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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途，人以为便。”③为加强海南防务，又铺设琼州至廉州海底电线，以速军报。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之洞乘兵轮亲临海口，视察军务，指示加筑炮台，添置巨炮，以杜外人觊觎。
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海南文教十分落后。之洞除于黎区广兴义学，教以汉语汉文外，又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二月专上《请编定琼州乡会试中额折》，奏称“海南风气近朴，游学不易，以故近十年以来每科乡试大率七八百人至九百余人，往往竟无一人获隽”。为激励海南学子进取之心，之洞奏请从广东全省中式员额中，划出专门名额给海南，“每文武科乡试编为玉字号，取中三名，会试取中一名”，“愚民诗书被泽，不为异端邪说之归。”①（四）保护华侨权益
起自明代，东南沿海便有贫苦者出洋谋生。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为满足本国的劳务需求，更是不择手段，在广东、福建等地拐骗、利诱，甚至绑架中国劳工出洋。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中国政府应”毫无阻禁”，华人出洋更趋普遍。他们不仅以自己的辛勤血汗，为侨居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宝贵的贡献，而且不忘故国，致力于造福桑梓。广东是华侨出洋最多的地区，侨眷遍及全省各地。注意保护华侨权益，是广东地方长官不同于其他方面大员的特殊职责。之洞对此十分关注。他说：中华人民散处外洋各埠，略分工商两途，百年以来生聚日盛，虽侨居异域而频年捐赈捐饷，不忘本源，深堪嘉尚。特以谋食地方，漫无统属，不免为他族欺虐，大约海外各国之待华人情形虽不一致，而意存畛域则一，有官申理则共庆来苏，无所控告则苛虐殊甚。①为此，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保护各地华侨的权益，作出极大努力。
光绪八年（1882年）以后，美国各地日渐掀起排华浪潮。原来，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数十万华工先后赴美，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修筑横贯北美大陆铁路，耕作农事，经商贸易。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发生，劳务市场紧缩，以加利福尼亚为中心，排华运动漫及全美。1882年，美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更助长了各地的排华浊浪。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后，张之洞先后从驻美公使郑藻如、香港东华医院、旧金山华侨会馆等不同途径，了解到华侨被虐杀，商店、住宅被焚毁，资产被掠夺的悲惨处境。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美国一地以及世界各地数百万华侨的权益，而且关系到沿海侨眷聚居地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张之洞在奏折中指出：“假如将此十余万华民尽行驱归中国，沿海各省何处容之，既属可闵，亦多隐忧。此外南洋诸埠设皆踵事效尤，何堪设想。”②他急电总理衙门，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方面提出停止暴行、严惩凶犯，赔偿损失，抚恤死难者等严正要求。同时，他还亲函美国公使，申明广东境内亦有美国侨民，如美方不停止排华活动，广东方面将以牙还牙，以示惩戒。
东南亚地区，华侨分布最广。为保护这一地区的华侨权益，之洞建议朝廷派出专使，巡历各国，“宣布德意，联络商董，访查情形”，与侨居地当局会商保护华侨事宜。又推荐“皆习洋务”的记名总兵王荣和、候选知府余为专使人选。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二十七日，王、余从广州起程。他们历时一年，行程五万余里，先后巡查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澳洲悉尼等二十余埠，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他们还同当地政府就华侨问题谈判。归国后，之洞听取王、余报告各地华侨境况，又建议朝廷于华侨聚居区派驻领事。光绪十三年（1887年），王荣和出任驻菲律宾领事，临行前，之洞专购经书令其携往，“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使其习闻圣人之教，中国札义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①张之洞对远在异邦的华侨关怀体恤，并以母国传统文化相感召，显示了一种博大的襟怀和深远的眼光。
①《全集》，卷十五，奏议十五，《会筹保护华商事宜折》。
②《全集》，卷十六，奏议十六，《沥陈华侨被害粤省办理情形并请敕催惩办折》。
①《全集》，卷二十三，奏议二十三，《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
③《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请开缺回籍调理折》。
④《全集》，卷十六，奏议十六，《恳恩续假折》。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四。
②关于广东”闱姓”赌的详情，可参阅中华书局《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载商衍鎏文《清末广东的“闱姓”赌博》。
①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四，转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6页。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③许编《年谱》卷四。
①许编《年谱》卷四。
②《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剿捕洋匪折》。
③《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
①《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丙子。
②《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请严定械斗专条折》。
①《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二日丙戍。
②《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③见《光绪朝东华录》十三年闰四月。
①《全集》，卷二百三十，电牍九，致琼州朱道方道。
②《全集》，卷一百一十九，公牍三十四，《招徕商民赴琼州伐木恳田示》。
③《清史稿·地理志》，地理十九，广东琼州府。
①《全集》，卷十九，奏议十九。
第五章 “劳歌已作楚人吟”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十二日，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迈入人生旅途的重要阶段。
这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张之洞交卸两广总督篆，二十七日乘船启程，经香港、上海，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湖北省城武昌，次日即接篆视事。自此，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晋京人参军机，除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十八年（1902年）二度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外，张之洞一直总督湖广。这在封疆大吏调动频仍的清代堪称罕见。之洞督鄂近二十年，正值五十二至七十岁之间，是成熟而又精力尚充沛的时段。他以湖北为舞台，倾其一生主要心力于此，确乎成就了一番事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适逢之洞七十大寿（虚岁），柯逊庵中丞赋诗为贺，之洞奉答二首，其一云：
不辞霜鬓与灰心，庙略坚强挽陆沉。
雄峻直辕通日月，困穷筚路启山林。
醯鸡久笑江神劣，精卫安知海水深。
方悟离乡庄舄老，劳歌已作楚人吟。①
张之洞以湖北为第二故乡，自命”楚人”，在江汉间筚路蓝缕，宵衣旰食，辛劳备至，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状，用“精卫填海”相比拟实不谓过。
张之洞以洋务实绩垂名青史，今人念念不忘者，多在于此。而其洋务事业，抚晋不过萌其芽，督粤也只是小试其端，湖北才是收实功之地。经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也占据领先地位；新式学堂的创办、游学生的派遣、洋操洋械新军的组训，也居全国各省前列。就清末洋务事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而论，湖北驾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尘。湖北的崛起，固然与清廷的总体性部署并调动全国财力支持有关，但同张之洞的上下呼吁，左右罗掘，励精图治也大有干系。正因为如此，张之洞的影响一旦削弱以至消失，湖北的近代化事业便一度低落衰颓。这种过分依赖当政者个人作为的近代化模式，必然是“人存政兴”，“人亡政熄”。而这正是凭藉政权力量、铁腕人物自上而下推动起来的、社会经济原动力并未充分启动的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特点之一。张之洞洋务事业（以在湖北为主）的成败得失也恰恰系于此间。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第一节 近代机器工业的创办
张之洞督鄂十余年，倾全力于近代机器工业的兴办。他排除万难，百折不回，终于在武汉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的门类比较齐全的近代大工业体系。尽管其中积习因循，衙门作风充斥，经营状况不尽人意，但它毕竟打破了传统的小生产方式的一统天下，奠定了民族近代工业的根基。
（一）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炼铁厂张之洞督粤期间，便萌发创办民族钢铁工业之思，并已付诸实施，筹集款项，向外商订购设备。正在进行之中，奉调至鄂。此事本已中辍，但接任粤督者李瀚章为一守旧官僚，无意于续办之洞未竟之业。其弟李鸿章亦不愿乃兄多事，力主将已购设备移鄂。表面上看，李鸿章此举正遂之洞的心愿，其实背后李鸿章却隐藏着“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心理。李鸿章深知创建钢铁工业殊非易事，凡承担者便背上一大包袱。他在给乃兄李瀚章的信中，便披露了这种深意：“香①复海署，抑扬铺张，欲结邸欢。即准拨部款，恐难交卷，终要泻底。枢廷皆知其大言无实也。”②不管别人如何算计，张之洞袍定“愚公移山，有志竟成”之意来创办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海军衙门正式允准铁厂移鄂。五月，之洞即于武昌宝武局公所设立铁政局，次年移至武昌三佛阁，委派“器端识远，心细才长，熟习洋情，曾充美国等国翻译参赞等宫”①的湖北补用道蔡锡勇（？—1896）为总办，主持其事。
创业伊始，举步维艰。厂址的选定便颇费周折。按照西洋惯例，大型钢铁企业选址，或近煤矿，或近铁矿，取材便利，经济合算。李鸿章建议近煤矿设厂，但当时鄂境内尚未勘得大型煤矿。盛宣怀建议设厂于黄石，以便就近取用大冶铁矿。之洞从便于亲自督察管理及产品销售着眼，决定煤铁两不就，令于省城武昌附近择址而建。先后勘得塘角、金鸡垸两处，均不合宜。最后于武昌对江的汉阳大别山（即龟山）麓觅得一地，之洞拍板定夺。在致海军衙门的电报中，他报告说：
今择得汉阳大别山下有地一区，长六百丈，广百丈，宽绰有余，南枕山，北滨汉，面临大江，运载极便，气局宏阔，亦无庐墓，与省城对岸，可以时常亲住督察，又近汉口，将来运销钢铁货亦便，惟须填筑地基九尺，则盛涨不淹，沿汉亦须增堤数尺耳，筑地虽贵，较之他处筑闸开河，所省尚多。②开厂所需巨额经费，更令之洞绞尽脑汁。由于经验不足，之洞原以为两百万银两便可成事，而海军衙门曾应允从铁路款项下拨出此数以供开支。殊不知这仅是一张空头支票，从未兑现。而实际建厂费用又远远超出二百万两之数。之洞无奈，只得左右腾挪，四处借贷，截留应缴部款，以敷急用。从以下奏折，可见其乞援窘象之一斑：
臣夙夜焦急，再四筹思，惟有向广东借拨之一法。……铁厂本系由粤移鄂，武营四成报效及银元余款又系臣在粤创办之举，每岁增常款数十万金，今为铁厂仅借用五十万两，开炼钢铁，筹备军实，当务之急，无逾于此。李瀚章公忠体国，轸念时艰，必能设法腾挪，迅速拨解济用，助成自强要举。①汉阳炼铁厂从创始到光绪二十二年（1869年）交商承办，共耗银五百六十八万两，这是晚清洋务企业中耗资最多的。其铢积寸累之艰辛，并不为人所理解。光绪十九年，有人参劾：“张之洞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乞留巨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②此劾虽经两江总督刘坤一禀饬查实驳回，但之洞对于讹传非议的愤愤之情，实难平复：
至于工作之繁重，外洋购料之周折，分设各厂之辽阔，华匠学制之艰难，亦皆凿凿有据之事，从来身居局外者既非身习其事，又未目击其难，往往以道路传闯之语悬揣苛求，……视为不烦巨款而办，不需多日而成。①光绪十七年（1891年）元月，汉阳炼铁厂正式破土动工。两年以后，所属炼生铁厂、炼贝色麻钢厂、炼熟铁厂、炼西门士钢厂、造铁货厂、造钢轨厂、鱼片钩钉厂陆续告竣。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高炉开炼，之洞亲临铁厂视察一周。汉阳炼铁厂的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七年。它的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一个日本人写的报道，描述了炼铁厂的宏伟：
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称，“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③《东方杂志》也刊载了西方人士的惊呼：
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匆以幺幺视之。……呜呼！中国醒矣，此种种费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羸之军队尤可虑也。①这表明，汉阳炼铁厂的建成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作用不可小觑。
无容讳言，由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特别是张之洞本人并非资产阶级化的企业巨头，而是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其思维方式、知识构成、管理作风，均很不适应于近代大工业的基本要求，汉阳炼铁厂在从筹建到开工以及此后经营的过程中，违背客观规律和经营法则的情况屡屡出现，严重影响了建厂速度，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也无法保证。
不事先勘定足量、优质、适用的煤、铁矿资源，办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便无异搞“无米之炊”。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掉以轻心。他沉浸于“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的虚骄情绪之中，凭藉主观愿望行事，先购机，后找矿。待到英商提供的贝色麻炼钢炉运到，才发现准备投料的大冶铁矿石含磷量高达0。25％，而依据酸式炼钢法设计的贝色麻炉无法除去如此数量的磷成分，必须改用碱法马丁炼钢炉，方可炼出合于制造铁路路轨的钢材。仅此一误，便造成巨大浪费。
煤矿供应，问题更大。官办汉阳炼铁厂最后经营失败，这是致命伤所在。之洞在粤时，“虽有创办钢厂之伟画，而煤在何处，固未遑计及也。”①到湖北后，之洞聘德、比等国矿师四出巡访踏勘，足迹遍及湖北、湖南、江西、贵州、陕西数十州县。几经周折，最后选定大冶王三石、江夏马鞍山两处，投资开掘。王三石矿耗资五十万两，结果挖出大水，只得停工。马鞍山矿不仅产量有限，而且含硫磺过多，不甚适于炼焦之用。无奈之下，之洞只得舍近求远，购买开平之煤，甚至从英、比、德等国进口焦炭，以供铁厂之需。这不仅费用昂贵，而且供应无法保证。高炉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开炼，不到半年便因煤炭不足被迫停炉。此后一直开工不足。
在工厂管理方面，也弊病丛生。上上下下一派衙门作风，冗员充斥，互相推诿，“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②，这些人管理现代化工厂一窍不通，但营私舞弊却是行家里手。“厂中共用洋员四十余人，华员数倍之，无煤可用，无铁可炼，终日酣嬉，所费者又不知凡几。”有人统计，汉阳炼铁厂官办期间所耗五百六十余万两银中，真正用到实处的不过二百余万两，“其余皆系浮费之款，于公司毫无利益。”③由于以上原因，汉阳炼铁厂的经营情况十分糟糕。“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二千两，是冶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①，“炼铁仅开一炉，每年仅出铁一万五千余吨，亏折甚巨；欲添开一炉，则须增银五六十万两，无从筹措。加以所聘洋员一再更易，良工难得”②，铁厂经营实在难以为继。之洞已使出全身解数，仍无回天之力，”鄙人实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