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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草如茵；曲径通幽；数不清的雕栏画柱庭院楼阁环绕在湖畔；式样古典华贵。就在这个绛红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里；汇聚着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一些人；这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现在经过邓小平时代；又到了江泽民时代；权力的平面图还是一样。党中央占据南海周围；国务院则分布在中海和北海之间的一大片区域。新华社的一位工作人员；李健；在自己编写的一本书里；一开头就说它“比白宫更高深莫测；比克里姆林宫更难以捉摸”。这是说6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形。此前的50年代；毛泽东还常常把院子外面的人请到里面去做客。此后的80年代；这院子的两个角落也开放过几年。曾有数以百万的北京人；从东边对着南长街的一个小门走进去；参观毛泽东曾经居住的“菊香书屋”———这里以满屋子的线装古书而闻名；又从西边对着六部口大街的一个大门走进去；参观周恩来居住过的西花厅———这里以满院子茂密的海棠树而闻名；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向参观者重复着一句话：“所有的布置都和过去一样；一点也没有变。” 谁都看得出来；新任总书记既朴素又真诚。他通常的午饭是面条；只肯坐一辆黑色的“奥迪100”；这是德国大众公司和长春一汽联合生产的；款式陈旧；但却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轿车了。他要所有高级官员把原来乘坐的进口豪华轿车都收起来；改乘这种“国产轿车”；甚至还为此发布一个公告；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江泽民的优势在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敏感；知道世界的潮流正在流向何方；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有如他后来所说“与时俱进”。这“时”字含义无穷；至少包括“时代”和“时机”。他总是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梳子；整理自己的头发；如此注重外表的习惯给公众留下很深印象。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锋芒内敛；韬光养晦；不到火候不揭锅；到了火候也是一点点把盖子打开；决不鲁莽行事。这一点；即使是最敏锐的看客；也是在好多年以后才弄明白的。 在王府井大街和故宫东墙之间的一条大街上；人们有时候会指点着一辆疾驰而过的黑色“奥迪”轿车说：“那就是朱基。”北京人对于高级官员的住宅是心知肚明的；当然也知道朱基就住在附近那个灰墙围着的院子里；和故宫的角楼遥遥相望。朱已扬名全国；因为就是在这一年春天；他卸下上海市委书记之职来到北京；成为一个副总理。 朱基在50年代初期以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背景；开始了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仕途。那时候；江泽民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副厂长；李鹏在苏联学成回国成为丰满水电站的工程师；这使得他们拥有大致相同的背景。但是这三个人的共性仅仅限于一段很短的时间。此前和此后都大不一样。江泽民和李鹏都是烈士子弟；仕途一帆风顺；虽然是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地走过来的；但没人听说他们受过什么政治冤屈、经过什么宦海沉浮。朱基出生在湖南乡下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之家；他是个遗腹子。当他十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家境贫寒；这有点像他在政治局里的同事李瑞环。所不同的是；朱的童年时代有一个爱他的大伯；这让他后来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在50年代成了“右派”；从此失去党的温暖；也不再被社会接受。这一点江泽民和李鹏无从体会；也是李瑞环未能经历的。李瑞环出生于天津乡下的农民之家；少时学了一手木匠功夫；然后背着一袋子木匠工具孤身闯进北京城；十八岁那年才终于成了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他在1958年是人民大会堂建筑工地上的突击队队长。这座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建筑（建筑面积十七万一千八百平方米、高四十六米、由一百三十一根大理石柱子环绕）；能够在十个月竣工；应当说与李瑞环发明的“木匠简易计算法”不无关联。他还是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的工地总指挥；两年后又主持了中国大陆最大的航空港———首都机场的建造。在这座城市里；他始终都是个挺有名气的劳动模范（像他那样著名的劳动模范还有两个人；时传祥和张百发）；还有个绰号叫“青年鲁班”。即使在“文革”初期遭到批判的时候；也还拥有这个社会的尊敬。朱基则一生坎坷；曾被尊重也曾被冷落；曾被追捧也曾被抛弃。直到70年代末终获平反昭雪；他到北京广播学院去求职；还被人家一口拒绝；理由是他的“政治审查”不合格。到了1991年；这一切都成了京城百姓饭桌上的谈资。多年以后朱基当了总理；踌躇满志；照例应当抹去心里所有伤痕；可他对于过去一段惨痛经历仍然不能忘记；有一次感叹“我曾有过二十年没有党龄的日子”；语调依然凄凉。一个人的出身不是他自己能选择的；其经历也常常不能任由自己来左右；但是很少有人能把出身和经历留在心里的烙印抹平。 朱基真正成为中央政府的领导者；还是七年以后的事。1991年春天他刚刚进入国务院的时候；情况并不怎么妙。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生产办公室；让新任副总理去当主任；具体的工作 之一；就是去清理企业互相拖欠的巨额债务。任何一个稍微懂一点企业运作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除非这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 从1989年夏天算起；第三代领导人主持中南海的大政已经两年；可直到这时候；老百姓对周围的变化还没有多少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好像是在1991年以后才陡然加快了变化的节奏。天安门广场上从5月1日就把升旗仪式给改了。新仪式特别庄重；国旗护卫队员全是武警官兵；有三十六人；一色的礼服和绶带；还有国歌相随。设计者真是煞费苦心；让国旗和太阳每天清晨一同升起。国旗从旗杆基座升到顶端的时间持续一百二十七秒；在北京；太阳的上边缘露出地平线；到太阳的底线跳出来；正好就是这么长时间；分毫不差。这么一来；在世人眼里；就连太阳也比过去更神圣更庄严更美丽。 那一年人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十九条”。后者是本小册子；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用来统一思想的。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封面上注明了：“发到县团级”；还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这个部门在80年代经济改革的高潮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有人甚至说它没有用处；建议把它取消；可现在就数它的作用大。这里有个背景；不能不说：“1989年风波”的时候；它所领导的那些报纸；几乎没有不犯错误的；只有它最正确。现在风平浪静了；可是潜流依旧涌动；当然还需它来掌握舆论之舵。 那时候；中国人景仰的英雄不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张健；而是三十七岁的炮兵团参谋长苏宁；不是杨晨李铁郝海东；而是赤脚医生王振国；不是中国富豪刘永好；而是航天专家任新民；不是“F4”；而是为歌剧《屈原》谱曲的施光南。好莱坞的大片还没有涌进中国。银幕上最引人入胜的形象不是“007”；不是哈利·波特；不是宰相刘罗锅；当然也不是铁嘴铜牙的纪晓岚或者“还珠格格”；而是刘慧芳、周恩来和焦裕禄。风靡全国的电影演员不是赵薇；不是周星驰；而是王铁成和李雪健。 现在发出光彩的那些明星；在1991年还什么都不是呢。那一年；谢铁骊在挂历上第一次看到了十五岁的周迅；无锡姑娘陶红在北京体育馆的游泳池里练习花样游泳；她拍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五年以后；王菲在美国留学；高晓松在厦门追女孩子；不惜从清华大学退学；喜剧演员赵本山正在闹离婚；傅彪那副肥硕的身材倒是和现在差不多；不过他还不是演员；整天在家里带孩子；又过了一年才有机会去演唐僧的师傅三慧。另外两个人；杨澜刚刚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主持她的成名作《综艺大观》；见了那些年龄稍大的记者编辑播音员就喊“老师”；吴小莉还是台湾中华电视公司的一脸稚气的记者；直到四年后建立台湾卫视中文台的时候才长出第一根白发。电视那时候还不是主持人的天下；而是记者的舞台。不过；80年代记者中的那些“大腕”；这时候都不写什么了；有两个人———新华社的范丽青和中国新闻社的郭伟锋；去了一趟台湾；就成了当年最有名的记者。比这两个人更出名的记者倒是还有一个；刘震云；是《农民日报》的；不过；街上流行的不是他写的那些新闻；而是他写的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 那时候企业界的风云人物；现在差不多全都销声匿迹了。像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赵章光、王永民这些人；不仅在今天的《财富》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就是在整天追逐企业家的那些记者中；也没有多少人还提起了。牟其中倒是还能在报纸上找到踪迹；他被抓起来；在监狱里面服刑呢。还有禹作敏；如今已在无期徒刑的煎熬中病故了；可在那时候是多了不起的一个人啊；真是人人景仰。史玉柱那一年也是被记者追捧的“巨人”；可他还不知道；一个人一旦被别人捧成“巨人”；也就离倒霉不远了。他开始设计他的“巨人大厦”。这大厦在六年以后建成之日；也就是他的失败之时。 而今天风光无限被人看做财富象征的那些人；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杨元庆那一年已经进了联想集团；不过只是一个部门的经理。俞敏洪还只是在别人旗下做一个教书匠；一边体会那些学校对学生的傲慢和懈怠；一边构思他的英语世界；他的“新东方”；那时候还只是山沟里的一块梯田。《财富》杂志上“2000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名字；要是在十年前说出来；十之八九没人听说过。刘永行兄弟是“排名第二”的；1991年他们刚刚把成都希望集团组建起来；一想到社会上对私营企业有很多议论；就“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向县委官员提出把“我们这个企业送给国家”。吴一坚；排名第五。这个西安人在那一年拿着他在海南挣来的第一笔钱；回到家乡开创新业。排在“第九位”的张思民；那一年做出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冒险；在深圳南山区买下一块地准备建造“海王大厦”。还有排名稍微靠后的几个人；“第十豪富”宋朝弟；那一年创办了北京科利华电脑有限公司；“第四十二豪富”王志东；那一年在方正做“视窗”汉化；“第二十豪富”丁磊；那一年还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的“触网”是在四年以后。还有另一个网上英雄；“第三十七豪富”张朝阳；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这毛头小伙子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 “和十年前比起来；现在的一切是多么不同啊；”一个作家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感叹道：“你可千万别小看了你身边任何一个人。”变化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不是变好；就是变糟。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一年；美国的《新闻周刊》把鲁冠球的照片登在封面上。这是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个上了这家杂志封面的中国人。杂志的编辑评价说；鲁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现在回想起来；说他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这似乎有点夸张；但在十多年前所有那些名人中；他似乎是惟一没有被列在“大亨沉浮名录”里的大亨了。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2节 大灾年（4）
第一部 谷 底（1990—1991）第3节 死灰复燃（1）
死灰复燃1991年上半年；据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则故事；关押在秦城监狱的江青很惊喜地对狱警说：“姚文元放出来啦。” 狱警笑道：“你在做梦呐。”“不是梦；是真的。”江青的脸上恢复了昔日的容光；“看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重新掌握了领导权；老娘要回中南海去了。”狱警说：“谁告诉你的？” “笨蛋；老娘还用得着谁告诉？”江青把一张《人民日报》举到狱警眼前：“看看这文章；除了小姚；还有谁能写得出来？” 这个故事明显是虚构的；因为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从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得知；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今年5月14日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可是既然它广泛流传；就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而且也带着某种象征意义。 对于亿万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那时候舆论中的一些东西；的确让他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毛泽东曾经说；阶级斗争；过七八年再来一次。1976年王洪文被捉进监狱时也说；十年以后再看。这话连邓小平听了也悚然心惊。我们的国家自古就有“物极必反”的逻辑。批判别人的人后来自食其果；被批判的人也往往有扬眉吐气的一天；老百姓用一个挺生动的说法来描述这种局面；叫做“翻烧饼”。可是十年已经过去了；没有动静；又 过了四年；还是没有。那些人本来已经灰心丧气；现在却都高兴起来；自信心又恢复了。“文革”当然是不可能“再来一次”的；“怀念毛泽东”毕竟不是“怀念‘文革’”；但是他们感到可以有所作为了。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过街老鼠了；但是可以把“反对和平演变”当做“中心”；批判“改革开放”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可以批判“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 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事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争论。眼前这场争论就其规模来说；不算大；仅仅局限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参与其中者；也只是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教师、厂长和经理、记者和作家；九亿农民是不知道其中奥妙的；两亿城里人也不知道；这一年到中国来旅游的二千七百四十六万个境外游客；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不过；就其深度来说；它却能让我们的国家大大改观。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出版的《共和国历程》也认定“1991年上半年平淡无奇”。这是一本六百二十九万字的浩瀚巨著；里面提到这一年春天流行起来的女装是“大衬衫”；腰胸袖部全都超大；肩括和领口则必须合体；又以轻薄面料制作；所以能“使魅力更加展露无遗”。可是它没有提到这年春天发生的一些意义深远的事。它还提到了下面这些事情：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在上海过年。一大批人当选为省长；包括山西的王茂林、河南的李长春、浙江的葛洪升、辽宁的岳岐峰；吴邦国则接替朱基成为上海市委书记。位于京城西郊万寿山脚下的中共中央党校；新开办了一个进修班；学员都是省长部长或者相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看来这成了当时党的高级领导人最关注的地方；政治局常委、党校校长乔石到那里去；同他们谈了很多话；六天以后；另外两位政治局常委；李鹏和宋平；又跑去同他们说了更多的话。不过；普通人从公开的报道中只能知道这些；至于他们“座谈”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北京风波”后被抓起来的那些人的命运；在世人中间引起一阵小小的激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5日分别对在那次事件中触犯刑律的九名犯罪分子公开宣判。两周后；又对同案犯共计二十六人做出处理决定；其中有些人是过去十八个月里报纸上反复出现的名字；包括王丹、刘晓波、陈涞、李成涣、姚军岭、郭海峰、包遵信、任畹汀、吕嘉民、陈坡、刘苏里、熊焱、周勇军和陈卫。另外还有四十五人犯罪情节较轻；且有悔改表现；未予逮捕。外国人在这一年的前几个月里；似乎只关心这件事。法新社有个记者说：中国“表现出人们所没有料到的宽大”。路透社评论道：“中国领导人想平息西方的不满。”一位高级西方外交官说：“显然；他们比较注意外部世界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这些话说得不错。中国人对自己人说的话常常不大在意；而且还要反唇相讥；可是他们越来越在乎外国人说什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改变自己治理国家的原则。 1990年和1991年这两年；翻阅种种公开的出版物；满目皆是批判与被批判的记录。董学文先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李泽厚；很有礼貌地称这位学者为“李先生”；可是说出来的话却挺凶。按照他的描述；李先生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推动者”；又是这股思潮的“产儿”；还“从一个学者变成了动乱的吹鼓手”。在李泽厚后背猛击一掌之后；他又转过头来痛斥张贤亮；说张的《习惯死亡》是“一头两脚兽的表演”。不过；他现在要委婉得多；还期待着那位作家“回到健康的创作轨道上来”。淳于水对王蒙和他的小说《坚硬的稀粥》早就耿耿于怀。“两年之前；正是那难忘的春夏相交时”；他这样说；“这个短篇横空出世；直截了当地配合起‘当前’的‘任务’来了。”还说这碗“稀粥”已经“被明白无误地当作射向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纸弹’”。经历过那个夏天的中国人都能听出；他话中有话；用在王蒙这个“前文化部长和中央委员”身上；就更加尖锐。不过；显然有很多人不能同意这种指责；他们让“稀粥”在1991年夏天登上“百花奖”短篇小说榜首。这让淳于水心中的愤怒“立即被唤醒了”；再次想起“那难忘的春夏相交时”。“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