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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的。现在到处的家庭都养金鱼作为观赏之用。在中国，竹子有六十三个变种，适于种种不同的家庭用途。甚至中国皇帝也发上谕，劝告人们选择良种。据说‘御米’就是康熙皇帝出巡在一块地里看到一个品种，亲自在御花园里进行栽培。后来这成了能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品种，变得很有价值。达尔文先生还举例牡丹在中国就有一千四百年的栽培史，养蚕则是在公元前2700年就开始了。他的许多文章里在讨论物种时直接提到中国的材料就有一百多处。”
霍克越谈兴致越浓。这是多么新鲜的道理，多么新奇的材料，与会的生物学家们一个个都被吸引得忘记喝水，忘记吸烟。会场静得就像一座刚打开窗户的空房子，一股新鲜的晨风吹了进来，轻轻飘荡，那是霍克的讲演。
达尔文是真够幸福的。他有爱玛那样贤能的妻子帮助他的事业，又有赖尔、霍克这样的朋友在关键时刻出来撑腰帮忙。是他自己那看似柔弱实则博大宽厚的情怀换来了这深沉的爱，成了他事业上的一种无形的后盾和力量。
这时达尔文正坐在唐恩村的书房里。他还是深深地不安，他想这时伦敦的会场上会是什么情况呢？一种新观点的出现自然会有人反对，那倒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人们会不会议论说我硬挤进这项成果中来呢？会不会说我去抢青年人碗里的饭，老师却怕学生出头呢？这件事是赖尔和霍克力主办成的，他原来的意思便是将书稿一烧了事。这时他的那只心爱的狗“波利”从门缝里溜进来，用嘴咬着他的裤角拉他起身。该到每天散步的时间了，但是他今天实在没心思到花园里去。他那铁的时间表今天也不得不有所变更。他伸手轻轻拍拍“波利”的脑门，“波利”夹起尾巴怏怏不乐地溜出房门。
达尔文又靠在藤椅里思索了一会儿，他想应该向华莱士写封信，虽说他知道今天这个会议，但是还应向他说明一下，顺便问候他的间歇热好了没有。他在桌上铺开一张纸，飞快地写道：
亲爱的先生：
今天林奈学会正在宣读您和我的论文。在繁重的工作中，同情是一种有价值的和真实的鼓励。我们远隔千里却能得出这样一个全新的相近甚至相同的结论，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几乎同意您文章中每个字所含的真理。如果有着可钦佩的热情和精力的人应该得到成功的话，那么您就是应该得到成功的人。
今天的学术会结束后我们的论文将同时发表在林奈学会的会刊上，这得感谢赖尔、霍克他们的安排，不知道这样处理您是否满意……
达尔文写好了信，叫爱玛派人送走，好赶上中午的第一班邮车。他这才到花园里散步。从此他就每天等着华莱士的回音，彷佛只有华莱土来信批准了这件事他才会放心地去干别的事情。爱玛和赖尔都劝他不要这样太重感情，他说不只是感情，更重要的是品德，决不能伤朋友的心。
就这样日复一日，达尔文心事重重，约过了两个多月，突然桌子上出现一封已磨破了皮的信。他一看那个有荷兰国王头像的邮票就知道是从马来亚来的。不由惊喜地喊道：华莱士先生有消息了！
到底华莱土来信说了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乱纷纷 大主教口溅飞沫，铁铮铮 小斗犬力挫谰言
——进化论的传播 却说达尔文给华莱士发出信后，日想夜盼，这天终于有了回音。他都有点不敢直接去读，忙叫爱玛念给他听。爱玛也早急不可待，忙拆开读了起来：
亲爱的达尔文先生：
您的伟大的谦虚反倒使我十分不安。您大可不必为我们的事这样挂心。我一心把您作为可敬的师长，当我还是一个匆忙急躁的少年的时候，您已经是一个耐心的、下苦功的研究者了，你总是尽量地责难自己，轻易不肯发表这个新理论。我不过是一个顽皮的牧童，偶然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山洞，而您早就是这个山洞的看护人。我知道自己在做学问方面还有许多天生的弱点，缺乏您在收集事实时那种不倦的耐心，做实验时的灵巧，整个的精确而丰富的生理学知识，还有，您的清楚、精确而令人信服的笔法，这一切都使您最有资格成为从事这项巨大工程的人。而且，您已经将您的全部智慧、整个身心都牺牲给了这个事业。所以找将向社会提我将我们研究的学说定名为。达尔文主义，而我只不过是一个荣幸的达尔文主义者。
下面还有一些自谦的和对达尔文表示敬意的话。达尔文摆摆手，示意爱玛可以不念了。虽说华莱士是由衷之言，可是达尔文生性不爱听一句恭维的话，有时他独自一人在家看到这样的来信也会立即脸红的。他只知道华莱土不会埋怨他，就十分放心了。华莱士在信的末尾还希望他加紧《物种起源》后几章的写作，争取早日出版。同时真诚地要求他一定不要过分劳累。
现在达尔文可以安心《物种起源》的写作了。虽然这是一本反上帝的大逆不道的书，但是有赖尔、霍克、华莱士这样一批心心相印的朋友，他觉得有坚实的后盾，就更勇敢地向前冲锋。
1859年11月24日这本绿色封面、全名为《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正式出版。打开第一页，导言部分就是一行行勇敢的宣言：
物种和变种一样，是其他物种所传下来的，而不是分别地创造出来的。
许多自然学者直到最近还持有的、也是我过去所接受的那种观点－每一物种都是被各别创造出来的是错误的。我完全相信，物种不是不变的；那些所谓属于同属的物种，都是另一个一般已经灭亡的物种的直系后代，正如现在会认为某一种的那些变种，都是这个种的后代。
此外，我又确信自然选择是变异的最重要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
书中甚至还提到人类的起源也是这个道理。
这真是震聋发聩的霹雳之声。伦敦几家书店的门前立即人头攒动。头一次印刷的一千二百五十册，当天就销售一空。几天之内物种起源成了大街小巷行人见面谈话的首要话题，就像当年罗马街头人们争购伽利略的《对话》一样，伦敦街头也出现了一股“物种”热。在这股沸沸扬扬的热浪中，自然反对的浪潮首先掀起。因为当时英国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信教的，连科学家也没有一人公开出来反对宗教。伟大的牛顿虽已窥见了自然规律，但他还是给上帝留了一个位置。所有科学的成就最后都用来证明上帝确实英明，在生物学领域更是如此。今天达尔文否认物种神造，就如布鲁诺当年在宇宙里不给上帝留下位置，这真该千刀万过剐了。
但是也有支持者，就是那些伟大的社会革命家和少数敢坚持真理的自然科学家。书出版不到二十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读完了这本书。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
我现在正在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地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的常识，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
但是现在的达尔文和当年的伽利略不同，他没有亲自站到漩涡中间去抗争、去声辩，他身体衰弱又拙于言词。他是唐恩村一位多病的老者，隐居乡下，几无人知。那些反对的话也好，赞美的话也好，都无法灌进他的耳朵。一大部分意见是写成信件投到出版社，才转到他这里的。每天早晨唐恩村的人就会看到一个邮递员背着沉重的邮袋向达尔文的住房走去，而读信则成了达尔文夫妇近来主要的工作。
还是那间书房。不过今天这张宽大的写字台上没有卡片，没有稿纸，平光洁净，像一块刚收割过的平原。奋斗了几十年的著作刚刚送去出版，下一部书还未来得及拟题缀文。现在无论读者还是作者，敌人还是朋友，都被这一本书搅得狂躁兴奋，其他暂时甚么也顾不上了。爱玛捡起一封信，拆开，说：“这是赫歇尔先生写来的。”（我们前面写到的天文学家赫歇尔的儿子。）
“喔，我们住在伦敦城里时的老朋友，现在唐恩村这所房子还是他帮我们买到手的。这个天文学家怎么也关心起生物来了，请读吧。”
“尊敬的老朋友，一见到您的书就使我想起我们在高尔街十二号同住时的友谊，我终日在星瀚的大海中捕捞，您倒在地球上的三大洋中去捕捞，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证明上帝的英明、全能和这世界的和谐。而您这本宇宙在实在叫我后背发凉，我真怀疑是不是出自老友之手。这里讲了那度多的动物、植物，从大象到海藻，从苍松到苔藓，可是您却不肯给上帝留一个位置。在您的笔下，世界是多么可怕，弱肉强食，生存竞争，可怜的兔子注定要成为狼的美味，这是些甚么杂乱无章的法则啊……”
达尔文双目注视着窗外，刚才因为听说是老朋友的来信而引起的一点兴奋在他的脸上逐渐消失。这个最以友情为重的学者听到朋友这样板起面孔的训斥，心如刀绞。但他立即又恢复了平静，赫歇尔毕竟是个外行，而且这本来是学术之争。
爱玛又拿起一封信：“这是塞奇威克先生的。”
“好吧，读下去。他是我剑桥时代尊敬的老师。”
“查理，寄来的书收到了，我首先表示十分的感谢，但是当我读着您的书时，我感到痛苦多于愉快，因为我认为你这些理论完全是错误的，有些地方简直是令人难堪的恶作剧，我不时不得不为你荒唐的章节而狂笑，直笑得我两肋酸痛。您这简直是理智的腐化，是妄想人性的堕落，从上帝创造的人堕落成一群浑身长毛的动物。我过去曾说过您是我的学生中最优秀者，最有希望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但是我现在不得不说，您是剑桥学生中最能胡思乱想，标新立异的一个了。
最后我要告诉您的是，我——过去您的老师，现在一个猴子的后代——虽然体力和精力已大不如前，但是上帝在言行两方面的启示我都谦卑地加以接受，我知道唯有上帝能够在实践中支持我。如果您也能这样做，我们将在天堂里会面。”
信读完了，达尔文额上的青筋已经根根突起，苍白的脸上泛起一阵很不匀称的红云，他双手紧捏藤椅，指甲都扣进藤条缝里。他想说点甚么，但气得只有胡子发抖，好半天才示意将这封信扔到壁炉里去。他看火苗将那一页页的纸卷起，吃掉，几片黑灰轻轻地旋了一圈又落下去，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伸手去握爱玛的小手，满眼泪光地说道：“爱玛，我们都会是虔诚的教徒，而且您现在还是一样的虔诚，您看我是怎样的可恶吗？我是一定要推翻上帝标新立异吗？我这本书只不过是用我在环球考察中得到的事例，我的思考，我的语言去说明世界，就像伽利略向人们第一次描述他在望远镜中看到的月亮，难道我也因此要受火刑，受宗教裁判吗？”
达尔文越说越气，脸色铁青，他重重地向椅子里坐去，愤怒的目光直视着桌子上那堆来自全国各地和法国、德国等地的信件。爱玛忙给他捶捶背，又用手温柔地拭去他前额渗出的一层细汗，内疚地说：“早知这样，我就不该来给您念的。反正书已出版，由他们随便说去。”
爱玛转过身赶紧收拾桌上的信件，还有新到的报刊，她扫了一眼报上的标题：“扑灭邪说，拯救灵魂”、“打倒达尔文”比比皆是，她的手碰着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什么硬物，她撕开一看，天啊，是一粒子弹，还裹债一张纸条：“保卫上帝！——亚当的子孙。”她暗吸一口凉气，一把塞进口袋，侧转头看一下达尔文，他仰面对看天花板叹气。达尔文好像觉着爱玛在看她，就说：“怎么不念了，念下去。我不信全英国科学界都是些瞎子、聋子！”
爱玛又拆开一封信说：“是植物学家华生先生的。”
“喔，又一个老朋友，不知现在是否已变成敌人。”达尔文自语一句，挪动一下身子，等着那劈头盖脸的攻击。
“达尔文先生，一开始读《物种起源》，我就爱不释手。您的主导思想，就是“自然选择”的思想，一定会被看做是确定不移的科学真理，它有一切伟大真理所有的特徵，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增加了很多新的东西，您是这个世纪自然史的最伟大的革命家。
现在，这些新奇的观点，已经全被提到科学工作者的面前了，似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许多人不能及时地看到他们的正路。”
达尔文坐在椅子里本是准备受审的，听着这一席话忽如僵卧雪地之人，迎面吹来一股春风，愁眉渐展，双颊返红，虽四肢还未转暖，心中却一阵初动，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道：“我说是会有明眼人的。”
爱玛也早笑盈盈地又捡出一封信，还未拆封便大呼道：“是赫胥黎先生！”声音里早荡着十二分的喜气。达尔文也忙将身子欠起，说声：“快念。”
“亲爱的达尔文：
……我所看到的博物学著作没有一本给过我这样深刻的印象，我最衷心地向您致谢，因为您给了我大量的新观点。我认为这本书的格调再好也没有了，它可以感动对于这个问题一点也不懂得的人们。至于您的理论，我准备为她接受火刑。
我认为您对物种的生成已经阐明了一个真正的原因，如果说物种不是按照你所假定的方式发生的，那么你已把证明这一点的责任推给了你的反对者。”
达尔文听着这个声音，笑容已经堆在脸上，他以手拍着藤椅说道：“这个赫胥黎，总是这样犀利，这样火爆又十分机敏。”
爱玛继续念道：
“如果我不是大错的话，很多的辱骂和诽谤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希望您不要为此而感到任何验恶和烦扰。您可以信赖一点，您已经博得了一切有思想的人们的永久感激。至于那些要吠、要嚎的恶狗，您必须想到您的一些朋友们无论如何还有一定的战斗性。虽然您时常公正地谴责这种战斗性，但它对您可能是有帮助的。
我正在磨利我的爪和牙而准备进行战斗。
1859年11月23日”
达尔文只觉浑身热血翻滚，豁然如日出雾散，眼前柳暗花明。他从椅子上跃起，以手击桌高声喊道：“好个赫胥黎，你是我最理想的代表人。有了你我这个腼腆的老头就不会像伽利略那样到教庭受辱了。我们也来他一场反攻。”
这达尔文创立进化论虽说也受了一点磨难，但他实在是一个最幸运的人。他有贤妻爱玛体贴于内，又有挚友赖尔、霍克奔波于外，现在又得了一员虎将赫胥黎冲杀于前。他以多病之躯，柔弱之性，竟意外地得到这种完美的照应，那个被他彻底打倒的上帝不知为甚么反倒对他这样的爱怜。正是：
海风乍起，山雨欲来，一场科学史上的大论战已迫在眉睫。
1860年6月30日（星期六）清晨，牛津大学幽静的校园里忽然车马辚辚，人来人往。原来《物种起源》出版半年来，报纸上几乎天天都在争论“到底是亚当的子孙，还是猿猴的后代”；街头巷尾，剧场饭馆，无处不谈上帝到底还在不在。牛津大学，这块神学的基地——用达尔文的话说，这里的牧师比教堂里的钟还多——哪容这些邪说一天天泛滥惑众。以韦柏福斯大主教为首的亚当的嫡传子孙，今天就要在这里发起一场大辩论，与这些叛党逆军一决胜负。那些忠实的信徒，有身份的绅士、太太自然把今天看成他们的节日，纷纷到来，要一睹达尔文主义者的可悲下场，因为他们完全信赖韦柏福斯大主教的学识和雄辩的口才。会场原定在演讲厅，但因听众还在不断地拥来，乾脆改到图书馆的阅读大厅，到最后，门口、窗台上、厅外的草地上都坐满人群。
会议开始。先是几个无关紧要的发言，试探性的侦察。大主教坐在主席台上故作不想发言的样子，可是他的信徒们却鼓起狂热的掌声，催他讲话，这其间也有青年学生故意要大主教丢丑。他们看见了近来已在伦敦多次讲演的斗士赫胥黎就在第一排。双方群众心里都明白，真正的白刃格斗，真正的好戏将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
大主教站起来走到台前，他抬头看一眼大厅高高的拱顶，这一微妙的神情好像向人们提醒天国的存在，大厅里掌声骤收，一片寂静。他又环视一下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