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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有关这个案件的道德含意的干扰，倾向于保持一种有选择性的眼光。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明实录·神
宗实录》＇380＇只是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第10014、10016、10020、10026、10029、10031、10032、10041、
10043、10047、10056、10061、10064 和10067 页的记载和多数第二手资料有相当大的不同。顾秉谦等编
撰的 《三朝要典》＇291＇ （1626 年；影印本，台北，1976 年）中的关于此案的反东林的不同看法也应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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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2亿下降到6500万至8000万， 此后，这个国家的人口在15世纪的大部
分时期内似乎增加得很慢而且不均匀。16世纪初是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的一个
①
时期，这时经济上先进地区的城区显然在迅速扩大。到16世纪后期，中国
的总人口也许已经达到1。5亿至1。75亿。然后，在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的
某个时候，这种惊人的人口增长到了一个终点，在此后一个长时期内，人口
总数或者不变，或者某些地方实际上下降。
这种人口统计上的突变，它发生的时间和它的地区性变化，刚开始被了
解。其中一个促成因素必定是气候。在 1586—1590年间和1637—1644年间，
伴同或者跟随洪水、干旱和其他摧毁收成、造成食物短缺的自然灾害而来的，
是某些致命的时疫。不过，这类灾害有许多是地区性的。主要的粮食生产与
出口地区，如湖广南部和江西中部，看来只受到轻微的影响。的确，除去北
直隶、河南的某些地区和落后的西北部外，许多受灾地区是以商业化的农业、
先进的手工业和众多的城市人口闻名，或者是位于重要的贸易路线如大运
②
河、黄河和长江沿岸。这里面的一个含意是，像在欧洲那样，北部边缘地区
较之南部富庶地区也许更加严重地受到气候变化特别是更冷的气温的影响。
另一个含意是，这些灾害并不说明古典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正确，即人口的迅
速增长剥夺了农业地区抵御灾害的能力。还不如说，它们似乎反映出 （至少
是部分地）某些经济先进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巨大的内部和地区间
谷物市场上哪怕是暂时的混乱的打击。的确，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即使在17
世纪40年代初折磨长江三角洲的可怕的“饥馑”中，当地仍有大米可买。问
题是本地的歉收和其他种种因素促使价格高涨，许多人根本买不起罢了。
但是，为什么在17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里，对于食物的支付能力竟
然成为问题，为什么明朝政府对缓和局势显然无能为力？要回答这些问题，
需要简单扼要地考虑一下16世纪时中国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某些重大变化。这
些变化丝毫不是由于中国参与了有时被称为“欧洲的扩张”的开始阶段，而
是有比那个术语所包含的意思复杂和有趣得多的原因，至少对研究亚洲历史
的学者来说是这样。16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经济有了虽不稳定然而是实质性
的增长，这再次与欧洲的发展相平行，或者还以某种迄今尚不了解的微妙方
式与其发生联系。然后，随着长崎和马尼拉在16世纪70年代成为主要的贸
易中心，商业活动在东亚水域急剧增加。没有多久，中国的丝绸就在京都和
利马的街上被人穿着，中国的棉花在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市场上出售，中国的
瓷器成为从堺到伦敦的时髦家庭中的用品。
中国由于出口奢侈品而得到大量的日本白银和西班牙…美洲白银，这个事
实明显地影响了16世纪后期中国某些经济部门的增长。这种增长证明一是件
好处多于坏处的事。在积极方面，在这个国家的先进地区，如南直隶南部、
江西，以及沿海省份浙江、福建和广东，已经是很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变得更
快了。商人、放债者和实业家趁此机会大发其财，奢侈品开支和个人劳务费
①
用的增加证明了这个事实并在这个时期的通俗文学中有生动的描写， 此外，
① 见前《政治斗争中的东林》。
① 参见《东林党》，《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及本节上文。
② 参见下文《万历朝晚期的三大征》。
① 福建省的官员们于1575 年过早地上报林凤即将被捕获，这没有多少疑问。一份中国资料在1575 年11 月
1 日这个日子下记载了以下互相矛盾的两条：“海盗林凤克吕宋国”和“吕宋献俘”。应当指明，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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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当铺、银号和钱庄的激增也证明了这一点。 ②
明朝政府也从这种货币流通的增长中得到好处，因为这使它能够对复杂
①
与过时的赋税制度进行早就需要的改革。尽管复杂并受制于区域性甚至地方
性的差异，改革把大多数田赋、徭役以及加派改为征银，从而使王朝立足于
也许是从未有过的比较健全的财政上。军队的编制加强了，陆疆和海疆是安
定的，这个帝国的绝大部分似乎沉浸在一种普遍的和平与繁荣的气氛中。
这种气氛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输入的白银不能解决晚明中国的所有难
题。的确，它助长了这样一些新问题的产生，如严重的物价上涨，无控制的
城市发展和投机生意，一些论者说，这些发展加大了贫富悬殊与社会紧张。①
17世纪初，当部分地由于政府改变了开支政策而导致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
紧张加剧了。例如在1570年以后，岁入白银虽有惊人的增加，但仍赶不上政
府开支的迅速上升。②
军事开支猛增。16世纪90年代在朝鲜对日本的两次花费很大的出征，
在西南边疆与暹罗、缅甸以及土著居民之间不断发生的问题，在北方和西北
方蒙古人恢复了的压力，在东北方满族力量的不祥的增长，这些都增长了防
御费用。还有大笔的款项用在维修和改进大运河网，加固长城的某些部分，
重建北京毁于1596和1597年火灾的几座宫殿。①
万历皇帝的穷奢极侈，使帝国的财力更加紧张。在他的财政上稳健的首
辅张居正1582年去世后，他就开始了挥霍，为自己、皇室，特别是他的儿子
①
们的婚事和授职仪式任意花钱。这位皇帝除了每年大笔的金银收入外，还征
收丝绸、瓷器、珠宝和其他奢侈品。他仍不感到满足，经常挪用国库银两，
征收特别捐税，用来付账和填满他的内库。虽然皇帝的花费无疑刺激了明朝
经济的某些部门，但万历皇帝的挥霍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它带来的好处。
除帝国的即官僚的控制外，其他一些因素也给晚明经济带来有害的影
响。其中重要性不算小的是国家货币制度的性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
随着本朝纸币的崩溃，一种基于用银两和政府发行的铜钱进行交易的货币结
期许多中国人把新来的西班牙人和土著的菲律宾人混淆了。见谈迁撰：《国榷》（约1653 年；重印，北京，
1958 年），第4276 页。这两条未见于《明实录·神宗实录》。拉奇将“吕宋贡使”系于1576 年。见唐纳
德·F。拉奇：《欧洲发展过程中的亚洲》＇302＇ （芝加哥，1965 年），第789 页。这源于申时行：《大明会
典》＇465＇ （1587 年；重印，台北，1964 年），106，第8 叶。这一失真报导的创始者是福建巡抚刘尧晦。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1264 页。
② 参见前文《没有选择余地》。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7536 页；《国榷》＇498＇，第4934 页。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6168 页；朱国祯：《涌幢小品》＇107＇ （1621 年；影印本，上海，1953
年），第18—19 页；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 （1658 年；重印，台北，1956 年），62—64 。
② 冯的短篇小说题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161＇，见于他的《警世通言》（序，1624 年；重印，北京，1956
年；第2 版，北京，1981 年），是其中第32 个故事。它被译为 《妓女的宝箱》，载杨宪益和戴乃迭译：
《妓女的宝箱：10 至16 世纪的中国短篇小说》＇612＇ （北京，1981 年），第246—271 页。
① 有些资料指出，鄂尔多斯蒙古人提供了30000 坐骑支援叛乱者。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293＇，63。
发生的事情是，1592 年9 月12 日鄂尔多斯蒙古人和啺葜湟环庠逝荡罅吭男牛菟当恢泄私鼗瘛！�
这一消息传送到北京已经过时。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4696，4700 页。
① 见乔治·桑塞姆：《日本史，1334—1615 年》＇445＇ （斯坦福，1961 年），第22 章；也见小西行长传记，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28—7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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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发展起来。由于在本朝的许多时期质量好的铜钱供应不足，白银就在经济
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只要中国依靠国内的白银，国家对进入货币供应
领域的金属数量就有所控制。但在16世纪后期外国银块大量流入后，这种控
制就丧失了。
这样，虽然日本和西班牙…美洲的白银对刺激晚明经济有帮助，但银块的
不平衡流动产生了某些危险。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白银生产的波动，马德里
和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上掠夺和船舶失事，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在17世纪
的对外贸易自始至终很不稳定。在目前讨论的这个时期特别变幻莫测。在17
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当这种波动跟折磨中国和东亚其他部分的气候
反常、洪水、干旱和歉收巧合时，影响就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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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昌朝，1620年8月至9月
尽管万历朝的最后几年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造成了灾难，但1620
年的大多数敏锐的观察家完全不相信王朝已经没有希望。不过他们知道面临
严重的问题。例如，在1620年4月，自从1618年东北的军事情况变得严重
②
以来，第三次增加了田赋。由于大家都知道万历皇帝的内库决不是空的，他
只不过拒绝用自己的钱财来保卫这个帝国，因此举国上下对这次增加田赋都
很不高兴。1620年夏，御史张铨代表他的许多同事率直地警告皇上说，继续
加赋不能解救辽东，但能耗尽国家剩余的财力，从而为内乱创造条件。①
张铨在1621年慷慨就义，因其忠勇，死后受到朝廷追赠，他并不反对军
事行动本身。他只是认为，中国人必须在充分认识本朝有限的物力、财力的
①
条件下去抵抗满洲人。鉴于明朝军队前两年在东北蒙受的灾难，这种见解也
许是有道理的。但这种见解在朝廷和军队中受到轻率分子有效的反对，最后
给中国一方带来悲惨的结局。
虽然张铨的奏议对政府的政策没有直接的影响，他关于内乱危险的警告
却不是没有根据，因为那时北京就接到报告，说中国北方出现了新的反政府
活动的浪潮。许多这类活动是由所谓白莲教的成员带头的，白莲教是一个类
似宗教的组织，在这个王朝的早期，它曾引起不小的麻烦，当万历朝后期山
①
东和北直隶的经济情况开始恶化时，它再度变得活跃起来。这样，明朝当局
就受到双重的威胁，因为在万历皇帝于1620年8月18日去世之前不久，满
洲军队继他们头年的惊人胜利之后，又在辽东各地对中国居民点和军队的前
哨基地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
朱常洛登基
尽管有这些危险和困难，许多1620年住在北京的人（包括朝廷许可住在
那里的少数耶稣会会士），把万历朝48年统治——其中许多年充满了争吵—
—的结束，看作是王朝从头开始的一个机会。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朱常
洛（1582—1620年）身上，在经过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在继承问题上的长
①
期激烈争论之后，他于1601年被指定为皇位继承人。部分地由于朱常洛不
是他父亲的选择，部分地由于他们父子的关系从来不密切，新皇帝的支持者
希望他能迅速地完全改变他父亲的一些不得人心的政策，进行他们认为必要
② 这个布告很可能对朝鲜人比对日本人更有影响。关于原文，见国史编纂委员会编：《朝鲜王朝实录》＇93＇
（《李朝实录》）（1400—1445 年；第二次印刷，1603—1606 年，摹印本，汉城，1968—1970 年），30，
第1 — 2 叶。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31 页。
① 《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日本史研究，特别是关于它和中国、朝鲜和俄国的国际关系》＇296＇ （伯克利，
1937—1940 年），Ⅰ，第171 页。但是，使用这部著作必须慎重，因为它带有浓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
本国家主义的色彩。桑塞姆说，朝鲜国土上的全部侵略军达到接近150000 的数量，都是“一级作战人员”。
见桑塞姆：《日本史》＇445＇，第539 页注19。
① 见陈璘传记，《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67—174 页。
① 《朝鲜王朝实录》＇93＇ （《李朝实录》），30，第16 叶（97）；第4 — 5 叶（55—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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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他们没有失望。1620年8月19日，在万历皇帝死后仅一天和朱常
洛正式即位前14天，从内库中拿出了白银100万两供边防之用。同时，取消
了自16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引起争吵的矿税和商税，并召回万历皇帝派往
各地督税的受人憎恨的太监。①
我们不知道朱常洛是否根据他父亲的遗诏发出这些命令，因为据说万历
皇帝在临死时终于承认了他的错误。在中华帝国后期，“遗诏”常常被窜改，
以适合新统治者或朝廷重臣的需要和愿望。十分清楚的是，朱常洛继续使他
父亲从前的批评者高兴。8月21日，他从皇室积蓄中又拿出100万两用于辽
东。
新皇帝在1620年8月28日正式即位，按照惯例，在这种时候宣布下一
个太阴年的第一天 （1621年1月22日）是他的统治正式开始的日子。朱常
洛选择“泰昌”一词作他的年号，它使人想起和平与繁荣。皇帝和他的顾问
们用这种方式表明他们决心扭转王朝衰落的命运，这种命运笼罩着万历皇帝
在位的最后几年。
泰昌皇帝登基后，在他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需要他迫切注意的，也许就
是给帝国的官僚机构配备人员了。因为万历皇帝在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多年
中，对大臣们恳请他任命已经空出的职位，一直不予理睬。结果，到 1620
年夏，北京和一些地方的许多部门和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官纪不振，效率
低下。新皇帝立即行动起来，恢复了许多人的官职，这些人有的是被他父亲
革职的，有的是因对政府事务的处理不满愤而辞职的。在最先召回的人中有
邹元标 （1551—1624年）和冯从吾（1556—1627？年），两人都与开始为人
所知的东林运动有联系。①
这个“运动”实际上包括两个相互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第一个
组织由不满现实的学者和退职的官吏组成，他们聚集在无锡附近的东林书
院，从事讲学和哲学讨论，致力于促进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的复兴。他们
深信当时的腐败和道德沦丧是由于传统的儒家教育和价值观念的衰落，认为
只有当从事教育的老师们再次培养出正直不阿的官吏和学者时，才有可能恢
复好的政府和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
第二个组织更具有政治性，以卷入朝中持续的党派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