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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曾三被派往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继被派往新疆联络友军，1940年回到延安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和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46年冬天，胡宗南部队开始进犯延安。曾三奉命率领中央秘书处部分人员带着大批核心机密档案东渡黄河到达晋绥根据地，1948年又转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胜利地完成了中央重要档案的安全转移。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秘书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中央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党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1966年6月13日“文革”甫始，中央办公厅“造反有理”的人们突然向中央各部委办公厅发出了一个“揭发档案工作中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通知。同年11月15日，又发出撤销曾三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文件，给曾三同志扣上了“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等的大帽子，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全党全国档案工作的重大成就。接着国家档案局和很多地方的档案机构被砸烂，大量重要档案被任意焚烧损坏打砸抢，大批从事档案工作的同志被撤职的撤职，坐牢的坐牢，不少同志被打伤致残或迫害致死。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讯报务和秘书档案而视力很弱，“八大”期间又夜以继日地整理文件以致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他和老伴沈义也还是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十六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对待这么两位老同志，干校的军代表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把他们也当做十八岁的小伙子、大姑娘用！”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活，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两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间小平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让搬。曾三找了原来在一起共事多年并相当要好的中直管理局负责人，没想到这位老熟人竟一推六二五，说他不知道这档子事，没法管。曾三老两口又去找中直管理局政治部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虽然下了文件恢复了正部级待遇，但还没有具体分配正部级职务，咋能住部长楼？”
万不得已，老两口只得上访中组部。虽然，他俩与耀邦、李昭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他俩从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时，耀邦与李昭还特地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但他们考虑到耀邦现在日夜操劳，只给耀邦留下一封信，恳请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给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汪东兴看了信和耀邦写的几行字，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零点一，上下三层楼有一回竟两次踩空，险乎摔断骨头。随后，他们调整到没有上下楼危险的一层楼的要求，也顺利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档案系统的冤案被彻底平反，曾三被恢复了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原来的职务，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十二大”候补代表和“十三大”特邀代表，1990年11月因病去世，享年85岁。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一位老党员在多病缠身的晚年受人折磨刁难时，也在胡耀邦当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得到了真诚的温暖和得力之助。如今他的现已八旬的老伴沈义向笔者说起这段往事，仍然感怀难已。
但在当时，类似曾三、沈义老两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胡耀邦积思已久的考虑：很多迭经磨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重振“党员之家”应该主动地找老同志们谈谈心
从曾三、沈义老两口放下信就走，耀邦想到一定还有很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在自己家里，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些老同志，并开了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叹。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老同志却不大愿意心扉尽敞。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似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
“不出所料，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碎了心。”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个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负起历史性重任！”
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做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达万言的文章，迅疾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很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胡耀邦和《人民日报》来信发电报，表示坚决放下包袱向前闯，向一切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行为作果敢的斗争，以振兴我们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和十亿人口的大“家”。
在这又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中，也有1975年被中央专案组分别赶往陕西、安徽等地“监护改造”的彭真、安子文等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诉说他们被押解到这些“监护改造”场所后，继续备受磨难，健康每况愈下。他们要求迅速返回北京治病，并解决自己的“莫须有”问题，重新为党奉献一份力量。
耀邦看到了这些老同志的信，即刻将其转呈主管中央专案组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遗憾的是，汪东兴没有批准这些老同志的要求。耀邦建议由中组部直接复查这些同志的悬案，汪东兴与中央专案组的人亮出了“两个凡是”：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那么不是中央管理的干部，而是各级组织部门直接管理的干部呢？耀邦提出：由中组部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的组织部长会议，以加快统一运筹对这些干部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有关政策的落实。没想到，这也举步维艰！他得到的回答竟是：召开全国性百人以上的会议，也非得中央批准不可；但对召开这种性质的会议，中央认为不合适。这一个又一个晃眼的大“红灯”似乎向人显示着：你们不是要搞什么“党员之家”吗？哈哈……
事已至此，耀邦和中组部的许多同志只能横下一条心，进行关键性的一战……
奋起决战的外围战“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红灯”，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一个会。
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得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么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办？”
讨论热烈而活跃。最后议决：
第一，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戒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的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那么谁来主持这一系列座谈会？
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高奇是一位中年干部。耀邦曾启发他注意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有空多读书、多读历史，特别要熟悉党的历史，“那是现实生活中正确做人的知识宝库啊！”
这一次，耀邦又把他请到自己办公室，对他说：“你来具体操办‘疑难案例座谈会’怎么样？”高奇说：“我还没主持过这样的会，中央又没有解决疑难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时还没有，”耀邦说，“这得靠我们去讨论实践。我现在只能给你四个字：实事求是。你就按这个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难色。他说：“您已知道我资历浅，而座谈会要研究的案例，许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我……我……”
因为会期已临近，耀邦毕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着他说：
“你还记得《论语》中的这句话吗？‘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还有，李大钊同志有一句名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你这也是见危受命，去担起我们党的道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再说，如果以后形势有了‘重大变化’，首先处分我，然后再处分你，怎么样？因为是我叫你干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觉得，耀邦的这一言一行，都透现出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非凡胆略和勇气，对党对人民的极端负责精神，他应该学习。他霍地立起身，握着耀邦的手：“胡部长！您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见办好这件事！”
第一次座谈会，于1978年2月下旬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如期举行。
这是没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圆桌会议。耀邦就坐在某个省委组织部两位部长之间的空位上，也没在他的座位前专门为他放一个写有“胡耀邦”三字的三棱白牌。事前他安排过：“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亲切。”他细心地听取各地汇报。
第一次座谈会结束时，耀邦向参加座谈会的以及中组部的全体同志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后面是个问号：“为什么要采取座谈会形式？”
有人回答：“这是走群众路线。”
“对！”耀邦说，“这就是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是分不开的。群众路线走得好，实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谈到会议主题时，耀邦说：“在我们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的，怎么能够委屈别人呢？每个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问题，一定要听取本人对有关情况的陈述，任何人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这也是走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心和爱护干部，是我们党优良传统。对干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都讲在明处，绝不能搞两本账。什么‘内控’、‘外挂’的做法，在战争年代，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活动艰难情况下，一时很难搞清问题，迫不得已地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时期，交通四通八达，如果还习惯成自然地这么来，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谅的。至少，这是对革命工作、对革命同志的不负责任。
“请同志们来，目的只有一个：认认真真地平反冤假错案，切切实实地落实好干部政策。有什么十分难办的疑难案件，择其典型拿到这个会议上讨论研究，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求出一个最妥善的解决办法，来突破我们面临的‘哥特巴赫猜想’……”
后来根据会议不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分歧意见，耀邦的讲话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近于同“两个凡是”的直接交锋。
据听过他这些讲话的同志回忆，他先后讲过这样一些问题：
全国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个冤案究竟牵涉到多少人？单是波及全国的“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冤案，在内蒙古自治区就有三十四万六千人遭殃，其中八万七千多人被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一万六千多人含冤而死……这么多的冤屈，都有待于大家去申雪。至于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级副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强加的罪名，最轻的也是“走资派”、“执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路线”、“派工作组镇压革命运动”，其他的则都是“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还有成千累万的“五·一六”分子。“什么‘五·一六’？不就是那三个阿拉伯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不但平反这些冤假错案的进度微乎其微，就是与干部审查不沾边的、劫去“五七”干校劳动尚未分配工作的干部，全国就以几十万计，这怎么得了？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不但要认真研究解决疑难案件，同时也要研究尽快解决这许多同志的工作分配。关于疑难案件的正确解决，必须打破专案工作的神秘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对于历史上做过结论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饼的，必须予以精察细看，看看这个“翻”究竟有没有必要？如果原来的结论基本正确，组织部门理应维持；如果新发现的问题无关大局，也不能影响原来的结论。
关于会上出现的“有些案子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翻”的说法，耀邦说：依我看，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了。小平同志讲过，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而不能孤立地、割断历史地对待毛主席的某一个决定和某一句话。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第一、毛主席很伟大——主要是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党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哺育成长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第二，他也不是完人，特别在他的晚年，他也有缺点错误，有些缺点错误还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