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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狂风是由蒙古南下的冷空气所驱动；风力达到十级；并且将持续至少三十六个小时；气温也将大大下降。 早春气象在京城从来就是变幻难测的；像这样的狂风漫卷；每年也会经历几次。但1999年的这场大风还是让京城百姓有些 不安。奇怪的气象是从新年第一天开始的。元旦那天；持续数月的暖冬骤然变冷。寒流袭击粤港澳台；大约十余人冻死街头。春城昆明被大雪覆盖；此为当地十六年来第一次。一个传言在百姓中流行起来：1999年将有大难临头。他们屈指算来；在过去的五十年中；逢“九”有灾；似乎从无例外。1959年有西藏平叛之役；1969年有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1979年有对越自卫反击战；1989年；战火没有了；内乱却一直闹到天安门广场上。现在到了1999年；难道又会有什么“血光之灾”？ 2月2日上午；狂风没有一点收敛的迹象；但是民间发起纪念老舍百年诞辰的计划仍在进行；怀念者由京城内外各自赶来；甚至还有四十位是从日本专程来的。人们络绎不绝；从京城中心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北行；再向西拐一个弯；面对一条细小的胡同；轿车开不进去；下车步行；鱼贯进入；推开一个泛着油漆味道的黑色木门；就到了老舍故居。 这是一座规模不大的四合院；与皇家禁苑紫禁城仅几步之遥；又与赵紫阳的住宅比邻而处。院里有两棵高大的柿树；所以又叫“丹柿小院”。小院曾经热闹；然后破败；现在则又按照原来面貌修葺一新。四房环绕；均以黑色为主调；兼有大红大绿。地砖潮湿；青苔覆盖。草并不高；也不密；但却能够四季常青。正门内一座影壁；将都市的喧嚣挡在外面；壁上贴着红色横幅；上书“新春·1999·福”；落款则是“九五老人胡薭青”。她是老舍先生的夫人；也是一位有造诣的书画家；此刻置身庭前；关注着周围每一个细节。这里有先生生前珍爱的一切；书画、笔墨、衣物以及不同年代的作品手稿；据说多至万余件。三十三年前；他就是从这里走出；一去不返。而今斯人已逝；小院依旧；令观者动容。“老舍朴实啊；朴实啊。”五十多岁的看门人站在院里；见了人就不住说：“他对共产党一片忠心啊；一片忠心啊。一个老实人啊。所以才会想不开去跳河啊。但凡有一点不老实；也不会 去寻了短见啊。” 人们依次走来；站在老舍遗像前；行礼如仪。这一情节在通常的情形中只是一种形式而不一定含有深意；但是；当日“丹柿小院”里的气氛却显然不仅只有形式的价值。有如《文汇报》的记者唐斯复所说；人们在这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这情景也令胡薭青感慨：“今天老舍终于回家了。”她不住地念叨着；似乎可以感受到先生的灵魂不灭。夫妻之爱毕竟是世间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更何况此时此刻在她内心引起的联想；已远远超过夫妻之情。 老舍的亲友们把2月3日这一天看做他的百年诞辰；但是更多的人把这一天当做这座城市的节日。街头报摊上；堆满了回忆北京解放的文章。《北京青年报》上还异常触目地写了一行大字标题：“五十年前这一天。”平心而论；老舍的命运与这座城市的确有着密切的关联。他是一个北京人；他的创作灵感以这座城市为最重要的源泉。1949年2月3日；在他五十岁生日的这一天；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庆典。那时候北京还叫北平；共产党的队伍浩浩荡荡；以三辆装甲车为先导；由城南进入永定门；在万民的欢呼声中向北推进。这情景虽已过去五十年；却令秦永贞不能忘怀。当时她不过是一家庭妇女；挤在前门大街上迎接解放军。“汽车、坦克、大炮就都开过来了；锃光瓦亮的；真威武啊！”她回忆道：“我那是头一次看见坦克；轰隆隆地开过去；地上就留下了两道深沟。”在那一辆辆挂着彩旗的军用卡车上；支撑着一幅幅巨大的画像。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见过共产党的领袖；不知道那画像上的人就是毛泽东和朱德。五十年后；他们回忆当时情景时；对那些士兵的印象之深甚至超过了画像上的领袖。“我见过日本人进城；也经历过国民党军队进城”；当时大陆银行北京分行分理处主任郝瑞明后来感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军队和百 姓也可以这样接近。”军队一直深入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停止前进；士兵席地而坐；怀中抱着步枪；两个帽耳朵紧紧裹住脸颊；依靠单薄破旧的棉袄御寒；井然有序；鸦雀无声。另外一位六十八岁的老人———米雁；那时候只是民国中学的一个学生；叫她最兴奋的是解放军的工作队员。“八角帽；扎着腰带；斜背个挎包；教大家唱歌。”她还记得当时唱的歌；还能唱出调来： 北京城好威风； 从此属于老百姓。 封建统治几百年； 今天我们翻了身。 丰富胡同十九号能够为老舍一家拥有；以致他的一连串大喜大悲尽在这个小院中上演；与共产党在1949年的军事胜利不无关联。那时候先生只身客居美国；听得北平解放的消息就毫不犹豫地乘船归航。当他终于走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已是这一年12月12日。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京城仍沉浸在一片欢腾中。此种气氛；不消说令老舍舒畅。在离家出走颠沛流离多年之后；他决定不再离开；遂以白布百匹为资；买下这座小院。此后他的写作生涯还能持续十六年；他的勤勉和高产在同辈作家中无出其右；但其所有写作收入加在一起亦不抵当时这“白布百匹”。可是这种利益的权衡；毕竟不是我们今日纪念老舍的初衷。百年来中国所谓文化人；本身已经融于历史；越是名家大师；就越是与历史密不可分；其间种种毁誉；无不超越利害关节而进入道德领域。对于老舍；民间是由于他的崇高品格以及平民本色；才对他有一份特别怀念；而官方始终把他当做一座通向社会底层和大众文坛的桥梁。 纪念活动按照计划持续三天。报纸上异乎寻常地公布了全部 日程；还说高潮将在2月3日出现。果然如此；这一天“丹柿小院”的气氛移至人民大会堂内；同时有若干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以主持者身份介入进来；包括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政府。座谈会遍邀各界名人和各级官员；总数超过一百人；其中职务最显者为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他热情洋溢地说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享有盛誉的开拓者；始终与人民休戚与共；不愧为“人民艺术家”；还说老舍的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朽之作。有了这么细致周密的安排、这么华丽的殿堂、这么显赫的来宾以及这么高的评价；任何人都承认这是一个“高潮”。然而我们若将以上各种情节叠加起来互相印证；便会发现“丹柿小院”的热烈和人民大会堂的辉煌并不相同。此前对于老舍的怀念只有民间性质；到2月3日；则就纳入官方轨道。 在我们的国家；即使普通百姓的诞辰和忌日；也都会成为亲友缅怀的日子。只不过；政府不会对所有普通人的纪念一一给予关注；只能对其中极少的人寄托他们的哀思；其选择标准；一定要符合某种精神以利于国家体统。对于老舍的百年诞辰；官方不肯置身事外；正是出于这样的理由。一旦事情由官方掌握；形式也就比内容具有更多的含义。其规格、场合、出席者的选定；都有严格界定以符合死者身份和时事需要。至于党的领导人；本来就是无上权威；许多行动不免带有象征意义；言论也多是呼应政治需要；极少夹带世俗的感情。给予死者的追悼或者祭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席者的官方身份越高；则表明死者生前的等级越高。比如1991年鲁迅先生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和1999年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二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都有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亲临现场。它在所有人心中留下印象；提醒活着的人与党保持良好关系。当然也会有例外；比如周扬对于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地位；都在老舍之上；但他在十年前去世时；报纸大都保持沉默。官方宣传机构甚至指示报纸在报道中将参加追悼会的 人数大大缩小；以期降低这一事件的影响力。甚至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一篇能够代表官方的纪念周扬的文章。类似的情形也曾在老舍身上出现。多年以前官方曾对他的死保持沉默；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真相。此后又说他的死纯属“自绝于党”的行为；乃是死有余辜。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了十几年；始终不见有人公开说老舍一句好话。所有这些情形与今日人民大会堂里的辉煌相比照；真是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非人不同；而是形势不同。 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获得赞誉却是一种罕有的幸运。老舍出身于社会底层；天生具有平民情感。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根本不同于钱钟书的孤芳自赏；也不同于陈寅恪的拒绝合作；他至死与官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如他本人所说；“我们是一伙儿的”。在他生前；周恩来总理曾三次来到“丹柿小院”；即使对于他这样的名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殊荣。在党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他是写作最勤奋也最有成就的劳动模范；并且自诩为“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可惜仍然不能避免在特殊年代里的悲剧结局。现在到了1999年2月3日；尽管政府事事周到；“丹柿小院”鲜花重放；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某种遗憾：人们只是一力追寻他的生；对于他的死则极少提及。报刊文章只是说他在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夜晚“离家辞世”；对于其中详情全都小心翼翼地不去涉及。来到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参观者；如果仔细；可以看到先生书桌上的台历；翻在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老舍之子舒乙向记者谈到那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一点热气当做爱的回报给他。”诸如此类牵涉老舍之死的情节；如今不再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据《文汇报》记者唐斯复的记载；老舍的研究者们都在丰富胡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但是她没有提到；有谁到太平湖去“寻找老舍；感受老舍”。当日这太平湖距离“丹柿小院”并不遥远；出门向西；沿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折向北去；跨过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一座桥梁；再穿过一片贫民区；出德胜门；就可以看到那片荒野中的湖泊。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地铁停车场；即使是特别仔细的追寻者；也无法找到当日老舍之死的踪迹。北京第二中学的一个高中学生听到父亲讲述这一段故事；惊讶地瞪大眼睛：“他是自杀的？真的？老师怎么从来没给我们讲过啊？” 尽管如此；老舍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仍然是他的死；而不是他的生。这同我们国家文坛其他一些伟人的情形完全不同。说来真是令人伤感；那些日子里；文坛老人纷纷去世；葬礼一个接着一个；悼文声声不息；哀乐绵绵不绝。先是钱钟书；死于1998年12月19日；然后是萧乾辞世；时在1999年2月11日。人们悼念萧乾的泪痕未干；2月28日；就传来了冰心的噩耗。尽管冰心从来没有把死亡看做悲剧；甚至说过“人间的葬礼是天上的婚筵”；可所有活着的人还是猝不及防。我们国家的历史一向是由伟人构成；文坛亦不能例外。现在；历史似乎正在渐渐死去；只在伟人身后留下无限哀荣。然而世人无论怎样扼腕叹息；这些老人毕竟已尽享天年；其死亡也就没有特别的追寻之处；后人与其说是在哀悼其死；不如说是在缅怀其生。老舍的情形不同。“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巴金先生这样写道。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面；常四爷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后来这就成了中国文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巴金在他的短文中四次重复这个声音；说他的脑子里印着这句话；“请大家侧耳倾听吧”。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2）
历史家重在往事的铺陈评说；政治家的重点却在今世的荣辱沉浮。普通人总是想要追究一时一事的公允；一个执政党却一定要维持大局的平衡。这些道理看上去不能尽合人情；也没有成宪 和理论的依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大势的走向甚至具体事件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老舍的悲剧至今不能彻底宣扬；其家人三十多年悲愤不已；却完全没有可能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公安机关无从立案侦查；检察院也没有提起公诉的动议。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也不能阻止社会风尚日愈倾向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这在“钱小涵事件”中可以看到充分的证明。 钱小涵本是上海市一个寂寂无名的女大学生；但是自从她1998年7月8日横遭一场侮辱之后；这个名字就被千万人反复提起。 这一天她携带侄子来到四川北路的“屈臣氏”超市分店；进入东门的时候警报器笛声大作；警卫闻声赶来；阻止她离开；并且令其从防盗器械构成的门楣间重复通过；她坦然从命；不料再次引发警报。警卫于是确信抓获盗贼；钱也被迫进入商场地下办公室接受检查。警卫以手提电子监测器在这女孩子周身上下探索；在确定其左胯部位有反射电磁信号之后；令其脱下裤子。钱含泪抗拒；没有结果；无奈之中解开裤扣；一个女店员以目光搜查其中；未见任何异样；锲而不舍地伸手探入裤内摸索；仍是一无所获。受了侮辱的钱小涵愤怒地向店家抗议；要求对方道歉并承担赔偿之责；遭到拒绝。钱小涵忍无可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店家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法庭责令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五十万元。这一数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有“漫天要价”之嫌；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在一审法官眼里；这要价并不太离谱。 一审法官隶属于上海虹口区法院；判决“屈臣氏”侵权事实成立；责令其在报纸上公开向钱小涵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二十五万元；虽未全部满足原告诉讼请求；但数额之大；在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的诉讼历史上；并无先例。所以消息甫出；便在 上海北京两地社会舆论中引起巨大波澜。 钱小涵觉得终于出了心中一口恶气；但是“屈臣氏”不服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从法院的组织机构看；市中院的级别无疑高于区法院。但法律界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像行政机构那样简单。区法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判决；认定这一事件的侵权情节“非常恶劣”；且原告处于敏感年龄段；被告又是一个更大的超级市场的分店；为香港人投资经营；资本雄厚；无疑具有更大的赔偿能力。可是；这后面一个理由让一些政府官员产生了另外的念头；他们开始担心这个判例会使在华投资的外商感到心冷；进而导致有钱人离开自己的辖区。 我们检查法庭二审过程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它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庭并无差异；但是诉讼双方对于一个关键情节的解释发生了分歧。原告说她的脱裤乃是被迫；而被告却说她是自愿主动脱裤子；还说她当时态度恶劣；甚至骂人。一位名叫继军的记者在研究了案情之后；由常理和逻辑的角度对被告提出怀疑：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是否有理由自愿主动在人前脱裤？“自愿主动”和“恶劣骂人”这两种态度；又如何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一审法庭显然支持这个疑问；所以才会在其判决中认定“侵权行为非常恶劣”。但是二审法庭不肯继续追究这一情节的是非；只是认定发生了脱裤被查的事实；对于是否为被迫；不置可否；所以无从得出“非常恶劣”的结论；故此修正一审判决；将“屈臣氏”给付钱小涵的精神赔偿减为一万元。 这一戏剧性的变故发生在1999年1月6日；由此引发了新年以后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浪潮。有如《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所说：“舆论哗然。”在同样的事实面前；两次判决的差别如此之大；难免令人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承担一审责任的虹口区法院民事庭庭长朱吉仍然“不认为一审判决有错”。人们虽然不能尽知种种司法细节；但却都把同情倾注在钱小涵一边。中国政法 大学法学教授刘心稳说：“二十五万元精神赔偿可谓大快人心；改判一万元是不合情理的。”另外一个律师；岳成；说他非常震惊；因为他本来觉得；二十五万元的精神赔偿不仅不多；而且还明显不足。“要么一审法院糊涂；要么二审法院糊涂”；刘俊海说。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是法学博士；面对这一事变不免吃惊：“从二十五万元改判为一万元；给人一种印象；法律如同儿戏。” 同情弱者一向都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这一事件显然超越了同情的范围。报刊编辑在消息中没有忘记维护当事者的权利；很小心地把原告的真实姓名隐藏起来；所以；钱小涵只是她的一个化名。尽管如此；这名字还是在市民中间不胫而走。一连几个星期；人们都在念叨着“二十五万”和“一万”；看来法庭确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出现如此不同的结局；却又不能责怪法官滥用权力；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律本身对于精神损失以及赔偿数额缺少严密界定；这在此前和此后无数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