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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窗，果真下雨了，春天的第一场雨。淅淅沥沥清清爽爽，好一个清清静静的天。
忽然间，我似乎想起了什么，快速地回到电话旁，按下几个数码。
“喂，文娟呀。”
“妈，这几天身体好吧？”
“好好”
“这阵在干啥，妈？”
“在等你的电话，等了快一天了。”
“哦……”
《杜鹃声声》 第三部分廊桥有多长
当罗伯特·金凯在八月的晨曦中拍摄这座被当地许多人遗忘了的罗斯曼桥时，发现了一张纸条。一张“当白蛾子张开翅膀时”的几句话字条。就是这句富于舞蹈动作的句子将廊桥拉长加宽加高，成为全世界人民心中一座爱情的桥。
女人应该幸福。曾经有人这样说。但在弗郎西丝卡的身上我们看到是的一种巨大的另一种魅力。一种热情含蓄甚至是原始的美。这位四十五岁的农夫之妻就这样在自家附近的廊桥旁与一位远方游客，摄影家作家，五十二岁的罗伯特·金凯遭遇爱情。经过四天的狂热激情，像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爱情沐浴。当他再一次回望弗郎西丝卡时，便为世人留下一个话题：在一个充满混浊不清的宇宙中，这样明确的事只出现一次，不论你活几生几世，以后永不会再现。
是的，无论你活几生几世，这样的事只出现一次也是巨大的财富和幸福。在此后的岁月中，罗伯特·金凯又走上大路。他只能在大路上行走，以此抵挡对弗郎西丝卡接近的诱惑。责任感又使这位农夫之妻，儿女之母深埋下对心上人的幽幽思念。这种思念是宁静的，祥和的，像是没有波澜，没有浪花。她以自己的方式爱恋着这位最后的牛仔。这就是矛盾又自然的女主人公。
十七年后，飘泊一生的罗伯特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将遗物和那张“当白蛾子张开翅膀时”的字条转交给弗郎西丝卡，并委托他人将自己的骨灰撒在罗斯曼桥上。这一年他六十九岁。
七年以后，弗郎西丝卡趴在自家厨房的餐桌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这张桌子正是他们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共进晚餐的地方。她的逝去被认定为“自然死亡”。这一年，恰恰也是六十九岁。而且同样是在一月的风里。
在麦迪逊县这个小地方，尚不流行遗体火化。她的儿女却严格地尊重她的遗愿，将骨灰撒在罗斯曼桥上，遗嘱中，她是这样写的：我把活的生命给了我的家庭，我把剩下的遗体给罗伯特·金凯。
就此，美国当代作家罗伯特·詹姆斯·活勒的《廊桥遗梦》中的男女主人公，结束了生离死别的坎坷和充满真爱的后半生。四天与四兆年有何区别，在爱情的天平上从来没有时间的重量，而只是质的大小。我们的男女主人公所经历的，正是对随意将爱情提来拈去或没有爱情生活的强烈反叛。世间是否有真爱，世间是否有亘古不变的人性之爱，这是我们思考的总方向。
廊桥并不长。四周长满了青草和矮树。而廊桥又很长，长得看不到两端，从中间一直延伸到无尽的天际。无论战争与贫穷，无论和平与富裕，崇尚真诚，追求真爱的心灵总是纯洁地跳动。有什么比爱情更好呢。历史会给廊桥赠一个匾额：永恒。
《杜鹃声声》 第三部分不敢怀疑文学
几年前第一首短诗发表，便觉套上了一个光环。一种欲扔不能，欲增亮度亦不能的莫名思绪萦萦绕绕，不肯散去。
这是扎着马尾松走起路来一蹦三跳的少女时代，当时向报社索要了许多样报，珍珍惜惜地保存着。从那以后，便有人称我为才女。随着文字变成铅字次数的欲增而不得时，想听到才女称呼的欲念愈强。这种欲望终在一天破灭了。
到了另一个地方，一个举目无亲的陌生之地。没有过去的光耀，没有过去的相识，一切从头开始。害怕寂寞，害怕别人忘记，害怕同小草一样自生自息，害怕丢弃一个曾经拥有的称呼，就这样又开始了新的阅读新的尝试。找到一支漏水的笔开始叙说心声，讲述从前，想象未知的明天。
无声总是伴着我，没有回应，没有波澜，只有无望地读着文字，写着文字。有时真可以用苦难二字对应我的心理。自我思索，自我悲怆，自我遗弃，自我肯定。苦苦地，真的是苦苦地度着光阴。一个时候我无意沉默，随心所欲地干着事情。一天，一个女友从故地来信，谈到过去的某某同事已身居要职，某某已腰缠万贯。默然，又是几天的不语。我又找到了那支漏水的钢笔。
面对陌生的环境，不敢做出其他选择，文学是惟一的知己。对自己倾述，对自己喜悦，对自己忧伤，对自己感受。寂寞不再害怕，冷落不再伤心，遭遇不再伤感。
心情的平静与再次称我为才女的声音相伴而来。对于这种称呼，不再笑逐颜开，也并不深恶痛绝，而是淡淡一笑。在淡淡而笑中我知道了文学是一种命运。这是一个触动心迹的结论。人的命运不同，而命运对于个体的人是多么至关重要。文学是一种命运。在以前的徘徊中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为什么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命运的成功与失败呢。数年，数年的磨砺为什么不曾意识，自己是多么坚决。是以前的随意走走还是无奈的选择呢。
此后的许多日子，思考着一个问题：当初对文学的一厢情愿才酿成了多年的苦熬。几年来怎么就没静下来想一想，在文学上是否有天赋或对文学的盲从。一厢情愿的感情最怕失败。这也是我对文学一直不敢怀疑的致命处。
《杜鹃声声》 第三部分小说的性格
经常有人讨论诗歌散文小说以及各自的性格。有人说：此三者好比三个同在路上行走的人。走着走着忽然跳起来的是诗歌；走着走着从路平面陷下去的是小说；一直在路上规规矩矩走着的是散文。也有人说：某人说想用自己的头碰倒墙壁，碰一下就金星四起而不碰了的是诗歌；一下接一下不停不歇地碰，也不管最终碰倒碰不倒的是小说；站在一旁冷眼相看的是散文。
由此可见，三种不同性格的文字。三者中小说既执着又笨拙，却不失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根深蒂固于某些人和某些物上。
两位青年谈着情，谈着谈着女孩扭身就走，而且是深山老林的半夜时分。男孩吓得哀求：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算什么，求求你，别走。姑娘没走，继续谈情，直到天明。太阳之下，男孩为了讨好姑娘，讲了段荤的。段子没讲完，女孩已“啪”地倒在地上。急忙扶起问怎么啦。姑娘喘着气说：我激动。男孩纳闷，再激动也不至于这样啊。男孩不敢大声言语，也不敢招惹她，小声谨慎地牵着手，她往哪，他就往哪。两人手牵着手一前一后地走，走着走着，“轰”一声巨响。回头却不见了姑娘，一只手仍作着牵手状。四下喊而无回音。打来火把一看，路面塌滑，姑娘被挤压在泥土石堆里睡着了。救出姑娘，男孩却走了，走时丢下一句：简直是小说性格。
我也承认这是小说性格，小说与诗歌性格相同之处都是神经质，不同之处小说更为顽固，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栽倒，而且有执迷不返的怪癖。让我们来看几位小说性格的代表者。
第一位是庄周。这位远比塞万提斯马尔克斯和曹雪芹鲁迅贾平凹早百年千年的人物。他不同于位尊而多金的诸国要臣，也不同于游说于各国之间的孔孟韩荀。这些要人也将文章书于竹简，大多为生硬的仁义道德战争君臣忠孝，而庄周的文章充满野气，有种湿漉漉的水的韵味，在晨风中摇曳多姿，仪态万方，成为自然的天籁。庄周是乡野文化的老宗祖，也在于性格的独特。眼见着别人在都市中热闹得沸反盈天不可开交，他独自站在野外冷笑，当有人注意他时，又背过身去，直到江湖的迷蒙之中。一会是人生的解剖师，一会是濮水上的泛舟者，一会是卖草鞋的穷汉，一会是洋洋洒洒书写思想的先哲，一会又是做梦的凡人。千年来，有谁更比庄周更清晰又更迷糊呢，庄周兮，蝴蝶兮。
排在第二位的当数海明威川端康成茨威格等人。他们大致属于一个时期，在他们身上有着同样的印痕，那就是战争的创伤。这种人为的灾难使其痛不欲生。海明威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他的体内带着几百片榴弹炮弹片回到家园，才开始痛恨政客在报刊杂志上宣传的“神圣”“光荣”，从而真切地体验到了什么是残暴绝望失败和死亡。当他在1961年饮弹自尽前还向人们谈起人生艺术爱情的美好。可见这种矛盾性格是小说性格的最明显体现。
茨威格因为是犹太人，对战争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从不受宣传的欺骗。迫于法西斯的压迫，从祖国奥地利移居巴西。1942年在绝望中携妻自尽。那年他61岁。
在东方世界里，川端康成也很具小说性格。后来三毛也步了后尘。虽然三毛远不及前几位大师，“大狗叫小狗也叫”一向又是文学界的信条。而浪漫的三毛在临终前又是给大陆的贾平凹写过信的，其中谈到贾氏的散文和有时间要到西安的话，要贾氏找辆自行车骑着逛古城的。在三毛的骨子里原本没打算死，可几天后人就不在了。这种行为的忽冷忽热并付诸于行动，也只有在小说身上。
另一类是张爱玲和路遥。张爱玲年长于路遥，也更知道享受生活。张氏的行文飘逸，路遥行文凝重，便造就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张氏敢恨敢爱，路遥却只能将感情留驻于文中，表面上严谨正派得很。直到今日，人们仍为张氏的那段恋情惋惜：好好一个才女怎么就与汪精卫的干将有恋情呢，可惜可惜。张却不叹息，张还为胡成兰后来的移情别恋而流泪数年哩。少女的时候她作过结论：年岁小的男人只是为不懂事的小女人留的，嫁人起码得长自己五到十岁。故而她的两个丈夫均长她十五和三十岁。
张爱玲懂得保护自己，明知道自己是小说性格，在多变的环境中依然稳坐不乱，哪怕是孤单一人，也保持着清高，或许她是经历得太多。
相比之下，路遥就苦命多了。少时洋芋小米吊活了个命，正午的太阳刚刚照着，却累得站不起来。当《平凡的世界》完稿后，跪在地板上整理稿件，已没有了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的闲情了。清楚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却拼命地使生命更早地结束。这种明明白白来自体内的痛苦与继续写作的强烈愿望相碰撞，相排斥，将他最终撕扯得不能自已。不能控制自己是人类的共同悲哀，却是小说的幸运，小说的性格也便在这种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热大冷中鲜活跳跃。
《杜鹃声声》 第三部分为什么只要潜入三秦文化的底层
金华企业集团与陕西日报社文艺部联合主办的“跨世纪的陕西文学”征文活动可谓是陕西文坛的一次大观展。大家的、小家的、老家的、少家的，齐齐地拉幕上台演唱闭幕下台。而将其细细品味，扎堆争论，挨个评头论足者仍然是游离于文学边缘的庞大队伍，他们是最忠实的读者。多年以后，曾被他们津津乐道的某个版面或许会成为他们的领地，这也是有可能的。
在每一周的刊出文章中总有一些相同的文字。几乎每一个作家都谈到了陕西作家的队伍问题。更有人谈到陕军的出身与出路。言为陕军多为农裔子弟，农村题材是陕军的长处，故应潜入三秦文化底层，其他题材自会有陕西以外的作家涉猎。对此重铸陕西文学辉煌的旗帜不敢跟随，亦深感苍凉。
陕军的辉煌，不管是五六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初，都已是花开几度了。作家最初的条件是才气灵气，敢于寂寞之心。陕军大多又是有耐力有忍性的，这是陕军的高处，也是一种基础。写作，是一件可以摧毁生命的事业，而保重生命又是再进军的起码条件。如果，如果路遥多活些年月，陕西文坛就会少些遗憾，中国文坛上陕军的阵容也不会显得单薄。一次又一次地读到某某作家带病写作，某某作家又患了ABCD病的文字。读到这些消息头脑里总会变幻出花圈与遗像的影子，多么残忍的画面啊。
陕西作家的艰苦与陕西的经济落后有着千般联系。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快的话，作家们也就少些清贫，多些下了地就进山以外的生活体验，提供的文本也不会除了沉重仍是沉重。陕西目下的千余个省级作协会员真正有写作室的人只是寥若晨星。
作家的学习尤为重要，学历史学现代，而在征文所发的作品中很难见到现代信息。除过北京的韩小蕙与年轻的寇辉提到一些科技与现代的文字外，新文化保守主义谈得多些。在此，应呼吁现代，呼吁未来。陕西的干部队伍可以与沿海进行交流，陕西的作家队伍为什么不能交流。仅仅只潜入三秦文化的研究是不够的，应全方位出击。正如其他省份的作家同样也有深钻乡土文化的一样。竞技场上，多几种拳术或多几个项目有备无患。文学如战场，胜者王，败者寇。传统的东西不能丢，全方位地体现历史、体现生活、体现芸芸众生的精神风貌为什么不好呢，为什么只独处一隅呢。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同样是作家不可缺少的课程。在中国，史铁生式的作家毕竟少数。走出去，看一看，换个角度审视以前，会有会当临绝顶的感觉。贾平凹走了出去，到了江浙，便有了能不忆江南的高曲。李春平走出了秦巴山地，便有了上海是个滩的感叹。新景象、新思维对于敏感的作家是一帘春雨，绿苗儿会覆盖春泥。不断添加的知识是作家心中的山泉，汩汩流淌至久远。
三秦本就是从秦楚蜀交界的陕南至毛乌素沙漠的陕北。但在许多陕西人眼里，陕西作家眼里，只有八百里秦川才是正宗。不管从地域的偏狭还是文化氛围的浓淡讲，关中都居前列，而辽阔广袤或崇山峻岭的北地与南地同样需要文学的洗礼，文化江河的流淌，本就负重累累的陕西作家们更增加了重量。责任高于一切的作家们本身就不轻松，提携各地新人，共同繁荣三地的文学，是三秦作家的共同使命。
《杜鹃声声》 第三部分梦山梦水成长吟
——陈长吟和他的《行色匆匆》
九七与九八年之交，陕西文坛有几件大事，陈忠实获矛盾文学奖；刘成章冷梦获鲁迅文学奖；相对年轻一代的散文家丛书——西风烈文丛面世。在这七位作家阵容中，陈长吟是惟一一位与汉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汉子。
陈长吟正是以其山水散文系列和汉江风情系列小说稳立文坛，并以文章说话的作家。在他的《行色匆匆》中，展现了大江南北的风土人情，古刹名寺。有对边疆人的认识，对千里戈壁的反思，对贫瘠高原的执着，对曲径通幽的留恋。字里行间无不烙下两个深深的汉字：跋涉。
的确，这是一位一直处于行进中的智者。在他的自序中有这样的句子：我觉得自己一直处在路上的状态。总在路上，精力充沛，总在路上，其乐无穷。这是一位已经走出自卑自审型，逐步走向社会型，有着自己风格的作家。风格何在，在汉江。虽然总在路上，虽然行色匆匆，他的底蕴是汉江，他的求索在汉江，艺术风格的形式在汉江。甚至今生今世，流淌在笔管的水仍是汉水：别了，汉江涛声；别了，汉江帆船；别了，汉江号子；别了，汉江渡口。你是我永久的岸，你是我踏实的陆地，永恒的家园。他是多么热爱这一江春水啊。三千里汉江三千里水，三千里沙滩三千里金。在这条江上，船夫一样地拉过纤，在龙吼滩，水手一样地唱过歌。对水的体现，对江的迷恋，使他创作了《山韵水韵》《山梦水梦》等多部作品。游历在他创造的环境中，有时很难分辨出是在湘西还是在陕南。是在沱江还是在汉水，是沈丛文的翠翠还是他的菱花。对汉江号子的挖掘，对汉江风情的研究是他对汉江文学的贡献。十多年前，他所创办的《汉江文学》轰轰烈烈，曾凝聚和培养了大批文学青年。走红上海的李春平，立足深圳的杨世芳正是从那时走上文学之路的。
他是一步一回头地告别汉江的。在他回望自己的时候，对故土故人故事都有重新的估价，认识，对待，眼前总有一个新的世界出现。他是硬气的，是正直的，正如他对人生的评价。他对故乡文学青年寄予厚望，勤奋和新观念是最重要的素质。这也是许多青年作家或作者最致命处。同样，他是勤奋的，因为他总在路上。担任着西安市文联副主席和《美文》杂志副主编之职，事务缠身，但写作不断，摄影不断。散文小说已成气候，多家报刊还发了他的摄影作品专版。这是个人的荣耀，也是陕西文学界和摄影界的喜事，更是陕南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