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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我在阿瑟·米勒家住过几天，他刚写一个新戏：《美国时间》，我跟他上拍练场去看他边拍边改剧本，那种活跃，那种严肃，简直像鸡汤那么养人。他和他老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轮流开车走很远的公路回到家里，然后一起在他们的森林中伐木，斫成劈柴，米勒开拖拉机把我们跟劈柴一起拉回来。两三吨的柴啊！我们坐在米勒自己做的木凳饭桌边吃饭。我觉得他全身心的细胞都在活跃，因此，他的戏不管成败，都充满生命力。你说怪不怪；那时我想到你，挂念你，如果写成台词，那就是：“我们也有个曹禺！”但我的潜台词却是你多么需要他那点草莽精神。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谁也说不好。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莎翁《马克白》中的一句话：“醒来啊马克白，把沉睡赶走！”
你知道，我爱祖国，所以爱你。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如果能使你再写出２０个剧本需要出点力气的话，你差遣就是！艾侣霞有两句诗，诗曰：“心在树上，你摘就是！”信，快写完了，回头一看，好像在毁谤你，有点不安了。放两天，想想看该不该寄上给你。
祝你和夫人一切都好！
晚黄永玉谨上
３月２日
我还想到，有一天为你的新作设计舞台。
永玉又及
我还想贡献给你一些杂七杂八的故事，看能不能弄出点什么来！永玉又及
这是燃烧着对朋友的热爱、极亲切又极尽激励的信，它确实打动了曹禺的心，所以他把它珍藏起来，那么恭恭敬敬，也敢于把它念给朋友听。
阿瑟·米勒是这样写的：“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但却相当激烈。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信是用行书写的，字迹凝重。在英若诚为我翻译时，他妻子、女儿、英格和我在一旁听着。当念完他那亲切的称呼，接着念那段江郎才尽的哀歌时，我想，这只不过是在开玩笑，在说中国式的机智的俏皮话。虽然严厉，但最后会笔锋一转，那严厉的口气也就会缓和下来。但这封信却一狠到底。我真不明白当曹禺恭恭敬敬地（如果不是柔情一片的话）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①阿瑟·米勒感到茫然了，居然把别人批评自己的信念给别人听，他不明白，也不理解。但这却真正是曹禺在混沌中的清醒和真诚。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他很少同我谈他解放后的创作，他总是摇摇头，摆摆手，不愿提起它。随着接触增多，我越来越觉得他有一种难言的苦闷和痛苦，他并不是那种沉迷于掌声中的人。我似乎感到他心底的东西，被一层又一层的东西遮掩着，但他又掩饰不住。他觉得他写得太少了，他确有着许多懊悔，几乎来不及挽回的懊悔。他没有怨谁，他怨自己，责难自己，但这又不是他个人能承担得了的。一次，谈到黄永玉给他的信，引起他的感慨：最近从报纸上看到袁伟民对运动员讲的一段话，他说：“不要被金牌的压力卡住，心里有东西坠着，跑也跑不快。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这很有启发。我就总是有东西坠在心里。心里坠着东西就写不出来。
鲁迅说，他写的是“遵命文学”，他是遵真理之命，而不是哪一个领导人。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写出来，像河北省的抗洪斗争，像私营工商业改造，都搜集了不少材料，没有写出来。现在岁数大了，更写不出来了。我７７岁了，后悔读书读得杂，读得乱，好像没有读透过一本书。解放后，总是搞运动，从批判《武训传》起，运动没有中断过。虽然，我没当上右派，但也是把我的心弄得都不敢跳动了。做人真是难呵！你知道“王佐断臂”的故事吧！戏曲里是有的。陆文龙好厉害啊，是金兀术的义子，把岳飞弄得都感到头痛。是王佐断臂，跑到金营，找到陆文龙的奶妈，感动了奶妈，把陆文龙的真实遭遇点明白了，这样才使陆文龙认清金兀术，他终于明白了。王佐说：“你也明白了，我也残废了。”这个故事还是挺耐人寻思的。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多太大了。
我是真想在８０岁的时候，或者是８０岁之前，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①
好像他心中有着许多许多的话，想了许多许多的事情，有着说不尽的感慨。他深深地懂得观众和读者的期待，也深深理解朋友们的愿望，他是多么想写啊，写点像样的东西来啊！
曹禺传第三十四章 “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
第三十四章 “把你心灵中的宝贝交出来”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４日，南开园沐浴在早晨八九点钟的温暖阳光之中。正是庆祝国庆节的日子，大中路两旁林立的彩旗，在微风中飘荡着。马蹄湖畔，周恩来手书“我是爱南开的”纪念碑，在阳光中熠熠生辉。
早就传出了曹禺要回到母校来的消息，师生们准备欢迎他的到来。
母校是关怀他的。为了祝贺他从事戏剧活动６０周年，祝贺他７５周年诞辰，特地召开“曹禺学术讨论会”。
在隆重而简朴的开幕式上，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贺他６０年来在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祝他健康长寿，并代表师生向他赠送了礼品。曹禺致答词时，表达了他对母校的深挚的感激之情。他说：“５５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金黄色的秋天，我告别了美丽的南开园。半个世纪过去了，又回到母校，这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我永远忘不了南开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的一生是同南开联系在一起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
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了７５个年头。他从南开走出去，今天又回南开来，接受母校的一片热忱，一腔挚爱，怎不令他感慨激动呢！
他常说，“人生有许多事是很奇妙的”。当他７５岁的时候，又回到故乡，回到母校，触景生情，引起他许许多多奇妙的回忆。
人生的确是奇妙的。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直到我在草写这最后一章时，才发现了这个奇妙的巧合：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５日，正是阴历８月２１日，恰好是曹禺的诞生日。大家陪着他去探望他的旧居，这真是最好的纪念了。
人老了，总是怀旧的。前些年，他曾和李玉茹回到天津，也曾去找过他的旧居。但是，却没有找到。这次，可能是因为房子经过了粉刷，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竟很快找到了。他的旧居原来在天津意租界二马路２８号，现在改为河东区民主道２３号。当他发现了旧居时，他兴奋极了：“就是它，就在这里。”久远的记忆，突然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了，他像孩子那样抑制不住喜悦。他的眼睛分外明亮，他的话像打开闸门一样倾泄出来。他指着马路旁边的楼房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像是在做梦一样啊！”
走进２３号院内，是一座三层楼房。他说：“这是我家最先有的一幢房，后来租给一家公司了。”走进楼里，他还有些儿时的印象：“这是大客厅，那边是小客厅。那时我很小，姐姐也住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她教我识字块的。还有表哥刘其珂，他在这里住过。”他进到原先的大客厅里说：“在那时看，这间客厅大极了，现在看来很小。那时觉得大得不得了，真奇怪啊！”
看来，他不愿意在这里久留。这里还不是他最怀念的地方。他回到街上，指着马路斜对过的一座楼房说：“啊，那就是韩诗桁的家。”在２３号门口，他说：“就在这个地方，我小时候，这里排着一溜儿人力车，天津人叫脚皮啊，不要问价钱，上去就坐。”他又指着２３号右边的一个很精致的楼房说：“看，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个妓女，忘记了是个什么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把她买来作姨太太，这个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那时，我们都想看看她是个什么样子，她不大出来，偶尔，夏天她洗了澡出来，在平台上晃一晃。长得很美哟，不俗气，不是大红大绿，像个神仙似的，很文雅的样子。真奇怪啊！她住的这个房子一点也没有变。”
这时，不是别人来搀扶着他，而是他带着大家朝一个胡同口走去，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讲着：“就是在这个胡同口，经常看到农民，逃难的灾民一头儿挑着锅，一头儿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很惨啊！段妈就给我讲她们家乡的悲惨的故事。“这是个死胡同，里边的一个小楼才是我住得最久的地方。”隐藏在胡同里的一座两层小洋房出现在眼前了。他走得很快，还没进去，就指着楼下的一个窗子说：“这就是我搁东西的地方，绝对不会错的。”
平时，我到他北京的家里，见到他，有时感到他行动迟缓，十分疲倦，说话长了，就有时忘记了说到哪里。一副老态。可是，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连他上台阶都不要低头，好像凭着他的感觉就一阶一阶地踏上去。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是那么熟悉，这使我格外惊讶！人的童年的记忆，真是都刻在神经里了。
一进楼门，里边黑漆漆、阴沉沉的。我似乎感到当年这座楼里的抑压和郁闷。楼道的光线太暗了，墙壁，烟熏火燎都变得乌黑了。两边堆放着杂物，显然住的不只一家，破旧不堪。此刻，我心中掠过一阵淡淡的悲哀。
曹禺指着一间房子说：“这是我的书房，还有一个小书童伴着我，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都是在这里。上高中时，也在这里温习功课。”
好像许多记忆一下都涌来了，也分不清时间顺序。他的回忆跳跃性很大，忽而说到这个，忽而又跳到另外一个片断。他突然对我说：“你上次说到沈敏基办的讲习班，那是国共合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就在这里填的表。还在这里学英文打字，读四书五经，有好多老师教过我。
“还有一个姓王的小朋友，外号叫王傻子，人非常忠厚，我们一起读书。不是念《三字经》、《百家姓》，姐姐都教过我了。那时，已经是五四运动了，读《左传》、《春秋》，还有《鲁滨逊飘流记》。这个小客厅，教我的还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论》，我记得第一句的四个字：‘叱咤风云’，讲起来摇头摆尾。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几个姨太太哟，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
房主人把他让进原来他家的小客厅里。一进去就说：“这个房子没有变化。”他用手杖指点着，“这里放着沙发，这儿是书桌，还有一张床。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这个小客厅，有一件事忘不了。有一个李补耕哟，他一来就到这里，穿着长袍马褂，等着父亲下楼来见他。父亲从楼上慢腾腾地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磕头、跪拜。我父亲也不客气。这个人靠我父亲当了县知事，捞了不少钱啊！后来，他再来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烟，他的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鸦片。
“那时，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他用手杖指着楼顶天花板，“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还有黎元洪的姨太太也到这里来过，周七猴也来过。你知道，就是我父亲的那个《杂货铺》呵，都是在那里写的。
“记得小的时候，很害怕，就在楼上搭一个床，我父亲很喜欢我。我１５岁的时候，他还背着我。他高兴的时候，就背着我，在屋里走啊，走啊！
“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来福’，是一只小狗呵，我和它一起睡，一边玩。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养小动物。一天，它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这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现在一闭眼就能看见它的长相，不像狮子狗那么好看，黑白狗，非常懂得人性。”在他的语气中有一种伤感。
到二楼去，楼梯的光线更加昏暗。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他在昏暗中指着旁边说，“这是厕所”。陪同的房客说：“是厕所，您还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我住这座楼时，八九岁了，一切都清楚极了。”他指着左首的一间屋子，“这是我父母的卧室，紧接着的这间，就是那些名士经常来的大客厅，在那里聊天抽鸦片烟”。进到原先他曾住过的一间小客厅里，“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变。我１５岁生疹子，就住在这里，父亲和母亲都不放心。在这里，他们照看比较方便。”他指着墙壁说：“就在这里搭了床，病了一年，出疹子，身体很弱很弱。”
他指着屋外通向平台的一个厅堂说：“那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最怕吃饭，父亲就在那里发脾气，骂大街。”一时间，那种可怕的场面，那种坟墓般的寂静和沉闷的空气，好像弥漫在周围，感到异常的憋闷。
在厅堂通向平台的门口站住了，他指着门说：“到了过年的时候，把它挡起来，供上什么牌位，祭品，香烛。”在幽暗中好像飘来香烛燃烧的气息，他靶立在那里沉思了片刻。又领我到平台上，望着前面的楼房，又数说起来：“这个楼房是姓王的，非常有钱，是他们自己盖起来的。那个房子不认识。你看，这就是王傻子的家，他父亲是个买办，王傻子到这里来读书，不要他的钱，送两袋棒子渣给老师。这个人很可爱，一块演戏，文戏武戏都演哟！一起玩，在院子里。我和他一起乘电车去看电影，无声电影，记得还看连台本的电影，惊险片，呵，是《马瑞匹克弗》，在光明电影院，就在惠中饭店附近。那时还没有惠中饭店，也没有劝业场。”几次讲起他儿时的朋皮，都给他带来美好的回忆。
又回厅堂里，指着左首的一个门说：“这是放东西的地方，放着好多箱子，放着火腿，一打开，就是一股霉味。”忽然他又转到另外一个人物：“我跟你讲过一个人，叫陈贵的，非常有才。画，画得好。画释迦牟尼，画观世音菩萨，常常有人求他。父亲很尊重他。他就把门关起来慢慢地画，谁也不能进去的。”他提到的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地都成了古人，还牵动着他的思绪。他对他们的印象，也许在他的剧作中还能找到，或可能听到他们灵魂的叹息声。
我陪着他，不愿打断他的思路，更不想向他提出问题，我也不愿意别人打断他。任他在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中漫游驰骋，任他侃侃而谈。对于一个老人，对于一个他生活于此，并且用他激扬的想象再创造了的地方，他能这样尽情地回顾，是太难得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在这里，他能住上几天，任他去想想往事，他能在生活的回顾中，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心灵的隐秘，发现历史。
又回到马路上，看样子他不舍得离去。此时此刻，我好像更懂得了他，更理解他的心情。要不是日程安排得这么紧张，我宁愿在这里陪伴着他。那怕只是沉默着，守候在这里，让他多看看，多想想他的一生，想一想他的创作，该是怎样地珍贵啊！
我回顾着隐藏在胡同深处的这座普普通通的小楼，我也感到人生的奇妙了：就在这里曾经怎样铸造了一个被抑压的苦闷的灵魂，又怎样掀起他心中的雷雨！多么普通而奇怪的小楼，多么普通而又奇妙的人生！就是在这里诞生了我眼前这样一个蜚声世界的老人！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胡同口，抑或在小楼前面，挂上一块普通的牌子：“曹禺旧居”。那怕把他曾经住过的卧室辟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展览室，放上他的著作、手稿，他曾经读过的书，让人们记得，这里，曾经诞生了一个走向世界的剧作家，一个曾经激动着几代人心灵的剧作家。这可能给这个商业城市增添不少文化的气息。
汽车在鞍山路上缓缓地行驶着。我和他坐在后排，他望着车窗外的景物，记忆的闸门又打开了。他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