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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关于过度的征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种传统说法，最近有
一些学者表示保留，但不容置疑的是，赋税的增加是“对一架已经是疲敝不
堪的财政机器增加新的和额外的紧张……＇并＇把不能忍受的负担强加给一部
②
分纳税人”。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捐税高 （以17世纪的标
准看，可能是低的），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这是一种难以得到
的东西。①
在中国东南部，这种情况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更加恶化，这是由于1634
—1636年间西班牙当局在马德里和阿卡普尔科采取了一系列决定。他们决定
减少从新大陆流入马尼拉的白银数量，从而减少了控制那里的中国…西班牙贸
②
易的福建和葡萄牙商人的白银收入。 这种减少没有立即在中国引起财政危
机，一方面因为它对经济的影响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显示出来，一方面因为从
①
日本继续流入大量白银。不过当时东南最富庶的地区的记载，表明经济情况
②
已经迅速恶化，一些官员和地方名流准备应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动乱。他们
的担心很快就证明是对的。
杨嗣昌的浮沉
北京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定。1634—1638年间，在内阁任职的不下 19
③
人。除此之外，虽然温体仁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保持首辅的职位，但当
令人沮丧的报告几乎从全国各个角落向皇宫飞来时，他也感到很难安慰皇
帝。令皇帝特别悲痛的事，是1635年3月造反者袭击凤阳时，皇室的陵庙被
④
亵渎了。朝廷里与东林集团有联系的官员很快指出，温体仁的一些支持者应
对凤阳的防守负责。他们的论据显然给皇帝留下了印象，在那年晚些时候，
皇帝任命一个东林党人为内阁成员。
但温体仁仍然是朝中最有势力的人，以后两年里，在京师激烈的官僚斗
争中，他通常是胜利者。不过，1637年初，他走错了一步，诬告并逮捕了他
① 《明通鉴》＇210＇，4，第3165 页。
② 《明史》＇41＇，305，第7827—7831 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56—57 页；和邓恩：《巨人的
一代》＇148＇，第253 页。
① 例如，见 《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1477 页。
② 文震孟、何吾驺、钱士升、姚希孟等人的传，见《明史》＇41＇，216，第5718—5719 页；251，第6487—6488
页、6495—6499 页；253，第6532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7—239、1467—1471 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更详细的讨论，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22—52 页；和李文治：《晚
明民变》＇334＇，第26—43 页。
② 虽然其相互关系 （如果有的话）尚待研究，但应指出在17 世纪30 年代初，印度北部的许多地区也遭受
严重干旱。关于接着发生的经济灾难和人的困苦，见威廉·哈里森·莫兰： 《从爱克巴到奥伦寨：印度经
济史研究》＇394＇ （伦敦，1923 年），第205—219 页。
③ 陈奇瑜传见《明史》＇41＇，260，第6729—6732 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5 页。
④ 李自成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91—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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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宿乱钱谦益和他的一个亲密同事。北京的东林势力发动一场猛烈的反攻，
许多奏疏都指责他，最后迫使他请求告老回乡——显然认为他的请求会被拒
绝。然而却得到批准；1637年8月，他回到浙江，第二年死去。
温体仁的突然离开政府，并不标志东林在朝中重新得势。他在内阁中的
①
替身之一是他的老助手薛国观（1619年进士，死于1641年），他从天启朝
起就反对东林集团。薛国观随即成为皇帝最信任的顾问之一，在以后几年中，
与东林有联系的官员极难使他们的意见为朝廷所接受。1638年夏，忠于东林
②
的黄道周（1585—1646年）和他的几个支持者直言不讳地反对皇帝当时宠
③
信的兵部尚书杨嗣昌 （1588—1641年），就受到贬谪。
杨嗣昌是杨鹤的儿子，杨鹤在1631年因未能平息陕西的叛乱而被罢去总
督之职。杨嗣昌在父亲失宠后，胜任地担任过西北的几个重要军事职务；到
1634年，他成了京师西北一个关键地区的最高统帅，管辖宣府、大同和山西
北部。1635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以丁忧去职。但1636年末，在规定的27个
月的守丧期满期之前，他被召到北京任兵部尚书。在守丧期做官，在明朝始
终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杨嗣昌也不例外。尽管皇帝坚持认为，当时国家
所面临的军事危机需要杨嗣昌的经验和专长，黄道周等人却不同意，认为由
此引起的道德标准下降，其恶果远过于可能得到的利益。但皇帝不为所动；
杨嗣昌的任命继续有效。
1637年春杨嗣昌担任新职务时，他面临的是个令人沮丧的局面。1636
年，皇太极称帝，国号清，明确地表示要推翻明朝。在17世纪30年代中期，
满族人继续对中国领土进行不时的袭击，并通过征服内蒙古最强悍的部族和
派遣远征军深入黑龙江地区巩固了他们在长城外的势力。1636年夏，皇太极
④
派异母兄弟阿济格（1605—1651年）和其他人率军进入北直隶，在北京附
近成功地作战一个多月才撤退。12月下旬，皇太极亲自领导对朝鲜的入侵，
朝鲜长期以来是明朝最重要的盟国。不出两月，朝鲜军队投降，满族人在两
翼和后方的安全得到保证之后，现在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国。
杨嗣昌对这个威胁的对策是讲和，目标是订一个条约，像 1571年和蒙古
⑤
人所订的那样。他想赢得一些时间，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的叛乱问题。杨嗣
昌的讲和计划毫无结果，因为它在朝中遭到强烈的反对，而皇太极正在抢占
大量领土，也看不出讲和对他有什么好处。1638年下半年，皇太极的军队在
他们初期得手之后，紧接着在北直隶和山东进行了五个月的毁灭性战役，有
60多座中国城市——其中包括济南和天津——受到进攻。满族军队回到沈阳
⑥
时“带着无数战利品和许多俘虏”。在这次战役中，宣府和大同地区的总督
卢象昇战死。卢象昇在1636年造反军入侵南直隶时显示出他的才能，后来他
是杨嗣昌与满族人讲和计划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
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满洲人在东北取得的成功，影响了政府在
① 洪承畴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8—360 页。
② 卢象昇传见《明史》＇41＇，261，第6759—6765 页。
③ 见地图26。
④ 关于这次秘密会议，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40 页。
⑤ 曹文诏传见《明史》＇41＇，268，第6893—6898 页。
⑥ 吴睹魇贰罚�41＇，252，第6521—6525 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94—14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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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北同造反军的作战。杨嗣昌特别沮丧；在1637—1638年间，气氛本来很
②
乐观，以为叛乱问题会很快解决。1637年，张献忠 （1605—1647年）和其
他造反领袖在南直隶北部与官军的几个月战斗中，取得不大的胜利，但到秋
天，大多数造反者回到河南南部或湖广北部，这里已经成了他们主要的中间
集结地。不久以后，张献忠在河南西南受到官军的攻击。在以后几个月中他
在汉水流域被赶来赶去，直到他终于在湖广西北的古城站住脚。
1638年初，张献忠同新上任的五省军务总理熊文灿谈判，熊文灿由于10
年前说服海盗头领郑芝龙投降并为明朝所用而著名于时。他不顾部下的强烈
反对，深信这样做有助于平息叛乱。1638年5月，熊文灿接受张献忠的投降，
①
并将他安置在谷城任军事指挥。这个安排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官军
给活动在陕西、河南和湖广的各造反军特别是给李自成以很大压力。1638年
末，李自成在陕西和河南边界遭受了一次严重失败，不得不在以后两年中用
大部分时间重建他溃散了的队伍。
1638年，正当平叛的胜利似乎唾手可得时，满洲军队又入侵了。由于北
直隶和山东的城市一座接着一座落入侵略者手中，政府被迫从西北抽调人力
物力。不出数月，它在西北的平叛努力便前功尽弃。1639年6月，张献忠复
叛，不到三个月，就在湖广的最西北部大败官军。这个灾难注定了熊文灿的
命运。他被削官、逮捕，最后送到北京受审。他在官僚机构中有势力的朋友
都撒手不管，他于1639年11月被处死。
在战场上代替熊文灿的是他从前的庇护人杨嗣昌，他受到强大的压力要
兑现他的军事胜利的诺言。1639年秋，他到达湖广北部，立即受到他的两个
最重要的将领的敌视，他们不仅反对他的平叛战略，而且不喜欢他本人。尽
管他在1640年初对造反者取得了某些胜利，但不能给他们以最后的打击；而
到1640年夏，张献忠和其他几个造反领袖突破了杨嗣昌的长江防线，进入四
川东部。那年和1641年，他们在四川造成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张献忠。
1641年，李自成在河南西部重新开始活动，杨嗣昌面临的问题恶化了。
河南省的严重饥荒，为李自成的事业提供了志愿战士，1641年的头三个月，
李自成占领了许多城市，包括在3月初攻克的洛阳。在洛阳抓到的俘虏中，
有一个臭名昭彰的放荡王子，他被处死、肢解，并被象征性地吃掉，以表示
造反者对那些生活穷奢极侈、不顾百姓死活的人的憎恨。当河南北部发生这
些事情时，张献忠突然从四川攻入湖广，在信阳俘虏并处死了另一个王子。
张献忠的大胆行动，对杨嗣昌是一个出其不意的袭击。他无法对抗造反
者，遂自杀。
经济危机，约1639—1644年
1639年，日本和菲律宾所发生的事情对明朝经济的关键部门造成严重困
难。1639年夏，德川幕府不允许澳门来的商人在长崎贸易。这样，这种近一
个世纪以来有利可图的贸易就突然结束了，它曾从日本给广州和中国其他市
① 英文著作中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讨论，见彼得森：《匏瓜》＇425＇，第36—37 页：和希拉里·J。贝蒂：《中
国的土地与门第：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6＇ （剑桥，1979 年），第43—45 页。
② 彼得森引方以智的话，《匏瓜》＇425＇，第36 页。
① 关于这些弊病和试图改革它们的详细讨论，见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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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带来大量白银；尽管在整个17世纪40年代，荷兰和中国的商人继续从日
本输入白银，但比起这个世纪初期中日贸易的全盛时期来，数量大为减少。②
葡萄牙人从日本被赶走后几个月，中国和西班牙在菲律宾已经大为减少的贸
易，实际上停止了。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暴
力冲突，有两万多中国人死亡。结果，在随后几年中，只有很少的美洲白银
流入中国。③
由于国内的银锭生产不敷需要，这些事态发展对已经问题成堆的经济具
有强大的紧缩通货的影响。17世纪40年代初，东南先进地区的银价猛涨，
同时许多商品作物和制造品的价格直线下降，低到无法想象。这就导致货币
收藏的增加，大量白银从流通中消失，人们把它存起来准备应付更坏的日子。
1639年夏，危机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崇祯皇帝同意再次增加税收，以实行杨
④
嗣昌宏大的平叛计划。无论这次增税可能征收多少额外收入（许多人无法找
到足够的白银付旧税，更不用说交新税了），政府为了应付军事需要从民间
榨取更多的白银，使货币供应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紧接1639年增税之后，是一个坏天气时期，这种天气给这个国家的许多
地区带来可怕的灾难，这些地区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未
受到或只受到轻微的影响。1639—1640年浙江北部洪水成灾，1641年干旱和
蝗虫成灾，1642—1643年既有水灾又有旱灾。据目击者的记述，这个地区在
①
17世纪40年代初饿死许多人，到处是乞丐，杀害婴孩，甚至人相食。在这
②
个时期，类似的描述也见之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的其余地区，在许多地区，
③
紧接饥荒之后发生了时疫。由于普遍的粮食囤积和投机，食物价格上涨，而
流通的白银量急剧紧缩，情况更加恶化。在17世纪40年代，尽管水、旱、
虫灾很严重，但在许多“饥馑”地区，显然仍可买到大米，问题是价钱太贵，
许多人买不起。
这些自然灾害也给政府财政带来重大损失。江南、福建沿海和其他从前
的富庶地区，纳税人拖欠税款，或抛弃他们的财产；佃户攻击地主和收租人；
奴仆反对主人；城区工人闹事；盗匪活动增加；饥饿的农民在乡村到处流浪
④
觅食。到1642年，大城市苏州明显衰落，许多住家“人去屋坍”，而曾经
是富裕的乡村，土地没有了主人，只有武装的人才敢去。
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约1641—1644年
② 黄仁宇： 《明代财政管理》＇250＇，第121—122 页。
③ 同上，第119 页。
④ 这时中国许多地方的情况似乎与法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情况相似。简·德弗里斯：《危机时代的欧洲
经济，1600—1750 年》＇141＇ （剑桥，1978 年）第63—64 页。
① 布莱尔和罗伯逊编： 《菲律宾群岛》＇8＇，30，第51、69—70 页。
② 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10＇，第145—158 页；小叶田淳：《日本16、17 世纪的金银生产与使用》
＇288＇，W。D。伯顿译， 《经济史评论》，第2 辑，18，2 （1965 年8 月），第256 页。
③ 这些问题的讨论，见杰里·登纳林：《许都和南京的教训：江南的政治一体化和地方防务，1634—1645
年》＇144＇，见《从明至清》《476》，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 （纽黑文和伦敦，1979 年），
第89—132 页。
④ 《明史》＇41＇，110，第3386—33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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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嗣昌于1641年4月自杀五个月后，薛国观被崇祯皇帝赐死，他是东
林的另一个重要政敌，以前的首辅。他在1640年因受贿罪被革职。虽然东林
⑤
跟这件事的关系不甚清楚，但薛国观临死前的话牵涉到它的一个成员。 10
月，刚好在一个月后，周延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