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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情倒很温和，问我伤口恢复很怎麽样了。
之前我大概也猜到我挨打的事情是和灾星有关，因为我跟别人都不可能结怨。只是後来我想起郑郝之前的话，觉得自己也有不地道的地方，也不想再跟她有什麽瓜葛，就没打算再追究。没想到又冒出个什麽姐夫，我当然就没什麽好气。当时我就冲他：死不了，不过脑子有点问题，有狂躁倾向，你最好离我远点。
他也不生气，说他是代灾星来向我赔礼道歉的，能不能请我吃顿饭云云。
俗话说“伸拳不打笑脸人”，他那种很诚恳的语气让我也没什麽好发作的，就懒得理他，我扔了一句“我怕被你们家的人下毒”就转身走了。当时还很有点快意恩仇的感觉。
又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林毅又来了。这次他送我一张张学友演唱会的票。那会儿不象现在，演唱会的票挺俏的，好票不是有钱就买得到。我看那还是内场的票，就有些动心，想想反正是他家的人欠我，又不是我欠他们，就收了。
打那之後，他又来找过我几次。一起去吃饭，喝茶什麽的。也不能老让他请客，那会儿又不流行AA制，基本是他请一次，我请一次。来往多了，觉得他这人也不错，没有灾星身上那股子飞扬跋扈的劲头。
有一次我听说有一个地下的先锋美术展，就逃了课去看。走出校门想起他有一次说看不懂现在的美术作品，就觉得拉他一起去看说不定挺有趣。他给过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一个手写的号码，他说有事找他就打这个电话。於是我就打了。他听了我的话後沈默了一会儿，我突然就觉得自己挺傻的，赶快说算了我自己去吧。他说那你就在东校门口等我吧。
放下电话，我挺高兴，就在东校门口等他。没多久後来他来了，又是穿著一身深色西服。那年头成天穿得西装革履的人并不多见，我曾经说过看著别扭，後来他都是穿夹克什麽的。那天我看到他又穿的西服，打著领带，就说哪有穿成这样去看先锋美术的呀，太傻了。他就说那怎麽办呢，我匆匆忙忙地赶过来，哪里还想到要换衣服？我上前摸摸他那件衣服，觉得挺薄的，就问他“脱掉会不会冷啊？”，他微笑著说“应该不会”，我就跑到旁边的小店里讨了一只塑料袋，让他把外套和领带都脱下来後装进去。──直到好几年以後，我在一家专卖店里再见到类似的衣服，那个售货员告诉我这是什麽进口全毛面料，是多少多少支的，薄而挺括，保暖性强。我才知道，当时被我乱七八糟揉作一团塞进那只塑料袋的竟然会是这麽好的东西。──可当时，他只是那样笑眯眯地看著我，没有一点不乐意的样子。
後来我们就去看了那个先锋艺术展，我看得挺高兴，他说自己看不懂，但也显得很高兴。我走得快，又是乱转乱转的没什麽章法，急起来就会去拉他的手。他也是那样笑眯眯地任由我牵著。
後来临近期末，我得交好几个大作业，就忙起来，也不敢逃课逃得太厉害，就不太有时间跟他一起玩儿了。我拒绝他的时候他也从不生气，只是说“那好吧，等你有空”，连声音都是微笑著的。
然後郑郝他们那届就毕业了。连著吃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散夥饭。每天昏昏沈沈地睡下，再昏昏沈沈地醒来。
正式放假前的最後一个周末，又喝多了。摇晃著和同伴们一起回来。在宿舍楼下被人叫住。一看，是林毅。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听见他说话，脑子也反应不过来。後来他拉住我，我就晕晕乎乎地跟他走了。他把我带到一家酒店。我吐得很厉害，後来就睡了。醒来的时候他递给我衣服，叫我去洗澡。那些衣服是他的，我穿著有些肥。头还是很晕，胃很难受，身子很没力。我坐在床上，他一勺勺地喂我喝粥。
我注意到我的衣服和他的衣服都揉作一团被扔在沙发上，估计是我大吐特吐的时候弄脏的。我突然就觉得很惭愧，跟他说“对不起”。他很温和地说，为什麽要说对不起呢？只是这样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这句话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想方设法生病的事情。原来这麽多年过去，我竟然从未长大麽？我突然感到说不出的寂廖，忍不住落下泪来。他也不劝我，一直沈默著拍我的背。
後来，我就放暑假了。走之前在火车站给林毅打了个电话，他依然微笑著说“好，再见”。
假期里我发现自己开始前所未有地想念一个人。离开学还有十来天的时候，我提前回到了学校。到学校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躺在空无一人的宿舍里，突然听见通话器里传来“陈越！电话！”的呼叫。
我大叫著“来了！”拼命往楼下冲，可到的时候电话里传来的是“嘟嘟”的忙音。我问门卫老头是什麽人打来的电话，他说是一个男人。
我放下电话，又跑到楼外面四处张望，谁都没看见。我固执地站在外面，不愿回去。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个步伐匆匆的身影。我迎上去，果然是林毅。我一下子就扑过去抱住他。他也紧紧地拥抱我，叫我“小越”。
後来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他暑假里买了一处房子，是当时还为数不多的电梯公寓。我搬了进去。当时我很多同学开始出去找设计公司打工，不住在学校里的人很多，也并没有人对此特别地留意。
四月里的一天，我无意中说起自己要找工作了。林毅说他早替我留意了一家很不错的设计公司，等谈好具体条件去签下来就可以。我也就没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有一天晚上，灾星突然闯进门来。她看见我们俩，一点都不惊诧的样子，很亲热地拉著林毅的手说：姐夫，我是请你帮我报复他，可没想到你报复得这麽彻底。然後她又对我说：难怪你说对我没感觉呢，原来你是要被男人压的。当时她的脸上笑著，眼睛却是冰冷的。
我不理她，只把眼睛盯著林毅，想听听他的说法。他并未如我想像的那般暴跳如雷，只是试图把她往门外推。她又说，姐夫，当初你怪我不该打他，我还生你的气，想你怎麽会为了个外人来责怪我。看来姜还是老的辣。我姐的眼光果然很好。
林毅仍然没有反驳，只是推她。她突然转头对他说：大姨一家从北京回来了，姐姐叫我来找你回去。
林毅告诉她，自己今天就不去了，明天再过去。
灾星说，她们一直在家等你呢，小姨说你回去正好送她们去酒店。小姨这人你也是知道的，不喜欢别人做失礼的事。
林毅看我两眼，带著哀求的意味。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慌乱的神情。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他很可怜，转身回了卧室。然後我听到他地说了一声“我先去看看”就匆匆忙忙地出了门。
我坐在房间里，听见他开门，关门，离开。我问自己，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为什麽呆在这里？想著想著，突然就有些恶心。我进浴室，却只是干呕了几声。起身在镜子里看见面色苍白的自己，真不敢相信那个人竟然会是我。
原来自己是个那麽可笑的人。太渴望被爱的感觉，甚至遗忘了彼此的性别和身份。越想越觉得厌恶──厌恶自己，厌恶那个说爱我的人，厌恶这个时刻嘲笑著我的世界。恍惚间，我觉得很不真实，就伸手捏自己的脸。随便我怎麽拉扯，只是木木的，居然不痛。我瞟到台子上的剃须刀，顺手拿起来在手上划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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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此处，一直很安静的平安猛地坐直了身体，一把抓过靠在他身侧的陈越的手腕。
昏暗的灯光下看去，那道印迹更加模糊。陈越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起初看上去很吓人，後来做过几次激光，就不太看得出了。不过到底不能彻底消失，除非植皮。其实我自己倒也无所谓，若心里有，看见看不见也没什麽区别。不过郑郝一直坚持，说让别人看见不好。哼，有什麽关系？我干嘛要在乎别人的感觉？
平安抚摸著那道细细的痕迹，突然就觉得呼吸困难──那些漫长岁月中对生命无可留恋的感觉如潮水一般再次向他袭来。他恍若亲见那个活泼骄傲的少年带著近乎冷漠的安静表情，果断地划开了自己的动脉，甚至传来皮肤被割裂时那种沈闷的声音。
平安无法抑制地泣不成声。
陈越反过来安慰他：傻平安，哭什麽。我这不是好好的。
平安抽泣著说：我只是……我只是……想到了自己。
41
平安的父母都是工农兵大学生，水利学院的同班同学。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书，又同时在大学里入了党，毕业後又双双分到同一所建设勘测设计院。──典型“又红又专”的人才。
二人在学校里都很忙，并没有时间恋爱。分到单位後，有热心人觉得他们外在内在条件都很匹配，便牵了个线，他们也都点了头。恋爱不久後就顺理成章地结婚，次年向平安就来到了人世。
平安父母都是好学上进的人，是部门里的技术骨干。特别是他母亲张培红，更是一个相信“巾帼不让须眉”，处处要强的知识女性。──她本来叫“张丽娇”，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一来，就响应号召去接受“知识青年再教育”了，并自己把名字改成了“培红”。
从事水利工作的人在大学里学的那点理论知识仅仅是一些皮毛，工作经验主要还是靠实践而来。因此建勘院的人每年在外的时间特别多。为了照顾平安父母这样的双职工家庭，单位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通常只给一个人派外出任务。通常都是女方留守，做一些闲散的事情。
因此自从平安出世後，张培红连续几年都没有出过差。初时还好，张培红还是比较心安理得的。可是慢慢的单位里新来的大学生都是78年恢复高考之後的正规毕业生，身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她就感到受到了威胁。
打那之後，平安家就陷入了间歇性的争吵中──他父亲一出差就休战，一回来就继续。平安听得最多的就是母亲抱怨：儿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凭什麽全部扔给我！
给平安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次争吵是在他小学六年级的一天。建勘院附近一所重点初中是关系单位，职工子弟可以免赞助费入学，但只能走读，不允许住校。本来张培红夫妻俩达成的决议是等平安升初中後就送去住校，这样就可以解决後顾之忧了，得知这个消息对张培红无异於一个重大打击。
那天晚上夫妻俩因为过於激动，忘记了控制自己的音量，以致於吵醒了熟睡中的平安。他揉著惺忪的睡眼走到父母面前，用很弱小但是很坚定的语调说：爸爸妈妈，我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
张培红夫妇都感到很欣慰。
有一天，已经升入初中的平安下午放学时看见自家的铁门上贴著一个字条：爸爸妈妈临时出差，钥匙在隔壁杨叔叔家。
平安便迟疑著去敲隔壁的门。门开了，一个苍白瘦削的青年出现在门口，用审视的眼神看著他。平安有些局促，轻声说：杨叔叔，我妈妈让我到您这儿来拿我家钥匙。
青年“哦”了一声，脑袋缩了回去。过了片刻，他重新出现，手里拎著两个串在一起的钥匙。平安接过，刚刚说“谢谢叔叔”，门已经关上了。
平安回家放下书包做了会儿作业，见食堂的开饭时间到了，便拿了碗去买饭。在食堂他又看见了刚才那个杨叔叔，便在与他擦肩而过时小声地叫了声“叔叔好”。不过杨叔叔看来是没听见。
其实平安不时都会在楼道上或者食堂里见到这个叔叔，但小孩子的直觉让他感到这个叔叔并不喜欢与自己说话，因此他总是看到後就早早地把目光移开了。可是今天才去人家那里拿了钥匙，总不能继续装作视而不见。果不其然，杨叔叔没理他。
有人天生散发著“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气息，杨远帆应该就是这种人。他这个单位呆了近两年，如果要说给大家留下了什麽印象的话，不过是“独来独往”四个字。
没人清楚他的来历，只晓得他是重点大学的高材生。这样年纪与学历的男青年放在哪个单位都应该是勇挑重担的角色，但他却从没做什麽具体的技术工作，只在资料室当个工作助理，也就是“打打杂”。如果因此就说他不受领导重视，那麽他明明是单身却一来就分到一个独立的小套间的事实又绝对无法支持这个结论。
杨远帆学历不低，相貌斯文，生性沈默，单位也好。这样的条件在未婚青年中起码算是中上。任何单位都不缺乏热心人，当然也就有人替他介绍对象。但他从来是斩钉截铁地当场拒绝，丝毫不给介绍人留面子。如此几次之後，这种“热脸贴个冷屁股”的事也就没人高兴再做。
总的来说，杨远帆在大家的眼中是个“怪人”。
张培红虽然和他当了两年邻居，说过的话加在一起估计不会超过10句。可是这天上午她和老向突然接到紧急任务要赶往青铜峡，她回家火速收拾了行李之後，连把钥匙送到平安学校的时间都没有。她想把钥匙放到传达室，可又觉得那里人多手杂的不太放心。正在这时她听见隔壁有动静。一出门，就看见杨远帆正在掏钥匙开门。她也来不及询问杨远帆为什麽这时会回来，赶快很热情地招呼“小杨！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保管一下钥匙？”，杨远帆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两眼，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张培红就把钥匙塞到了他手里，“我家平安放学後会来拿。麻烦您了。”杨远帆还是没说什麽，接过了那根红线串著的两把钥匙。
多年以後，杨远帆想过：如果那天自己没有因为胃痛而中途回家吃药的话，也许这辈子都不会与向平安产生任何交集吧。──那会是平安的幸福还是不幸呢？
年幼的平安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从杨远帆手中接过的，远远不止是两把钥匙而已。
打那天以後，杨远帆和向平安就算正式相识了。
父母都出差之後，平安每天早晚饭都在食堂解决，也就时不时地会碰见同样在食堂解决吃饭问题的杨叔叔。每次他都象完成任务一样在两人迎面的瞬间低低地叫一声“叔叔好”，再急急地走开。他从来没打算得到杨远帆的回应，因此第一次听见“平安好”时，便很是愕然。当时他停住脚步，返回杨远帆面前，又对他看了半晌，突然有些羞涩地笑了一下，跑开了。
杨远帆第一次看见这个礼貌而拘谨的小男孩的笑容，发现原来是很灿烂的。
有一天，水利部到院里进行年终例行检查，按惯例最後一个检查的部门是资料室。杨远帆他们在科室里等著，下班时间过了也没见有人来。又等了近半个小时，才有人打电话说不来了。大家一通抱怨之後纷纷作鸟兽散。
这天下午下著大雨，杨远帆在风雨飘摇中撑著伞往家走，在心里盘算今晚就在家随便凑合一顿，懒得到食堂去了。开门的时候他听到楼梯“咚咚”地响，回头就看见浑身湿透的平安顶著书包冲上来。
跑到杨远帆面前时，平安楞了一下，颤抖著叫了一声“叔叔好”就继续往自家门口跑去。杨远帆不由得停下来，“平安好。今天怎麽这麽晚？”平安一边在书包里翻找钥匙一边回答，“今天我值日，同学们都走光了，也没借到伞”。
不知是因为书包和手都湿了还是因为寒冷，平安翻了好一会儿都没找到钥匙，身子倒抖得更厉害了。杨远帆实在不忍，走过去接过书包，在隔层里找到了那根串著两把钥匙的红绳子。他本来想把钥匙递给平安，可是在接触到孩子冰冷的双手後改变了主意。他问平安哪个是大门钥匙，平安指了一下其中一把，杨远帆就用它开了门，拎著书包陪平安走进了屋子。
平安以为杨叔叔替他开了门就会离开，可没想到他也陪自己进了屋。他再懂事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并没有单独在家接待客人的经验，一时也不知该怎麽做，只得楞楞地看著杨远帆。
杨远帆转头看见平安瑟缩著站在那里，雨水滴滴答答地沿著衣服裤子滴下来，都快在地上积成一小滩了。便说他，“快去换衣服呀”。平安这才呆呆地去开房间门，可手抖得厉害，半天都没能对准钥匙孔。杨远帆叹了口气，直过去替他开了门，扔下一句“先把头发擦干，再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