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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了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昭君走到哪里，哪里就水草丰美，人畜两旺。走到缺草缺水的地方，昭君的琵琶一划，地上就出现了一条玉带似的河流，和一片片绿茵茵的嫩草。昭君还有一个美丽的锦囊，她从里面取出几粒种子撒在地上，从此塞外便有了庄稼。她从袋里取出一把金剪子，用羊皮剪成犁、车、羊、马放在地上，就成了铁犁和木车，木车周围还出现了成群结队的羊群、马群和骆驼群。
过了好多年，有一天夜里，突然地上闪过一片红光，接着是一声巨响。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就在这里平地上长起一个小土山，山顶上还飘着五彩的浮云。人们说，这是王昭君完成了玉帝交给她的使命，回天上去了。这座小山就是今天的昭君坟。……这些美丽而富于幻想的传说，凝聚着汉蒙两族人民的友谊和美好的愿望。这就大大激扬了曹禺创作的想象力，觉得这些传说太美好了，王昭君是一个值得写的人物。
田汉在大连看到曹禺访问内蒙的新闻片，特别是看到曹禺学习骑马的镜头甚为感奋，特地写下七律一首相赠：一鞭大漠马如飞，青塜黄沙带笔归。
为使全华团结好，再抛心力写明妃。
如今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激励他“再抛心力写明妃”的田汉也被迫害死了。他已经写出了第一、二两幕，万幸的是这些手稿还保留着。他想，无论如何得完成它，不能辜负总理的嘱咐。这也是他对周恩来同志最好的纪念啊！正像《人民日报》记者所形容的“晚秋红叶正浓时”，他不顾年事已高，决心再去边疆访问，搜集资料。由女儿万方陪同去新疆。在乌鲁木齐，在伊犁，在天山脚下，在赛里木湖畔，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使他对蒙族习俗、草原风光，有了更细致入微的考察和体会。
他为完成这部剧作颇费思索。昭君诗，昭君戏，昭君的传说，昭君的事迹，他都读了，但这些关于王昭君的形象，却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他说：我所看到、听到的关于王昭君的诗（包括李白、杜甫那样大诗人的）、戏曲、小说、传说中的王昭君的形象，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她极不愿意离开故乡，离开自己的故土。我小时候看过一个戏叫《昭君出塞》（见《青塜记》）的就是这样。这出戏演得不错，语言也感动人，譬如，什么“文官济济全无用，武将森森也是枉然，却叫我红粉去和番”之类，非常委屈、凄怨。但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和番”之说，就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思想，不是把匈奴当作中国的民族，而是作为异国番邦。范晔的《后汉书》上的王昭君也是哭哭啼啼的。我还看过一本敦煌的变文，叫《王昭君变文》的，说王昭君到了番邦，很不安心，整日思念汉元帝。其实变文中写“番王”对她很好，甚至亲自为她熬药煎汤，她死了，还专门为她着汉服戴孝。对她这样好，她还想汉元帝，真是奇怪。另外，传说毛延寿作钦差大臣为汉元帝选美，王昭君之父不愿女儿进后宫，因为进了后宫是很惨的。《阿房宫赋》里说，“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大观园中元春一进宫就得见皇帝，那是“有后台”的。一般被选上的宫女，都是很悲惨的，所以都不愿意进宫。另有一个故事（见《琴楼》，传说东汉蔡邕著），王昭君为了避免父亲受害，毅然出面进宫。《西京杂记》说，进宫以后，大约是王昭君没给毛延寿什么好处，没行贿吧，毛延寿就在画像上搞了鬼，使她见不着汉元帝。元曲马致远的《汉宫秋》，写毛延寿很坏，逃往匈奴，把王昭君的画像给了匈奴，使匈奴单于见图生情，指名道姓地非要王昭君不可，汉元帝为和好，只得给他。我读了许多关于王昭君的书，但无论是诗词、文章、戏曲，其中史实都不一定确实。我查了《汉书》，只说汉元帝爱音乐，会作谱。再便是呼韩邪单于入朝，请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女王昭君赐单于。所以其他传说都无正史可考。除了《昭君出塞》，还有不少写王昭君的戏。元朝马致远的《汉宫秋》就是一个，但那是写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的，戏把汉元帝写得很多情，什么“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已愁泪滴千行”之类。郭老在《蔡文姬》中也提到王昭君。左贤王说：“当初不是有个王昭君吗？”蔡文姬为了纪念王昭君，还故意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一个与王昭君的儿子一样的名字。①显然，他对史料是十分熟悉的了，他对诗歌，小说、戏曲中的王昭君形象也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把握。但促使作家摄取史料和种种传说的着眼点，最终还取于他对当初周恩来谈话的理解和体会上。
他曾说：“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为这一事业身体力行，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的一位汉家女子。”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领会，使他确实也发现了一定的客观历史依据，于是他就一改传统的昭君形象，而写出一个具有新意的王昭君来：“我要擦掉王昭君脸上的泪水，让她焕发出她的真正的光彩。”“我写的王昭君不再是哭哭啼啼了。她有志气，有胆识，愿意为民族和睦和当时汉朝百姓的安乐贡献自己的一生。她是有感情的女子，但绝不是那种奴婢对帝王的感情，而是真诚的爱情。她嫁到匈奴，就爱上草原；她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就真心地爱他，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爱。她刚毅，又温柔；她耿直，然而明事理，有耐性。我希望我们的人民因有王昭君这样一位有胆有识的汉家女儿感到骄傲。”①他就是按照这样的领会，按照这样一个创作意图来写王昭君的形象，来写《王昭君》的。１９７８年１１月，《王昭君》发表在《人民文学》第１１期上。与此同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组织排演。导演梅阡、苏民，主要演员有狄辛、蓝天野、董行佶等人。搁笔十余年之久的曹禺，于十年浩劫之后写出新作，一时传为美谈。剧本尚未公演，便接连收到朋友们以及读者、观众的热烈祝贺。
首先是老朋友吴祖光的贺诗：读曹禺同志新作《王昭君》，写得入情入理，有声有色，信是大家手笔，钦服之余，喜成一绝：
巧妇能为无米炊，万家宝笔有惊雷；从今不许昭君怨，一路春风到北陲。②继之，是茅盾的赠诗，题名《赠曹禺》：当年海上惊雷雨，雾散云开明朗天。
阅尽风霜君更健，昭君今继越王篇。③不久，又接到对外文委侯甸和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马子华的赠诗。７月，《王昭君》公演后，国家民委和中国剧协联合召开座谈会，杨静仁、张庚、赵寻、金山等人，给这部新作以高度评价，“一致肯定曹禺为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团结所作出的贡献”，并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在评论界更引起了热烈反应，到１９８２年底，全国报刊发表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上百篇，足见其影响之大了。
评论的主要点，集中在对王昭君形象的塑造上。张锲说：《王昭君》“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浑成一体，为王昭君恢复了本来面目，擦去两千年来人们强洒在昭君脸上那些哭哭啼啼的眼泪，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笑盈盈的王昭君的艺术形象。它是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曲颂歌，是一幅色彩艳丽的历史画卷，也是曹禺同志在新长征途中献给党和人民的一份厚礼。”①王季思、萧德明也指出：“他一改文艺史《昭君怨》、《汉宫秋》等作品的主题和情调，使王昭君以满腔哀怨的悲剧人物转化为促进民族和睦、关怀人民疾苦的巾帼英雄。旧时代的人们需要一个王昭君，是要借她抒发自己对封建时代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满腔怨愤。社会主义时代需要一个新的王昭君，是要通过她表达各民族精诚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烈愿望，是要她鼓舞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去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话剧所塑造的王昭君没有使我们失望，她的理想、智慧、勇气和毅力，都闪现着我们时代的光辉。
这是只有社会主义时代才可能产生的舞台艺术形象。”①但是，也有些评论家以为把王昭君的形象“写得太高了，不真实”，写得“理想化”了。陈祖美指出：“作者对于王昭君的描写中，虽有较好的艺术处理，但总的说却表现了一种明显的为了理想而忘掉历史的情况”；“特别是在戏的后半部中，无论从人物性格、情节及某些重要细节等方面考察，都不符合对历史剧真实性的要求，没有达到周总理提出的‘只有忠实于史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的要求。”②王季思、萧德明也认为“后半部分对王昭君和呼韩邪单于两个形象的塑造在某些方面有拔高的倾向。”③
而对《王昭君》所达到的艺术成就，都作了充分地肯定，认为曹禺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虽已暮年，历尽沧桑，仍然闪露着艺术才华。陈瘦竹、沈蔚德认为《王昭君》是“一部抒情诗剧”，“他在《王昭君》中，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更大胆地运用独白来展示王昭君和呼韩邪藏在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剧中有自由诗体和有韵律的独白，有歌唱和音乐。此外还有孙美人所引起的悲怨凄楚的哀感，大草原所特有的雄浑壮丽的景象，以及在民间传说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关于金色大雁的意境。所有这些，都使人觉得《王昭君》不同于曹禺过去的剧作，具有抒情诗剧的风格”。④特别是孙美人的形象塑造受到有口皆碑的赞许。闵抗生说，孙美人“是一个６８４曹禺传
①
②
③
④《读〈王昭君〉》，《锺山》１９７９年第１期。《〈王昭君〉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文艺报》１９７９年第９期。《从〈王昭君〉看历史剧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文学评论》１９８０年第６期。《〈王昭君〉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文艺报》１９７９年第９期。494
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与艺术内容的深刻而独特的悲剧形象。她是曹禺同志熔多种多样艺术手法于一炉，精心雕塑的一件艺术珍品。她表现了曹禺同志特有的抒情风格，深湛的艺术功力，和令人惊叹的、只有大师才有的艺术才能”。①环绕着《王昭君》曾经产生一些争论，特别是在思想解放的气氛中，对它的争论是一件好事。林干的《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是晚出的一篇文章，他的意见还是比较中肯的。林文说：对《王昭君》“我个人的看法是，优点：第一在于他的主题思想和政治倾向正确；第二，能摆脱旧昭君戏中陈辞俗套和不采用《西京杂记》野史和《琴操》的传说故事，并把昭君的艺术形象，第一次描绘成一个对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关系作出一定贡献的人物，使昭君以‘和亲使者’的身份出现，合乎历史的真实。这是曹禺剧本的精华所在，也是他剧本的成功之处。而他的美中不足则在于：第一是剧中的戏剧色彩不够浓厚，‘出塞’一段情节空白；第二是剧本缺少匈奴人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第三是其他情节安排、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等还有不够理想的地方，个别虚构有时也距离历史的真实较远。但话剧剧本受空间性和模拟性的局限很大，剧作者往往力不从心。只有电视剧、电视连续剧或电影才能为剧作者提供更多更大的用武之地。”②的确，这个看法比较客观公正，确有可取之外。
《王昭君》在庆祝建国３０年的会演中，赢得一片赞誉之声曹禺为这次盛典献上一份厚礼，他把他对祖国的美好祝愿都寄寓其中了。
劫后余生，喜事接踵而来。
１９７９年１２日１６日，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复兴门外大街上朝着天安门方向驶去。但是，车到广播大厦的十字路口，却向左拐进礼士路，直驱月坛居民办事处。原来是曹禺和李玉茹去那里办理结婚登记。
其实，早就传出了曹禺和李玉茹行将结婚的消息。最早在香港报纸上有所披露。当一些老朋友问曹禺时，他还不敢承认。大概他也未能免俗，快７０岁的人啦，还结婚，不好意思。他们去登记时，也遇到这种尴尬的场面。曹禺回忆说：“那年我已经６９岁了，都那么老了，我对玉茹说：‘总不能等到７０再结婚吧！’就这样去登记了。办事处都是些青年人，我们真不好意思，那种场面，是难为情的，所以，老朋友问起也是这样。那天还好，道了姓名，他们很热情地把我们引进另外一个房间，办了登记手续。回来对女儿们讲了，她们也都没有意见。四届人大期间，是赵寻同志以请巴金的名义，搞了一次晚宴，就算是结婚的仪式了。”①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和谐的，这对于曹禺的晚年来说是太需要了。他说：我是很感谢玉茹的。这几年，我两场大病住院，都是她来照顾我。你知道，她也是有许多工作的啊！她的照顾是儿女们不能代替的，我很需要她的帮助。最近，她写《青丝恨》，我提了意见，我还给她讲了一个月的《哈姆雷特》。我也不能拖累她。但对玉茹来说，是更不容易的啊！
李玉茹这个人性格孤僻，她很小就唱红了，她母亲管她很严，所有的钱都是她母亲掌握，不让她沾一分钱；“你演戏，我管钱。”她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被京剧界称为“四大名妈”之一。“文革”时，来了好多人抄了一个星期，硬是把钱财抄光了，人也被打死了，挺惨的啊！所以，她对名啊利啊是看穿了的，她还要好好搞戏，事业心是很强的。我们俩生活得很美满。②曹禺同李玉茹的结合，也不是偶然的。他们早就相识。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结合更带有时代的悲喜剧的色彩，劫后余生的共同命运把他们连结在一起来了。
李玉茹是这样回忆的：我是曹禺的观众和读者。早在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读书时，我就看过中国旅行剧团演过的《日出》，还有《蜕变》，我就知道曹禺了。１９４６年，我到上海，加入了周信芳剧团，认识了吴性栽，是他出资成立了文华电影公司。这个人虽说是个资本家，但很喜欢艺术，喜欢结交艺术界的朋友。他每个星期都请我们吃饭，就在那里认识了曹禺，还有佐临、金山。那时，我对他是很崇敬的。他也愿意接近我们。他酷爱京剧，他正想写一部反映艺人生活的戏，就有机会在一起扯谈，也常去曹禺家里。每次去，看到他书架上有许多好书，我那时年轻，很幼稚，很想学习。受他的影响，买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线无战事》、《包法利夫人》等。曹禺对我说：“你要读些新小说，读些外国小说，这对你演戏、对你的艺术成长是大有裨益的。”曹禺和方瑞也到我家来过。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４８年，这一段时间，我和曹禺接近较多。我记得我还把自己写得不像样子的古诗拿给曹禺看，是他影响我对新文学发生了兴趣。我还记得，在他当时送给我的书中，还有一本灰色封面的《新民主主义论》，可惜那时我没读懂。他和方瑞临去香港前夕，上海快解放了，他嘱咐我好好演戏，不要听信谣言，更不要去香港和台湾。他说，共产党来了，是会尊重艺术家的。走时，他和方瑞还来看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艺丛书送给我。总之，那时我对曹禺、对方瑞大姐是十分敬爱的，他们给了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京剧舞台的年轻人不少恳切的帮助。曹禺，在我心目中既是老师又是朋友。①
但是，他们的结合，也不是很顺利的。对李玉茹来说，曹有过一段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历程。全国解放后，京沪两地，人各一方，都有着各自的事业。李玉茹的表演艺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下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们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在十年内乱中，李玉茹身遭迫害，也曾听到曹禺在北京人艺看守大门的消息。她不知道方瑞去世了。１９７８年，她看到《王昭君》的剧本，为曹禺感到高兴。在阅读剧本中，她为剧本的浓郁的诗情所吸引，就萌生了要把它改编为京剧的念头。她打电话给曹禺，把她的想法讲给他。但是，曹禺却说：“你长得太胖了，不适合演昭君了。”这大概是他们“文革”后的第一次联系，不过是普通的工作联系。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曹禺去上海，由任德耀陪着去看望李玉茹。劫后重逢，得以充分叙述“文革”中的遭遇，一种患难知己的感觉，在彼此的心头浮动着。当她得知方瑞于１９７４年病逝的消息，她既为她所敬重的方瑞而悲悼，也为曹禺失去陪伴他半生的亲爱的伴侣而感到伤心。李玉茹的遭遇也并不比曹禺更好些。曹禺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好不容易度过了那些苦难的岁月，今后该振奋起来。”两颗孤寂的心灵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