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精心美化，不断提高塑像或花纹图案的装饰。这类建筑是世俗的，具有人的某种情趣，却又不断与神的象征相混合，依然在神的象征掩盖下呈现出来。因此不少建筑物是随便任何人、任何智力、任何想象力都能领悟的，尽管依旧带有象征性，却像大自然一样易于理解。在神权建筑与民众建筑之间，存在着从神圣语言到通俗语言、从象形到艺术、从所罗门到菲狄亚斯①的差别。
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极其简略，许许多多论据和成百上千种琐碎的非议均未涉及。若是加以概括，便能得到如下的结论：直至十五世纪，建筑艺术一向是人类活动的主要记载；在这期间，世上出现任何复杂一些的思想，无不化作建筑物；任何人民性的观念，如同任何宗教法度一样，都有其宏伟的纪念碑；最后，人类任何重要的想法，无一不被用石头记载了下来。那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任何思想，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其所关注的是永世长存；曾经震撼一代人心灵的观念，都希望能震撼其他世代，并且留下痕迹。况且，所谓书稿的不朽性，那是何等靠不住呀！一座建筑物才是一本结结实实的书，持久，坚固！一把火或者一个残暴之徒，就足以把书写的言词毁尽；而要把建筑的言词毁掉，那就得一场社会革命，一场尘世革命。野蛮人确曾践踏过古罗马竞技场，也许古埃及金字塔也经历过挪亚时代大洪水的泛滥哩。
①菲狄亚斯（公元前４９０—公元前４３１），古希腊著名的雕刻大师。
到了十五世纪，一切皆变了。
人类思想发现了一种可以永存的方法，它比建筑不但更坚固耐久，而且还更简便易行。建筑艺术遂失去了其宝座。奥尔甫斯的石头文字随即将被古腾堡的铅印文字所取代。
书籍将毁灭建筑。
印刷术的发明，堪称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事件。那是革命母机，是人类表达方式的全面更新，是人类思想抛弃一种形式而采用另一种形式的转换，是自从亚当以来代表着智慧、具有象征性的那条蛇①最后一次完全彻底的蜕变。
在印刷形式下，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以磨灭；它是飞翔的，逮也逮不住，毁也毁不了。它和空气混合在一起。
在建筑艺术统治时代，思想化成大山，气势雄伟地控制一个世纪，镇住一方地域。如今，思想变成一群鸟儿，四处飞散，既占据整个空间，又占领全部地面。
①典故出自《旧约·创世纪》，蛇引诱夏娃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说吃了果子能给人智慧。
我们不妨重复一遍，这样一来，思想就益发不可磨灭了，对此有谁还看不清楚呢？它从原先的坚实牢固，变成现在的朝气蓬勃，从有期变成不朽。一个庞大建筑物尽可夷平，但那无所不在的思想，却如何根除呢？纵然来一次大洪水，大山会早被滚滚洪涛吞没了，那成群鸟儿却将依然凌空飞翔；而且，只要有一叶方舟在洪水上漂浮，群鸟便会飞来停下，同方舟一道漂流，一道观看洪水退去。从这场混乱中出现的新世界，一醒来便将看见那被淹没的世界的思想，长着翅膀，生气勃勃，在新世界的上空翱翔。
只要人们一看到这种表达方式不但最易保存，而且还最简单、最方便、最易于大家所实行；只要人们一想到这种表达方式无须拖带一个粗大的铺盖卷，无须搬动一大堆笨重的工具；只要人们把下述两个事实比较一下：思想为了变成建筑物，不得不动用其他四、五种艺术、一吨吨的黄金、整座大山似的石料、整座森林般的木材、一整群一整群的工人，而思想化为书，只需少量的纸张、少许的墨水、一支鹅毛笔；那么，人类智慧舍弃建筑艺术而拥护印刷术，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要是在河床水位下挖一条渠道，突然把河流的原来河床截断，河流定将舍弃原来的河床而改道。
由此可见，自从发明了印刷术，建筑艺术便逐渐干枯、衰微和败落了。人们多么强烈地感觉到，江河日下，元气丧失，各个时代和各个民族的思想都离开建筑艺术而去了！这种冷落在十五世纪还几乎觉察不出来，那时印刷机还过于幼弱，最多只从强大的建筑艺术悄悄汲取一点过剩的生命力而已。可是从十六世纪起，建筑艺术的病症便显而易见，基本上已不能再表达社会思潮了，怪可怜见地成为古典艺术，从高卢风格、欧洲风格、本地风格蜕变成希腊和罗马风格，从真实和现代的风格成为假冒的古代风格。正是这种没落，却被称为文艺复兴。话说回来，这种没落倒也不失其壮丽，因为古老哥特风格的精灵，这轮沉落在美因兹巨大印刷机背后的夕阳，却有时以其余晖，仍然照射着那拉丁式拱廊和考林辛式柱廊互相混杂的整堆建筑物。
这明明是夕阳残照，我们却当做黎明的曙光。
而且，自从建筑艺术只是普普通通像其他任何艺术，自从它不再是包罗万象的艺术、至高无尚的艺术、独霸天下的艺术，它便没有力量再阻拦其他艺术了。于是其他艺术纷纷得到解放，粉碎建筑师的枷锁，各奔一方。每种艺术都在这分离中得到益处。各自分离，整体也就壮大了。雕刻变成了雕塑艺术，彩画变成了绘画艺术，卡农①变成了音乐。这好比一个帝国在其亚历山大死后分崩离析，每个省份各立为王国。
于是出现了拉斐尔·米凯朗琪罗、让·古戎②、帕列斯特里纳③这些在灿烂十六世纪赫赫有名的艺术家。
①帕列斯特里纳（约１５２５—１５９４）意大利作曲家。
②让·古戎（１５１０—约１５６６），法国雕刻家、画师和建筑师。
③指早期复调的宗教乐曲，后演变为西洋音乐。
在艺术解放的同时，思想也四处获得解放。中世纪的异端先辈们早把天主教打开了巨大的缺口，十六世纪把宗教的一统天下粉碎了。印刷术出现之前，宗教改革无非是教派的分裂，有了印刷术，宗教改革却成了一场革命。若没有印刷机，异端邪说就会软弱无力。不论是注定也罢，天意也罢，反正古腾堡是路德①的先驱。
然而，中世纪的太阳已经完全沉落，哥特艺术的精灵已在艺术的天际殒灭，这时候，建筑艺术遂日益暗淡褪色，逐渐消失了。印刷的书籍——建筑物的蛀虫——，便吮吸其血液，啃蛀其骨肉。建筑艺术随之像树木一样，树皮剥落，树叶纷坠，明显地干瘪下去，成了庸俗，贫乏，毫无价值。它再也不能表达什么，甚至连表示对一个时代艺术的回忆都不可能了。人类思想抛弃了它，其他各门艺术也就把它摒弃了，它沦落到孤家寡人的境地，由于没有艺术家问津，只得求助于工匠。于是，普通的白玻璃代替了教堂窗户上的彩绘玻璃，石匠接替了雕塑家。什么活力啦，特色啦，生命力啦，智慧啦，统统丧失殆尽了。建筑艺术成为可怜巴巴的工场乞丐，专靠模仿抄袭，赖以苟延残喘。早在十六世纪，米凯朗琪罗大概就感到建筑艺术正在衰亡，最后灵机一动，孤注一掷，这位艺术巨人把万神祠堆砌在巴特农神庙上面，建造了罗马的圣彼得教堂。这座教堂堪称至今仍是举世无双的伟大作品，是建筑艺术史上最后的独创，是一位艺术泰斗在那本行将合上的宏伟石头史册下端留下的签名。米凯朗琪罗去世后，建筑艺术在幽灵和阴影状态中苟延残喘，悲惨不堪，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它就照搬圣彼得教堂，原封不动加以抄袭，不伦不类加以模仿。这成了一种怪癖，真是怪可悲的。这样一来，每个世纪各有其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十七世纪有圣恩谷教堂，十八世纪有圣日芮维埃芙教堂。每个国家也各有其罗马的圣彼得教堂，伦敦有伦敦的，彼得堡有彼得堡的，巴黎有巴黎的两三座。这是一种衰老的伟大艺术临终前返回童年时代的最后谵语，毫无意义的遗言。
①即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
诸如刚才提到的这些特点鲜明的古老建筑物，我们姑且不谈，只对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艺术概貌稍加考察，便会发觉同样衰颓和败落的现象。自从弗朗索瓦二世起，建筑物的艺术形式便逐渐消失了，崛起的是几何形式，那样子真像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病人的骨架。建筑艺术的优美线条，让位给几何图形那种冷漠无情的线条。建筑物不再成为一座建筑物，而是一个多面体。不过，为了掩饰这种赤身裸体的丑态，建筑艺术倒也煞费苦心。不妨看一看，罗马式的三角楣当中镶嵌着那希腊式的三角楣，或者相互错杂。千篇一律老是万神祠混和着巴特农神庙，老是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式样。不妨再看一看亨利四世时代那种边角用石头砌成的砖房、王宫广场、太子广场。再看一后路易十三时代的那些教堂，胖嘟嘟，矮墩墩，扁塌塌，蜷缩一团，还加上一大圆顶，活像一个驼背一样。再瞧一瞧那马扎兰①式的建筑艺术，那座四邦大学②真是意大利式的劣制品。瞧一瞧路易十四时代的那些宫殿，堪称朝臣们的长排营房，死板，阴森、令人生厌。最后，还再瞧一下路易十五时代的宫殿，饰满菊苣花形和通心粉似的细条纹，古老的建筑艺术本来已是风烛残年，缺牙豁口，却要打扮得花里花俏，加上那般疣子和霉菌，结果反而面目皆非了。从弗朗索瓦二世到路易十五，建筑艺术的病症正以几何级数剧增，艺术只成了裹在骨头上的一层皮而已，悲惨地奄奄一息了。
①四邦大学指索邦大学，即巴黎大学的前身。
②马扎兰（１６０２—１６６１），意大利人，红衣主教，曾被路易十三任为首相。
与此同时，印刷术的景况又如何呢？全部离开建筑艺术的生命力，都来归附于印刷术。随着建筑艺术每况愈下，印刷术扩展壮大了。人类思想本来花费在建筑上面的大批力量，从此全用于书籍。于是从十六世纪起，在建筑艺术败落的同时而壮大起来的印刷术，便与它进行角逐，并把它置于死地。到了十七世纪，印刷术的天下已定，大功告成，坐稳了江山，可以欢天喜地，向世界宣告一个伟大文艺世纪的到来。到了十八世纪，在路易十四宫廷里长期得到休养的印刷术，重新操起路德的古剑，武装了伏尔泰，气势汹汹地猛冲过去，向古老的欧洲发起进攻，其实，印刷术早已把欧洲的建筑表现方式消灭了。到了十八世纪行将结束时，印刷术已摧毁了一切。直到十九世纪，重建才开始了。
然而，我们不妨现在要问一下，三个世纪以来，这两种艺术中到底是哪一种真正代表了人类思想呢？是哪一种把人类思想表达出来呢？是哪一种不但表现了人类思想对文学和经院哲学的种种癖好，而且还表现了其广阔、深刻和普遍的运动规律呢？是哪一种既不间断又不留空隙、时时刻刻与人类这行走着的千足怪物相迭合呢？究竟是建筑艺术还是印刷术？
当然是印刷术。可别搞错了，建筑艺术已经死了，永不复返地死了，它是被印刷的书消灭的，是因为它不能那么耐久而被消灭的，也是因为它过于昂贵而被消灭的。任何大教堂，造价就达十亿之巨。请设想一下，需要多少投资，方能重写建筑艺术这部书，方能重新在大地上星罗棋布地盖起千万座建筑，方能重返昔日的鼎盛时代，那时宏伟的建筑物成群，正如一个目击者所云，“仿佛这个世界晃动着身子，扔掉了旧装，穿上一身教会的白衣裳。”①
（格拉贝·拉杜尔菲斯）
一本书一下子就印好了，所费无几，而且还可以远为流传！人类的全部思想，如同水往低处流，都沿着这斜坡倾注，那又何足为怪呢？这并不是说建筑艺术再也不会在某个地方造起一座美丽的宏传建筑，一件单独的杰作。在印刷术统治下，确实还有可能不时看到一根圆柱②，我想那是由全军用缴获的大炮熔铸而成的，就像在建筑艺术统治时期的《伊利亚特》和《罗芒斯罗》、《摩诃婆罗多》③和《尼伯龙根之歌》④一样，都由全体民众对许多行吟史诗加以兼收并蓄和融合而成的。二十世纪突然出现一位天才建筑家是可能的，正如十三世纪突然出现但丁一样。不过到了那时，建筑艺术不再是社会的艺术，集体的艺术，支配的艺术了。人类的伟大诗篇，伟大建筑，伟大作品，不必再通过建筑形式去修建，而是利用印刷就可以了。
①《尼伯龙根之歌》，日耳曼史诗，大约形成于十二世纪，长达九千多诗句。
②《摩诃婆罗多》，古印度的叙事长诗，计十九卷，共十二万章。
③指拿破仑铸造的旺多姆铜柱。
④原著在这里附有这句引语的拉丁文原文，因内容同一，故略。
从此以后，建筑艺术或许可能再复兴，但再也不可能以它为主了。它将接受文学规律的支配，就像文学过去接受建筑艺术规律的支配那样。这两种艺术的各自地位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在建筑艺术的统治时代，伟大诗篇固然寥若晨星，却有如雄伟的建筑，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印度的毗耶娑①冗长繁杂，风格奇异，难以识透，宛如一座巨塔一般，埃及东部的诗歌，好比建筑物一样，线条雄伟又稳重；古希腊的诗歌，瑰丽，安谧，平稳。基督教欧洲的诗歌，具有天主教的威严，民众的朴实，一个复兴时代的那种丰富多采和欣欣向荣。《圣经》好似金字塔，《伊利亚德》好似巴特农神庙，荷马好似菲狄亚斯。十三世纪，但丁是最后一座罗曼式教堂；十六世纪，莎士比亚是最后一座哥特式大教堂。
至此为止，我们所说的必定是挂一漏万，有失偏颇，但概括起来，人类有两种书籍，两种纪事，两种约典，即营造术和印刷术，也就是石写的圣经和纸写的圣经。这两部圣经在各个时代都是大大敞开着的，今天我们凝视它们，不免会缅怀花岗岩字体那种显而易见的壮丽，缅怀那用柱廊、塔门、方尖碑写成的巨大字母，缅怀那遍布世界的一座座人类筑成的高山，缅怀从金字塔直到钟楼、从凯奥甫斯②直到斯特拉斯堡那悠悠岁月。应当重温一下那写在大理石书页上的往昔历史，应当不断赞赏和翻阅建筑艺术这部巨著，不过，可别否认由继起的印刷术所筑成的这座建筑物之伟大。
①凯奥甫斯，公元前二千六百五十年埃及国王，建造了最大的金字塔。
②毗耶娑，印度传说中的圣人，诗人，曾译为广博仙人。相传《吠陀》是由他编成的。
这座建筑物庞大无比。不知是哪位自命不凡的统计员曾经计算过，要是把古腾堡以来所印出来的全部书籍，一本一本地摞起来，可以从地球一直堆到月球上去。不过，我们要说的并不是这种伟大。话又说回来，要是我们千方百计想对迄今为止的印刷全貌有个总的印象，这全貌难道不像一座竖立在全球上的广大无边的建筑吗？人类至今仍不懈地从事这一建筑，它那硕大无朋的头部还隐没在未来的茫茫的云雾里哩。这是智慧的蚁巢；这是想象力的蜂窝，人类各种想象力宛如金色的蜜蜂，带着花蜜纷纷飞来了。这座建筑有千百层，到处可以看到其内部纵横交错、十分巧妙的暗穴，个个都朝向楼梯栏杆。表层上，蔓藤花纹、圆花窗和花边装饰，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每一作品，看起来似乎是那么随心所欲，那么形单影只，其实各有其位置，各有其特点。整体是和谐的。从莎士比亚的大教堂直到拜伦的清真寺，成千上万小钟楼杂沓纷陈，充塞着这座一切思想结晶的大都市。在其底层，从前建筑艺术未曾记录过的人类某些古老篇名，也被添写上了。入口的左边，刻着荷马白大理石的古老浮雕，右边刻着昂起七个头的多种文字写的《圣经》。再过去是罗芒斯罗那七头蛇，以及其他一些混杂的怪物，诸如《吠陀》和《尼伯龙根之歌》。而且，这座奇妙的建筑物始终并没有竣工。
印刷机这一庞大的机器，不停地汲取社会的智液，不断为这座建筑吐出新的材料。全人类都在手脚架上忙碌着，有才智的人个个都是泥水匠，最低微的人也堵洞的堵洞，垒石的垒石。雷蒂夫·德·拉·布雷东纳①也背来他那一筐灰泥。天天都有新的一层砖石砌高起来。除了每个作家个人解囊独特投资外，还有集体的贡献。十八世纪贡献了《百科全书》，大革命贡献了《导报》。诚然，那也是一项与日俱增、永无止境地螺旋式往上堆积的工程；也是各种语言的混合，永不停息的活动，持续不懈的劳作，全人类的通力合作，保障智慧可以对付再次大洪水的泛滥和对付蛮族入侵的避难所。这是人类第二座通天的巴别塔。
①雷蒂夫·德·拉·布雷东纳，即尼古拉·雷斯蒂夫（１７３４—１８０６），法国作家，其作品如《堕落的农民或是城市的危险》（１７７５）、《我父亲的一生》（１７７９）、《特殊念头》１７９４—１７９７）曾名噪一时。
第六卷 第01章 古时司法公正一瞥
公元一四八二年，贵人罗贝尔·德·埃斯杜特维尔真是官运亨通，身兼骑士、贝纳领地的领主、芒什省伊弗里和圣安德里两地的男爵、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