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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理之用谓之德，势之用谓之力。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指1884年发生的中法战争，该年的干支纪年为甲申——引注），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①这段话不仅点明了张之洞文化思想转折的枢纽所在，而且还透露出转折之后张之洞文化思想的两重性：“为人则舍势而言理”，即宏扬忠信笃敬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德行以正人心；“为国则舍理而言势”，即吸收大舰巨炮等西方物质文化的成果以维国势。前者蕴含“中学为体”之旨，后者实蓄“西学为用”之意。在张之洞看来，这似乎是聪明的“两全之法”，殊不知其深刻的内在矛盾，从“中体西用”说孕育于洋务运动的胎盘中时，就已经决定了它的畸形病态。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移节湖广。他的洋务事业，进入鼎盛期。湖北枪炮厂、汉阳炼铁厂、棉纱丝麻四局相继建成投产。与旧式书院改制的同时，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类新式学堂开办起来。随着洋务活动的深入发展，张之洞对于西方文化之优长也有了进一步认识。他批评时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①他指出中华学术所缺乏的“专门之学”，恰是西洋富强的重要原因。“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转不如两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②他认为中国亟应仿效西洋，大力发展“专门之学”。他还划分“专门之学”为四大门类，即交涉、农政、工艺、商务。交涉之学包括律例、赋税、舆图、译书；农政之学包括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工艺之学包括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商务之学包括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这表明，在对于“西学”优长的肯定与仿效方面，张之洞已经超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运动前驱先路，其广度和深度均有所展拓。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方面的惨败而结束，举国震动。次年三月《马关条约》签订，给中国带来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这是一份甲午以后张之洞继续从事各项洋务事业的总纲性文件。其间反映出他对”中体两用”关系的认识己趋成熟。在这份奏折中，张之洞痛陈条约带来的严重危害：“及今力图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他提出九条应当急办之事，以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
一曰宜亟练陆军。“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练兵三途中，“以用洋将管带教练为最速，以出洋学习功夫为最实，益处为最广，而中国自设学堂亦可相辅而行。”
二曰宜亟治海军。“且非用洋将则积弊必不能除，操练必不能精，考核拔擢必不能公。”“须多派精壮员弁及有志子弟赴英国学之，此举尤宜从速。”
三曰宜亟造铁路。此事应聘“小国远国商人”包办，“若中国自办，则委员视为利薮，旷时糜费，十年亦难成矣。”
四曰宜分设枪炮厂。“一面雇用洋匠，一面商之洋厂，派工匠赴外洋该厂学习。”
五曰宜广开学堂。”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各省均应开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同时派人员出国留学，赴德学陆军、赴英学海军，“其他工艺各徒皆就最精之国从而取法。”
六曰宜速讲商务。“尤须令出使大臣将各国商务情形随时考究，知照总署及各省督抚，以便随时悉心筹画。”
七曰宜讲求工政。“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分遣多员，率领工匠赴西洋各大厂学习，一切种植、制器、纺织、炼治、造船、造炮、修路、开矿、化学等事，皆肄习之，回华日即以充办理工政之官。”
八曰宜多派游历人员。“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以致国事陆危，几难补救。”欲破此沈迷，惟有多派文武员弁出洋游历一策。
九曰宜豫备巡幸之所。宜择腹省远水之址建设行宫，以备战时京师危急，“进退自如，控制有策。”①张之洞上此奏折，目的在说服皇上”存坚强不屈之心，励卧薪尝胆之志，广求忠直之言，博采救时之策”，以挽救“如人受重饬，气血大损”的朝政之“体”。同为开明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九十年代的张之洞大不同于三、四十年代龚自珍的“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②在张之洞开出的九味汤剂中，除最后一条“豫备巡幸之所”外，全都在中国固有之“古时丹”中寻觅不出，而是援用的洋方洋药。虽然此时他还没有明确揭橥“中体西用”的标帜，但这一思想在他头脑中己是呼之欲出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前后，张之洞开始将“中体西用”思想形诸笔墨。他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③稍后，他在上呈御览的《劝学篇》中，又对此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以正人心”，西学为用，“以开风气”。
在考察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时，应特别注意到他自幼形成的“经世”、“务实”学风对其文化思想转变的促成作用。承袭“通经致用”学风的张之洞一贯认为，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①。“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②。从“致用”的终极目的出发，张之洞对待诸种学问，均以实用与否，为其臧否取舍的标准。即便在清流时期，他对于”洋务”、“西学”，也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持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而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③与魏源辈的“师夷长技”说同论。因此，其时他对于洋务派的批评，也多集中在妥协外交，而非兴厂办学、开矿练军等实业措施。正是由于有这种“师夷长技”的认识基础，之洞才能开始日后的洋务实践，并从实用价值上，充分肯定西学的科学意义，并全力汲纳之、应用之。“经世”的宗旨，务实的学风，必然导致文化观的开放。之洞曾以诗句言及此理：井蛙不可以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见远儒乃尊，知时国乃兴，理非一孔尽，木非一法绳。④往代儒宗判南北，方今学派别东西，九流宗圣皆容纳，巨海稽天赖指迷。⑤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早年张之洞即己服膺的“通经致用”论与之壮年后形成的“中体西用”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②郑观应：《盛世危言》。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张文襄公牍稿》卷三。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权》。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吁请修备储才折》。
②《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②《龚自珍全集》第513页。
③《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上。
③《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三。
第二节“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
洋务派代表了晚清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不甘沉沦，力图振刷的意愿和势力。与极端保守的顽固派相比，其文化观具有明显的“开新”特色，而这种“开新”的内容，就在于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科技、学术乃至于某些设施。
国藩据实承认“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①，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渐失其所恃”②。他忻慕“西人学求实济，无论力士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③“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④左宗棠赞誉泰西学术“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⑤，提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②“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徐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仿开此一途？”③与曾、左、李等人相比，张之洞的文化”开新”，又有若干进展。
同诸洋务先进一样，张之洞在阐明采纳西学的迫切性时，也是着眼于新的世界大势。他在《劝学篇》中极言封闭守旧是自招灭亡，“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④。“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的然可据者哉！”⑤在这里，张之洞以是否“有益于中国”、是否有损于“圣教”，作为取舍西政西学的标准，意在说服守旧者打消畛域之见。
较之诸洋务先进，张之洞讲求西学有拓宽领域之势。曾、左、李辈对西学主要注意于技艺层面，而张之洞则主张，不仅要汲纳西方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应当随之采用若干“西政”，这便是他所谓的“政艺兼学”。当然，张氏所要采纳的“西政”，非指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而是指与近代工业社会相关的各项社会设施。张之洞对“西政”和“西艺”有一个明确界定：“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①在二十余年的“洋务”建设中，张之洞身体力行这种“政艺兼学”的方针，而系统的文字阐述，则见之《劝学篇·外篇》。在这半部书中，张之洞以改革传统教育为中心，全面列举其“开风气”的文化主张：
益智第一。“智以救亡，学以益智。”求智之法，“一日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虚骄，妄之门也，侥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为牛马土芥而已矣。”
游学第二。“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国，尤以日本为宜，“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设学第三。广开学堂，引导学生“新旧兼学”，“政艺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学制第四。介绍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吾将以为学式。”
广译第五。“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文，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从功近而效速着眼，“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阅报第六。外国报馆林立，“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
变法第七。“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明确提出法制、器械、工艺，皆当变通成法，仿效两人。斥责反对变法者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苛求之谈士”。又特别强调指出，“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原因在“先后失序”，而非西法本身之病。
变科举第八。科举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故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拟三场分试之法，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
农工商学第九。批评文人儒士鄙薄农工商学的传统观念，“荀卿称儒效，而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此未世科目章句之儒耳，乌睹所谓效哉！”“不讲农工商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应派员出洋考察，学习西方农艺工技及经商要诀，“工为体，商为用”，“商为主，工为使”，“二者相益，如环无端”。
兵学第十。“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中国兵学，素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西人兵学，惟阴阳不用，余皆兼之。枪炮、雷电、铁路、炮台、濠垒、桥道，技巧也。地图、测算，形势也。至攻守谋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艺多，条理繁细，故权谋一端，亦较中法为密。”因此兵学必取西人之长，方为“强国之由”。
矿学第十一。矿学“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溥而其事甚难。”“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学矿师而后开矿，其始似迟，其后转速，其费亦必省。”可派员出洋学习，亦可募西人来华办矿，“矿成获利以后，我之学生及委员工匠，皆己学成，此借矿山为矿学堂之法也。”
铁路第十二。“西法富强，尤很于此。”广筑铁路，不仅可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而且可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
会通第十三。中学“圣经之奥义”，皆可“通西法之要指。””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批评一概排斥西法者为”自塞”，以西法皆为中学所已有者为“自欺”，以为中西之学无别者为“自扰”。“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故对于西学，“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亦应为之。
非弭兵第十四。“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要想立国于世，国际公法不足为恃，惟有富国强兵，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故“苟欲弭兵，莫如练兵。”
非攻教第十五。对于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不应“无故而诟击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求。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