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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新节奏-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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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观点:新教育是弘扬学生主体的教育,是重视内化与外化统一的教育,是突出人文精神的教育,是重视亲情培养的教育,是重视责任感、艰辛感培养的教育,是重视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是结合生活的教育,是结合学生体验的教育,是社会、学校、家庭合一的教育,是关注学生发展的教育,是社会关注的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相继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伴随对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社会改革运动全面铺开,教育亦不甘落后。发端于英国的“新教育运动”,和蓬勃于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相映成辉,构成欧美教育的革新运动。欧美教育革新运动标志现代教育的开端。    
    与此同时,我国正经历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封建王朝苟延残喘,文化思想激烈变革、改良呼声日益高涨,1905年废除科举,意味着在制度层面传统教育寿终正寝。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蔡元培、陶行知、陈鹤琴等一大批有识之士身体力行,几股力量综合作用,促成“新教育”在中国诞生。辛亥革命拉开中国近代教育的序幕。    
    可以说,在同一时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东西双方共同迈出“新教育”的探索步伐。    
    很难给“新教育”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的百年征程,还是欧美教育的革新运动,无不建立在对传统教育的系统反思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并着力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创新。因此说,“新教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简而言之,“新教育”是一种状态,不断反思、批判和建设的状态,包括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一大批大师级人物。他们熠熠生辉的思想和智慧,披荆斩棘的探索和实践,指引鼓舞着“新教育”的航程。    
    历史迈进二十一世纪的门槛,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世界格局风云变幻,机遇与挑战并存,国家前途和教育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相关、荣辱与共。“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役全面打响。人们再次进入新世纪“新教育”的思考。    
    一、有关新教育的思想    
    蔡元培是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新教育思想的伟大教育家。面对中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蔡元培认为只有新教育才能唤醒民众,只有新教育才能培养各种各样富国强兵的人才,因此,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可见,蔡元培的新教育思想产生于封建社会的走向灭亡的动荡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所以还需要有世界观教育,并认为这种世界观教育是知、情、意、德、智、体各方面结合的统一体。要实行新教育,必须改变旧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方法,他主张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可见,蔡元培的新教育思想包括新方针、新内容、新制度、新方法、新目的。    
    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的教育思想却建立在中国国情之上,对杜威的生活教育思想进行了改造,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主张“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生活就是教育,就是教育的内容,他的生活教育内容博大无比,是动态的,因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因而也是全面的,由此而开展的教育是有利于受教育者的终身的。要实施生活教育,必须采用与生活教育相适应的教育方法,陶行知极其重视实践,他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口号。在教育方法论上,他特别重视学生对知识的运用,解决了长期纠缠于中国教育史的“劳心”和“劳力”的问题。在具体教学中,“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陶行知的教育其本质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为大众生活解放的教育。是大众教育。    
    21世纪的中国,我们所追求的新教育既不是蔡元培所主张的内容,也有别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我们日前提出的教育是以邓小平“三个面向”为指导,以十六大提出的“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教育方针的教育。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是实施新教育的途径。    
        叶澜的构建生命课堂思想对广大教育者有指导意义,她指出“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把精神发展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课堂是教育的主渠道,要有新教育就必须要有新课堂,必须强调从理性生活、道德生活、审美生活等方面重建课堂生活,注重认知、体验、感悟等生活形式的统一,现实生活与可能生活、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结合,真正赋予课堂教学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把学生培养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个体生活的主体和社会活动的主体。    
    2002年以来,由朱永新提出的新教育实验首先从江苏开始尝试。新教育实验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不仅要关注教师,更要关注一切的人,帮助校长,帮助家长,帮助社会上所有的人去发展。无论他是贫困的,还是富贵的,还是愚昧的,还是智睿的,无论他是健全的还是残疾的,都应该为了他们,同时教育为了人的一切。”新教育实验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与网络相结合,教育在线是交流的平台,第二,操作性强,具体有六大行动,即“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熟练运用双语、建设数码社区、创建特色学校。”现在,参加新教育实验的学校越来越多,从效果来看是明显的,它改变以往只重理论学习不重实践的弊端,这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二、如何看待中国教育    
        中国教育应该怎样?中国教育到底怎样?中国教师眼中的中国教育又是怎样?这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    
    中国教育应该怎样?这是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教育方针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实施素质教育,为了推进素质教育必须实施课程改革,这是提高民族素质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但不同的人对此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要正确回答中国教育应该怎样的问题,不能不考虑中国长期的应试教育带来根深蒂固的影响;不能不考虑素质教育的理想对我们的强大吸引力;不能不考虑高考在中国现实存在的必要性;不能不考虑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不能不考虑小康社会我们要实现的目标。素质教育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价值取向应该是正确的,这是社会文明对其人才要求的必然选择。但把理论界所分析的素质教育要求的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策略短期内全部运用到现实中,并大力地推广,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客观条件、主观条件都不成熟。我们不能因素质教育的推进缓慢,而否认素质教育的价值,也不能因素质教育存在巨大的潜在价值,就强制它马上变成现实。    
    我们需要的不是第三种教育价值取向,而是需要探索在应试教育转变成素质教育过程中具体的运转机制。中国的初级阶段至少要用100年,难道中国教育的教育转变能在几年内完成?不可能,我想至少也得几十年。    
    中国教育到底怎样?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回答。有的只看到了中国教育喜人发展一面,教育在改革,研究性学习在普及,课程改革在深入,应试教育即日崩溃,素质教育一定在曲折中前进;也有的看到了教育腐败的种种表现,看到了应试教育带来的遗毒,看到了教师的沉重压力、学生的沉重压力,认为素质教育的大旗将会倒下。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在应试教育下的中国教育也有喜人的一面,也有不如意的一面。在转型期间,既使最发达国家的教育也是如此。看到事物的两方面还是很不够的,还要看到哪一个是主要方面,这主要方面具体又表现在哪里。中国是一个大国家,要看到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教育又会有差别。教育又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家庭教育,它们的发展也不平衡。就是同一个地区,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教育状况也不一样。但我想与过去相比,教育是在发展,学校变大了、变美了、教师素质也有提高了,学生就学率也上升了,但与经济发展速度相比,教育并不快,与先进国家的教育现状比,我们还有差距。    
    中国教师眼中的中国教育是怎样的?作为教师要了解中国教育的总体发展状况,因为,教育是教师的事业,但教师很难对中国教育进行宏观的、历史的、辩证地评价,因为他没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去调查、访问,这也不是教师的职责。教师都在一个具体的学校工作,对微观方面有切身的体会,可以比较准确地在微观方面对教育进行评价,在评价自己学校的时候应与宏观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对比评价,认清自己的学校是处于什么位置,包括教育理念、教学设施、教师素质、教学效果等等。而对中国教育的宏观发展趋势只能通过书本、网上的信息进行概括分析、作出推测性的评价。    
    三、没有永远不变的标准    
    新与旧从来都是相对的,新教育是相对于旧教育而言的。任何教育都由内容与形式所构成,判断新旧教育的标准主要是看其实质内容,而非形式。而教育的内容,是由社会发展的需要决定的,这就决定了判断新旧教育的标准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为了人的发展,为了社会的发展,是任何社会共同的追求,但为了哪些人的发展,为了什么样的社会发展,因不同的社会就有不同的标准。    
    社会形态从性质上可分为剥削阶级社会与无剥削阶级社会。剥削阶级社会,因剥削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他们必然控制着教育,教育是统治者的权利,是统治阶级利用为其服务的工具。在无剥削阶级社会,由于经济地位的平等,决定了教育权利的平等,人人都享有了教育的权利。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导致教育内容有简单与复杂之别。原始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都不是阶级社会,但教育却有极大的不同。原始社会因生产力的极度低下,教育不可能成为相对独立的部门,而通过长辈在生产与生活中的身传言传得以实现的。而社会主义的教育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广大人民能普遍性地得到教育。但各地的教育也因经济的差异而不平衡发展。奴隶社会的教育相对于原始社会来说就是新教育,封建社会的教育相对于奴隶社会来说是新教育,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说也是新教育,社会主义的教育相对于资本主义来说也是新教育。这种对新旧教育的判断,就需从教育的社会作用上得以说明。统治者需要发挥教育的力量,它要求教育的主要内容体现本阶级的意志,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教育随阶级的进步而向前发展。    
    教育是复杂的社会活动,它并不一定与社会同步发展,它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的内容并非都有阶级性,任何社会都需要科学的力量,而教育是传播科学的最重要的途径。科学发展的质变也体现在教育上的质变,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科技的变革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每一次科技变革也带来教育的变革。从古代的私塾教育到近代的班级教育,从近代的班级教育到目前的远程教育,正是科技革命在教育上的反映。这是从教育内容的不同以及相应教学方式的变化,来说明新旧教育的不同。    
    让我们看看建国以来我们的教育吧。新中国相对于旧中国而言,自然实施的是新教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极为辉煌的一章。从理论基础上看,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这是社会主义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素质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揭示了丰富和发展人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性,这也是素质教育的实现条件和重要内容。同时,马克思主义指出人是有个性的存在物,教育必须发展人的个性,关于人的身心潜能充分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揭示了素质教育的根本问题与实质,而发展人的个性也是克服和清除现行教育存在的误区和弊端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注:转摘自《人民教育》创刊号(1950年5月1日)。)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这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3页。)1949年底,在毛泽东同志直接关怀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根据这些方针,人民政府从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万余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以后又进行了院系调整,开展了教学改革,举办了工农业余教育,实行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这就是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明确规定了对新式劳动者的全面要求: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科学文化知识;既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又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德智体几方面全面发展。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青年学生主观世界的改造,在他看来,“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理论联系实际,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华,也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同志一生都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倡导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实际工作的能力。他自己就是一位将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去的光辉典范。    
    粉碎“四人帮”后,针对“文革”时期教育方针遭到歪曲践踏而未能得到很好贯彻执行的情况,邓小平及时重申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求将其贯彻到底,落实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邓小平批判了极“左”思想和“四人帮”对教育方针及德智、红专辩证统一关系的破坏,正确论述了德与智、红与专问题。他说:“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四有”的新时期人才标准。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四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318)“‘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使他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328页.人民出版社,1983)培养目标的“四有”质量标准,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而提出来的对公民和人才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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