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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偃纳北燕伯于阳，公羊臆改为公子阳生（公羊本经昭三年有北燕伯款奔齐一条，不考）。
一、桓二年，会于稷，以成宋乱成平也。公羊见下有取郜鼎之文，因读为助成之成，不以下取鼎为大恶，而以会稷为大恶，此误解字义所致。
一、甲戌已丑，陈侯鲍卒，公丰谓甲戌亡，己丑死，难遍（左谓再赴为通）。
一、邓侯吾离来朝。误以为邓灭，故名。不知其时邓未为楚灭。
一、齐仲孙湫来，讹为庆父，鲁人何为冠以齐。
一、左氏葬我小君敬赢，公羊经学以音近，讹为顷熊，遂造为娶楚女之事。
一、齐人执单伯。又执子叔姬。公羊不知其事实，见男女拉彼执，造为单伯与子叔姬道淫，可谓出辞鄙倍。
一、归于为罪未定，归之于为罪己定，不知其义。
一、赤归于曹，郭公。公丰误读为一句，谓郭公归于曹，不辞。且寓公又何得言归。
一、卫石恶与会，释之日恶人在此矣。如此说经意，真何解颐也。
一、公羊自云名从主人，乃于仲孙何忌作仲孙忌。魏曼多作魏多，不以为脱文，而以为讥二名。
一、全经王正月，公羊皆以王字绝句（公、谷两家后师说春王两字怪谬百出皆由此起）。至黜周王鲁文成致麟等类，乃公羊后师之谬说，其何劭公创造垼嬲哂榷啵貌痪呗伲送庥厍躺畈缓嫌诶碚撸豢墒ぜ疲盐＞担耪髂纤溃撕笕逅蝗≌撸嗖痪呗邸�
以上可见，之洞对今文《春秋公羊传》的批评，虽然言词极为尖刻，然从学理上考究，亦具有缜密笃实的特点。这既得力于先师的训诲，本人的攻读，也与他的性格、学风相关。辜鸿铭评骘之洞：“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①之洞对于公羊学的批评，恰证辜言之不诬。
晚清今文经学不同于西汉董、何之学及清中叶庄、刘之学的重要区别，在于龚、魏、康等人并非纯然的学问家，而是呼唤风雷的社会改革家（当然龚、魏与康又有程度不同）。因而晚清令文经学又具有大不同于董、何之学及庄、刘之学的“经世”特色。龚自珍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而要“通乎当世之务”以“救裨当世”②康有力更明白申言取公羊三世说的真用心：“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①，因而他在阐发引申经义时，“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②而之洞反对今文经学，也基本上是立足于学术本身，对于龚、魏、康等人的“经世”倾向，则并无微词，而且他本人也是学术应经世以致用的积极倡导者③。他尤不满于龚，康等人的，在于其“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④的学风⑤，这正是占文经学派“我注六经”式“朴学”风格的典型反映。有人曾向梁启超问及张之洞为何反对“孔子改制”说，梁答曰：“学派不合”⑥。梁所称“学派”，即今、古文经学派，而非维新派、洋务派之谓也。
③经学研解的对象，起初仅为《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后来经历代不断增列，由唐代九经、十二经，到宋代，衍为十二经，即《诗》、《书》、《易》、《周礼》、《仪札》、《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①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②《汉书·董仲舒传》。
③＇唐＇徐彦：《公羊传疏》引戴宏《序》。
①许慎：《说文解字·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①③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38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②公孙禄斥刘歆语，见《汉书·王莽传》。
①②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一，二十，二十二。
④庄勇成：《少宗伯养恬兄传》。见《毗陵庄氏族谱》。
⑤庄存与：《春秋正辞·春秋要指》。
⑥《释内事例》，见《刘礼部集》卷四。
⑦《释内事例》，见《刘礼部集》卷三。
⑧《春秋公羊释例序》。
⑨庄、刘隶籍江苏常州，故得名。
①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①见《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①《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着重号为经引者所加。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翩翩佳公子》。
②《龚自珍全集》第114页。
①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267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③关于此，本章有专节讨论，此处从略。
④梁启超：《康有为传》第九章《人物及其价值》。
⑤梁启超对龚、康也有类似批评，他评龚”浅薄”。病康“武断”，语见《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二十三。
⑥《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
第二节“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
中华学术史上，与今、古文经学之争同样影响深远的又一公案，是汉学与宋学的壁垒对峙，相互消长。
汉学，即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汉代古文经学家治学多从文字训诂人手，前推《尔雅》，后重《说文解字》，通过对字形、字音、字义的训释和名物制度的考据，求得儒学经籍之“甚解”，学风质朴无华，故又称“朴学”，但亦往往病于烦琐支离。汉学时兴于两汉，其学风流播后世，不绝于缕，成为中华学术的主要派别之一。两汉以后，历代皆有重考证、尚质朴之治学者，他们便是汉学传人。
宋学，即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儒性命义理之学。“宋儒之学、派衍支分，不可弹述。有讲术数者，有务事功者，有以礼制为主者，有兼治乐律者”①，其共同特色，则在阐释义理，兼及性命。宋学不满汉学，称“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唯知训诂章句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乎性命道德之归。”②宋学家”沟通佛、老，以治儒书，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为一时代之学术。”③宋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抛弃汉儒治学传统，以理学观点注释儒家经典，重在发挥义理，而不在名物训诂上多用功夫，其学之长是精微博大，“象盖房屋那样，它们搭起来的是更细密的间架，更深邃的殿堂”④，但其流弊则在虚妄空疏。宋学在宋元明各代地位极尊，治学者翕然从风，宋学遂成学坛主潮。
降及清代，“汉学”又呈复兴态势。究其原由，则在宋学自身。宋学”尽桃汉、唐诸儒，而自以为直接孔门的心传”⑤。“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茫苑郑试等罩冢旒海穸ㄒ蛔穑运挝匆源鞒酰溲Ъ觳磺ǎ捌浔滓驳场Ｖ鞒痔朴兴谋娲厦鳎ざ峋觯悦髡录尉敢院螅溲Ц魇阈牡茫捌浔滓菜痢？仗敢芏希贾け厥瑁谑遣┭胖逡乓逡缘制湎丁！雹俟搜孜洹⒑肌⒀秩翳车绕鸲美硌Ъ摇笆椴还塾翁肝薷敝。蟪吧峋蘩硌А敝担敖萄д咄阉蚊魅孱坷眨苯臃辞笾诠啪！雹诘牵逋持握叱浞掷美硌蹈俪Ｃ痰睦砺酃δ埽灾祆渑湎砜酌恚灾熳ⅰ端氖椤纷魑凭偃∈康墓缛Ｔ凇昂貉А备葱说那烤⒊寤飨拢窝б云淦甙倌昙湫纬傻拇秤攀疲孕劬嵫痴诘匚弧Ｗ酃塾星逡淮常耙涔樗蓿虿还貉А⑺窝Я郊一ノじ骸７蚝貉Ь哂懈祝惭д咭郧陈咔嶂蛔惴喝逡玻凰窝Ь哂芯ⅲ潦檎咭钥帐璞≈嗖蛔阋苑稳逡病！雹壅胖囱邢肮盼木С錾恚诤貉ё杂行牡谩５谒窝В参从枧懦狻Ｇ宕灾熳ⅰ八氖椤蔽瞥∈蕴荆史部凭俪錾碚撸谒窝П厝皇祜Ｇ宕盼木Т笫θ缁荻啊⒋髡稹⒍斡癫玫龋辔丛纤窝А：核沃в诨フ鄢ぶ校殖首酆现疲晌宕跤斜鹩谠⒚魇贝摹八窝А币煌程煜隆Ｓ绕涫堑秸胖瓷畹耐砬澹鞣轿幕跎耍教旃て稹懊唐姹洹保爸泄昀褚迦寺住⑹榈湓颉薄耙坏┥ǖ氐淳 雹埽送炀雀俪Ｃ逃诼偕ブ校宄持握咭惨笫孔蛹娌珊骸⑺巍６胖从朐直鹗呛貉С錾砗退窝С錾恚呤馔就椋呱霞娌珊核沃罚导恕端目庾苣俊匪嫉摹跋诿呕е魅∷ぃ蛩叫那佣沓觥！雹僭尽耙蛔谒稳濉雹冢ケ崆魏貉耙恢制扑橹В嫖镂雒嵛蔫巫郑叹湟欢郑馑祷蛑潦蜓裕背圃右Ｓ窝芏坏盟椤！雹鄣牵谧衬暌院螅肿涮龋坝嘤诘拦馕茨辏己酶哂释跏细缸樱ㄇ宕盼木Ъ彝跄钏铩⑼跻灰咦ⅲ雹埽院貉Х⑸酶小Ｋ担�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洋，博稽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贯，虽极之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
他研读汉学家江永（1681—1762），秦蕙田（1702—1764）等考证古代礼制的著作《礼经纲目》、《五礼通考》等，赞其“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⑥他还训导儿子纪泽，治学务悉汉学门径：
“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不顾顾、阎、戴、江、钱、秦、段、王数人，而风气所扇，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①曾国藩由“一宗宋儒”而“汉宋兼容”，其动因既有学术方面的，即汉、宋之学确实互有短长；更有政治方面的。面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礼教纲常的猛烈攻击，曾国藩惊呼“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痛哭于九原”②。两千年中国宗法专制政治，以“礼”为行为、道德规范。“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③，“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④孔子因此主张对黎民百姓“导之以德”的同时，还要“齐之以礼”⑤。在对“礼”的研究、考证方面，汉学家穷精竭虑，成就远在宋学家之上。因此当礼教纲常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宏扬汉学，便成为清儒的急迫使命。正是基于此点考虑，曾国藩提出推本礼教，“以通汉、宋二家之结”。⑥同是兼综汉、宋，曾国藩是以宋学为本，张之洞则是以汉学为本。曾国藩多从政治需要着眼，而张之洞则多从学术本身考虑。张之洞将汉学视为学术之本，他说：
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学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以后诸儒传注，其义理精粹足以补正汉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读注疏之人，故能推阐发明。傥不知本源，即读宋儒书，亦不解也。他着意强调汉学的训诂考证在推明经典原意上的重要作用：
汉学所要者二，一音读训诂，一考据事实。音训明方知此字为何语，考据确方知此物为何物，此事为何事，此人为何人，然后知圣贤此言是何意义。不然空谈臆说，望文生义，即或有理，亦所谓郢书燕说耳，与经旨元舆也。张之洞认为，一切学问，皆以通经为根抵，而通经又必须以小学（即汉儒音韵训诂之学）为根柢，他说：
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不通小学，其解经皆燕说也；不通经学，其读史不能读表、志也：不通经史，其词章之训诂多不安，事实多不审，虽富于词，必俭于理。故凡为士必知经学、小学，综此两端，其在笃嗜神悟，欲以此名家著述者，终身由之而不尽。①另一方面，之洞对于宋明义理之学，也不一概排斥，尤其对于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之学，更表崇敬之情：
四书朱注最精最显，澄怀观之，何语不憭。……世断无通经博览之人而不能解朱注者。四书一编，为群经之纲维，万理之渊海。宋儒以后理学家书，推明性理，洵发前代未发，然理无尽藏，师无定法，涯矣难穷，其高深徽眇，下学未能猝解。朱子《近思录》一书，言约而达，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威宜，所宜人置一编。③如果说曾国藩于“兼综汉宋”仍有所保留，态度较为暧昧，主张“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那么张之洞则公开揭橥破除门户之见，综采两家之长的标帜：
近世学者，多生门户之弊。奈何曰学术有门径，学人无党援。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忌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至其所短，前人攻之，我心知之。学人贵通，其沦事理也，贵心安。争之而于己无益，排之而究不能胜，不如其已也。……使者于两家有所慕而无所党，不惟汉、宋两家不偏废，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
张之洞批评们于汉来之一隅者都未能探获“圣人之道”，他指出：
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未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诋諆求胜，未为通儒。甚者或言必许、郑，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则号为汉学者，不免为贪鄙邪刻之徒，号为宋学者，徒便其庸劣巧诈之计。是则无论汉宋，虽学何为。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使行谊不修，涖官无用，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若夫欺世自欺之人，为汉儒之奴隶而实不能通其义，为宋儒之佞臣而并未尝读其书，尤为大谬，无足深责者矣。①他认为合理的学术态度是兼采汉学的认真读书和宋学的深入穷理：
愚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无论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即使偏胜，要是诵法圣贤，各适其用，岂不胜于不学者。乃近人著书，入主出奴，互相丑诋，一若有大不得己者，而于不学者则绝不訾议，是诚何心，良可怪也。（近年士人既嫌汉学读书太苦，又嫌宋学律身太拘，五经几于废阁，名文亦嫌披览，但患其不学耳，何暇虑及学之流弊哉。）
张之洞兼综汉宋，从其学术根本上检讨，在于他对本原的孔门之学的全面理解。“先王设教，孔门授学，自当本末兼赅，道器竝著，岂有但详学僮仪节之文，五礼名物之制，而于身心治道绝不容一语及之者。”③他认为，“浅陋之讲章，腐败之时文，禅寂之性理，杂博之考据，浮诞之词章，非孔门之学也。”“孔门之学，博文而约礼，温故而知新，参天而尽物。孔门之政，尊尊而亲亲，先富而后教，有文而备武，因时而制宜。孔子集千圣，等百王，参天地，赞化育，岂迂陋无用之老儒，如盗跖所讥，墨翟所非者哉！”①之洞兼综汉宋，归根结柢是要将二者统一到本原的孔门之学的真正精义上来。“窃惟诸经之义其有遇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盂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②由于之洞学术的根本立足点在本原的孔儒之学，故尔不仅能对孔儒之学内部的汉、宋学派兼容并纳，而且对于先秦诸子之学，也从补直、印证孔儒之学的意义上发掘其价值。
在学术宗旨方面，之洞出于纯正孔儒之学的立场，对于先秦诸子，包括一般人认为虽然主张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但仍不失为“八儒”之一的荀子，都持严格批评态度。他说：
《老子》尚无事则以礼为乱首，主守雌则以强为死徒，任自然则以有忠臣为乱国。《庄子》齐尧桀，黜聪明，谓凡之亡不足以为亡，楚之存不足以为存（此不得以寓言为解）。《列子·杨朱篇》惟纵嗜欲不顾毁誉。《管子》谓惠者民之仇雠，法者民之父母，其书羼杂伪托最多，故兼有道、法、名、农、阴阳、纵横之说。《墨子》除《兼爱》已见斥于《孟子》外，其《非儒》。《公孟》两篇，至为狂悍，《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虽略有算学、重学、光学之理，残不可读，无裨致用。《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一传之后，即为世道经籍之祸。申不害专用术，论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诚。韩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