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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接班人听的。有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是在吓唬别人就是被别人吓唬住了。老百姓惶惶然不知所措；拿不准中国将会有一个怎样的90年代。邓当然不会忘记他在退休时说过“我也放心”；但现在看来这话说得太早了。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已经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再次走到前台来的；乃是出于他本人的信念。既然决定南巡；就要巡出个名堂。他让工作人员为他去准备材料；还开出一连串问题；决心自己去寻找答案：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取得了哪些成就？ 这十多年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哪几年？ 目前国内否定改革的是什么人？什么观点？ 危害最大的、扰乱人们思想的观点是什么？ 国际上特别是东欧近几年发展状况如何？ 材料找来了；但他身边的人也开始为他担心。毫无疑问；他心里想的这些问题；是一些人特别想回答而另一些人特别不想回答的。有几天；大家还谈到“风险”；谈到他有可能再次被卷到政治的漩涡中心。 “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说；“但我要冒一冒险。”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精力充沛；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继续前进；毫无倦意；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谁都听得出他心里有一股怨气、一股不满；对于那些让他讨厌的人；又总是耿耿于怀；要借题发挥。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听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地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农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他一边表达着对80年代的神往之情；一边发泄对90年代最初两年的不满。看到市区欣欣向荣；他就说；“特区姓社不姓资”。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看到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尘不染；他就说：“这些设备原来姓‘资’；现在到了这里就姓‘社’。”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经过“文革”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说这话的时候刚刚离开深圳；坐在一艘快艇上驶向珠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坐在他的对面；听到这些；觉得惊心动魄。舷窗外面东风浩荡；小艇劈波斩浪；在伶仃洋上划出一道白色的线。 陈锡添站在蛇口码头上；望着小艇远去；心里忽然升起一个巨大的希望。作为记者；他知道他遇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光是‘邓小平到达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他这样想。而现在全中国十万个记者中；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全部细节都揣在他的兜里。“太令人难忘了；实在是太重要了”。 陈有一副北方人的身材和一张南方人的圆脸。浓发；高颧。 每当邓小平开口说话；他就站在一边；把眼睛盯着那老人的嘴一眨也不敢眨。他是那种兢兢业业、易激动、肯吃苦、总想成就大事、决不超越官方之轨的记者。这一年他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当地党的领导人最信任的记者之一。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批记者。 当日陈锡添被召到市委办公楼；领受随行采访之责。他得到的所有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此事绝密；不得外传。”这时候距邓小平专列的抵达只有十六个小时；但是就算只有十六分钟他也不会紧张。他明白没有上级的准许；他不可能发出这条消息；而他的上级显然没有这个意思。在以后的五天里；他只是在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那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使用袖珍录音机；至于如今流行的针眼摄影机；根本没听说过。有个人倒是想起把个录音机放在西服口袋里；一听到邓小平开口说话就把手伸进口袋乱按一气；结果忙中出错；一个字也没录上。陈只得到一盘空白的磁带；幸而他能忠于职守；每日“屏住呼吸；快笔疾书；用纸片急速记下一句半句”；晚上又绞尽脑汁回忆细节；把零星的记录勾连成完整段落。 陈严守“保密”守则；可到了第三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惟一知情的记者了。1月21日；星期二；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美联社还补充说：“这是约一年来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在视察过程中；他一点也不显得累。”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1月23日；邓小平站在码头上和他们握手；转身离去；忽然又转过头来；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那口吻就像一个口罗嗦絮叨的老人在关照自己的孩子。陈锡添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第一个冲动就是发出一篇消息。他去请示市委宣传部；人家告诉他“暂时不报道”。不是因为那些官员不把这件事当作新闻；恰恰相反；谁都知道兹事体大。当天晚上；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受命前来；和陈一起整理邓的谈话记录；全部誊清呈递市委。陈做完了这一切；兴奋之余不免失望；越是失望越是觉得不能擅自做主；只能向吴松营说一句：“打道回府”。他还没有回到家；报纸上———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东方日报》、《信报》、《新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日本的共同社；英国BBC；台湾“中央通讯社”；就出现了下面这些大字标题： “邓公此行必有大动作”；“邓小平一行抵达珠海；下榻石景山庄”；“邓小平促改革升温；批评停顿就是倒退”；“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只有下台”；“邓称三中全会路线要讲百年；广东二十年赶上四小龙”； ……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同僚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到了2月4日；也即壬申年正月初一；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按捺不住；就像一年前一样；它又刊登评论了。这一次不是“皇甫平”写的；但那架势却如出一辙。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这分明就是邓小平的口气。陈锡添眼看人家如火如荼地说这邓小平如何如何；可是他这个最了解事情经过的人；除了等待上级指示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不免沮丧。他每天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在家里过了春节又过周末。四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任何指示传达下来；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他在《深圳特区报》里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争论不休。不过；没有人主张继续等待。你只要想一想邓小平那些锋芒锐利的话；就会知道向上级的请示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这办法似乎不算违背“此事绝密”的规则；更何况还有上海《解放日报》的成例。有人私下跑到当地党的领导人那里说了这个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 这是在怂恿他们自行其是。看来当地党的主要领导；比如李灏和郑良玉；甚至还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委书记谢非；都有点等得不耐烦；可又全都不敢擅自做主。这局面异常沉闷而又富有挑战性；因为谁都知道中国官场上的一些奥妙：有些事情；你想等着上级在你的报告上写了“同意”再去做；那就永远也做不成；可你要是自作主张；也没有人会把你怎么样。做与不做之间；距离只在分毫；若非久经宦海风浪、政治经验老到之人；很难拿捏得恰到好处。现在；深圳市委的那些官员和《深圳特区报》编委会的那些委员；已经认定他们面前的难题就是属于这种性质。春节假期过后；杨广慧和吴松营走进报社；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开始撰写计划中的评论。杨是深圳市委宣传部长；还是市委的常务委员。邓的南巡后来终于能够公开；此人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3）
到达目标的道路迂回起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十四天里发表八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一看便知这是报社的代表；很可能还有深圳市委在背后撑腰。写作技巧的运用与“皇甫平”如出一辙；洞悉内情的人一眼便能看出邓的原话；不明所以者也会感觉到明显的与众不同。作者显然也不是鹦鹉学舌；还倾注了自己的爱憎和见识。比如写到《要搞快一点》；就信誓旦旦：如果不搞快一点；“有负党和国家的期望”；写到《扭住中心不放》；就朗诵诗：“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写到《要敢闯》；就说格言：“世上没有永恒的‘禁区’”；写到《多干实事》；就先说个故事：“湖北神农架野猪为患。有人想了个办法；在电线杆上装高音喇叭；天天播放狮叫虎吼的录音；吓唬野猪。开始果然有效。后来野猪听多了；总不见狮虎的踪影；识破是假的；便把电线杆拱倒了。当地人说；讲空话、唱高调；连野猪也骗不了；何况人呢？” 2月21日；邓小平回到自己家中。他离开京城五个星期；走了六千公里、四个城市；上百次开口谈话；一个劲儿地暗示甚至露骨地警告住在这座城市的一些人；不要试图把中国领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那样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们自己都没有好处。他在出发的时候就抱着这种信念；现在；旅行结束的时候；他感受到普通中国人的情绪；更加信心十足。“我看到到处都是人”；他有一次这样说。周围人山人海；他出现在哪里；哪里便欢声雷动。那些身穿鲜艳民族服装载歌载舞的青年男女；极有可能是官员们为博取他的欢心而在事先的安排；可是有些情节是无法导演的。那几个女工拉着他的手；个个笑逐颜开；一个孩子亲了他的面颊；没有一点畏缩。只要他一笑；人们也会笑起来；只要他一开口；人们总是翘首看着他；平心静气；生怕漏了一个字；然后为他鼓掌。所有这些情节；都令他感受到一种来自普通人的真情。 春节那几天；有一句话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百姓的茶余饭后：“邓大人南巡啦！”北京人善于描绘政治；举世闻名；就连大街上一个买油条的老头儿；也会俯首告诉你昨天晚上中南海里又出了什么事；绘声绘色；好像他亲眼看见似的；你听了也会哈哈大笑；就好像真的相信似的。这对普通人来说；是一种压抑中的宣泄；一种绝望中的幽默；一种紧张之后的放任；一种平淡生活里的调味品。这是纯粹精神的消费而与钱财的多少无关；也不是真的热衷于政治。现在眼看有个故事这么精彩；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就像“击鼓传花”一样；锣鼓声声消息走；鼓声一住；有人便摆出邓小平的样子开腔了；带着四川口音；伸出胳膊；用一 只手扳着另一手的指头；惟妙惟肖。 听者还是不满足；他们希望知道得更多。然而官方还未公开表态。媒体也都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听凭南边一派火热；也不发出一点声息。好不容易露出迹象；可也羞羞答答。比如《人民日报》不再说“反和平演变”了；开始说“更好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它要说的“更好”是；发展经济是为了抵御和平演变；也说“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了；可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是“通过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也不再批评皇甫平了；而是把邓小平十四年前的一句话搬过来；说“团结一致向前看”。 党报编辑一边在自己的报纸上塞私货；一边“和稀泥”；让那些急于知道真相的读者更加好奇。万般无奈中；大家掉头去寻找《深圳特区报》；寻找《解放日报》；寻找《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信报》这些报纸。那时候香港的报纸在内地很少见到；只有外资企业的老板、高级饭店里的豪客和政府机关中的官员才有机会看到。这在宣传部门来说是维护舆论安全的措施；在期望赚钱的投资者看来是一次发财的机会。一时间；大小复印社兴起街头。盯着南方的人可不光是那些达官显贵；凡夫俗子也都想要证实那些街谈巷议；他们在官方的报纸上找不到想要看的东西；就拿了那些旁门左道的报纸杂志去复印。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如同没有哪一把刀能斩断浩浩长江一样。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体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2月28日；也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八天、《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的第二十四天、邓小平南巡的 第四十天；中南海采取了行动；将邓小平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要求属下各级党的委员会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了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就开学了。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本来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可是经过了那么多变故；学生听到校长说“‘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都觉得挺新鲜；这和他们一个月前离开这个院子时耳边回荡的那些话；是多么不一样啊！ 大家全都心知肚明；这话不是乔石说的；是邓小平说的。但乔石确是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邓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国家主席杨尚昆是一个；当邓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和邓一唱一和。总书记江泽民也是一个；十天以前的那个下午；他把一群文人召到中南海；对他们说；即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邓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就把他的所有同事召集起来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 3月；中南海加快了行动节奏；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既然迄今为止的所有行动并没有招惹是非；他们便准备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开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地方去写通讯；至于陈的夜班；区说：“由我来顶替。”陈在一家宾馆找了个套房；住进去；一边回想两个月前的那个故事；一边还在担心他写的东西能不能通过审查。就在这时候；一张《南方日报》送到他手上；头版一篇文章赫然入目：《邓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那正是邓小平在深圳一家企业里的情景啊。陈锡添不禁目瞪口呆。这一刻给他的打击；直到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我一怔：对小平南方谈话报道亮绿灯了！我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了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 文章是一气呵成的；一边写一边发排。区汇文急不可待；转瞬间就看完了。两个人拿着稿子去找杨广慧；嘴上拼命申述；心里忐忑不安；却不料话音未落；杨就说：“发吧。稿子我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