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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天买什么？”中新社的两个记者王湛国和刘磊写道：首先是“花钱买健康”；光是陕西就生产出了两千种保健品；其次是“花钱买教育”；北京海淀图书城步行街已经出现“北大家教”和“清华家教”的牌子；“考托福”也成了潮流。此外还有“花钱买时间；花钱买温情；花钱买包装”。你怎么理解都行———只要有钱花。可是有至少百分之三十五的老百姓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说不清楚”。他们最苦恼的事情还是兜儿里没有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这家官方研究机构前所未有地把热情转向普通人；有个课题就是“各阶层公众评说1994年国内社会问题”。陆建华执笔撰写的一份报告说；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人确认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是所有人中最多的。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也是所有人中最多的。政府官员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改革的受益者”；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一点便宜也没占到。他们中有百分之三十认定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另外百分之六十二认为；自己即便没有下降；可也没有上升。几乎所有人都对改革的推进抱有积极评价；但却全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或没占到便宜。这真是奇怪！其实；这么多年来；情形一直如此。惟独在校大学生例外；他们的感觉正好倒了过来：对自己的处境最为乐观；却对“改革顺利推进”疑虑最大。他们最关注的事情还是“严惩腐败”；这一点同1989年居然如出一辙。要说过去五年来这国家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改变；恐怕就是这个了。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1）
像往常一样；四十六岁的刘金芬清晨起来；没吃早饭就出了门；走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大街；沈阳市最大的“劳力市场”就开在这里。刘金芬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字招牌的时候；还挺激动；但是现在；她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就匆匆走进去；挤过人群；东张西望；眼睛里的光芒既急切又疲塌。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女人每天都在这里寻找工作的机会。就像今天这样挤来挤去；看来看去；把头发都看白了；脸上爬满皱纹；人也好像老了许多。有时候她觉得；她后半生惟一的希望就在这个拱形的圆屋顶下；有时候又满腹疑虑：那希望到底在哪里啊？前后左右的人大都是老面孔；都和她一样是来找工作的。偶尔也混进来一两个记者；然后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两段文字描述这里的情况；说有多少人找到了工作；可是这样的好事始终轮不到刘金芬他们。有一天；她和一个北京来的记者不期而遇；赶快把 满肚子的辛酸倒出来：“不挣点钱不行呀；吃饭都成问题。”她把眼睛搜索着场内；生怕说话这工夫错过了找到工作的机会。她的家里人等着她挣钱回去；除了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还有水电费。可她除了每月一次能领到八十五元救济金（这是沈阳市规定的1995年最低生活标准）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刘金芬一声叹息；“这些都让我给摊上了；可我做错了什么啊？” 这是全国许多大城市里流传的一个顺口溜；人人都知道；用北方话说出来；合辙压韵；朗朗上口；可是饱含辛酸。这也证明那时候“最倒霉的”不只是刘金芬一个。比如她说到的“老三届”；在全国的城市中就有大约两千万人。他们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初三年———1950年、1951年和1952年出生的；现在全是四十多岁。70年代以前；他们说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可现在；失去工作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个年龄的。他们叙述自己的经历；也不是原来那种充满自豪的口吻了。“该学技术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又下岗。你说我冤不冤？”刘金芬说。的确；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老三届”够倒霉的。可是她还没说完这些人的全部经历呢；还有：童年时代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饥荒；几乎全都营养不良（这一代人如果留下了童年的照片；都是又瘦又小的）；少年时代正是读书的时候；他们全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造反；不仅自己不读书；还把老师赶出了学校。这些人当年把“罢课”当做“最大的理想”；现在呢；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他们的后代去读书。刘金芬现在就在想这件事情。她的十九岁的儿子正在读大学二年级；这是支撑她继续生活下去的惟一原因。她决心让他读完大学。1995年上大学用不了多少钱；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张嘴要钱连眼都不眨；“可是儿子总要吃饱肚子啊。”一年级的时候；她每个月给他寄一百元；很快就把前半辈子的积蓄都用完了。万般无奈下；就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要他去申请学校补助；可儿子回信说：“不行；只有农村的学生才申请补助呢。” 在1995年的春天；这座城市里有二十七万人和刘金芬的处境一样；他们构成了“下岗者大军”；此外还有五十万退休工人； 还有数量更庞大的“富余职工”准备加入他们的队伍；可是政府手里却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金。市长张荣茂绞尽脑汁；让他们每月可以领到一百一十九元失业救济；或者八十五元最低生活保障金；这已是竭尽全力；可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市长心里明白；在他们的背后是二十七万个家庭的生计；不禁叹息：“本届政府是最困难的一届。”实在没有办法；他就跑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街道上；也走进那个劳力市场；希望在这里为他们找到出路。然后；他看到了满脸无奈的刘金芬；还有一大群人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我们怎么办啊？”这些人到现在还不明白“下岗”意味着什么；还等着政府给他们安排工作呢。 其实“下岗”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其中含义。1995年4月；国务院计划委员会的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官员；杨宜勇；把一个名词说成是比“通货膨胀”更可怕的东西；这就是“失业”。“由于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容易引起社会动乱”；他说；“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值得重视。”可是他发现；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失业率”；计划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里也没有。这“使人费解”；他这样说；进而怀疑这是“有意回避”。 杨把他的措辞尖锐的报告上呈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为了说服他的上司；他还把失业同刑事犯罪联系起来。“根据公安部门统计”；他强调说；在诸如上海、天津、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发生的刑事案件；有百分之五十六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干的；包括抢劫、强奸、偷盗、斗殴；甚至凶杀。 陈锦华原是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改当计划委员会主任还不过两年；本来十分关心这类问题；可是这个春天他手头有好多事情要做：向人民代表报告经济成就、奉总理之命编制“九五计 划”、设计“2010年远景目标”。市场经济虽然已是党的方针；但“宏观调控”也很时髦；所以这位搞“计划”的主任照样挺忙。对于杨的呼吁；他只能批示“请规划司研究”；时在1995年5月10日。 把“失业率”作为中央政府手上一个影响政策的指标；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但是我们细检当日各种文字记录；可以发现；就是从这时起；杨宜勇和他的三个同事———李亨阳、张左伟和马焕琴；开始研究中国的失业问题；并且获得了难以置信的结果：中国的“失业”问题远比政府估计的严重；根本不是五百二十万人；也不是世界银行的那些专家说的；“中国属于低失业率国家”。而是数以亿计的；这中间包括城市里大约两千六百万个多余的职工和乡村中一亿八千万个多余的农业劳动力。说到百分比；也根本不是当时政府公报中说的百分之二点九；而是百分之二十五 ①。所有这些人；在当时统统叫做“隐性失业”；意思是名义上有事情做；而实际上无所事事。统计把这些人隐蔽起来；可是他们自己却无处藏身。 “失业”这个词；在共产党的专用词典中是没有的。有“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那是从50年代初期起就留下来的“优越性”；有“待业青年”和“下岗职工”；那是80年代以后用来描述没有工作的人群的。至于“失业”；从来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一些独立的学者；比如厉以宁；在三年前就把杨宜勇现在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但那属于学者的一孔之见；政府当时是不肯承认的。报纸也不允许把这样的观点刊登出来。现在；计划委员会里的官员直言 不讳地谈论失业；还是第一次。 那时候舆论提到失业者；不把他们叫“失业”；而是叫“下岗”。“下岗”也是不便公开谈论的。如果你走进任何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到劳动部门去询问那些穿着西服、系着领带的官员；这城市里有多少“下岗职工”；他们准会说不知道。再到总工会去；结果也是一样。你走出来；到大街上去；找到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去打听；结果还是一样。她们也许会说出一个数字；却又再三念叨这不准确。不是她们在隐瞒实情；而是根本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在街道居民委员会登记的待业者；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民政部门是负责给那些贫困无助的人发放救济款的；可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城市里到底有多少人完全没有收入。因为那时候大部分失业者还得不到任何保障金。看病吃药虽说可以公费报销；可是他们都把发票锁在抽屉里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了；还没有着落。根据多年以后的一项调查；1995年全国的城镇有五百六十四万下岗者；还有二百五十万人在领取救济金；比此前七年的总和还多六十万人。但这仍然只是贫困待助者中的很小一部分。在湖南省常德市的两万多“下岗者”中；只有一千二百二十六人领到救济金。在河南；每一百个“下岗职工”中；只有四个人在领取救济金；此外有三十四人依靠节衣缩食和变卖家产度日；有二十人依靠亲友接济；有四人依靠借贷和捡破烂；还有人沿街乞讨；还有人被迫卖淫；还有人偷盗。可是这些情况当时是没有人能告诉你的；你在城市里转了一大圈；最后发现只有一个地方———劳动服务公司；能够感觉到失业者与日俱增。那是因为；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盘桓在这里；希望能碰巧找到一份工作。 政府不说失业而说“待业”；理由是这些人的失去工作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柳暗花明。假如这理由真的可以成立；那么“待业”就越来越像“失业”了。因为这些人去年平均“待业”还是四个月；到今年就是七个月了；其中“一年待业十二个月”的；在广州有百分之九；在吉林有百分之四十四。在湖北有百分之五十五。一年以前；每一百个下岗者中；有七十个人有机会重新工作；可是现在；劳动部的官员说；只有五十三人还能重新工作了。在一些小城市里；比如浙江的温州和福建的泉州；情形好一些。这些地方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当做解放台湾的前沿阵地；所以国家从来不肯在这里建设工厂；现在大家都说这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当地的企业几乎全是私营的；职工原来都是农民；本来就把上岗下岗不当一回事。在江苏的苏州；市委副书记黄俊度现在最庆幸的事情；就是这里国有企业少；产业工人少。“国家的越少；负担就越小”；他对几个来自北京的记者这样说。记者听了不免感叹：“可惜这样的地方太少了。” 可是那些重要的工业城市；情况正好倒过来。就像美国的底特律或者英国的曼彻斯特；刘金芬居住的沈阳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技术基地。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还有80年代；很少有哪个城市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比它更多了。它为全国提供二十万台机床、六十万台冶金设备、两亿千伏安的变压器；还有四十万个中级和高级人才。中央政府给它一元钱；它就还给中央政府三元钱。可是；过去越是辉煌的城市；现在也就越是倒霉。有如《沈阳城市史》的作者张志强所说：“沈阳的工业史充满了悲壮色彩。” 张志强是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他的所谓“悲壮”；不光指工业的色彩；也是在说这座城市的色彩；甚至还是整个国家的色彩。“沈阳的痛苦在于它承载了某种中国的宿命。”一个名叫毛浩的记者在1995年冬天这样写道。工厂全都冷冷清清；工人坐在墙角下棋；就像乡下的农民坐在屋檐下面晒太阳。大街两侧那些俄罗斯风格的旧式建筑正在被拆除；新建筑里有不少是卡拉OK厅、娱乐城和洗头房。还有一座式样别致、规模很大的神学院。它就坐落在这个城市党的委员会大楼的对面。星期天出入教堂的信徒越来越多；其中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也是在这一年；曾连续十年夺得全国足球联赛冠军的辽宁足球队；从甲A降到甲B。英雄末路上的最后一幕只有六分钟；那是与“太阳神队”的一战。终场前的时刻；“太阳神”连进两球；把旧时代的英雄送进了“地狱”。“太阳神”的主教练张京天；一个辽宁籍人；在胜利之后竟是老泪纵横；仰天长叹：“辽宁不该是这个结局的！不该啊！”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2）
《中国青年报》的三个记者到那里去；想追寻昔日辉煌；盘桓两个多月；希望有所收获；最后说：“我们也没有找到办法；也没有找到方向。”令人伤感的事件不断出现；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便被抛到美好的生活外面来了。每一百个工人中有十二个半“下岗”了。劳动局安排不了劳动；只好安排这些人去放假；结果一下子就有三万六千一百八十九个人去休长假。这可不是现在人们坐着飞机满天飞、到处旅游观光、享受“假日经济”的那种“长假”；而是在家里呆着；或者在廉价的小酒馆里；在街头小卖部里；在医院里；在旧时朋友的家里。他们正在怀念他们生龙活虎的年代；正在反复抚弄着政府颁发的奖状；正在想方设法排遣无聊的时光；正在仔细计算怎样用那些下岗救济金支付全家人的生活；正在焦急地查看什么时候他们的“假期”可以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员们喋喋不休地说的那些大道理往往没有人听了；大堆大堆的报纸也不看就扔掉了；过去大半辈子的辉煌在他们的脑子里；就像是一场梦；杂乱无章；既清晰；又模糊。 可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呢；就像我们在前边说过的；还有二十七万人连“长假”也没有；被通知“自谋出路”。韩寿华两口子就是属于“自谋出路”的人；他们去找居委会诉苦。根据当时在 场者的描述；这两个人“话未出口；泪已先流。一个劲儿求街道的老太太；‘大姨呀；你们能给想个办法吗？干啥俺们都乐意’。”这两个人也不是没想过办法；他们去卖白菜；没赚着钱；反赔了本儿。另外一个家庭更惨；两口子都没事情做了；丈夫想不通；在家用刀子扎了自己十几刀；血流不止。这些人二十多年前都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还有革命年代里的那些“劳动模范”；也不得不“自谋出路”了；贾桂敏是其中一个。此人原是沈阳饭店馅饼部的副经理；又是市劳动模范；可是也下岗了。她灵机一动；租个摊亭；卖一点儿零七八碎的食品；还把“劳动模范”当做挣钱的招牌挂起来。那时候从火车南站路过的人；都能看到她的“摊亭”上有一幅醒目横标：“沈阳市劳动模范贾桂敏竭诚为您服务。”人为了生存；真是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啊！ 历史并不总能让那些创造历史的人永远如愿以偿。她每发生一次变革———无论是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社会就会有一部分人得益而另外一部分人倒霉。五十年前的那场变革；工人和农民是受益者；而有权有势的人差不多都倒霉了；现在是工人和农民走下坡路了。党的官员还在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信念；又说“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还说“贫下中农是产业工人的同盟军”；但谁都知道；历史在不同的时候；总会依赖不同的人群。多年以后；政府终于承认；这些被叫做“主人翁”和“同盟军”的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其中那些下岗的、失业的、待业的和背井离乡流落四方的；都是最贫困也最需救助的人；闹得不好；就会变成“活性炸药”。考虑到后来发生在各地的那些事件；这种说法并不是耸人听闻的。 在1995年以前的十年里；有百分之八十六的中国人觉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仅有百分之四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可是从那以后直到 二十世纪结束的六年里；认定“今不如昔”的人忽然多起来。“在城市中；大约六分之一的人感觉生活水平提高不大；另外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人感觉生活水平下降；在乡村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接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另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生活水平不如从前。”政治态度也是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