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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机械学的都是些什么（机械学给了它们以更完备的和更准确的工具）；显微镜的发明和气象学仪器的发明，曾经怎样地有助于博物学的完善化；而这后一种科学有赖于化学的又是什么，只有化学才能把它导向一种对它所考察的对象的更深刻的认识，才能向它揭示最隐蔽的自然界和最本质的不同，向它表明自然界的构成和成分；同时博物学则向化学提供了那么多要加以区分和采集的物品，那么多要进行的操作，那么多由自然界所形成的化合物，我们必须区分出其中真正的成分，而有时候是要发现或者甚至于要模拟那种秘密；最后还有，物理学和化学是怎样地在互相支援的以及解剖学是怎样地从博物学或从其他这些科学中接受了它们的。
但是我们还只是阐述了我们所曾接受于和我们所可能期待于那种应用的最小的一个部分。有许多几何学家给出了根据观察未发现各种现象的经验规律的普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扩展到所有的科学；因为它们同等地引人认识或是同一个数量在一系列的时刻或位置的连续值的规律，或是许多给定对象之间的一种相似质量的不同特性或不同值的分配规律。
某些应用已经证明了，我们可以成功地运用化合物的知识，从而能够以更容易掌握其间的关系、结果和整体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观察。
概率计算的应用已经预示了它可以怎样地协助其他的科学进步；有时候，它决定着特殊事实的或然性如何，并教导我们去判断，究竟这些事实是应该加以摒弃的，还是反之是值得加以证实的；有时候，它在计算着这些事实经常反复出现的或然性，这些事实往往是呈现在技术的实践中，而其本身并不与已被看作是普遍规律的某种秩序相联系：例如，在医学中，某些药物的疗效或某些预防药剂的成功便是如此。这些应用也向我们表明了一组现象乃是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的意向的结果以及它有赖于与之共同存在的或先行的其他现象的概率都是什么；此外还有应该归之于我们称为机遇的那种必然的而又不为人知的原因的概率；“机遇”一词的真正意义是只有很好地研究了这种计算才能弄明白的。
这些应用同等地教给了我们认识我们所可能希望达到的确定性的不同程度，认识我们所能据之以采用一种意见作为我们推理的基础的那种或然性，而又并不损害理性的权利和我们行为的准则，也不缺乏审慎，还不违反正义。这些应用表明了各种不同的选举形式、由多数票做出决定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利和弊都是什么，从中可能得出概率的不同程度，公共利益按照每个问题的性质所应该要求的那种概率；怎样才是几乎能确实获得它的办法，当决定并非是必然的或者双方的不利之点并不相等，其中有一方由于始终处于那种或然性之下而不可能合法的时候；或者是怎样事先就保证总是能获得那同一种或然性的办法，当决定正好相反地乃是必然的，而最微弱的或然性就足以使之通过的时候。
在这类应用之中，我们还可以列入那些人对于事实的概率的考察，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同意放在自己的观察之上；这种概率或是从见证人的权威那里得出来的，或者是从这些事实与其他直接被观察到的事实的联系中得出来的。
对人的寿命的研究，对不同的性别、温度、气候、职业、政府、生活习惯对寿命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对各种不同疾病所造成的死亡率的研究，对人口所经历的变化的研究，对产生了这些变化的各种不同原因的作用范围的研究，对它在各个国土上按年龄、性别和职业的分配方式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对于人体的知识、对于医学、对于公共经济学可能是何等地有用啊！
公共经济学又是怎样地使用了这些同样的计算在确定各式各样的终身年金、养老储备金、储蓄银行和救济银行与保险公司的！
这种计算的应用对于包括度量理论、货币的、银行的、金融运作的理论以及税收、税收的法定配额、它们实际的分配（那是如此之经常不顾法律的）、它们对社会体系所有各个方面的作用在内的那部分公共经济学，难道不是仍然必要的吗？
在这同一门科学中有多少重要的问题是只有靠对博物学、对农业、对植物生理学、对机械学和化学的技术所获得的知识的帮助，才能够很好地加以解决的啊！
总而言之，各门科学的普遍进步就是如此，以致于可以说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是不必借助于所有其他各门科学的援助，就能够完整地被包容在它的原则和它的细节之中的。
在提出这一史表时，和每门科学都因之而丰富起来的那些新的真理时，和每门科学都有负于看来仿佛特别是属于另一类知识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时，我们将要探讨什么是观察、实验和思考在每一门科学中所可能把我们引向的那些真理的性质和限度；我们同样地将要探讨在每一门科学中恰好是什么才构成其为发明的才能，——人类理解力的那种主要的能力，就被人们称之为天才；由于什么作用，人类精神才能够达到它所追求的那些发现，有时候还被引向它所并没有寻求、它甚至于不可能预见到的那些发现。我们将要表明，把我们导向这些发现的各种方法怎样地可能会枯竭，从而科学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迫停顿下来，——假如没有出现新方法向天才们提供新的工具或者是促进他们能运用已经不可能再加使用而不消耗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的那些新方法的话。
假如我们把自己只限于表明我们从直接运用科学中或者在把科学应用于技术时所取得的好处，无论是就个人的福祉而言，还是就国家的繁荣而言；那么我们就还只是使人认识到它们的好处的很微小的一部分。
它们最重大的好处或许是推翻了偏见，并在一定意义上重建了人类的理解力；人类的理解力曾经被迫匐伏于错误指导的面前，它灌输给他们每一代从襁褓之中所传递下来的荒谬信念，加之以对迷信的惊惧和对暴政的惶恐。
所有政治上的和道德上的错误都是基于哲学的错误，而哲学的错误其本身又是与物理的错误相联系着的。没有一种宗教体系、没有一种超自然的妄诞，不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愚昧无知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荒诞事物的发明者和保卫者，不可能预见到人类精神之绵延不断的完善化。人们被说服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就已懂得了他们所可能懂得的一切，并且会永远信仰他们当时所信仰的东西；于是他们就满怀信心地把自己的梦想建立在他们自己的土地和他们自己的时代的普遍见解的基础之上。
物理学知识的进步对这些错误甚至于是更加致命的，它们往往是摧毁了这些错误而看起来又并没有攻击这些错误。而且使那些顽固保卫这些错误的人蒙上了愚昧无知这一令人齿冷的笑柄。
同时，对这些科学的对象进行正确推理的习惯、它们的方法所得出的精确的观念以及认识或证明一种真理的手段，都会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要对那种强迫我们去拥护奠定在可信性这一现实动机之上的情绪和那种使我们依附于我们习惯的偏见的情绪或强使我们要向权威让步的情绪进行比较；而这一比较就足以教导我们鄙弃后一种见解，从而使我们感到我们并不真正相信它们，哪怕我们以信仰它们而自诩，哪怕我们是以最纯洁的真诚在宣扬它们。这个秘密一旦被发现之后，就会使它的灭亡成为迅速而又肯定的事。
最后，物理科学的这种前进是感情和兴趣所干扰不了的，在那里人们不相信出身、职业或地位就使人有权去评判人民自己并不处于一种可以理解它们的地位的那些东西；这一十分确切的进程不可能被人观察到而又不使启蒙了的人们不在其他的科学中也要不停地力求与之相趋近；它每一步都向他们提供了他们所应该遵循的典范，提供了他们可以据之以判断他们自己的努力并认识到他们可能会步人的错误的道路，使自己避免怀疑主义以及轻信和盲目的惶惑，甚至于是过分地完全屈服于知识和名望的权威之下。
毫无疑问，形而上学的分析也导致同样的结果，但是它只不过给出抽象的教诫；而这里的这些同样抽象的原则一旦付诸行动，就会由范例而得到阐明、由成功而得到加强。
直迄这个时代，科学还只是少数人的家产；现在它们已经变成了共同的所有，而这个时刻正在到来，那时候它们的要素、它们的原则、它们的最简单的方法都将真正变成为大众的。到了那时候，它们之应用于技术、它们对人类精神的普遍的正确性的影响，就将具有一种真正普遍性的效用。
我们将追踪欧洲各国在教育方面的进步，无论是幼年的还是成人的；这一进步迄今还是薄弱的，假如我们仅只是看那种教育的哲学体系的话，它几乎到处还是委身于经院哲学的偏见；但那种进步却是十分迅速的，假如我们考虑到教学对象的广度和性质的话，——那差不多只是包含真正的知识，包括有几乎一切科学的要素都在内；而各种年龄的人都从字典中、从摘要中、从杂志中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种种知识，尽管它们并不总是十分纯粹。我们将要考察，口头的科学教育与人们直接从书本和研究中所接受的教育相结合都有哪些用处；如果说从编纂工作之变成为一种真正的职业、一种谋生手段这件事产生了某种便利的话，那么它就繁衍了大量庸俗的著作，但是同时对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也就繁衍了获得普通知识的手段。我们将要阐述各种学会对人类精神的进步所起的影响，那道屏障在反对江湖骗术和伪学术上长时期都将是有用的；最后我们将要叙述各个政府对于人类精神的进步所给予鼓励的历史，以及它们在同一个国度和同一个时代也曾对它设置下了障碍的历史；我们将要使人看到，什么样的偏见或什么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原则曾经指导过各国政府反对人类精神朝着真理前进；又是什么样的有关的政治的乃至公共福祉的观点，——当看来相反地是要想加速和保护它的时候，——曾经指导过它们。
艺术史表所呈现的结果，也是同样地辉煌。音乐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艺术，同时和声的科学与微积分之应用于发声体的振动与空气的波动都阐明了它的理论。造型艺术已经从意大利传到了弗兰德斯、西班牙和法国，并在这些国度里上升到意大利在前一个时代所曾达到的同样程度，而且它们在这里比在意大利本土被维护得更加光辉灿烂。我们画家们的艺术就是拉斐尔和卡拉齐兄弟的艺术。所有这些方法都保存在学院里，它们远远没有消失而是传播得更广泛了。然而，已经过去了那么长的时期而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天才能与拉斐尔媲美，这种长期的停滞状态就只好归之于机遇了。那并不是艺术的方法已告枯竭，虽说伟大的成就确实是变得越发困难了。那并不是自然界拒绝赋予我们以16世纪意大利人所具有的同样完美的官能；那必须全然归之于政治的、风尚的变化，那不是艺术的衰颓而是它那作品的脆弱性。
文学在意大利培育得不很成功，然而并没有退化；而人们在法语中所做出的进步，却使它配得上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全欧洲的普遍语言的那份荣誉。
在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手里，悲剧艺术由于连续不断的进步而上升到了前所未知的完美境地。喜剧艺术则有赖于莫里哀而更加迅猛地达到了一种任何国家都还未能达到的高度。
在这个时代的开始，在英国，并且在与我们更为接近的时期是在德国，语言是完善化了。诗的艺术、散文写作的艺术已经服从于（但不像在法国那么驯服地）应该是指导着它们的那些理性的和自然的普遍规则。这些规则对于所有的语言和所有的民族都是同等地真确，尽管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能够懂得它们，并把自己提高到那种正当的而又确切的趣味的高度，——它们不外就是主宰着索福克里斯和维吉尔的篇章以及蒲伯和伏尔泰的篇章的那些同样规则的情操而已，它们教导了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法国人去感受同样的美并反抗同样的丑。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是什么东西促进了或者推迟了这些艺术的进步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各个不同国度里的不同类型的诗歌或散文著作达到了如此之不平衡的完美状态的，以及这些普遍的规则怎样能够甚至在不损害构成为其基础的那些原则的同时，被风尚、被享受这些艺术品的人的意见以及被它们的不同类型所注定要采用的做法的性质本身所规范着。所以，例如，整天在一所不大的厅堂里在为数不多的观众面前所背诵的悲剧，和在一个巨大的剧场里在隆重的节日邀请所有的人来歌唱的悲剧，二者就不可能有同样的实用规则。我们将要力图证明，趣味的各种规则也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同样的永久性，但也要接受同样的那种修正，正如道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其他规律一样，——当必须把它们应用于一种通常艺术的直接实践的时候。
我们将要表明，印刷术怎样繁衍并传播了目的在于供公众朗读或背诵的那些著作，它们所流通的读者的数目要比听者的数目大得无可比拟；我们将要表明，在人数众多的会议中所采取的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是怎样地由它们的成员从讲授中所接受的教育而决定的，那是由古代人和近代人之间的说服艺术的规则不同所得出的结果，这些不同类似于它所应产生的效果与它所运用的手法之间的不同；最后，我们将要表明，即使是在古人也把自己限于阅读作品的那些文学类型之中，例如历史或哲学，印刷术的发明使人更能投身于展开细节的那种便利，又是怎样地也应该影响到这些规则本身。
哲学和科学的进步扩大和促进了文学的进步，而文学的进步又有助于使学习科学更加容易，使哲学更加大众化。它们是在互相支持的，尽管无知与愚蠢在努力要把它们分开，使之成为敌人。学术——对人类权威的顺从、对古老事物的尊敬，似乎注定了是要使学术维护有害的偏见那一方的——居然有助于推翻它们，是因为科学和哲学已经带给了它一束更为健全的批判火炬。学术已经懂得了衡量各种权威并进行比较，它终于使得它们自身都要受到理性的审判。它已经摒弃了种种奇迹、种种荒诞的神话、种种违反或然性的事实；但是在它攻击它们所依恃的那些证据时，它就从此懂得了不管这些证据的力量如何，都要加以摒弃，而只认可那些能够击败非凡事件在物理上和在道德上的不真实性的证据。
这样，所有的人类理解力的活动，不管它们在对象上、在方法上或在它们所需要的精神品质上可能有怎样的不同，却都汇聚成人类理性的进步。事实上，它是属于人类劳动的整个体系的，有如一件制造良好的作品，它的各个部分虽则在方法上迥然有别，却又应当是紧密相联系着的，它们只能形成一个唯一的整体并趋向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
现在我们就来对人类做一个综览；我们将要表明，所有的科学中对真正方法的发现、它们所包含的各种理论的推广、它们之应用于自然界的一切对象与人类的一切需要、它们之间所建立的交通线路、大量在研究科学的人士们、最后还有印刷术的繁衍，——这些就足以向我们保证，这些科学的任何一种今后都再也不会降回到它们所已达到的那一点以下了。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哲学的原理、自由的准则、对真正的人权及其真实利益的认识，都已经在为数非常之多的国家里传播开来并在每个国家里都指导着极大多数启蒙了的人们的见解，以致于我们不必担心会看到它们再度湮没无闻的。
那么，我们还保留有什么可恐惧的呢？——既然我们看到这两种语言乃是传播得最广的语言，也是享有最完整的自由的那两个民族的语言，他们最能认识它的原理；从而就没有任何暴君的联盟、没有任何可能的政治组合，是能够防止这两种语言坚决保卫理性的权利以及自由的权利的。
但是，如果说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们，人类是不会再陷入它那古代的野蛮状态的，如果说这一切都向我们保证不会再有那种怯懦而腐化的体系——它惩罚着人类要永远摇摆于真理和错误之间、自由与奴役之间；那么我们同时却也看到光明还只占领了大地上的一个微小的部分，而真正启蒙了的人数就在大量委身于偏见和无知之中的人们面前消失了。我们看到广大的地区在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