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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初战虽然不算告捷，但在榕树下发表文章的确成了我那一段时间的乐趣所在，虽然不会再傻了吧唧地去刷点击率。但会认真地看每一篇回复，如果有一个人批评自己文章写得不好，我就会难过好一阵子，心里斥责对方不识货，不鼓励青少年的创作热情。但现在，那些批评、那些落井下石、那些不知道真相的胡说八道在我心里再也经不起那么大的波澜，原来一笑而过是处理一切负面情绪的终极手段。甚至还要感谢正因为他们的诸多不满，让我有了继续下去的意义，只为了让你们看我变得更好。
而2001年正是榕树下鼎盛的时候，一批现在青春文学市场的中坚力量都在榕树下建立了自己的据点，无数的文学青年在榕树下里发表自己的得意之作，互相扶植鼓励。虽然充斥着网络文学里惯用的调子，但也不乏优秀的作品。而我更喜欢在平常的时候用纸和笔手写，周末打在电脑里，在周末截至审核前发表自己的文章，以求双休日让更多人能够看见。
我也发现当一个作品得到最大的共鸣和争论时，它的归属者才有了创作下去的意义。
2001年，《流星花园》火得一塌糊涂，已经显露出文艺青年潜质的我对那种快餐文化嗤之以鼻。并且成功地在看《流星花园》的时候睡着了，好和庸俗的港台文化划清界限，也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特立独行。但没多久我背后偷偷摸摸地看了遍《流星花园》，心想怎么能有这么好看的偶像剧呢。
2001年（3）
2001年，我去打了几次网球，玩了几次笔记本电脑，见识了轻薄的摩托罗拉手机，顿时觉得自己半条腿迈入了小资社会，那段住平房坐摩托车上学的经历，反而被我掩盖了起来。
2001年记忆最深刻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12月7日，我终于奢侈地坐了回空调车回家，可一坐就是四个钟头，一公里的路就能开上一个小时，堵在路上的司机都忍不住打盹犯困。我从车窗看到更多的人小心翼翼相互搀扶地走路回家，他们虽然每次跌倒的时候都能引得别人的笑声，但起身后又坚定地朝着家的方向前进，而我的同学们甚至有走路到凌晨两点才回到通州的家。爸爸妈妈站在车站等了我几个小时，上来对我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阵臭骂，以为我又跑到哪里疯玩，我哭得前所未有的委屈，虽然事后他们及时承认了错误，但我发现被亲近的人冤枉才是世间最难过的事情。
当我的回忆正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才发现有很多生命里的细枝末节是现在都难以忘怀的，那些成长中的伤痛与喜悦，那些爱过伤害过的人，那些光荣与出糗的时刻，原来都未从记忆的深处抹去。
很长一段时间我并不敢面对我的过去，总是夸张地以为成长里我付出了更多的艰辛，但当我此时此刻把这些成长片段与人分享并且得到共鸣的时刻，终于发现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里都有不为人说的伤痛以及不能被分享的快乐。而我当我已过了满腹牢骚，满腔矫情的年代，我写作的意义开始变成唤醒你我曾经共有的回忆，挖掘出那些潜在不为人知的伤痛与快乐，因为这是我们一生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二十年不是一个休止符，二十年刚刚是人生的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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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
我需要很用力地来回忆2002年所发生的一切，我本来平淡无奇的成长终于在那一年泛起了涟漪。
最开始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的初衷并不纯粹，没怀抱着伟大的文学理想，也没有什么满溢的感情迫不及待地要抒发。最单纯的想法就是让爸爸能在别人面前倍儿有面子，同时也转移下因为学琴而不断引发的家庭内部矛盾。七年的学琴生涯花尽了家里的积蓄，我却依然没有成材苗头，每天带着我东奔西跑的父亲渐渐对我失去信心，于是我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成功的捷径让父亲重拾期望。
第一次知道这个作文比赛还是九九年的时候，刚进入初中意气风发地参加了个语文兴趣小组，第一堂课老师就给我们读了韩寒的《杯中窥人》，大意是这十八岁少年写出的文章很好很强大。而当老师一讲到纸团扔进杯子里浸湿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天天看黄书的小孩被色情污染了、变坏了。事实证明我和韩寒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也很好很强大。
那时《萌芽》远不如现在这般家喻户晓，只有个别的邮局才有买，想找张报名表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从2001年起我订了一年的萌芽，就等着最后几个月收集报名表，集中火力轰炸编辑部。
忘了从哪里听说的选拔初赛文章还得看照片的小道消息，我把生平第一张大头贴贡献给了新概念的报名表，先在表上贴了一张表情严肃的证件照，然后又在上面贴了张面带笑容的大头贴，还给人在旁边表明揭开就是证件照。
为了让自己的文章有更大的通过几率，我用了三张报名表在不同时段寄去了四篇文章，把最满意的篇目反复寄送了一次，以求得落到口味不同的评委手中。手写的文章通过电脑整体排版，连字体都是精心挑选，每张报名表上字体工整，有了错别字就拿刻刀小心翼翼地挖掉，用黑色的碳素笔修改，备注那一栏恨不得把幼儿园的经历都往上填，结尾再用对文学的热爱进行情感升华。一切准备就绪后把自己的梦想装进了牛皮纸信封，寄往那个默念了无数遍的地址……巨鹿路675号。
从未如此专注地做过一件事情，也从未如此忐忑不安地期盼过一个结果。
十月底就寄出的参赛文章一直到一月初都是石沉大海，我每天都虔诚的祈祷，希望能进入复赛。
每天我眼巴巴地望着楼下的传达室，得到的回应只是一次次的摇头，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我心中的希望一点点被熄灭，甚至连父母都嘲笑我的自不量力，一个平淡无奇拉琴像拉锯的孩子怎么可能进入专家的法眼。
幻想过无数次收到复赛录取通知书的情景，可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却又显得不那么真实。握在手里的复赛通知书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可能从掌心飞走。我是在翻完学校公共信箱体验过无数遍的绝望后，才从保安抽屉最底层捕获的希望，那不显眼的白色信封安安静静躺在抽屉的下面，邮戳的日期已是一周之前。我在传达室用颤抖的声音往家里打了个电话：“爸爸妈妈，我收到复赛通知书了，我能去上海了。”
十四岁的第一次远行就在那个寒冷冬天开始了，我还去东方新天地买了新款的班尼路外套和牛仔裤，像出席一个盛大的典礼般庄重。复赛通知上写着只负责硬座火车票，所以我和不放心的妈妈买了一张硬座一张硬卧，轮流倒班睡觉，晃晃悠悠地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我们住在华东师范大学里的白玉兰宾馆，上海的冬天阴冷而潮湿，寒意寸寸地渗入骨髓，无论开多大的空调依然抑制不住身体的颤抖。
到了上海的第一天我和妈妈吃了两顿盖浇饭和四串罗森贡丸，食物暂时抵抗了寒冷却无法消解内心的紧张，以至于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就醒了，在华师大的校园里静静地看人打篮球，安静的校园里篮球每下撞击声都深深地击打着我的心，那个雾蒙蒙的清晨我内心一片虚无，完全辨不清前行的方向。
从比赛到颁奖我都是一个人独行，母亲被远远地甩在身后，现在想起来人生第一份成功的喜悦却没与最亲近的人分享，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可我更害怕看见万一自己名落孙山时母亲眼底的失落。在排队签到的时候，前面两个相同地域的男孩顺理成章地攀谈起来，而结伴来的孩子们更是有说有笑。在嘈杂的人群中孑然一身的我显得特立独行，我一言不发，低垂个头，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坐了下来，努力地平息内心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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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
选了第三个题目来写，第一届的得奖选手刘嘉俊提了一台笔记本进来，播放了一个windows 98的屏保程序，而那就是此次的考题。十五分钟的构思，两个多小时的奋笔疾书，我编织了一个并不完美的爱情童话，直到交卷，那团纠缠在一起的线条依然萦绕在我眼前。
那天晚上我和妈妈走在华东师大对面的大街上，在超市的门口看了眼冰柜的哈根达斯，又转身进了路旁的小吃店，吃了盘很好吃的鱼香肉丝盖浇饭。
隔天的颁奖典礼，我依然还是一个人，绕了很远的路才找到青松城大酒店，安静地坐在后排，做着最后的祈祷。我一遍一遍默念着自己的名字，以至于当主办者念出我的名字时，我产生了刹那间的恍惚，那“霍艳”两个字究竟出自谁的口中？直到旁边的人把巴掌拍得噼里啪啦响，我才相信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和圣洁的耶稣同时显灵了，我深吸一口气，慢慢地走向台前，平静地接过了有机玻璃做成的奖牌和奖状，成了新概念作文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等奖。
2002年的冬天，我十四岁。
当我拿了奖以后，我才发现自己的野心远不止如此，在我问同桌我出书的几率和他登录NBA的几率那个大时，我已经开始暗自为出书做着准备。
佩服那年的自己拥有无穷无尽的精力，与文字为伍的日子每天都是愉悦。新概念的夺冠帮我开拓了一种生活新的可能性，，一种从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的可能性。
当写作的潜力得到肯定后，激发了我对文学更大的兴趣。每堂无聊的课（基本都很无聊）我在笔记本上涂抹画画，每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把打印纸压在作业本下，一砖一瓦地构建自己的文学城堡，还要时刻应付父母的突击检查。他们始终把我的获奖看做一种瞎猫撞上死耗子般的幸运，不是我开了智慧的天眼，而是评委们不大长眼。
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写作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创作的痛苦不被人所理解，创作的喜悦不能与别人分享，当作品完成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战斗。如果有时空穿梭机能回到我十四岁的那个夜晚，看到的会是我在窗前伏案的剪影，一杯速溶咖啡，一沓洒满月光的复印纸，几根蓝色的签字笔，伴随着卡式录音机里流淌的浑浊的旋律，一天的创作缓缓开始。每天都给自己规定了三千字的创作量，可往往是写到欲罢不能，恋恋不舍地睡去时已是凌晨时分，六个小时后又要爬起来穿上校服变成茫茫人海中被淹没的分母。
那时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东直门附近的几个小商品批发市场，买漂亮的本子和流畅的水笔，让写作变成一种崇高的仪式。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十四岁的手稿，写满四张打印纸正反面就是一篇完整的小说，再工整地腾到笔记本上，等周末敲打在键盘上已是第三度创作。
我对文学开始逐渐树立起崇敬的心理，他们在我心中划开了一个口子，让源源不断、被应试教育挤压的思绪找到了一个宣泄的途径。我逐渐地分裂为不同的个体，白天是循规蹈矩的中学生，晚上则成了一个可以自由操纵文字的魔法师，在文字中我则与笔下的主人公融为一体，时而穿着红舞鞋流浪，时而在地下铁里穿梭，时而痛饮一杯叫醉生梦死的酒，在平凡的外表掩盖下，我拥有了一个情感丰沛的新世界。
而选择把作品出版，则是为了把这十四年丰富的情感世界拿到世人面前炫耀。
而在十四岁出版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因为十四岁以后再犯罪就要负法律责任了，十四岁在我心里是一个严肃的、是否能够承担责任的分界。
那时的青春文学远不如现在这般红火，除了一本韩寒的《三重门》，基本上没有能被记住的作品。我在书店里逐一抄下了出版社的名称和电话，一家一家打过去向编辑们推销我自己。
虽然有新概念一等奖的身份，但当整个青春文学市场还属于荒芜的情况下，没有一家出版社敢贸然接受我的作品，我选出最满意的作品一封一封邮件地发过去，然后趁着课间跑到老师办公室挨个打电话寻求回音，得到的却总是不经如人意的回答：“市场前景不乐观、内容太过晦涩、文字不够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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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
我更大的压力是遭受到了父母的不理解，当我因为写作而显露出渐渐放弃大提琴的倾向时，爸爸就像生命中的希望被熄灭般沮丧。我宁愿选择一条未知艰险的道路，也不愿继续那七年就要达到彼岸的学琴生涯，那时我已经通过了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八级的考试，只差最后一级，我就可以圆满的功成身退了，但我连一个“善始善终”都给不了爸爸。而妈妈完全认为我是在不务正业，她为我设定的人生规划是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安分守己到老。我无法停歇的写作冲动、我毫不气馁地联系出版、都是一种打破循规蹈矩生活的危险信号。
联系了无数家出版社后，只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赵大河编辑一直跟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络，没有补课的下午，我就怀揣着最新的稿件去东四十二条的编辑部找他。他不光鼓励了我的作品，还积极为作品的出版而四处奔走，虽然中国青年出版社最后终审的时候放弃了我的作品，只在当期的《青年文学》上发表了其中的一篇作品《寂寞的独白》。但赵大河编辑又找到了几个北大的做出版的同学，把我的稿件郑重地推荐给了他们。
那是我在和无数的书商打过交道后，依然认为最好的一家出版商，虽然他们的发行策划能力可能都有所欠缺，但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们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稿件认真的态度都令人敬佩，在遍地生产文字垃圾的出版圈里，人格纯粹的，为了追求文学梦想的出版人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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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看完我几篇作品以后就当机决定替我出版处女作，而且保证抢在我生日之前，作为一份珍贵的礼物献给我十五岁生日。他们给我了在当时算是丰厚的版税条件，但签署合同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年纪根本不具备签署合同的法律效力，只得找来爸爸以监护人的身份替我签署合同，而当合同真切地摆在爸爸面前的时候，他在终于相信我偏离音乐道路、而走上写作的道路是无法改变的了。
又有几个周末，我独自坐上公车，从北京的东边跑到北京的南边，亲自参与书诞生的过程，就像几个人一起努力制作的一个生日蛋糕，我对材料的选择、水果的种类、甚至是蛋糕的大小都有着发表意见的权利，几位出版商完全不会因为我年纪小而替我擅做决定。
在五月十二号，也就是我为书最后写序言的时候，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往往有些东西让人欲罢不能，写作对我就是如此，当坦白变成伤害，我可以选择谎言，当谎言也变成伤害，我只有选择沉默。如果还想留住些许记忆，只有借助于文字。”
选择在十四岁结集出版文字是有原因的，这个年纪还没有必要对自己的言语太过负责，还有很多人会把你当成孩子。当我真正从女孩蜕变成女人时，我怕很多思想和领悟都不复存在，该说的话还没有表达，却再也回不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地下铁》只是一种对孩童时代最后的纪念，仅此而已。
2002年6月15号，我的第一本个人作品《地下铁》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著名评论家陈鸣华作序。
2002年的暑假，我接到了天津报业集团的邀请，去天津参加了个签售活动，一同去的还有差不多同时出书的北京娃娃春树。但俨然她要比我红火很多，在书商的轮番炒作下，敢说敢做的她已经成为80后的代言人。在火车上她大谈在外地签售时穿肚兜被媒体乱写的经历，还一起讨论莫文蔚新专辑里哪首歌最好听。签售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她签五本我签一本的频率，结果人家的书签光了，我还特汗颜地剩了好多的书，春树怕我不高兴还大声地替我吆喝。中午我们被叫去和天津报业集团的领导吃了顿海鲜，那还是我第一次尝到鲍鱼鱼翅的滋味，我和春树虽然一左一右的陪同着，但她的大大咧咧以及我的小家子气，让人完全忘记了我也是个北京女孩的事实。回家只能跟我爸妈炫耀，我吃过鲍鱼了！
2008年的今年，依然有无数的读者向我询问那部作品是否还可以购买，那部作品不是我文字最娴熟的一部，却是情感最真挚的一部，而那种“厌恶自己安逸的生活，希望它结束”的思想直到现在还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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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
记忆里的2003年是与恐惧联系在一起的。
那年的开始和结尾有两个人离我们而去，我曾经这样描述张国荣的离开：“有些人终于还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选择单枪匹马地去离开去告别，百尺高楼，纵深一跃，一个傲然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