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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刘冒又下工地了。老板对他真不错，两个月工资一分没少。
可刘冒回工地后不久，老板却当着众人把刘冒臭骂了一顿。那件事是刘冒叫人和沙子灰引起的。一般来说，盖楼房用的沙子灰配比应该是三比七，也就是说三成沙子，七成水泥，这样配出来的沙子灰结实，时间长了水泥面还发亮呢。刘冒老实，该怎么配就怎么配，头几次老板没看到，终于有一次老板在旁边看了个满眼。
“谁让你这么配的？”老板一把将和灰的小工拽开。
刘冒赶紧跑过去，由于他技术好，在工地大家都听他的，有的小工开玩笑，甚至管他叫刘工。“是这么配呀？”
“我就问，谁让你这么配的？”
刘冒摇摇头。“一直这么配的。”
“一直就这样，我就欠扣你工资。都他妈这么配沙子灰，得费多少材料？水泥多少钱一吨，沙子多少钱一吨？你们这帮人的工资是从哪来的？还能是天上掉下来的？”
“那，那”刘冒傻瞪着俩眼，不知该怎么办。
“还不赶紧把比例调过来？多加沙子。木头脑袋！”老板哼了一声。
“那就变成四六吧。”刘冒低头去拿铁锨。
“谁告诉你四六啦？还是三七。”
刘冒这回可搞不明白了。“那不是没变吗？我是让他们按三七配的。”
“说你傻吧，你还吐舌头。谁说没变？三成水泥，七成沙子，还用我教你呀？”老板说起来理直气壮。
刘冒看了看已经盖起了五层的住宅楼，手心竟冒出了汗。“那，那，那不结实啊，早晚得出事，时间长了肯定出裂逢…”
“你呀！”老板气得用手指点着他的脑袋。“你这人，一辈子就是个泥瓦匠，一脑袋沙子！这房让你住啦？你害什么怕？竣工报告一交就全他妈没事了，谁管它质量怎么样，就是他妈出了事，也轮不到找我，就是轮到我，我没准还先死了呢。加沙子！”老板抄起铁锨亲自往泥里加沙子。
后来刘冒的本家哥哥告诉他，老板这么干也是迫不得已的。要知道现在要包个工程太难，这个工程到老板手时已经转了四道手了，一层层地扒皮，老板接的价钱已经非常低了，按正常工程造价这价钱肯定得陪钱，就这样甲方管事的人隔三岔五的还来吃老板一顿，回扣不给人家照样不给验收。咱们要是材料上不捣些鬼，老板得赔死，大家伙全没活儿干。刘冒这才明白，原来干工程里还有这么多道道儿哪！
以后刘冒学精了，该减料的就减料，能往墙塞碎砖头的，绝不用沙子灰，砌墙的时候能用破砖头就用，大不了把砖头好的一面冲外吗。
有一回，老板看见他往墙逢儿塞碎砖头，他笑着走到刘冒身边：“这还差不多，你得记住咱不是给自己盖房。没准住这楼上的就是昨天晚上吃我回扣的那帮孙子，要是能把他们丫砸死，咱还给国家除了一害呢。”
刘冒到北京没半年，老板就升他做了泥瓦匠的领班，另一件让他高兴的是，老婆的肚子又大了，而且这回老婆肚子的形状和前几回都不一样，肚子前面好象有个尖儿，按老人们的说法，一般这种孕像都是儿子。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三分地养不了五只虎（4）
有时候刘冒想北京真是块风水宝地，怪不得连皇上都喜欢这地方呢。他刘冒跑到北京能挣钱不说，北京的风水还保佑他有了一个大儿子。就在他到北京的第二年，在经历了一系列东躲西藏的游击战后。刘冒的老婆还真生了一个儿子。孩子降生的时候他们不敢去医院，反正都是老手了，刘冒自己给老婆接的生，当他听到孩子洪亮的哭声时，一颗心终于落地了。他特地把自己的老妈从老家叫来伺候月子。老妈到北京后告诉他，他爹听说刘冒媳妇在北京生了个儿子后，跑到祖坟上磕了三个响头，他还找人算了一卦，先生说咱家这个儿子是贵人，只有跑到北京去，他才会来。
刘冒等老婆做完月子，就让她和老妈一起回去了。他告诉她们，自己过一段时间就回去，到时候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不出来了。可老妈她们到家没两个礼拜，老爹的信就到了。信上说“三分地养不了五只虎”，村委会又罚了家里一笔钱，老爹让他在北京多挣些钱，将来孩子上学时好用。反正家里只有两亩地，不用操心。
刘冒后来只在九九年春节回家的时候见过儿子一次，小家伙已经会走路了。
现在他还在施工队里当泥瓦匠的领班，他真盼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当上工头儿。可他一直搞不清人家的工头是怎么当上的。
像刘冒这样的建筑工人，在北京怎么也得有三四十万。实际上所有的豆腐渣工程都是出自他们的手，而另一方面这些伪劣工程与他们本人又没什么关系。刘冒不知道自己盖的楼什么时候会倒，正如他不知道一个工程为什么要倒好几次手一样。不过有一点他清楚，这么倒来倒去的结果就是非把楼弄倒不可。
他们在北京生活、工作却从来不知道北京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吞噬人的巨兽还是一个摸不着边儿的聚宝盆。不过他们没这个心思弄明白这些，因为他们本来就没什么野心，只不过是生活所迫，挣些钱贴补家用。实际上他们本人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明明知道三分地养不了几只虎，也明明清楚家里人多地少的情况，可还在锲而不舍地制造新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在北京不分春夏秋冬地吃苦受累也不过是为了养活本来已经多余的人口。难道经济基础竟无法改变中国人传纵接代的观念？还是人类的确已脱离了自然法规的约束而为所欲为了呢？其实只要人生下来就不是多余的，谁知道刘冒那个得之不易的儿子将来能不能成为贵人呢。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没成名但过得挺滋润（1）
（外地演义界人士的辛酸）
“一南一北两大扒，扒戏扒活满地爬。”
这句话说的是北京的两大独特现象，所谓“扒”就是找活儿干的意思。南，指的是西罗园到赵公口一带的南三环路边儿；北，主要指的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扒活儿指的是南三环一带的北京郊区的运输专业户，他们天天在路边等货主们来雇车；至于爬戏，也就好理解了，自然是在北影厂门口等戏演的那帮人了。至于他们是不是满地爬，笔者倒没看见，不过只要路过这两个地方，就会有不少热情的面孔凑过来：“要车吗您？长途还是短途？130够吗？还有1041哪！”“有戏吗？跑龙套就行。您说个价儿，什么地方我都去。”如果你不明确表态的话，他们就会一直追着你，问个不停。直到把你问急了：“没活儿，我他妈自己还没饭吃呢。”这些人才会依依不舍地散去。死心眼还会不时地回头看上几眼，生怕你糊弄完他们后又去找别人了。
说起运输专业户在大街上扒活儿的现象，并不新鲜，笔者在很多城市都见过类似的运输市场，车主大多是当地人，以北京为例就以丰台、大兴、朝阳居多。可要说到在电影厂门口爬戏的现象，却不得不承认这是北京特有的一大景观了。我们能见到的扒戏人绝大部分是外地人，而且能在街面见到的不过是冰山之一角。一般人都认为演戏唱歌的都是大款，其实他们知道的都是些明星。没成明星的人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演义圈儿的主体，他们收入低，工作没有保障，却都有一个成名梦。
现在提起演义界人士来，许多上了点儿年纪的人仍会摇头、叹息、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那是旁门左道，不是正经人干的营生，演义圈是个大酱缸任何好孩子进去都会变成花花公子。虽然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不少演义界的清白人也会为此死不瞑目，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观点的存在，不仅有现实原因，也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
娱乐业虽然不是传统的生产性行业，但其存在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欧洲甚至出现了专门以此为生的民族——吉普赛人。他们开着大棚车东游西逛，表演杂技、歌舞、魔术，生活困难时也偷些东西，卖卖淫。现在由于视听媒体的发达，从事传统活动的吉普赛人基本上已经绝迹了，就是有也是名义上的。
在我国，据认为殷商时期娱乐业就已经出现了，而从出土西汉的陶踊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杂技、说唱、曲艺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元朝的大戏剧家关汉卿，把民间说唱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而到了清朝，徽班入京则把民间娱乐业演变成了国粹，京剧也成了可以在皇宫大内表演的皇家戏曲了。
娱乐作为一个行业虽然其存在的年代久远、历史悠长，但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是非常低的，特别是唐宋以后，程朱理学的兴起更使它成为大家不齿为伍的行业。中国古人将行业和社会地位分为三教九流，娱乐业的确入了流，却是下九流，与妓女、乞丐基本上是同一个档次的，从业人员则被称为戏子。而现在许多人对该行业抱有成见，与中国古代社会对这个行业上千年的鄙视是分不开的。封建时代，人们认为戏子就是游娼，笔者无意诋毁娱乐业的前辈，但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演员们卖身求荣、求富、求保护的情况并不少见。
现在好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观念的改变，特别是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娱乐业的明星都成了大款，连国家的征收个人所得税都得专门提到“包括演义界的所有从业人员。”而且中国大陆的演艺圈儿是个非常奇怪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讲究的是“圈儿”里得有人，大家可以掰着手指头数数现在京城的明星，恐怕有多一半是吃他父母的那张脸，圈儿外人想混近来没有特殊的本领是别想了。也就是说人情大于一切，至于道德、品质、艺术水准都不是最重要的。前些日子听说香港某歌星在飞机上喝多了闹事，香港媒体进行痛快淋漓的抨击，主要是说艺人首先要修身，骂得这位大歌星现在也没出来。可大陆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在重庆曾发生过为吸毒而死的女歌星开追悼会的事，现在报纸上又刊登出某女子写的文章，为吸毒而死的丈夫招魂，她的丈夫曾经跳舞很有名，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位遗孀估计是没钱了。更有甚者十几年前有位当红歌星犯了强奸罪，给判了十年刑。可这家伙可能在演艺里圈根基挺深，最近出来后，依然在媒体上频频露面，大有东山再起之势。可至今也没见有人站出来评论一下他的品行，可见我们一方面说自己保守，可另一方面我们比香港人进步多了。所以说：在国内演艺圈里混不仅得有人，还必须得豁得出去，主要是豁得出这张脸去。
由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它早就成为了中国的好莱钨和百老汇。于是所有做着明星梦的少男少女们都把到北京来闯天下，看成了人生追求的一部分。
有一个制片人告诉笔者：“在北京吃这碗饭的得有上万人，你信不信，我随便招呼一声就能来三十口子。”制片人忽然笑了笑：“你这模样挺像导演的，要想蒙个姑娘可太容易了。”笔者赶紧告诉他，自己身体不好，无福消受。“咳！玩呗！你说，中国一年得拍一千多集电视剧，一百多部电影。在北京完成的得占百分之七十多，得用多少演员、场工、灯光？海了去了！所以说老老实实在北京混口饭吃不难，可这帮东西一个个都想成名成家，哪那么多大腕儿让他们当？异想天开！”
根据笔者走访，说北京是中国的好莱钨一点不过分，不仅是好莱钨还是中国的百老汇和爱迪逊大道呢（世界著名的广告街），想吃娱乐业这口饭，不到北京等于白混，没看见在广东、上海混出些模样的人都跑到北京来了吗？
其实北京成为中国的娱乐业中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清朝的时候，由于皇室的关系北京已经是全国娱乐业中心，徽班进京的事就极具代表性，也只在北京它才能发展全国性剧种。民国时期，北京随着政治地位的下降，娱乐业中心的地位逐渐被上海替代了。当时北京虽然仍是曲艺、京剧的中心地区，可以现代电影为代表的海派文化使上海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赵丹、上官云珠、周旋、阮灵玉等一大批演义界明星无不出身于上海。建国后，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当时的娱乐业并没有成为一个有市场意义的行业，演义人才基本上走的是选拔和考试制。再加上长春厂、上影厂、珠江厂等地方大厂的存在，北京娱乐业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太明确。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放生了变化。
北京发展娱乐业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与其说是北京选择了娱乐业，不如说是娱乐业选择了北京。而全国有志于此的青年云集北京，也促进了京城娱乐业的发展。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一方面有人掐了半拉眼角，死活瞧不上娱乐业；另一方面，还有不少人认为，这帮戏子凭什么挣那么多钱？他们不就是蹦蹦跳跳吗，有什么了不起？年轻人则是削尖了脑袋想往娱乐圈儿里钻。
其实前一部分人是戴了有色眼镜，后一部分人则是犯了红眼病，而且他们是“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其实为人们熟知的明星级人物，顶天也就二三百口子，其中还有不少儿孙满堂的老艺术家。呈如那位制片人所言，北京要是真上万个小明星的话，那么市场竞争肯定是极其残酷的。为了成功他们肯定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苦痛和煎熬，也许一个明星的后面已经倒下了一百多人，倒下的那帮人就应该属于挨打的。
笔者最早接触的外地演义界人士是一个同事，那已经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时笔者刚开始工作，到单位报到没多久，就发现单位里有个神秘的外地人。他是陕西人，身高顶多一米六。人家上班时不言不语，没事就趴在桌子上睡大觉，下班却比谁溜得都快。单位里其他人看见他就来气，没几个爱搭理他，有回一个老员工告诉笔者，他是公司经理的远方亲戚，在单位里混饭吃的，头经理平时也不怎么管他。笔者问：这小子是不是抽大烟，怎么老跟没睡醒似的？同事说不知道，可听说这家伙天天去上课。
《外地人在北京》 第二部分没成名但过得挺滋润（2）
“他得有二十五六了吧？”笔者忽然佩服起他来：“真好学！是不是准备考研究生啦？什么专业的？”
“他能研究什么呀？烟酒好差不多。”
“那他折腾什么呢？”笔者问。
“有病还在岁数？八十的也有神经病。”同事突然哈哈笑起来。“就他那武大郎的个儿头，还想当明星哪！”
笔者不明白：“当什么明星？”
“人家天天去电影学院上课去，说是去学表演。你说就他那模样的学什么表演，总不能天天给武大郎拍戏吧？”同事越说越觉得可笑，他咳嗽了几下才把笑容收敛起来。“大家都说：您那么有才华，干嘛在这个破单位闷着呀？直接去拍戏不就得了？他硬听不出是大伙在损他，你猜人家怎么说？”
“怎么说？”笔者挺好奇的。
同事学着陕西腔道：“闷一闷，狗屎变黄金。”
笔者和同事大笑起来。
笔者和陕西人做了几个月同事，可一直没怎么说过话。后来听说他真进剧组拍戏去了，那阵子笔者在电视上注意了好几个月，也没看到陕西人的影子，后来同事们告诉笔者，陕西人不过是给剧组扛射灯去了。大概在三年前，笔者在街上看到了陕西人，好几年了他居然还是一米六，似乎连衣服都是几年前的。笔者相信，陕西人认出了笔者，可他一低头就从人群中溜过去了。看样子他的明星梦还没做成。
前两年笔者刚进广告公司的时候拍过一个广告片，三十秒的食品广告。据说这种食品女人爱吃，所以客户要求片子里必须得请一个年轻英俊的男演员。当时笔者没怎么接触过演员，在印象里他们都应该挺牛气的。广告的故事本和脚本都创意完成了，笔者便托朋友介绍演员，朋友说：“有一个╳╳工作室，我带你去挑吧。”笔者当时挺奇怪，难道演员跟市场上的萝卜似的，可以随便挑？笔者又不能让朋友看出自己是外行，就跟着他去了。
由于事先打过电话工作室的经理正在等我们。笔者还以为是个多高级的工作室，原来就是个里外两间房的半地下室。屋里酶味儿很重，墙上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