人民提供的可共享的文明成果之优劣、多少的比较中便可得到证明和认可。
四、汉字的早熟性
主要是指汉字的那种反进化特征。汉字的发展没有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而刚好相反，它走的是一条从繁到简的道路。它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它的“简化”过程的：一、把图画形式的符号变成线条式符号（如甲骨文的“虎”字原为 ，像大嘴长尾，身有纹理或圆斑的虎形，后省略去纹理和圆斑，简化成 ）；二、省去重复的部分 （如古代把围字写成 过后又简化为 ）；三、省去不重要的部分（如把甲骨文的 ＇麦＇简写为 ）；四、借用同音的字来代替结构繁复的字（如 字一共有二十九个笔画，写起 来极其困难，进行简化笔画也不容易，于是，人们就借用同音的“郁”字来代替它）；五、只保留原字的一个部分 （如用“飞”来代替原来繁写的）；六、对原字的某一部分进行简化 （如把
简写成“学”）等。应该说明，汉字的繁化过程也是存在的，只是汉字的简化才是它发展的主要趋势，即是说，汉字在其首创时就显得非常复杂，非常繁复，非常“成熟”了，以后的事情仅仅是对它进行裁减和简化，这是明显地违背事物发展由简到繁的原则的。相比之下，西方文字的发展则呈现出一种与汉字发展截然不同的趋势。西方文字大多都是以词根为主，在词根的基础上通过前缀和后缀的逐加慢慢发育发展起来的，这里面的确有一个逐步进化、逐步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它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进化原则的。
汉字的早熟性还表现在其极少的常用词汇（大约1—2千个常用词）对于社会所谓正统流通文本的最大覆盖度上。据说初习汉字的人，只要掌握了最常用的二千个左右的汉字，就可读懂百分之九十五的流行于社会的一般文本，而且丝毫不会感到有任何阅读方面的困难。这在西方语言的文字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相比之下，在西语世界（比如说欧美），即使你拥有五千个左右的词汇量，你也难以应付通行于社会的一般文本。此词汇量用于日常的口语交谈还可以，但要用于学理探讨和文本阐释显然万万不行。我们知道，在西语世界几乎每年每月都有大量的新词产生，同时又有大量的旧词弃而不用，甚至消亡。这种反映在词汇上的新旧快速更替现象，说明了西语世界那种旺盛的思维代谢能力和文明的长进程度。相比，汉语的这种词汇更替周期就显得要漫长得多，缓慢得多。有一个现象也很能说明问题，在西方，即使是大四毕业的学生，出学校后也得不断学习新词，查阅词典，才能克服阅读上的困难，顺利胜任对于文本的阅读。这说明西方人在知识方面总是不断推陈出新，在各个领域随时都会引发出新的增长点，一个人只有采取终生学习、终生教育的策略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相比之下，中国人的识字任务在高小阶段就大体完成了。即是说他在小学阶段所学的有限汉字已足以供他在日后的阅读生涯中应付。我们很少发现中国的中小学毕业生有勤查字典的习惯。这里面的原因也许是由于人懒，不爱学习，不爱阅读，所以也就无须去查字典；或者即使喜欢阅读，其阅读的对象内容本身就决定了用不着多大的词汇量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
关于汉语的小词汇量能够对付大文本的这一现象，我们还可作进一步的分析。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汉字的单位信息含量大，所以，用少量的词就可表达很多内容。这似乎为“小词量——大文本”的关系提供了某种解释。但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之所以有这一现象发生，是由于：一、也许汉字对事物的分理层次不够缜密，不够精细，即对事物的诸种存在，及诸种可能的存在，汉语中没有产生出相应的词来与之对应。也就是说，汉语在表达事物之丰富存在时，其语汇总是显得欠然和阙如；二、也许是文本本身的内容就非常简单和有限，即汉人愿意去表达的东西仅仅是属于大千世界的一个有限局域，其丰富性和可能性打了折扣。汉人的心智其兴趣不在世界的全体，而是某一个部分。正是基于这两点，所以才会有“小词量——大文本”关系的产生。
这种过早地掌握汉字的所谓“早熟性”，极有可能导致错误地认为对于社会所有文本的虚假性全面解读。从而阻碍汉人认知能力的持续发展。它的可悲的社会文化效果可能就是导致人们所谓智力的“早熟”，而智慧永远不成熟。因为他们的识字能力（进而带来的阅读能力）似乎是一次性地就完成了，解决了，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继续深化和发展这种能力了。显然，正是汉字的这种形式的早熟性和词汇掌握的早熟性导致了汉语世界人们理性认知和智慧探索的阻碍和迟滞。推之究极，汉字的早熟性要对中国人民的心理（文化）迟熟或不熟负起直接的责任。
五、汉语的点阵图象类比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说过：“语句是现实的图象。”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语言是世界的图象。我们知道，语言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而且更体现着一种操此种语言的人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语言不仅反映世界，而且也反映语言使用者的世界观。
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必须借助语言这一工具和手段。当然，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同的。我们认为：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从整体而论，指某一语言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其准确、精细、缜密、清晰、敏微、逼真程度和完整、全面与否的不同。大体上，这一不同主要是由某一语言的“语言词汇量”来反映的。一般说来，词汇总量愈大的语言对世界的分理程度也愈细。即，它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也可能愈充分、愈全面和愈完整。反之，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就可能愈欠缺、愈局域和愈片面。因为字词是语言的最小语义单位，它们的语义是不重复的，所以，词汇量愈大的语言在理解和表达世界时，人们可资利用的手段就愈多，可供选择的范围就愈大，既能更准确地理解事物，又能更精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二、从某一方面说，指某一语言在对世界某一范围、某一领域和某一反映对象的关注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兴趣的不同。大体上，这一不同主要是由某一语言的“语词分布”和“词汇比例”来反映的。一般说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愈是重要的东西，该民族对于它的语言分割就愈是细密。反之，对一个民族来说，属于文化中心的词汇肯定比属于文化边缘的词汇显得更详尽、更周全。反映生活重要现象的词汇其数量与它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成正比。比如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封建的宗法社会，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所以对父母同辈的男性亲属就有严格的区分，比如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因为亲疏有别，权利义务各不相同。而英语中只用uncle一词统称之，既无父系母系之别，也无长幼之别，只有性别的区别。在这点上，汉语和英语的表现可谓两个极端。
至此，我们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一般说来，语言的词汇量反映的是语言的使用者对整个世界切割的细密程度，而语词分布或词汇比例反映的则是语言的使用者对世界某一局域切割的细密程度。当然，又有这种情况，我们假设两个操不同语言的两个民族其词汇总量（单词个数）大体相当，但我们又是否可以认为它们对世界分理、切割程度是一样的呢？显然不能这么认为，因为尽管其词汇总量相同，但它们的语词分布情况却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在下义词方面分布得多，有的在上义词方面分布得多；有的在日常感官世界分布得多，有的在科学的专业化世界分布得多；有的在宗教神学领域分布得多，有的在现实世俗领域分布得多。由于其词汇分布领域的不同（亦即民族智力其兴趣之所在的不同），即使其词汇量相当，那么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全然不同的。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说的汉语点阵图象类比主要是指第一种情况，即指汉语的总词汇量与其他语言（比如英语）的总词汇量相比，它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分理和切割的性质。
我们知道，汉语一部普通的《新华字典》所收单字（含繁体、异体）是一万一千一百个左右，清初所编的《康熙字典》所收汉字是四万七千多个，最近出的《汉语大字典》所收汉字也才五万六千个。与英语相比，汉语的词汇量是非常小的。即使一部欧美普通学生所用的字典所收单词也至少在十六至十七万个以上。如著名的《牛津字典》所收单词是六十多万个。篇幅最大的《韦伯斯特大词典》所收单词几乎达到一百万之多。仅从词汇量来比较，汉语和英语在这方面的差别是非常巨大的。
有人认为汉语是一种象形文字，它的特点是观物取象，以意统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我们认为它取的是具体之象，统的是具体之形，对世界之大象全形是有严重省略和忽视的。我们知道，人类创造出的每一个单字都是有所指代的，或指某一具体之物，或代某一抽象之事。只不过这具体之物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