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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们的朋友都多。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在黄埔军校一见如故，张治中晚年写回忆录时说：“（周）为人很热情，谈吐、风度、学养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是他和周恩来之间友谊的基础。
1924年，大革命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同年6月成立黄埔军校，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初任军事研究委员，后任入伍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张和周同恽代英、熊雄、高语罕以及邓演达，相互之间来往密切，和苏联顾问亦相处甚好。
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当时黄埔军校的斗争，正是两党斗争的一个缩影。黄埔军校建校伊始，就先后成立了反映中共主张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代表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孙文主义学会，两者斗争激烈。张治中受中共朋友和苏联顾问的影响，政治上倾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但他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当时蒋介石手下重用的人，尤其黄埔军校众多的军事教官，除少数几个日本士官生外，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所以张治中就成为两派拉拢的对象。
张出身寒微，青年时代度过多年流浪生活，吃过很多苦头，这使他从感情上自然而然地趋向中共。张的主张、言论渐趋“左”倾，使提拔重用他的蒋介石起了疑心，蒋曾背后问过王懋功：“张治中是不是中共分子？”王力辩说：“不是。”这时正值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委第四届执委会改选，张得到多数票，被选为执行委员。不久，“中山舰事件”爆发，中共许多党员被逮捕，周恩来亦受软禁。这是蒋介石对中共采取的第一次阴谋行动，他本人却伪装不知，并召见了张治中和邓演达。张治中对此事提出批评，认为它将导致国共两党分裂，对国民革命不利，而且措辞尖锐，态度激昂。蒋略加解释。张、邓退出后，邓对张说：“你太胆大，太冒失！”这段时间，张起了参加中共的念头，向周恩来提出。周恩来很高兴，说：我得请示组织才能答复你。过了一些时候，周对张说：欢迎你参加，不过，你的目标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现在有所不便，不如稍待时机为好。但我们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新中国建立以后，周、张在北京曾谈起这段往事，张说：“这可能是我的政治生命的转折，如果当时成为中共党员，我的历史就得重写了。”周说：这很难说，有多种可能性。
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北伐军由广州出发，迅速推进，1926年9月、10月先后克复武汉三镇，张治中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学兵团团长，留驻武汉，周恩来则随军由前线转到上海，周、张接触因此中断。
蒋介石到南昌后，反对革命的凶相毕露。在1927年“四一二”前夕，黄埔一期生、原任张治中军官团连长的陈赓突然秘密来见张治中，说是要到上海去，需要旅费。张很关心周恩来的安全，问陈：“恩来先生现在何处？”陈说：“已到上海。”张弄了旅费给陈，一再叮嘱说：“情况不对，你到上海告诉他，行动务必小心！”显然，张已嗅到火药味了。
“四一二”事变爆发后，张治中由武汉到上海转南京，出国到欧美考察，回国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一干就是十年。他当时心情十分苦闷：眼看国共两党分裂，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遭到蒋介石的肆意蹂躏；又见蒋相继发动了五次对江西苏区的围剿……张治中要求担任中央军校的职务，用心良苦，是有意回避国共两党的斗争锋芒。这十来年中，他五次带兵打仗，两次是抗日，两次是军阀混战，还有一次是对李济深、蔡廷锴领导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作战，但从未与中共军队打过仗。
真诚的友谊，在逆境中，在患难相济间会愈加巩固。周恩来和张治中之间，在长时期中能相互谅解、合作、支援，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考验的友谊。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患难相济真诚合作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是年底，张治中从淞沪战场调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不久，周恩来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驻武汉，常到长沙；徐特立任中共中央驻湘代表，叶剑英任南岳游击训练班副主任，他们也常到长沙。于是，张治中和中共中断了十年的关系又恢复了。张、周、徐、叶时有过从。
1938年，武汉沦陷不久，湖南发生了长沙大火事件。火烧长沙是蒋介石下令并指定张治中负责执行的，张对部下是有明确指示的，但执行人员误信谣言，仓皇间不经请示批准，没有放空袭警报就到处点火。张治中在梦中惊醒时，火势已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无法挽救颓局。他深知闯下了大祸，十分焦急。周恩来事后由郊外回城，看到张的惊恐、憔悴之状，就细细问明详情，指出其责任所在，并温言加以劝慰。张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送请周恩来审阅。周认为国民党政府单作军事抗战，不依靠、发动群众，实施所谓“焦土抗战”的方针是错误的，所以，一方面通过《新华日报》社论对此事给予严正的批评，同时对上述文稿字斟句酌，修改了多处，特别是对起火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临时急躁外，还在两处加上“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张治中对此由衷感激。认为正当各方责难纷来、落井下石之际，老朋友能对他持谅解态度实在难得。
1938年底，国民政府迁重庆，张治中亦于1939年年初调重庆工作。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损失惨重。13日，蒋介石令军令部拟具处理新四军方案呈阅，何应钦于15日上午召集军委会会议研讨。方案分甲、乙两案：甲案主张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乙案主张不撤销番号，任其渡江北上，观其动态再作处理。讨论时，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发言，极力主张采用甲案，张治中则主张采用乙案，理由是：如照甲案处理，则将引起两党进一步分裂；现在大敌当前，半壁江山沦于敌手，内部分裂为形势所不容。白、张两人来回争辩，以至于面红耳赤，气氛十分紧张。张最后说：如意见不能统一，可否将甲乙两案同时呈上去？白随即拍案起立，大声呵责：你身为政治部长，怎能说出这种话？！张见白感情冲动已极，就不再说了。张、白二人原是保定军校同期、同科、同班、同桌、同寝室的同学，关系至为密切，而入世以后，政治上分道扬镳，真可谓泾渭分明。
1941年年底，日本偷袭美海军基地珍珠港后，美总统罗斯福派他的私人代表居里来华谈援华抗日事。居里临走时约会周恩来。某日，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提议：明日居、周将要会见，找个借口把周恩来软禁一天，使他们不能会面。跟着，会上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张治中既气愤又感到好笑，开始时还在一旁静观，后来看越来越不像话了，忍不住站起来说：约会的事，委员长当然不会不知道，现在他既然没有交付讨论，何必白费时间？何况，现在还不清楚究竟主动约会的是居里还是周恩来。且软禁主张殊不高明，不仅将激起中共的反对，而且易使美方误会，影响美援，可谓有害而无利，万万不可。至此，大家才停止讨论。
1945年秋的重庆谈判，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的一个高潮。谈判过程中，张治中和周恩来合作得不错。张治中不但是邀请毛泽东到重庆的建议人之一，而且和赫尔利亲到延安迎接，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到重庆后，他又慨然答应把他的官邸桂园腾出，借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使用；对于警卫问题、接待问题、会议程序问题等，都主动热情地和周恩来协商解决，处处表现出推诚合作的精神。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双方自始至终“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多次濒于破裂。在关键时刻，我看到张治中常常绕室彷徨，来回踱步，时而苦思冥想，时而摇头叹息，以至于饮食无心，面容消瘦。尤其到了谈判末期，社会上谣传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某民主人士会见毛泽东时，甚至提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劝告。周恩来很焦急，亲来和张治中密商：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定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回去？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安排得很紧，要在10月10日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10月11日，张治中亲自陪送毛泽东乘专机回延安，在驱车去机场途中，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是真心要和平的。新中国建立后，周和张谈起这段往事时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1945年10月，张治中到新疆。此时，被盛世才关押在狱的一百多名中共人员，处境十分危险。新疆远处塞外，中共力所不及，但一经周恩来向张提出，请其多方设法释放被押人员并护送回延安，张慨然答允。1946年夏，张治中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前夕，专派人护送他们到达延安，避免了牺牲，保存了力量。张治中这样做也是很难得的。
1946年1月，举行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研讨国共双方军队的整编问题，张治中与周恩来再次携手，签订了《整军方案》。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生死亦可托
张治中从大革命时代起，对周恩来就深深地怀着敬意，周对张也很尊重。即使在国共和谈中，彼此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有时争辩得十分激烈，也还是互相尊重。张治中认为周恩来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是很值得学习的，所以他在湖南、新疆省主席任内，都注重深入基层，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决定大政方针。
1949年4月21日，由于南京政府顽固地拒绝了双方代表团所同意的《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迅速渡江。张治中认为自己是首席代表，理应回去复命，周恩来诚挚地对张说：随着形势的转变，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你们回到上海或广州，特务分子是会干不利于你们的事的，还是留下来吧。最后，周语重心长地说：西安事变时我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按：指张学良），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情真意挚，态度温和而又坚定，张治中深受感动。两天后，周恩来指挥上海地下党把张的家属由上海接来了，张于是决意留下来。
张治中留在北平后，心情十分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他的主要想法是：我是个国民党员，现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党魁，而我是他的亲信、重要干部，现在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人家会不会说我是党员背叛了领袖呢？张治中曾经读过十年线装书，旧伦理观念牢牢地束缚着他。毛主席、朱老总、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等都来看他，劝他，帮助他解脱思想上的包袱。最后，周恩来和他谈心时坦诚地说：我看，你这个人还是封建。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着想呢？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尖锐中见亲切，责备中见真情。这使张治中衷心感激，毕生难忘。
1950年，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中共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张治中极力拥护，写了几千言的书面意见送给周恩来看，中有“接受美帝的疯狂挑战，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等句。周看后对张说：你这个将军这么激烈呀！别人可以这样说，你就不行，你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说这话在国际上会有影响的，会发生误会的。
以道义相砥砺，在关键时刻进忠言，这是诤友。周、张交往中，彼此都是以诤友相待的。
周对张如此，张对周也是一样。
张治中到北平不久，就对周恩来提出过关于外交方针方面的重要意见。他主张通过中国的缓冲，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主张同各国发展贸易往来，他指出：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要同工业发达的国家做生意，而不能同清廷一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这些意见，都是有一定见地的。此外许多年，张治中每次外出参观视察，都要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建议，供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参考。他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在国号、国旗、国徽的选择上，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在视察制度的建立上，在1954年制定的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应否是国家元首的问题上，在大力支援老根据地建设的建议方面，等等，都显出他的独立思考，不盲从别人。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均受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重视，好些被采纳。
建国以后，张治中的社会活动频繁而紧张，周恩来更是日理万机，废寝忘食。两人除了公务上的接触外，从1954年起，张治中每年必邀请周恩来欢聚一次，周从不拒却。“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次是在颐和园的介寿堂，张还邀约了陈赓、郑洞国、杜聿明、宋希濂等二十多位黄埔学生作陪，师生共叙往事，展望将来，气氛十分融洽。
第五部分十、张治中与周恩来：拳拳之情
周恩来知道张治中有神经性腿痛症，甚以为苦，因此每次从国外归来，常带一些珍贵药品送给张。仅仅在1961年，就先后给张送去过虎骨胶、燕窝等物，邓颖超大姐还亲函致候。
1960年，周、张同机飞广州。在闲谈中，张忽然想起：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是在广州“太平餐室”举行仪式，便笑着对周说：你们结婚三十五年了，应该在“太平餐室”请我们吃餐饭，纪念纪念。周听后会心地笑了，后来，周真的请张到老地点聚会了一次。
“文化大革命”当中，张治中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周恩来处境也很困难，但他得知张的情况后，马上派人把张保护起来，并且在红卫兵集会上解释说：张治中是我们党的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亲自接送毛主席，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江青在旁假惺惺地说：我们对张治中不为已甚，三到延安嘛！甚么“不为已甚”？！后来在康生、江青等人开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黑名单中，“张治中”三字赫然纸上。康生还造谣说：新疆×××等叛徒同张治中勾结，隐瞒了叛变历史，回延安潜伏下来，是一批定时炸弹。周恩来再次在红卫兵、造反派的集会上指出：张治中释放和护送被新疆盛世才监押的中共人员回延安是应我党的请托，对这批同志中央早就做了结论，没有问题，张治中是做了一件好事。这之后，周恩来还特地派人代表他到保护地301医院看望张治中，备致慰问之意，当了解到张的情况还好时，才放下心来。
由于周恩来的大力保护，张治中的处境稍好些，后来回了家。以后，他因年老体衰，疾病渐多，于1969年4月6日去世。此时正是“四人帮”最嚣张的时候，周恩来仍然为张设立了灵堂，并亲临八宝山主持遗体告别仪式。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周心情沉重地环顾四周，看到我在场，就想起了张治中去世前手头还有一些机密文件，说：这些东西你保管不便，都交给我吧。并特意叮嘱张治中的老伴洪希厚说：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告诉我。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第六部分十一、张治中与蒋介石（1）
张治中之所以能多次代表国民党及蒋介石与共产党谈判，除了他对当时社会及国共两党的深刻而独特的认识外，也与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有关。
张治中与蒋介石都出身于保定军校（编者按：蒋介石肄业于清末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张治中民国五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先后同学。但是张自1916年保定军校毕业后，长期郁郁不得志。开始，他由于自少景仰张骞、班超的为人，请求到边疆去，未得批准，却被派往安徽北洋军阀倪嗣冲部当见习官。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护法，张治中毅然出走，投奔广州。这是他毕生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此后，由于保定同学的关系，张在滇军、桂军、川军中先后充任连长、营长、师参谋长等职，奔走于粤、闽、川之间七八年，苦头吃得不少，经验也增加好多，但仍然未逢际遇。直到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张治中才时来运转，脱颖而出。
当时张治中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