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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过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对不起诸位，我有凡俗之心，我的境界还不够，我还在为名利奔忙，包括我此前的所作所为，虽有为民族为大众之心，但也不乏我的名利之想。但是，我在追求一种境界，等待一种拯救。”然而遗憾的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声音，有的，只是互相吹捧的声音，在这些吹捧中，让我们误以为冷不丁就有思想家再生，哲学家转世。唐太宗曾经奇怪地问魏征：我读《隋炀帝集》，文辞深奥广博，美尧舜，斥暴君，为什么做事却每每相反呢？同样，现在的人们不禁也要奇怪，这些忧国忧民者的心底，究竟在想些什么呢？
金 庸（并古龙、梁羽生）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状，任何人，尤其是名人，只要沾了文化的边，就都觉得自己有思想。尤其是金庸的武侠小说，背景设置一般为国恨家仇，动不动就与朝代更迭联系在一起，仿佛一部沉甸甸的历史，再加之神乎其神的盖世武功，缠绵不已的爱情悲歌，清流荡尘的古典竟境，让读者不由进入失重状态。在此，且不说金庸在小说结构和故事情节上大量套用了大仲马的著作，也不说其本人是一个享受着商业利润和现代生活的人，只说其小说的流行和泛滥，对于阅读者心灵的柔软伤害和病态安慰就够了。
其实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小说完全可以当做一面镜子来用，反照我们当下的心态：一曰无序，二曰无助，三曰无品。无序者，纷乱糟糟也。每逢历史变革期，总是有很多人难以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找不到人生的坐标，他们处于身心双重流浪状态。尤其是作为下层民众，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提心吊胆地被这无序差使着。无助者，心情沉沉也。人生难免遭逢失意，这失意，有时是机缘巧合，更多的时候是来自于外部压力，比如社会不公正。可是就在这心情沉沉的时候，突然剑光一闪，寒气逼人，早有飞侠倚窗，问你为何不快乐？是否遇到人间不平事？不要紧，如果确实有冤，我给你取他项上人头便是。此种意淫，真是妙极。只不过永远于事无补，贻害无穷。无品者，劣迹斑斑也。一言不合，拔刀相向，轻者断骨损肢，重者一命归西。这等黑社会的做法，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且为读者感到最畅快处。再就是例如“断吓一声”、“大叫”等无修养之举动已成为日常需要，居然还成为一种风度，真是匪夷所思。此种作法，于国民素质培养、于民风建设，会造成莫大的障碍。
此种小说流行一天，则只能说明“三无”心态还会继续存在一天。
钱钟书（并王蒙、余秋雨、谢冕）
学术界对钱钟书的一般看法是，钱钟书是一个在历届政治运动中基本上找不到整人记录的文化人。假如这点是公允的，假如他与林非大打出手之事，昆仑之大有一点卵石之怒也是正常的，那么，面对极度的社会不公正，尽管我们不可以这样问：如果你有正义感和良知，为什么不奋起抗争？为什么没有以死相谢，比如自缢、投湖或卧轨？但是，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问：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学人学者，不，还作为一个很容易往道德体系上靠拢的人，在洁身自好与谭嗣同之间，在文化昆仑与秋瑾之间，究竟作过怎样的选择？
钱钟书对芸芸众生的做法，甚至于对同为文化泰斗诸大家的看法，更是让人不敢尊敬。按常理，学问再大者，往往也就大在学问，仅此一端，离开学问做其他，比如炒菜，比如焊接，比如往铜钱里倒油，可能笨得要命！而且，学有专长，遇短如盲。以为自己学问大就看不起别人，本身就是人格上的缺陷。但钱钟书又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句话本身也够俗了，民俗中就有这样的话：若知朝中事，山中问野人（居于野处的人，而非探险家找寻之野人）。无论钱钟书多么醉心于学问，多么无心于世俗，又有多么惊人的境界，难道臻于高妙之境就非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吗？难道杨绛是懂此高妙之绝无仅有之人？难道二人亦是萨特和波伏娃之绝代姻缘吗？显然未必。回头看看，会惊讶地发现，与钱钟书交厚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赫然在目：胡乔木。正是在胡乔木的推荐下，钱钟书才不太情愿地当了一个“撑场面”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做学问做到这个地步，让人不由得要一连串地发问：平常心在何处呢？独立的文士品格在何处呢？为人为文的雅量又在何处呢？因为在此可以对比一下，在钱钟书眼里不上眼的角色至少有这么几位：王国维、鲁迅、陈寅恪、张爱玲、胡适、吴宓、梁实秋、林语堂……
不由让人想起另外三人：王蒙、余秋雨、谢冕。此三人必将以如何对待同仁的批评而光耀千古。有一个叫王彬彬的年轻人曾把批评的矛头直指王蒙等人，王蒙当时就不让了，一下子把自己说过的“幽默”、“宽容”、“从容”等非常美好的字眼抛到了九霄云外，回应以“文革”式的语言——这种语言的特点是用直接下定义的方式，比如认为批评者是“黑驹”，更提到了黑驹的“下场”问题。此举招致了很多人的激烈反应，王蒙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余秋雨曾是因为余杰等人翻起他“文革”时的老账，竟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越描越黑、也颇为壮观的恢复名誉的工作，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尽管其作品一直卖得挺好，但其本人却疲惫不堪，一会与余杰谈判，一会又与别人打官司，死活不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不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没有问题，你又何必谈判？无论是在作人还是为文方面，一个号称文化大家的人竟然容不得一点微词，也称得上是千古奇观了。谢冕则是由于主编同样类型的两本书时，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可笑之处。因为确有错误，韩石山发现了，并著文指出。对此，谢冕翻翻自己所编的书，皱皱眉头也就过去了，可是谢冕却作出了不应该的反应，他的几位学生还攻击了批评者韩石山，用的是“无知、无才、无德”等人身攻击类字眼。这就把笑话闹大了，笑到最后的肯定不是这群骂人者，这是铁定的真理。
如今，回忆起以上三位面对批评的做法，真是愧对先人。春秋时，有一个叫高缭的人，在晏子手下当了三年的官，从无过失，晏子却把他辞退了。左右问之，晏子说：高缭与我共事，三年都没有指出我的过失，所以辞之。古代在谈起一个人的度量时，曾有“唾面自干”的说法。故事说，对于一个陌生人哪怕是恶意的攻击，比如无端在你脸上唾一口，你会怎么办呢？抛开那些不入流者，能称得上是“境界”的共分为三流，第三流的境界是默默擦干；第二流的境界是找一个暖和点的地方，比如太阳地里晒干；第一流的境界则是若无其事地晾干。事实上，连古代的一些帝王，比如唐太宗，不是也有找骂的器量吗？再往大说，曹操计较张绣的出尔反尔了吗？齐桓公计较管仲的那一箭了吗？
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在小学课本上就让孩子学的小小德行，号称文化大家者却不遵守执行，以彰显己德，纯正民风，而是反应过敏，气极伤人，真是咄咄怪事！我们可以这样推想，批语谢冕者，在进入北大时会受到何种礼遇；批评王蒙者，在加入中国作协方面是否会受到影响，此正可成为测量气度和胸怀的尺度。
假如人们大范围地怀疑：文如其人真的是一句鬼话吗？雅量究竟为何物？如果遭受损失的，仅仅是几个文化人的英名，倒也不足为忧，让人为此真正担忧的是，大众文化情绪的失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文化荒漠化的可怕加速。
琼 瑶（并池莉、卫慧等）
记得有人曾经提起过这样的奇遇，在美国，与老外聊起中国当代文学，老外竟然答道：知道，不是有一本《上海宝贝》吗？真是让人啼笑皆非。由于阴差阳错，老外居然以为《上海宝贝》可以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推而广之，在他们的心中，中国的当代文化又会是什么鬼模样呢？池莉近几年的书名越来越惹火，以致出现了《有了快感你就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新婚必读”类专业书呢！作品都这样了，池莉还宣称，作品卖出去，收了人家的码洋，改成什么样，就不管了。其言外之意是，我的小说格调还是蛮高的，但是拍电视剧的弄成什么样，我可就无能为力了。是真是假，我们可以从她的作品名字一路联想，没准还真能联想出若干格调来。在与影视接轨上，琼瑶老姐姐做得最绝，竟然一路选演员，对自己的作品爱护有加，把自己作品中的想象人物变成水灵灵的大活人，更是关爱有加，生怕拍走了样。确实，凡此种种流行文学的存在，是文化大军中必不可少的文化神经，她们曾经让很多人惊得一愣一愣的，笑得一歪一扭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能让小学生们都“小燕子、小燕子”的叫个没完，足见其魅力所在。
她们，以及更多的女性作家，除了极少数，虽然有着千恣百态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模式，但她们一直在不自觉地展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女性，哪怕是作为时代前沿的文化女性，在整体上难以脱开封建余威下的性别角色，你放纵也罢，才女也罢，“小资”也罢，巨贾也罢，总是在自己悲哀的性别角色里徘徊。她们围着男性转，为男性喜，为男性悲，在男性的手心里自由地飞。她们之间所不同的是，有的人自得其乐，身处悲剧角色而不自知，比如乐呵呵地为丈夫做饭的农妇，比如等着丈夫送鲜花的“小资”；有的人则苦恼不堪，比如发现丈夫在外头包二奶的怨妇，比如在不断更换男人中寻求刺激与满足的荡女。但她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她们永远无法从情爱与奴性的幻景中走出来，她们永远无法抛弃男性的慰藉，她们的人生，她们的作品，甚至于她们为了反抗男性而作的牺牲和变态……无论怎样变幻，还是在书写着一个角色，这角色，是从男性窃笑着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反观西方的女性主义及女性文学，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男性作家中的“妇女形象”就受到了强烈批评，并着手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形象。在那里，女性形象不再是被歧视的、失去自我的，或者是依人型的，或者是妖魔化的，而是“找回生活应有地位”的一代。同时期的法国，女性理论者强调的是，女性的生活欲望并不从属于男性的欲望。到了九十年代，1991年在柏林召开的“第一次欧洲妇女保障和合作会议”，列入的重要议题包括：人权与女权、民主化、自我决定权、经济自给，等等。而在我们这里，女性潜能与作为“人”的角色存在，尚处在强大的黑暗中，女性文学则是这黑暗中的浓雾，看似发白，其实更增加了暗度。
边缘的言说（一）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札记
？ 卢周来
之一：“为什么要牺牲的总是我们”？
在朋友那里看了独立导演王兵所拍摄的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感慨万千。影片如实记录了一个工厂的破产过程以及此过程中普通工人的生活。片中，铁西区的凋败景象让人印象最为深刻。
铁西区是沈阳重工业与制造业最集中的一个地区，集中了沈阳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业企业，曾为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建国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过去，铁西人一提“我是铁西区的”，口气里透着的满是骄傲与自豪；而现在，铁西人都羞于说自己是铁西人，因为就在人口三十几万的城区，下岗工人占到了近十七万，劳动力人口中百分之七八十都处于下岗失业状态。人们都过着艰苦的日子，经历着改革造成的阵痛。
于是想起一件事。几年前，在东北某地举行的一次经济学研讨会上，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种观点不久前在经济学界很有市场，很有代表性。附和者纷纷发表文字，公开或隐晦地论证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改革是一定要付出成本的，总得有人承担。增量改革大家都好说，因为往往能使大家都受益；而中国改革一旦进行到绕不开的存量阶段，那么，附着在存量上的人群势必就不得不成为牺牲品，这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有的经济学家私下里说得更白，称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
十分不应该是的，我们某些政府官员似乎从经济学家那里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在做下岗职工的思想工作、在做不能按时领到养老金的退休职工的思想工作时，也将“改革代价”论挂在嘴边，要这些人“有光荣感”，因为这是在“为改革这个伟大的事业付出的牺牲，做出的贡献”。
其实，制度变迁总是要付出成本，这个观点并没有错。而且在中国树立这种观点很重要，因为可以使人们走出对新的制度安排所持的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般幻想，以为新制度的建立是一种无磨擦的静态转移。但在到底应该由谁承担这笔成本，我完全不同意上述观点。我以为，改革的成本应该分阶段由不同的利益阶层进行承担。因为中国改革的确是从增量改革开始，增量改革的确也需要存量的支持。因此，老国企以及国企工人的确应该承担改革的初始成本，而且他们也的确是支撑了中国已有的改革。仍以东北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鞍钢以及铁西区那些老国有企业已经非常困难，以致维持生产用煤的钱都要由职工“凑份子”的方式解决时，这些国企却没有少上交国家一分钱的税收与利润；而同期沿海“三资”企业乃至广东这样的已经发展起来的沿海省份却在享受十分特殊的利税减免政策。正是这种区别性待遇，使东北国企没有钱完成早就该进行的技术与设备的更新升级，更是错过了改革的大好时机，而使得沿海以及其他所有制经济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但问题恰在于，中国改革现在应该到了这样的阶段：在存量支持增量后，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反过来也应该对当年的改革成本支付者予以补偿，并支付后继改革的成本。打一个我常打的比方：住在旧屋子里的人支付了盖新房子的钱，新房子现在已盖起来了，而旧屋子早已不堪风雨。这个时候，难道新屋子里的新贵们不应该把旧屋子里的住户转移到新屋子里去吗？当然，你也可以掏些钱为原来的旧屋子住户再盖一些新房子。如果按照这种逻辑看待改革，就不是“牺牲谁”的问题，而是符合市场经济的一种交易。无论是谁先承担谁后承担，成本大家都分摊了，改革的收益大家共享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确没有哪一个阶层可以有权要求另一个阶层无偿做出牺牲！
实际上，关于“为了什么就必须牺牲谁”这种观点我们何其熟悉。因为在极“左”时代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僵化后的时代，国家往往以“代价论”为依据，比较漠视个人甚至整个阶层的正当的利益要求。今天我们这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竟也这样认为了，这真是很有意思。因为从学理上讲，自由市场经济应该承认每个人的利益，而且一定程度上强调每个人对自己私利的追求是市场交易的基础。现在被国内经济学自由主义者视为祖师爷之一的哈耶克，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恰集中在批判计划经济对个体利益的压制方面。他认为，计划经济使整个国家成了大容器，将个人包容在内，以整体的名义压制个性，最终将是铺就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不幸的是，国内这些经济学自由主义者今天为了达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整体性目标，也开始如计划经济一样，强调要牺牲某些个体的利益。从这里也更加看出他们所讲的“自由市场”同样具有“计划乌托邦”一样的乌托邦性质。
其实，学理上的自相矛盾还在其次，更主要的问题是靠牺牲一代人推进改革的策略在现实中根本行不通。哈耶克说，“传统是本能与理性之桥”，诺思认为，“制度中的非正式安排即传统、习俗等”是制度变迁中的“慢变量”，都在强调任何改革都必须“尊重传统”。而我们国家几千年的传统是“不患寡患不均”，这种传统在计划经济下由平均主义得到了加强，且计划经济下为整体目标付出的成本是由制度安排下来由全体农民及工人承担，大家可以接受；而现在是市场经济了，一方面是一些人不仅过去的利益得到确认，而且又从改革中得利，恰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不去承担改革成本，转而要求过去利益至今未得到确认（如下岗职工与退休职工过去在企业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现在又未得到增量改革好处的人去承担改革成本。如此不尊重传统造成的这种心理上的反差之强烈，是这些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势必会造成社会动荡；而这种社会动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