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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精神，结果生性顽淘的小牲口常常乘各种机会溜到地里去吃庄稼。而每次出了事，都是瘸子饲养员春分帮助春桃把跑到地里的小牲口赶回来。他系着一条喂猪的围裙，拖着因小儿麻痹而瘸了腿在庄稼地里奋力奔跑，边跑边哟喝着，尖细如女人一样的嗓音响彻田间，像是在召唤自己跑失的孩子回家。每当村长知道后，春分就会为春桃说情，或编谎说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疏忽，没及时关好栅栏门。村长虽半信半疑，却仍勉强把春桃留在了那里。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煤球”五岁那年。一天，村里有人结婚，全村人都被请去喝喜酒。春分急忙催春桃带上“煤球”过去，好让她们娘俩吃上一些象样的饭菜。可是春桃这个年轻的寡妇一看见新娘和新郎就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坐在她旁边的一个村民逗弄起神情异常的春桃，让她喝下了一杯烈性二锅头。从未沾过酒的春桃刚喝下去头就晕了，她趴在桌上，然后开始哭起来。主人家一看，忙找人把她送回了家。她被几个人放在了院子里的稻草堆上。
春桃醒来时已经一个人躺了很久。她一动不动，望着上面的天，眼睛开始发光。看着看着，她变得高兴起来，并兴奋地说，她看见了孩子的爸还活着，这一刻正在山里寻着逃生出来的路。她的脸因了酒精在身体里的燃烧而红得那么好看，就像她的名字。她一遍遍轻声地唤着，就象对着那个真人说话一般：“孩子他爸，我就知道你还活着，我这就来救你，你别急啊！我一会儿就就到了，你可要撑住啊！”她继续兴奋地望着天空，终于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里和自己的男人团聚了。秦长河看见自己的儿子时，高兴地说不出话，只是用手揪住男孩儿的两只耳朵使劲地摇。在一边看着的春桃笑得把牙都露出来了。
从那天起，春桃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她再也离不开酒精带给她的那个更美丽、更真实的世界了。她不再梳头洗脸，不再料理家务或照看儿子，却真正地快活起来。她开始把家里的东西都拿到杂货铺去换酒了。每当杂货铺那个秃顶、大眼的掌柜清明看见在村里已被叫做“疯女人”的春桃拿着不值什么钱的东西来换酒时，身上总会不易察觉地感到一阵抽动。他会平静地接过春桃递过来的脏酒瓶，然后从柜台下面的一个白瓦罐里倒出一些酒给她。每次春桃接过酒瓶转身就走了，从来也不知道那白瓦罐里的酒是兑过水的，是清明从来都不会拿给别人的。
起初，不少村民是同情这对母子的，常有人给他们送些吃剩的东西。送东西最多是村民李中的老婆莲芯和瘸子饲养员春分，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村民。后来，春桃一点工分也不能挣了，“煤球”又年幼，村长便在年终分配时从全村人的口粮里分一点给他们。这件事引起了一些村民的不满，他们认为疯女人应该带着“煤球”离开天水坞，因为他们是外来的，根本就不属于这个村，没有资格从他们嘴里分粮食。但更多的人对此保持沉默。
其实村长分给春桃的一点粮食远远不够吃。家里什么都没的吃时，“煤球”就沿着屋后的那条路到邻村去乞讨。他从来不向村里人讨东西，因为有村民的孩子骂他们母子是外来的叫花子。对此他很在乎。
从很小的时候，“煤球”就把春桃当成一个比自己还小的孩子来照顾，而从来不是母亲。很少被春桃照顾的他，并不知道一个母亲应该是什么样的。他白天喂春桃吃东西，到了晚上就把她从稻草堆上拉进屋里去睡觉，给她盖上被子。他照顾春桃和照顾家里的狼狗“天将”没有什么区别。
“煤球”从来不和村民的孩子玩儿，因为他们嫌他脏，喊他是“疯女人的孩子”。他从家里唯一的窗户那儿可以看见那些孩子在杨树林里玩游戏。“煤球”发现打仗和娶媳妇是他们一年到头都玩不腻的两个游戏。
“煤球”家的院门永远敞开着，因为根本关不上。村里的孩子常把烂泥巴或石头扔进他家的院子里，或扔在总躺在稻草堆上的春桃身上。“疯女人！疯女人！疯女人！”他们兴奋地喊着，一遍又一遍，带着节拍。每到这时，狼狗“天将”就会从房子里猛冲出来，低吼着吓跑来捣乱的孩子。不过，虽然那些孩子很怕那条大狼狗，但是他们的好奇心和欺辱村里最穷人家的需要似乎更强烈，更能让他们找到贫穷生活中的乐趣，因此这种恶作剧从来都未中断过。
岁月在这个小院落里和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一样流过，只不过在经过这里时更静一些。每天，当春桃在稻草堆上微笑着活在与自己的男人重逢的喜悦中时，她的儿子“煤球”则坐在炕上，面对着家里唯一的窗户，楼着狼狗“天将”静静地向外张望。从那个没有窗框也没有窗纸的窗洞望出去，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外面很远的景物：延伸出去一眼不见边际的农田，还有在其间劳作的村民。那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各处的人影，让男孩儿想起院子里的蚂蚁：它们有的聚在一起，有的单独行动，但都在觅食。送肥或运土的马车象甲虫一样在田里慢慢地蠕动着，赶车人的吆喝声忽远忽近，是男孩儿每天能听到的最熟悉的声音。村后那片杨树林随着四季的更替和一天里不同的时间，变换着不同的颜色和神态——外面世界发生的每一细微的变化，无论是光影、色彩还是气味，都被窗边的男孩儿细腻、准确地感知着。他对自然里的变化比对生活里的变化更敏感，也熟悉得多。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他本应该成为一个天资上乘的艺术家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看着窗外的一切，男孩儿无数次地试想过，如果自己变成一只蝙蝠、一棵树或是一阵风将会是怎样一种生活。他也想过，如果自己不是个外来的人，躺在院子里的母亲每天能和别人一样下地干活，他的生活会有怎样的不同。可是，就像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内心却从未被人了解过，然后又像时间一样消失了的无数人一样，天水坞和这个世界上从来也没有一个人了解过这个叫“煤球”的男孩儿的内心，直到他死也没人知道。
世界上无父爱也无母爱的孩子很多，但是象“煤球”一样除了一只狗生活里别无他人的孩子不多。如果一个成年生命对自己生活里的缺失都能无意识地去找寻弥补的方式，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更是如此。在窗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望着大片的农田、色彩和云朵不断变幻的天空和上面悠悠盘旋的鹰，“煤球”的想象力被极度的孤寂和漫漫的时间滋养着，悄悄地发芽生长并结成了特殊的果实。想象的世界是个专供孤独灵魂表演的舞台，在那里，这个被叫做“煤球”的男孩儿儿一次又一次地变成了村里所有孩子的绝对权威和领袖。他骑在一匹肌肉紧绷的栗色白蹄大马上，声如霹雳，眼闪电光，威严地向紧跟在他身后那群身穿绿军服的“天水坞孩子军团”发出命令，向前方的敌人冲去。在他指挥的无数战斗里，他总是百战百胜。虽然他并不确切地知道每次与之打仗的敌人是谁，叫什么，但他肯定地知道这个世界是个有敌人的地方。因此，无论他们的敌人被叫做蒋介石，日本人，美帝国主义还是地主、资本家、右派、反革命——这些对“煤球”和他率领的军团来说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有敌人去恨、去拼、去杀。
“煤球”十八岁之前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天水坞，这些敌人的名字是他从村杂货铺里听来的。天水坞的男人们喜欢在傍晚聚在那间昏暗的小屋子里闲聊，抽烟，喝二锅头。他们最热衷的一个话题就是历史上不同时期发生的战争和出现过的英雄。每当聊起这些往事，这些男人的口气里就充满了平时没有的激情和自豪，好象他们全都亲身参加了这些战争一样。这些故事和男人们兴奋的情绪一直让“煤球”感到好奇，吸引着他天黑时也往杂货铺跑。
“煤球”总是坐在墙角的一个只有三只脚小板凳上听男人们讲战争故事。很早，他就发现这些故事中有个让他想不明白的事。那些互相打仗的双方很多过去曾是朋友，后来又变成了敌人。比如，村里的瓦匠青田说过，二战时美国曾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人，可是后来美国又想通过侵略中国的邻国朝鲜控制中国，所以中国又不得不打起了抗美援朝战争。他还说，又比如中国过去叫了“苏联老大哥”很多年，但是后来两国却为了不知什么事翻了脸，互相攻击，还为了东北的一个岛屿真枪实炮地打起仗来。还有些人或国家过去曾经是敌人，后来为了打败他们共同的敌人又变成了朋友。这些事让“煤球”很迷惑。他感到世界上的战争就象村民的孩子在杨树林里玩的打仗游戏，混乱得很，敌我可以经常互换，其中并没有太多章法可循。
“煤球”听故事时从开不看任何人，更不出声，却能记住这些故事里的所有内容。杂货铺里从来就没人注意过他。在村民的眼里，这个男孩儿的存在和一条爬在地上的狗没什么两样，当然就更没人在乎他想什么了。有时候，当“煤球”无意中发现杂货铺掌柜清明用他那像牛一样的大眼睛专注地盯着自己看时，马上会感到不自在，因为那眼光似乎能把他前后看穿，更因为他早已习惯了完全被人忽视的活法。
“煤球”一直觉得清明是个怪人，因为他虽然很少说话，却常在自己坐的小板凳上放些吃的东西。有时是两个玉米饼或几个红薯，偶尔还有一块包着好看的糖纸，值一分钱的水果糖。“煤球”在离开杂货铺时总会迅速地把它们卷进自己衣服的前襟，出门时对谁也不看，虽然他知道此时清明的眼睛肯定在盯着自己。他一路跑回家，然后把食物分给春桃、“天将”和自己吃。如果有一块水果糖，他们就轮流舔，直到把它完全舔光。
每个灵魂都有寻觅快乐的本能。被命运挤压得变了形的灵魂更是如此，不过无论是它们寻找快乐的方式还是被找到的快乐本身，都注定了是与众不同的。它们有着比一般的灵魂更急迫、更强烈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常常会产生令人震惊的结果，无论是好是坏。
“煤球”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样。狼狗“天将”是秦长河从自己家逃离时带出来的，那时它仅是一条刚能睁开眼睛的小狗崽。“天将”就是他给这狗起的名字。秦长河死后，除了院子里稻草堆周围的那些石头，“天将”就成了家里唯一与秦长河有关联的东西。事实上，“煤球”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一直偷偷地并固执地把这条雄性十足的狼狗想象成是自己的父亲。抱着“天将”一起坐在窗边随心所欲地胡思乱想是他感到最安全的时候。每当他感到孤单、绝望或是羞愤时，就一把抱住那条狗，只要一触到它暖和的皮毛和身体，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就会呼吸变缓并很快平息下来。“天将”体壮、威武，即使没东西吃时也挺直着脖子，眉头微蹙，一付尊严不可侵犯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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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球”很早就知道自己与村里的其它孩子不一样，春桃也与村里的其它女人不同，而且很不同。年龄稍大，他又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这种如影相随的羞辱和绝望，让他只想永远抱着“天将”，一起生活在窗边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里。当他在另一个世界里酣畅淋漓地杀敌时，他习惯全身用力搂紧他的狗，似乎只有这样那个世界才不会中断。他害怕回到现实中去。
夜里，他一次又一次看着小泥房黑黑的顶棚，绝望的感觉让他身上发抖，发疼。他马上不可抑制地想象自己在一次次想象中的战争里肆意驰骋，勇猛歼敌，最后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光荣牺牲。这种情景似乎总能立刻启动他深藏的生命能量，带给他活力、冲动和深深的满足。
“煤球”就这样长大了，并且不可思议地长成了一个高个头的小伙子。村长在他十四、五岁时就让他和村民一起下地挣工分了。但是，不管他干什么农活儿都显得苯手苯脚，到头来挣的工分还不及别人的一半。与村里的同龄人在一起，他似乎总有点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可是却没人能说得清那点不同到底是什么。干活儿时，村民们喜欢拿他玩笑，他多半都不去理会。只有一次，一个村民在开他的玩笑时顺带也开了他父亲的玩笑，“煤球”立刻就变了模样。只见他猛地把手里的铁锨插在地里，眼睛直直地瞪着那个村民，直到那个人被看得心慌，最后找了个借口跑了。
“煤球”从小就不习惯看别人的眼睛，不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所以一旦他抬眼看人时，被看的人就会感到浑身发怵。很多村民早已认定，这个行为怪异、喜欢在窗边一个人发呆的孩子迟早会变成和他母亲一样的人。
一九七九年，“煤球”十八岁。那年的春夏交替之际，村民们听说附近的村子里来了一些军人，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农村招募新兵的。这事在天水坞引起了不小的躁动，适龄小伙子们的心跳全都加快了。
一天，“煤球” 和一些村民在离村子不远的麦地里撒化肥，忽然看见几个身穿军装的人从邻村向天水坞村走来。“煤球”扔掉了手里的镐头拔腿就往村里跑，一起干活的几个小伙子见状也跟着他跑了。当别人都向村委会的大院跑时，“煤球”却先跑回了家。他用水洗了洗自己的脸和手，换了一件别人给他的平时舍不得穿的旧衣服，又找出一双也是捡来的、但比自己脚上的鞋略好一点的“解放”牌球鞋，然后才向村委会跑去。
就在村委会的院门口，“煤球”迎面撞上了一个正往外走的军人。他是个四十多岁的陕西人，皮肤黝黑，比 “煤球”矮了将近一个头。他是来天水坞村征兵的主要负责军官。
“咱们什么时候走啊？”“煤球”脱口就问，那口气仿佛他已经被正式批准入伍了。
四川军官楞了几秒钟。他对这个一见面不打听征兵条件，却只问什么时候走的小伙子感到有些意外和好奇。他再次看了看跟前这个高个子的男孩儿。很快，这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惊异地在这个年轻村民的脸上发现了一种不多见的东西，一种只有经过长期生死较量后才可能有的决然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近乎残酷的冷静——那是一种只能在久经沙场的老兵身上才能见到的特质。一时间，这个军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对眼前这个小伙子产生如此的感觉，因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
“你叫什么名字？”军官没有回答“煤球”的问题。
“煤球！”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把军官和周围看热闹的人全逗乐了。
“煤球？”这是名字吗？严肃点！我问你的大名叫什么？”征兵军官立即脸色一变，正色问道。
“煤球”紧咬嘴唇，没有说话。有围观的村民立刻向军官解释，“煤球“的确就是这个小伙子的名字，因为从出生起他就没有用过别的名字。军官听完，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这时，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来，是来村委会找村长办事的瘸子饲养员春分。他用女人般的尖嗓音对大家说：“煤球”有大名，叫秦保国！”人群立刻一片骚动。系着围裙的春分向军官走进一步接着说，这名字是“煤球”的父亲在世时就给自己当时未出生的儿子起好的，但是还没等用上他自己就先死了。他又说那是“煤球”的父亲来到天水坞后不久，在饲养棚给村里的马匹钉马掌时告诉自己的。
“他爸一直觉得自己快出生的孩子是个儿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儿子将来去当兵，保家卫国，实现他自己没能实现的一大心愿。所以他给儿子起名叫秦保国。”
在场的村民全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都有些愕然。“秦保国”这几个字让他们感到很不习惯，实在无法与他们叫了十多年的“煤球”联系起来。他们觉得这种大气、得体的名字似乎应该是另一个什么人的名字，决不该属于“煤球”这个男孩儿。
两个星期过去了。经过各种测试和审查，“煤球”成为天水坞二十多个报名参军的小伙子里最后被批准入伍的两个人之一。这事出乎了所有村民的预料。虽然那个陕西军官在了解到这个叫秦保国的小伙子特殊的家庭情况之后，在做最后决定时也曾有过犹豫，不过最终还是无法改变自己对这个年轻人已经形成的特殊兴趣和一种认定他必会是一名好兵的强烈预感而破例录取了他。
当“煤球”穿上军装和他母亲告别时，春桃和平时一样地微笑着。她温柔地看着儿子，说出来的话却仍旧是重复了十八年的对自己男人说的话。
作为军属，春桃将在“煤球”参军后由村委会照管了。
“煤球”临走的前一天，向瘸子饲养员春分借了两块钱，专门跑到六里外的公社给“天将”买了二斤肉，一直看着他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