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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原则一旦被认可之后，还有待于公共权力来行使各种责任；它应该依法建立公认的度量，用以在各种交易中确认所交换的物品的重量、体积、宽度和长度。
它应该创立一种共同的价值尺度，那能够代表各种各样的价值，那能够便于计算它们的各种变化和它们的比值，从而在有了其自身的价值之后，那就可以用来交换已经接受了一项价值尺度的所有各种物品；没有这一手段，商业就只限于直接交换，并只能获得很少的活动和领域。
每一年的再生产都提供有一部分是可以处理的，因为它并不是为了要偿付它那再生产乃是其成果的那种劳动，也并不是为了要偿付那种可以保证同等的或者更富余的新的再生产的劳动。可处理的这一部分的占有者，根本就不要自己直接去劳动；他之占有它，与他可能运用自己的才能来满足自己需要无关。因此，正是由于有了这部分每年都可处理的财富，社会的权力便可以不损害任何的权利而建立为国家的安全、国内的太平、对个人权利的保证、为了订立和执行法律而设立的权威的运作以及为维持公共的繁荣所必需的基金。
有一些对整个社会有用的工作、机构和体制是应该加以建立、指导或监督的，它们补充了个人意志以及个体利益的汇合所不能直接做到的事，——无论是对于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进步而言，还是对于预防和减轻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或者再加上未能预见的偶然事故而言。
直迄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为止，乃至于很久之后，这种种不同的事物都被委之于偶然、委之于政府的贪婪、委之于江湖骗子的把戏、委之于一切有权有势的阶级的偏见或利益；但是笛卡尔有一个弟子，即那位有名的而又不幸的威特，却感到了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是像所有其他科学一样地服从哲学的原则并服从计算的精确性。
直迄乌特勒支和约许诺给欧洲一场持久的安宁为止，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做出什么进步。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人类的精神对那种一直为人所忽略的研究有了一种几乎是普遍性的取向，而这门新科学就被斯徒亚特、斯密而尤其是被法国的经济学家们，至少就其原则的精确性与纯洁性而言，推到了在如此之漫长的冷淡期间之后人们所不可能希望如此迅速地就达到的一种程度。
但是在政治学中和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这些进步，主要的原因乃是一般哲学的或形而上学——就这一名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进步。
笛卡尔已经使哲学重新与理性的领域相结合，他敏感到哲学应该完全从只要对我们精神作用进行观察便会向我们显示出来的那些明显的基本真理之中得出。然而他那缺乏耐心的想象力，不久就把他抛离了他所追踪的那条途径；而哲学之在某个时候看来似乎是重新获得了自己的独立的，却只不过是要在新的错误之中误人歧途而已。
最后，洛克把握住了那条应该引导着哲学的线索；他指出了对观念的严谨的、精确的分析，可以连续地在它们的起源上把它们归结为各种更直接的观念，或者是在它们的构成上把它们归结为各种更简单的观念；这是使得我们自己不致于迷失在偶然性杂乱无章地提供给我们、而且被我们不假思索加以接受的那些不完整的、不连贯的、不确定的种种概念的混乱之中的唯一办法。
他又以同样的这种分析证明了，所有的概念都是我们的理解力作用于我们所接受的各种感觉之上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是记忆在同一个时间向我们所呈现的各种感觉的组合，但却以一种捕捉住了我们注意的方式而使我们的知觉只限定在每种这类组合而成的感觉的一部分。
他使我们看到，我们在加以分析和限定之后，再把一个字加之于各个观念之上，于是我们便会使自己经常用那同一字去称呼它；也就是说，它总是由同样的这些更简单的观念形成的，总是被包含在同样的限度之内的，因此之故就可以在一连串的推理过程中运用它而决不会冒犯错误的危险。
反之，假如使用的字根本就不符合一种明确规定的观念，那么它们就可能连续不断地在同一个精神中唤起各种不同的观念；而这就是我们犯错误的最大的根源。
最后，洛克还敢于率先为人类的理解力规定了界限，或者不如说，确定了人类理解力所可能认识的真理的性质、它所可能把握的对象的性质。
这种方法很快地就成为一切哲学家们的方法；并且正是由于把它应用到道德学、政治学和公共经济学上来，他们才得以在这些科学中走上一条几乎和各种自然科学是同样之确凿的大道，才得以除了已被证明的真理而外就不再承认任何东西，才得以把这些真理和一切可能仍然是可疑和不确定的东西区别开来，才得以终于学会了忽略掉一切仍然是、或者将永远是不可能认识的东西。
［这样，对我们感觉的分析就使得我们在我们体验欢乐与痛苦的能力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了我们道德观念的根源、普遍真理的基础，它们是由这些观念产生的并在决定着有关正义与不正义的那些必然的、不变的法则，最后还在决定着由我们的感性的本性、由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我们的道德构成的那种东西而来的并使我们的行为得以与那些法则相吻合的那类动机。＇
这一方法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工具；人们就学会了使用它来完善物理科学的方法，来阐明它的原理，来评价它的证明；人们把它引申来检验种种事实，引申为各种情趣的准则。
于是，这种应用于人类理解力的一切对象的形而上学，就分析了精神在每一种认识中的历程，并使人认识到形成它那体系的各种真理的性质、我们从中可能获得的那种确凿性的性质；而正是哲学中的最后一步，在某些意义上就在人类和他们幼稚状态的古老错误之间设置了一道永恒的障碍；这道障碍会永远防止他们由于新的偏见而回到古代的愚昧中去，正如它会保证驱除我们所保留的那些或许尚未全被认识到的愚昧，以及虽可能取代这些愚昧、但却还有着一种微弱的影响和一种过眼烟云般的存在的那些错误。
然而在德国，有一位博大精深的天才却奠定了一种新学说的基础。他那热烈的、大胆的想象力，不安于一种平庸的哲学，对于人类灵魂的精神性与永恒性、对于人的自由或上帝的自由、对于在一个被全能的智慧——他的聪明、正义和善良是应该排斥罪恶和悲伤的，——所统治的宇宙中却存在有悲伤和罪恶这些重大的问题，仍然保持着怀疑。他解开了聪明的分析所不能解开的死结。他以本性上是简单的、不可毁灭的和平等的存在体（etre）构造出宇宙。这些存在体的每一个与其他与之共同构成了宇宙体系的每一个的关系，便决定它那些使自己与所有其他存在物不同的性质；人的灵魂与一块石头终极的最后原子，都同等地是这些单子（monade）之一。它们的不同，只是由于它们在宇宙秩序中所占据的地位不同。
在这些存在体的所有可能的组合之中，一个无限的智慧只能偏爱其中的一种，而且只能是偏爱其中唯一的一种，即一切之中最完美的那一种。假如目前存在的那种组合，以其不幸和罪行的景象而刺伤了我们的话，那是因为所有其他的组合还会呈现出更为可悲伤的结果来。
我们将要阐释这个体系，当它被莱布尼兹的同胞们所采纳或至少是所支持之后，就在他们中间延迟了哲学的进步。我们看到英国哲学家们有整个的一个学派热情地拥抱了并雄辩地保卫了乐观主义的学说，但不如莱布尼兹那么巧妙而又那么深刻；莱布尼兹把它主要是奠定在这一点上，即有一个全能的智慧，它由于其本性的必然，就只能是选择各种可能的宇宙之中的最美好的那一种；而英国的哲学家们则在观察我们的宇宙之际极力要追求我们宇宙的优越性的证明；而且它既然始终停留于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丧失了那种体系所保留的全部优点，他们也就往往更加陷入种种颠倒混乱或滑稽可笑的细节里去。
这时在苏格兰却另有些哲学家（Ecossais（philosophes）），他们根本就发现不了：对我们真实能力的发展的分析会得出来一种原则，它能够赋予我们行为的道德性以一种充分纯洁、充分坚固的基础；他们想象着能赋予人类灵魂以一种新的能力而与感觉的能力和推理的能力截然不同；但是他们所加给那上面的，只不过是他们证明了那种新的能力的存在，若是没有它，他们就无法满足。我们将要写下这些见解的历史，并且我们将要表明，假如说这些见解曾妨碍了哲学的进程的话，那么它们对于哲学观念更加迅速的传播却曾经是怎样地有利。
我们迄今只是表明了哲学在受过哲学的教养、深化和完善化的人们中间的进步；下面有待于我们来看清楚它对一般见解的作用都是什么，以及当理性终于上升到认识了发现真理、识别真理的可靠方法时，理性又是怎样学会了保护它自己以免对权威的尊敬和想象力曾经如此之经常地把它引人的那些错误；它同时也就摧毁了各个人的总体之中所曾经如此之悠久地伤害了和腐蚀了全人类的种种偏见。
人们终于有了可能，大声宣布那种长久以来都未能被人很好认识的权利，亦即要使所有的意见都服从于我们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也就是说，要运用我们所被赋予的可以认识真理的唯一工具来掌握真理。每个人都带着一种骄做的心情领会到，自然界并没有绝对注定他必须相信别人的话；于是迷信古代、在超自然的信仰狂热的面前贬斥理性，就从社会中（也像从哲学中那样）消失了。
在欧洲，不久就形成了这样一类人，他们关心传播真理更有甚于发现和钻研真理；他们专心致志于探索隐避所、教土、学派、政府和古老的团体在各个角落里所积聚和包庇的种种偏见，他们把自己的光荣放在破除流俗的错误上，更有甚于放在开拓人类认识的疆界上；这是一种推动人类认识进步的间接方式，它那危险并不更少，它那用处也并不更小。
在英国有柯林斯和波令布鲁克，在法国有贝尔、丰特内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由这些名人所形成的各个学派，他们都在为了拥护真理而战斗，他们逐一地运用了学术、哲理、精神和文采所可能向理性提供的全部武器；他们采取了各种语调，运用了各种形式，从戏谑到悲怆、从编纂最博学的巨帙到小说或日常的小册子；他们布置下一张使人们的目力变得非常之微弱的幕慢来遮蔽真理，而留给人们猜测真理的乐趣；他们巧妙地安抚偏见，以便更确凿地予以迎头痛击；他们几乎从不进行威胁，既不同时针对着许多人，也甚至并不完全针对着某一个人；他们有时候宽慰理性的敌人，仿佛只不过是想要求宗教上的半宽容和政治上的半自由而已；当他们对宗教的荒谬开战时，他们就迁就专制主义，而当他们投身于反对暴政时，他们就迁就宗教崇拜；他们是从原则上攻击这两种祸患的，哪怕他们看起来仿佛只不过是要针对那些颠倒黑白的或荒谬绝伦的滥用权力；他们砍伐那些不吉利的大树的根本，但他们看来却好像是只限于要剪掉某些杂生的枝叶的样子；他们有时候教导自由之友说，迷信是以一块穿刺不透的盾牌在掩护着专制主义的，所以是应该处死的首要牺牲品、是应该打碎的首要枷锁；有时候他们又相反地向专制君主们谴责迷信，说它们才是他们的权力的真正敌人，并以它们那些阴谋诡计和血腥的恐怖来恐吓专制君主们；但是他们从不休止地在要求作为人类的权利与解放的理性独立和写作自由；他们以永不疲倦的精力投身于反抗宗教狂热与暴政的种种罪行；他们在宗教中、政府中、风尚中和法律中追踪着一切带有压迫、残忍和野蛮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以自然界的名义告诫国王们、战士们、官吏们和教土们要尊重人血；他们还以一种激昂的严厉在谴责这些人在战斗中或在酷刑中滥用政策或冷酷无情；最后，他们采用了理性、宽容、人道作为战斗口号。
这便是这种新的哲学，它代表着公众对为数众多的、只是靠偏见而存在、只是靠错误而生活、只是靠盲从而有力量的那些阶级的仇恨；这种新哲学几乎到处都受到欢迎，但也遭到迫害，有许多国王、教土、显贵、官吏都是它的信徒或它的敌人。它的领袖们虽然暴露在敌意之前，却几乎总有办法逃脱报复；他们虽然充分表现出了他们的光荣而毫无损失，却也在躲避着迫害。
政府往往是一只手奖励他们，另一只手又犒赏他们的诽谤者；一方面禁止他们，而另一方面又为命运使得他们出生在它的国土上而感到荣耀；一方面为了他们的见解而惩处他们，而另一方面又因被人怀疑没有分享他们的见解而感到羞辱。
这些见解于是很快地就成为所有启蒙了的人们的见解，有些人是直认不讳的，另有些人则以一种多少是透明的虚伪在矫饰着，这要视他们性格懦怯的多少而定；而且他们还要屈从于他们的主张与他们虚荣心这两种相反的利益。但是他们虚荣心的那种利益，却已经强而有力得足以使人们不再要以往时代的那种深刻的伪装，就可以满足于以一种审慎的保留态度来对待自己并且往往也这样对待别人。
我们将要追踪这种哲学在欧洲各个不同部分的进步，在那里政府的和教士们的异端裁判所并不能阻止几乎已成为普遍语言的法语迅速地在传播它。我们将要表明：政治和迷信是以怎样巧妙的手法在运用人类的认识所能提供的一切动机来向理性挑衅的和运用一切论证来表明理性的局限和弱点的；以及人们怎样甚至于会用怀疑主义来为盲从而服务的。
那种如此之简单的体系，就把对工商业的最确凿的鼓励置诸于无限的享受自由之中，它使人民解脱了以那么多的不平等所分派的、以那么大的代价并且往往是以那么多的野蛮手段所征收的那些捐税之毁灭性的灾难和屈辱性的羁轭，而代之以一种公正的、平等的而且几乎是无从察觉的捐献；这种理论把国家的真正富强与个人的福祉和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联系在一起；它以公共福利的纽带把社会自然而然地会分成为的各个不同阶级结合在一起；这些思想以人类的博爱而令人感到那么慰藉，而任何的民族利益都不会再来打搅它那甜美的和谐；——这些原则以其慷慨大度并以其简单性和广泛性而引人入胜，它们被法国的经济学家们热心地加以传播。他们的成功，不像是哲学家们的成功那么迅猛而又普遍；他们所要打击的偏见并不那么粗糙，所要打击的错误也更加巧妙。他们在使人觉悟以前，必须先进行启蒙，在加以判断之前，必须先教给人以常识。
但是如果说他们只能做到使少数的追随者接受他们学说的整体，如果说人们对他们准则的普遍性、对他们原则的坚实性感到恐惧，如果说他们由于使用一种暧昧的和教条的语言而损害了他们自身事业的善意，他们为了贸易自由的利益而似乎过分忘记了政治自由的利益，他们以一种过于绝对和过于行政命令的方式提出了他们体系中某些他们所不曾充分深入探讨的部分；那么他们至少是做到了使得那种卑懦的、狡诈的而又腐化的政治之可憎与可鄙真相大自，那种政治把一个国家的繁荣建立在它的邻国的贫困之上、建立在一种禁令重重的政权的狭隘视野之内、建立在一种暴政式的财政体制的繁复组合之中。
然而被天才所丰富了的这些哲学的、政治学的和公共经济学的新真理，多少是已经广泛地为启蒙了的人士所采纳之后，就把它们有益的影响带到了更遥远的地方。
印刷术已经在那么多的地方传布开来，它已经那样成倍地增多了书籍；人们学会了把它们那么美好地分配给各种不同程度的知识、实际应用、乃至于财产；人们非常熟练地使它们投合各种趣味、各种各样的精神；它们提供了一种如此之简易、甚至于是如此之惬意的教育；它们向真理已经打开了那么多的门户，以致于再要把它们全都封锁起来，已经变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以致于再没有一个阶级、一种行业是可以防止他们获得真理的。因此，尽管总是仍有很大数量的人沦于自愿的或被迫的愚昧无知状态，但是划分人类中间粗野不文的那部分人和启蒙了的那部分人之间的那条界线，却几乎是全然泯灭了，在区分天才与愚蠢这两极的空间中填满了一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