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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十导演-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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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回》这一片名,也很少被观众领会。所谓轮回,在佛教中是指生命的转世和传承。黄建新将此片命名为《轮回》,当然绝非随意,当有特殊的内涵。我们看到,在影片的最后,石岜跳楼不久,就出现一条字幕“六个月后黑屋中出生一男婴重八斤八两,取名石小岜”。这应该就是“轮回”主题的直接显现,即石岜死了,石小岜出世,完成了一次生命的传承;更重要的似在暗示,石小岜将会继承他父亲石岜的宿命,从而完成一次生命的、也是宿命的轮回。这样的轮回,显然是一个悲观、甚至是绝望的暗示。    
    由此,我们还能够更加深入一层,那就是石岜是一个反叛青年,没有人将他当成人对待;而他自己似乎也没有做好成人的准备,因而在常人看起来似乎相当美满的婚姻生活中也会觉得失望与失意,且最终在成人之前终止了自己的青春生命。也就是说,石岜的自杀,固然是他不能改造环境而又不愿被环境所改造,实际上也是不能成人'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也拒绝成人'拒绝成为社会分配给他或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人'的一种选择。在精神上,石岜刚刚自我觉醒,刚刚人格独立,像是一个婴儿,这也与传统的成人社会截然对立。影片中石岜将自己赤裸婴儿时的照片送给于晶,并且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照片,也是一种象征,那就是在精神人格上,他也是一个新生的婴儿。然而,这新生的婴儿却很快被残酷的环境所扼杀。如此,石岜这一精神的婴儿,与石小岜这一肉体的婴儿,形成了一种奇异的生命文化链条,或者说是一种奇异的生命历史轮回。而影片《轮回》,就是对这个新生婴儿的死亡,和生命如此轮回的悲哀凭吊。    
    值得说明的是,黄建新的电影《轮回》对王朔的小说原作进行了重大的、具有本质意义的修改。最突出的是作品的结尾,小说的结尾是石岜和于晶醉酒狂言自己“浮出海面”,宣告新青年的诞生,充满了乐观玩世的情调;而影片的结尾则是石岜绝望跳楼,新人格的婴儿尚未长成就堕入轮回的故道。在小说中,石岜的受伤只不过是一次意外,而在电影中石岜的受伤则是写实更是象征。总之,与当年的其他“王朔电影”根本不同的是,《轮回》已经不是“王朔电影”,而是地地道道的黄建新电影。黄建新改变了小说原作的叙事,创造了电影的精神走向和它的深度主题。    
    当然,这样的修改,也使得影片《轮回》出现了尴尬与裂缝。即片中人物说着王朔的台词,表演着黄建新的意思;进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挣扎,却又要作为黄建新电影寓言的动作符号。本来只有纯粹的对新生活、新时代的主人似的欢欣,却要在单纯的欢欣里透出精神苦闷的信息。本来是顽主们的成人式和命名式,黄建新偏要让他们拒绝长大成人。本来是一对新人在下海弄潮之后要浮出海面,黄建新偏要让其中的主角彻底的沉入死亡的深渊。本来是王朔小说中的言语中人和行动中人,但黄建新偏偏要把他变成思想中人与精神中人。王朔的小说本来是以伶牙俐齿地侃大山见长,而黄建新的电影偏要将它变成笨嘴笨舌的改革时代人格与环境冲突及其绝望忧思的精神传声筒。于是,电影《轮回》实际上就成了黄建新电影追求与王朔小说文本之间矛盾、分裂与妥协的产物。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世说新语(1)

    像许多中国电影人一样,黄建新在1990年代的电影创作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具体说,就是改变了1980年代电影的深度模式,而改为对社会世相的平面扫描;深刻忧患与严厉批判变成了从容游戏与轻微感叹;在形式上似乎从“现代派”一下子变成了“后现代”74。若要用最简单的语句描述黄建新1990年代的创作,最好的说法应该是对当下世相的记录和呈现,即如古人的世说新语。    
    最能代表黄建新电影新风貌的作品,当然是他的“城市百态三部曲”75,即《站直啰,别趴下》'1992'、《背靠背,脸对脸》'1994'、《红灯停,绿灯行》'1995'。这几部影片的出世,使得黄建新一改思想先锋和艺术新锐的形象,变成了一种可供消费的时尚流行——他的片名,也成了一种大众流行语76。黄建新说:“我要从文化角度去看,今天,大家都在想什么,做什么,出了什么毛病。”77因而在这三部影片中,黄建新分别选择了邻里社会、工作单位和公共空间等三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对其中的人生世相和生态环境作了及时性记录报道。只不过,这些记录报道并非简单纯粹的生活实录,其中包含了大量黄建新式的寓言游戏。    
    根据邓刚小说《左邻右舍》改编的《站直啰,别趴下》,当然不是一部反映“住房问题”的问题影片,也不是反映“邻里纠纷”的冲突故事,甚至也不是一部纯粹的生活实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左邻右舍,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这里的三家人家,实际上代表了社会的三个阶层,张永武所代表的是工人/个体户/暴发户/新兴公司老板/新的社会中坚;刘干部一家自然代表了干部/传统主流社会领导阶层;高文所代表的是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与此同时,这三个人/三家人/三个阶层,又代表了三种价值:张永武代表的是钱;刘干部代表的是权;高文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价值、宣传工具,和一种尴尬的人生。    
    如是,对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进行这样的解读:这里的单元房,实际上是一种社会阶层的生存空间;而这里的左邻右舍之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关系;而这里的左邻右舍之关系的变化,当然也就可以看成是社会结构关系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个邻里/社会的故事,也就成了一种社会历史的记录和时代变革的象征——    
    一、“史前史”阶段:指作家高文搬来之前的阶段:这里住的是三家,刘干部一家,张永武一家,第三家人家却是在不断的换。那时的作家高文还没有自己的单元房,也就是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在这个重要的社会结构中没有一席之地。    
    二、“现代史”阶段:指作家高文搬来至搬走的这个阶段,即电影所讲述的这个阶段,作家高文开始受到社会重视,并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他始终是一个邻里/社会的边缘人物,成了张永武和刘干部之间的缓冲剂,也是这两个人“拉拢”的对象。这个阶段实际上又还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张永武与刘干部水火不能相容时期,干部对工人,权力对武力'后来又改成权力对金钱',道德家对流氓,传统中坚对新兴势力,当然会矛盾重重,相互都以为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甚至都将这种矛盾表述为“敌我矛盾”。第二个时期,则是张永武与刘干部之间的矛盾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化,他们之间的“敌我矛盾”迅速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进而从有矛盾转化为没有矛盾,最终作为合作者坐到了一张桌子上,组成了一种利益的共同体,从而在一个新的“市场经济时代”重新组成了这个社会的核心结构。因此鸠占鹊巢,作家高文被放逐到更加偏远的地带。    
    三、“未来时”阶段:既是未来,就不能称为“史”,只能称为“时”。高文搬走以后将会如何?影片中没有做出交待,但却不难预知,影片最后的“全家福”,实际上已经做出了预言,那就是照片中的地平线变得严重倾斜。    
    值得注意的是,黄建新把这部主题严肃的作品,处理成公众喜爱的轻喜剧形式,张永武和刘干部形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戏剧性转变,就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喜剧性结构;而影片中的诸多生活细节也被夸张或润饰,充满了喜剧色彩。更让人惊奇的是专门请来相声喜剧明星冯巩来扮演片中的叙事者兼主人公,当然会让这部影片具有更加充足的喜剧韵味。影片中的演员与角色的差距,曾经引起过影评家的议论,即“说达式常不像政工干部,冯巩不像作家,这问题还是存在的。冯巩不像作家倒无所谓,自有王朔以后,作家的形象就变了。”78真正的奥妙在于,黄建新恰恰需要冯巩来表现当下作家的喜剧性形象。在这部影片中,作家高文是一个有意无意被嘲弄的角色,被时代、社会、邻里、妻子、甚至自己所嘲弄;被金钱、物质的贫乏所嘲弄——他曾以很低的价格所“收买”,最后又以不高的价格所“出卖”。在电影中,他虽然始终有其善良、诚恳、热心和风趣的一面,但留给人们更深的印象却是一个怯弱者、告密者、饶舌者、偷窥者…影片中多次出现高文偷听别人家私秘的镜头,最后一次他还对他的妻子'当然也是对观众'解释说“当作家的就有这么一个爱好,习惯了,没办法。”——在影片中,这也许是作家高文的“典型形象”。    
    当然,在喜剧的背后,黄建新的忧患仍有流露。与其说影片是对作家高文的讽刺或嘲弄,不如说是对他——以及所有具有“赵书信性格”的知识分子——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更有对中国社会不能让知识分子作为公民个人进入社会主流空间的强烈忧思和愤懑。在影片的最后部分,张永武夫妇再次对高文夫妇使用无赖手段,以砸墙铲地制造噪音警告和迫使高文夫妇立即搬家,高文的第一反映——这第一反映往往最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心理——是非常气愤、非常激动地喊出“妈的,我不搬了!”可是,当他打开门,面对张永武夫妇的无赖行径,之后,却是再一次失语,实际上是再一次失去了最后抗争的勇气,回到家中,蹲下,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要么,我们还是搬吧?”——这使人疑心影片《站直啰别趴下》的“主题口号”完全是针对作家高文而言:他蹲下了,虽然还没有趴下,却也显然没有站直。进一步的问题是,若一个民族中的知识分子不能站直,其他人能够真正站直,而不趴下吗?这就难怪影片最后的“全家福”中,作为时代的真实留影,出现了倾斜的地平线。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世说新语(2)

    根据刘醒龙小说《秋风醉了》改编的影片《背靠背,脸对脸》讲述的是一个县文化馆中发生的官场故事,文化馆成为官场,看似荒诞实则真实,看似轻松实则沉重且愤懑,因为这是更加典型的中国世相。在一定的意义上,这部影片可以说是《错位》的一个续篇。它们的共同主题,是对中国社会现实中官本位价值观念和体系的批判和反思。如果说《错位》是异态现象的想象,《背靠背,脸对脸》则是对文化官场与官场文化常态的记录和审思。    
    先说环境。影片讲述的是当下发生的故事,但却精心选择了故事的环境背景,文化馆所在地是一座既像衙门也像庙堂的古代会馆,而会馆外面则是一弯几乎完全没有现代气息的古代城墙。银幕上文化馆的那种古旧的辉煌和荒凉的精致,既让人发思古之幽情,也让人产生莫名的心理恐惧。这一环境背景,几乎成了影片中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虽一直无言沉默,但却总是意味深长。影片在故事的不同时段,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这座古建筑的不同部位,使之在不同的光线之下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把这个小小的会馆,拍成了《红楼梦》中的那个谁也难以穷其究竟的大观园。而每一次不同的构图及其不同的描写,都会出现不同的景象,使观众感受到不同的韵味。每一次新馆长上任,都会从不同角度出现庙堂外景的特写;每一次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则都会出现庙堂的某一阴影角落的观照。而影片的最后,电影作者甚至不交待不再苦苦等待晋升的王双立是否会被任命为馆长,只拍摄他走进了这个建筑的阴影之中,逐渐成了这一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想到,这部影片所说的,其实不只是一个文化馆的故事,也不只是王双立的故事,也是这座古老建筑的故事:它的影子笼罩一切。这样,影片的环境实际上不仅参与了叙事,而且成了重要的主题隐喻,是人物精神状貌的象征。    
    再说故事。在上述环境中,影片的故事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影片的故事情节从根本上说,乃是一个社会与个人不断退步的故事:选拔馆长从民主推荐退到民意测验,很快就退回两个领导说了算;王双立则从一心干些大事,退到什么事也不再想干,继而大彻大悟、不退而休、专心在家养儿子——王双立夫妻要生第二胎,显然是违背国家的独生子女的政策法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能不能生'第二胎'全由人说。一向颇为洁身自好的王双立,也在医院院长帮忙“确认”了他女儿的莫须有的先天性心脏病之后,公然送贿,玩起了金钱游戏,成了腐败分子,同时腐蚀社会。奇怪的是,这样他倒反而能够得到人们的同情和谅解,也显示出他的成熟,最终极有可能获得盼其不来、不盼反而能来的文化馆馆长职位79。影片中真正的胜利者,是王双立的父亲。看起来,他最弱势,实际上却最坚韧,他想要孙子传宗接代,最终果然如愿……    
    进而我们看到,不仅王双立在背靠背与脸对脸时两面双立,这个文化馆以及整个社会中人竟都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甚至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想的又是一套。说起来,人人满口“大公无私”之类不断变换的各种时髦;而做起来,则各有自私自利的一定之规。文化馆内的人事斗争是这样,文化馆外的关系户也是这样。建筑公司的石经理与文化馆王副馆长的关系本来只是一种工作关系,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私人关系;冷局长考虑文化馆馆长的人选本来应该是工作需要,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私人关系的市场…他的下属单位就是他私人的领地。医院院长明明知道王双立的女儿没有先天性心脏病,明明知道王双立要生第二胎是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规,但却公然为之“确认”孩子的“残疾”,进而公然为他指明办理'违法'生育第二胎途径。计划生育办公室的老李敢不给办?——“下次他来看病的时候…看肾病的时候,我让他变成真正的太监!”在这样的单位/社会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改革家、谁是保守党?所有这些概念,实际上只不过是善良、单纯、蒙昧者的想象和虚构,而所有的人和事却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中。有怎样的环境就会有怎样的人,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怎样的国民。    
    根据叶广岑小说《学车轶事》改编的影片《红灯停绿灯行》原先有个更有意思的片名:《打左灯向右转》80——这个片名显然更符合黄建新的创作初衷,也能对这部影片的情境作出更好的暗示。影片正式发行时却改成了现在这个片名,就完全没有荒诞性的提示了。    
    电影对作品的主人公即学车人和教学车的人作了精心的选择:一个报社的记者、一个个体户、一个下岗女工、一个公司老板、一个生物系的研究生,这五个人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再加上他们的教练即一个来自农村的复员军人,加上他们的校长即一个严格的公安系统创办的驾驶学校的管理者,现实中国城市社会的各阶层就基本上在影片中聚齐了。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中国城市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新式样本。影片中这些人的生活故事,组成了一段当代城市生活的喜剧,同时也组成了一种新世相即时代风景:这么多人学车,当然是生活条件改善、生活方式改良、生活目标改变的最好体现。再加上影片中所展示的精神生活形态,我们就看到了1990年代中国的新世相。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世说新语(3)

    先说驾校生活。这是电影叙事的主要内容。这个公共空间内组成的临时社会,固然是一个学习汽车驾驶的学校,却也是一个人性与世相的舞台——影片的开头就向我们明确提示了这一点。    
    首先登台表演的当然是校长,而他首先训示的不是学员必须掌握的交通规则,而是他提出的驾校规则:既然来到了我的学校学习,那就是“我的兵”,当然就要守“我的纪律”、听“我的话”。例如在集会时要“站直了”,男的不许穿背心、女的不许穿裙子,总之要求大家规范化、军事化。这个学校既是驾驶学校,又像是一个军训学校,有时甚至像是一所劳动教养学校。最佳证据是影片中要求人人都要公开“交心”。权力即是规则,你不能不遵。    
    继而登台的是另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教练,他也有自己的附加规则,那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言下之意,是要求学员对师父多多“孝敬”,诸如一缸茶、一条烟、一顿饭等等,这种牛车时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教练认为天经地义,汽车时代的学员谁也不敢反抗,有的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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