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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这个眼睁睁望着草帽漂走而无能为力的经验。身在人生这场游戏之
中，几米问：“可以重来一遍吗？可以赖皮或中途退出吗？一定要加入吗？”答案是清楚的：即使我们不喜欢了，我们仍旧只好玩下去，因为惟有死才能使我们退出游戏。我们不得不把人生的一切缺憾随同人生一起接受下来，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坦然。无奈本身包含不甘心的成分，可是，当我们甘心于不甘心，坦然于无奈，对无能为力的事情学会了无所谓，无奈就成了一种境界。“天上的云，飞过的野雁，随它去吧。错过的机会，心伤的过往，随它去吧。”Let it be！Let it be！几米唱起了无奈的逍遥曲。
我注意到，对人生的无奈境遇，几米常涉及三种，便是流逝、错过和迷途。流逝的是时间，而随时间一起流逝的是人生最珍贵的珍宝——童年和爱情。童年遗失的小布偶在我的梦里哭泣，告诉我她觉得冷，但我无法救她。爱情之花枯萎了，分手的时刻，那些怨恨、委屈和无尽的争执也突然都消失了，只有海风不断地吹啊吹。和流逝一样，错过也是始终伴随着我们的命运。小时候，我们不断地迷路、搭错车，到达时游乐场已经关门了。长大了，我们还要继续错过，“错过了诺亚方舟，错过了泰坦尼克号，错过了一切的惊险与不惊险”。大雨中的屋檐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她看见他，他也看见她。她知道他在看她，他也知道她假装不看他……他们都在等待雨停？然后离去？像所有的人一样？”人生本来有太多的可能性，舍弃虽属必然，仍令敏感的心灵感到震颤。在都市的隔膜中，错过有了一种难堪的性质。隔
墙而居的人，每天看着同样的窗景，曾经逗过同一只小猫，却永是陌生人，这情形既平常又荒谬。迷途更多地是现代人的境遇。那个盲女诚然无休止地在地铁里上上下下，徒劳地寻找着出口，可是，那些在地铁口出出进进的蜂拥的人群难道就不盲吗？他们只是似乎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罢了，他们的没头脑的匆忙已经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铁式的巨大迷宫。相比之下，盲女倒是唯一清醒的人，她用她那一双超凡脱俗的盲眼洞察了世界的迷宫真相。《地下铁》把里尔克的诗《盲女》全文录在书末，这是意味深长的，盲女的确有权宣告：“那将眼睛如花朵般摘下的死亡，将无法企及我的双眸……” 几米的作品真的很有味，我们能从中读出童趣、人情、诗意和哲理，能读出人人感受过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生滋味。对于都市人来说，这些滋味仿佛久违了，却因此而更有了魅力。在此意义上，我把几米的作品看做都市人的一种乡愁。
不时髦的读书用身体实现的精神事业
在南极探险史上，英国海军上校斯科特是最著名的英雄之一，同时也是头号倒霉蛋。他本来最有希望成为第一个到达极点的人，完全没有料到结果会被挪威的阿蒙森抢先一个月。更不幸的是，阿蒙森来去一帆风顺，他却在历尽艰险之后死在了返途上。我一直想了解这幕悲剧的详情，新近翻译出版的《世界上最糟糕的旅行》一书使我如愿以尝。这本书被美国地理协会列为十本最佳探险书之首，对此我丝毫不感到奇怪。只须想一想，本书的作者彻里就是斯科特探险队的成员，当年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受的是文学和史学训练，在两年半的旅途上认真写日记，可资利用的还有包括斯科特在内的其他成员的日记，在此基础上写出这部旅行记，其内容之翔实、细致、生动自不待言了。我曾经在南极洲生活过两个月，因而在读这本书时更有了异乎寻常的亲切感，几乎觉得它是在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当然这话过分地夸大，我只是一个坐享其成者，所经历的艰险不足千万分之一，但毕竟亲见过极地特有的奇丽景物，也领教过南极可怕的地况和气候，所以书中所述的情景常常会历历在目地呈现在眼前。
1910年6月，当“陆地之星”号轮船离开英国港口驶向南极时，已经有先行者包括斯科特本人曾经到达南极的一些地区，人们对南极并非一无所知了。但是，就危险而言，南极永远是一片未知的大陆。人们可以描绘出南极的地图和气象图，却永远无法测量出积雪和薄冰掩盖下的无数条巨大冰缝，茫茫冰原上来去无常的暴风雪，以及会吞噬人的生命的其
他各种突发险情。在彻里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从接近南极大陆的那一刻起，危险便已无处不在。在登陆时，随后在补给站之旅中，队伍在海冰区行进，队员们必须带着马、狗、装备在漂流的浮冰上跳跃，从一块跳向另一块，用这个办法向陆地和目的地靠近。脚下的浮冰随时可能因不胜重负而碎裂，不仅如此，请看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十二条巨大的鲸鱼排着完美的队形，头全冲着我们所在的那块浮冰。”海冰区有无数这种被称做杀人鲸的可怕动物，它们会潜到站有人畜的浮冰下拱动，企图把冰块击碎，美餐一顿。有时真把冰块击碎了，只是靠了侥幸，上面的人马才没有落水。
对于彻里来说，在全部历险中，冬季之旅是最可怕的经历，其可怕没有语言能表达。南极的冬季是极夜，连续四个月的黑夜加上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使得任何野外活动都变得近乎不可能。然而，在这样的季节，包括彻里在内的三人组离开驻扎在哈特岬的大本营，向遥远的克罗泽角出发了，那里是皇企鹅的聚集地，他们要去解开皇企鹅冬季繁殖之谜。旅途果然苦不堪言：黑暗中盲目的摸索；严寒把汗冻成冰，衣服和头套被凝固在身体上；狂风中帐篷的门帘刹那间迸裂成千百块小碎片，发出震耳的巨响，接着整个帐篷被吹走……以至于在绝望的时候，彻里只求一死了之，渴望掉下冰缝，
想不再保暖快快冻死，想使用药箱里的吗啡。他当时的感受是：人并不怕死，通往地狱的路未必坎坷。但是，他们终于活着回来了，收获是三只企鹅蛋。
如果以为在南极探险只
有苦难，没有欢乐，那就大错了。事实上，探险者们会品尝到许多不寻常的快乐，并且不只是与苦难作斗争的意义上的快乐，更多的是完全正面性质的轻松的快乐。快乐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景物。彻里常常情不自禁地描绘他所看见的美景：在阳光普照的日子，由于光影作用和大海、天空、云彩、积雪、冰峰之间的互相映射，万物都染上了奇妙的色彩。他说得对：南极绝非一片纯白，到处呈现的是亮蓝、翠绿和紫红。到过南极的人也一定会熟悉他的这一感受：面对眼前的奇丽景色，人们很难回想起也许昨天还支配着自己的沮丧心情了。他对企鹅的生活习性观察得特别细致，在书中有极为有趣的描述，很值得一读。在南极生活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快乐，便是摆脱了对现代社会中所谓必需品的需要，不为物所累，真正做到无忧无虑。由于这个原因，彻里把在哈特岬度过的日子视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
时光之一。
不过，有时候代价未免过于惨重。斯科特的极点之旅无疑是全书中最悲惨的一章，这次探险活动就是因此闻名于世的。极点是整个探险活动的真正目的地，但全队二十四名队员中，只有五人参加了这最后的远征，其余人对此的贡献是后勤，在沿途建立补给站，使极点组在返回时能够得到必要的食品、燃油等物资。彻里不是极点组成员，他参加了搜寻之旅，在极点组遇难六个月后找到了遇难的地点。根据斯科特等人留下的日记，不难判断当时的情形和遇难的原因。最致命的是南极夏秋季节罕见的坏天气，导致了行进缓慢，进而导致了食品和燃油短缺。体格最棒的埃文斯最先垮掉，死于营养不良。接着，严重冻伤的奥茨为了不拖累别人，自己离开帐篷，消失在暴风雪里了。在最后宿营地的帐篷里，躺着斯科特、威尔逊、鲍尔斯的尸体。他们的死亡和一个微小的细节直接相关：油箱冻裂，燃油告罄。这个地点离最近的补给站只有十一里，可是，因为连续九天的暴风雪，也因为体况极差，他们已经无力到那里去取燃油了。他们是活活冻馁而死的。
最感人的是这些遇难者在临终时日的表现。斯科特大约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他的日记坚持写到1913年3月29日。3月17日，在奥茨走进暴风雪之后，他写道：“我们都希望自己能以相似的大无畏精神去迎接末日的到来，并且我们确信，终了之日已经不远了。”写完最后一日的日记，他加上一条补充：“看在上帝的面上，照顾好我们的家人。”他还分别给两位难友的夫人写了热情的慰问信，给英国公众写了沉痛的告别信。在后一封信中，他表示：“我并不后悔进行这次远征，它展示出英国人能够承受苦难，互相帮助，即便在面临死亡时也可以一如既往地保持坚忍和刚
毅。”搜寻组看到的情景是：帐篷内十分整洁，三具尸体的表情和姿势都显得平静，各人的日记本以及气象日志、地质标本、摄影底片等物件安放得井井有条。一切迹象表明，他们是安详从容地离去的。
比起斯科特来，阿蒙森的运气实在太好。他找到了一条新路线，既近又好走，没有牺牲一个人，几乎是轻松地到达了极点。据说他在出发时玩了一个声东击西的小花招，宣布去北极而实际上驶向了南极。他的抢先使得斯科特既愤怒又沮丧，以至于在到达极点后，斯科特也兴奋不起来，在日记上写下了一句评价：“上帝啊，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单从竞争的角度看，斯科特探险队未免输得太惨了。很自然地，一个疑问折磨着彻里：这次探险到底值得吗？他的结论基本上是肯定的。他想明白了一点：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竞赛，而是对南极进行科学研究，以填补空白。这的确是事实，他们这个探险队有一半成员是科学家，沿途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更重要的理由是，驱使人们去南极的真正动力是精神上的需要，包括对新知识的渴望，也包括战胜自身弱点的愿望。世上并无天生的勇士，恐惧之心人皆有之，而正是在各种形式的探险活动中，人们以向恐惧挑战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勇敢。彻里在全书的结束语中说：“探险是精神动力在身体上的体现。”我想把这句话稍做改变，来表达我对探险的理解：探险是一项用身体实现的精神事业。
2002。6
不时髦的读书上帝眼中无残疾
——在《上帝在哪里》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活动，见到了《上帝在哪里》一书的作者琼尼·厄尔克森女士和译者张栩先生。我愿乘此机会把我读这本书的感想告诉他们，我要对他们说，读完了这本书，我的心情诚然有同情，更有感动和钦佩，但最后占据了优势的却是骄傲，为人的内在生命的高贵和伟大而感到骄傲。
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许多预料不到的灾祸，这些灾祸落在谁的头上完全是偶然的，是个人不能选择也不能抗拒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始终是候选人，谁也不能排除明天灾祸落到自己头上的可能性。琼尼只是比我们早一些被选上了，在那一个瞬间由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女突然变成了一个四肢瘫痪的残疾人。她的故事从那个瞬间开始，人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读这个故事，例如把它读做一个堪称典范的康复故事，一个战胜苦难的英雄故事，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迹故事，如此等等。这一切都符合事实，然而，我认为，这个故事的含义要超过这一切。
在我看来，琼尼的故事给我们的最深刻启示是使我们看到，虽然我们的外在生命即我们的躯壳是脆弱的，它很容易受伤，甚至会严重地残缺不全，但是，无论在怎样不幸的情况下，我们始终有可能保有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内在生命。这个内在生命的通俗名称叫做精神或者灵魂。实际上，心理康复的过程就是逐步
发现和真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在生命仍然是完整的，从而克服身体残疾所造成的沮丧和自卑。也正是这个坚不可摧的内在生命具有在苦难中创造奇迹的能力，使表面上似乎失去了任何意义的生命又被意义的光芒照亮。
其实，残疾与健康的界限是十分相对的。从出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就已经注定要走向衰老，会不断地受到损坏。由于环境的限制和生活方式的片面，我们的许多身体机能没有得到开发，其中有一些很可能已经萎缩。严格地说，世上没有绝对健康的人，而这意味着人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残疾，区别只在明显或不明显。用这个眼光看，明显的残疾反而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比较容易觉悟到外在生命的不可靠，从而更加关注内在生命。许多事例告诉我，残疾人中不乏精神的圣徒。除了在座的琼尼和张栩，此刻我还想起了英国科学家霍金和中国作家史铁生。相比之下，我们这些身体表面
上没有残疾的人却很容易沉湎在繁忙的外部活动中，使得内在生命因为被忽视而日益趋于麻痹，这是比身体残疾更加可悲的心灵瘫痪。
作为一个基督徒，琼尼相信她的康复奇迹来自上帝的恩惠。在整个康复过程中，她不断地和上帝对话，由怀疑而终于走向坚定的信仰。我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在广义上理解她的信念。她在书中引用了她的传教士朋友史蒂夫的话，大意是说，身体是一幅肖像画，真正有价值的是这幅画的内在特点和风格。我十分欣赏这个譬喻的含义，因为我也坚信内在生命具有超越于外在生命的神圣价值。上帝在哪里？在我们真正发现了我们的完整的内在生命的地方。如果说我们的易损的外在生命或多或少都是残疾，那么，当我们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就会发现我们的内在生命永远是完
整的，是永远不会残缺的。是的，在上帝的眼中没有残疾，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得高贵而伟大。我相信，把琼尼和张栩，把所有勇敢的残疾人连结起来的不是身体的残疾，而恰恰是灵魂的健康。如果我经过努力也拥有一颗这样健康的灵魂，从而成为他们的同志，我将感到莫大的光荣。
2000。10
临终的尊严
——山崎章郎《最后的尊严》中译本序
本书的作者山崎章郎是一位有深切人文关怀的日本医生，在多年治疗癌症末期病人的实践中，他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也积累了很多的疑问。于是有一天，当他翻开柯波拉·罗丝的“死亡学”开拓之作《死亡与死亡过程》时，他的认识很自然地发生了一个转折，用他的话说，他到那时为止所认同的医学常识被轻易地推翻了。他的这个转折，简单地说，就是把对于临终病人的态度由徒劳的救治变成了有效的关怀。在书中，他给我们讲述了他亲自治疗过的十个病人的故事，转折发生前后的病例各占一半，通过对照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转折的合理性。
对于一个患了绝症并且确实救治无望的病人，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他？这是医生以及病人的亲属首先会遇到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人们采取的是隐瞒和欺骗的策略，并辅以空洞的鼓励。山崎章郎一开始也是这样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病人自己也往往害怕知道真相，不肯接受近在眼前的死亡。但是，随着病情实际上的恶化，病人必然会对专门给他准备的虚假的说明产生怀疑，并且终于完全不相信。最后，一个没有人相信的谎言横在病人和世界之间，阻碍着真实的交流，笼罩在病人四周的这种虚伪的氛围每每把病人逼入至深的孤独之中。事情的确古怪：一个人要死了，周围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和讨论着这件事，唯有当事人被排除在了外面。一个不能不问的问题：那个即将死亡的人究竟是谁？山崎章郎确实不断地向自己问了这个问题，他终于得出结论：病人有权知道与自己的生命有关的重要信息，有权决定怎样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在被告知了真相以后，病人诚然会感到绝望，但这种绝望要比那种因为被欺骗然后又识破欺骗所感到的绝望好得多，他至少可以由于受到信任而产生出自己面对死亡的尊严感和勇气，并且有可能在坦诚的气氛中与医生和家人进行正面的交流了。
面对患了绝症的垂死病人，医生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尽一切努力来延长其生命，哪怕只是延长一分一秒？现代医学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它也确实拥有这方面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