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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证据，既反映出小人精明狡黠的一面，也体现出小人的胆怯心虚。对于小人来说，他们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搜集别人的证据，伺机谋算他人，以便从中牟利。因此，他们深深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因而也就最害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极其强烈的防范意识，是小人性格中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这种性格特征体现在其行为方式上，就是决不给任何人留下足以威胁其生存安全的证据或把柄。这就像经验丰富的老狐狸，是绝对不会被别人抓住尾巴的，一旦尾巴攥在别人的手中，即便是没有毙命，肯定也已束手被擒了。
小人案例之五十二：1934年夏，应蒋介石之命，阎锡山派师长李生达率部到江西“剿共”。蒋介石通过孔祥熙、苗培成等人对李生达进行拉拢，给了他大量的金钱，并许愿，如果李生达投蒋，将被授予第十九军军长、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安徽省省长等官职。
这些事引起了阎锡山的不满和不安。1936年春，阎锡山又截获了一份蒋介石给李生达的密电，经破译得知，原来是蒋要李作为关麟征、商震倒阎的内应。阎锡山遂由此产生了杀李生达之心。
当时的李生达，身为师长，统辖万余兵马，处置不当，就会弄出事端。阎锡山苦思毒计而不得。一日，阎得到一个消息：李生达的马弁熊希月因与李妾私通，被李怀疑后，将熊调到部队去服务，熊十分怨恨。阎锡山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天赐的良机！他立即派人秘密地将熊希月找来，给了他一笔钱，要他去行刺李生达，答应事成之后，让他当团长，并且将李妾给他。
1936年5月29日深夜，李生达正在晋西某县师部，熊希月突然闯入室内，将李枪杀。接着，又响起了两声枪响，熊希月也饮弹倒地。原来，阎锡山早已在周围预先布置好了伏兵，待熊杀李后，即杀熊灭口。第二天，山西各家报纸都登载了熊希月因仇杀李，逃避不及，举枪自杀的消息。实际上，这一切都是阎锡山安排的，用以掩人耳目。
李生达的灵柩运回太原后，阎锡山又上演了一出“猫哭老鼠”的好戏，带着军政官员前去祭奠。然而，就在开吊的当天傍晚，李宅突然起火，势极凶猛。有人发现李妾被燃烧的花圈套住脖子，尚在挣扎，后因伤势过重，次日便死在了医院里。人们推测，这次火灾绝非偶然，很可能是因为阎锡山估计李妾已知阎、熊的密谋，为了进一步灭口，销毁证据，洗脱干系，又策划放了这把火。至此，知情者均已命丧黄泉，再也不能开口说话，而阎锡山即达到了利用别人除掉心腹之患的目的，又使自己洗清罪责、避免了暴露，可谓是“一箭双雕”。回过头来再看看整个事件的过程，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从中我们不能不体会到小人做事的心机与毒辣。
小人的心理安全系数很低，他们不相信任何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只相信自己，只对自己的最高利益负责。无论是被他利用过的人，还是曾与他合作过的人，只要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存安全与利益，小人都会寝食不安，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消除这些隐患、毁证灭迹。所以，正直的人们一定要提防小人、注意不要被卷入到小人们的密谋之中。你知道的越多，也就越危险。
2。小人怎样附势
在中国古代寓言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天“森林之王”老虎捉到了一只狐狸，准备吃掉它。狐狸却说：“你不能吃我，因为我是上天派下来统驭百兽的。如果你不信的话，同我出去一同看看，看百兽对我是不是十分的害怕。”老虎便依其言，一起走到了森林中，野兽们果然望风而逃。老虎于是便真的以为狐狸是上天派下来的神兽，便放了它。但是，这位威猛强干的“森林之王”却没有想到，百兽逃窜决不是因为害怕狐狸，而是因为害怕老虎它自己。后来，这则故事被总结为成语，就叫做“狐假虎威”，用来指喻某些力量弱小的人仰仗和利用别人的权势来欺压他人。
其实，小人的生存之道就在于“狐假虎威”，或日附势。小人的力量是孱弱的，既没有豹子的矫健不凡，又缺乏恶狠的坚牙利齿；既不能像青松那样抗风耐雪，又做不到像云杉那样直竖云天，他要生存，就必须要寻找依托，通过装腔作势、依附攀援，借以获得食物，获得阳光和雨露。通过“狐假虎威”这一成语，我们也会了解到小人附势的目的乃在于，假借虎威来惊骇百兽。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要用计谋和口才蒙蔽住主人，只有牢牢控制住主人的心理和思路，小人才能够通过取悦于上而获得庇护，从而为大逞己私于下铺平道路。
小人行事成败的关键就在于附势是否成功。所以，小人的全部功课，无论是伪装也好，党同伐异也好，其核心都在于能否做到取悦于主人。因此，对于小人的附势技术，我们不能不作一番详细体察。下面这些方面，就是小人最惯用的附势技术：
（1）找到并跟定可靠的依附对象。长藤在林问爬行，它无时无刻不在算计，我应该顺着哪棵树爬上去，才能又充足又保险地长期得到阳光呢？通常它会选择一棵大树，因为小树也正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而在大树中它又会选择那些根深叶茂、身体高大者，因为它们不容易在暴风雨中被毁掉。当然，长藤可不是死脑筋，当它攀援到一定高度，发现那棵树已不能满足它的需要时，它便会从枝权之间攀附到另一棵树上，为了得到阳光，它将不断地作出选择，不断地向上攀登。
同长藤一样，小人也必须作出选择：他应该依附谁呢？或者说，谁是最值得依靠的对象呢？确实，要作出正确的选择是很困难的。政治形势风起云涌，诡谲多变，各种力量此消彼长，明争暗斗，加之人心叵测、世事无常，即使是智力超人，也很难估计到谁荣谁辱，荣至何位，辱至何期。但是，小人又往往具有对人心高超的揣度功力和对权力天然的敏感，就如同鲨鱼对血腥的灵敏嗅察一样，他们会利用这种优势去选择那些最有权势的人。因为只有权势才能给他们带来人生欲望的满足。只要权势分配发生了变化，小人便会毫不犹豫地弃主而去。所以说，小人跟定他们的依附对象是相对而言的，如果主人的权势依然可靠，他们自然会“海枯石烂不变心”，一旦发觉主人的地位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矣，他们自然又会高唱“你我本是同林鸟”，甚至还要暗中放上一支冷箭，借以向新主子邀赏求功。
了解到这些，我们就会发现，小人们找到并跟定某一他自认为十分可靠的依附对象，所依据的是对权势大小和稳固与否的判断。当权者们一定要注意，那些对你附首贴耳、唯命是从的人，所屈从的不过是你手中的权力和他们自己心中的利益，与小人讲忠诚与友谊，只会感动一时，后悔一切，求而不得……
小人案例之五十三：在张春桥进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时，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冲击。这一次冲击来自林彪的率众围攻。而张春桥之所以一时成为斗争的焦点，却是事出有因。简而言之，这源于张春桥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两次权衡和选择。
事情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张春桥和姚文无负责起草的。党章《总纲》中，原本从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一句“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泽东看罢，眉头一皱，提笔圈去了“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对此，毛泽东有着冷静清醒的看法，他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九大以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已在紧张地进行着了。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便是修改宪法。毛泽东指定康生和张春桥负责修改宪法工作。
康生是老资格，爱动嘴不爱动手，具体的修改便由春桥着手进行。
这时，张春桥面临着一个两难命题。按形势，在修改宪法时，必须补入对毛泽东高度赞扬的语句，以表示对毛泽东思想的突出和强调。可是，那三个副词到底该不该写呢？如果要写进去，势必会惹主席发火，他已几次圈去那三个副词了；如果不写进去，显然又会得罪林彪。《毛主席语录》几乎人手一册，《再版前言》尽人皆知。删去这三个副词，显然是对“林副统帅”的不敬，要知道，林彪可是接班人呀！
但是，张春桥只能选择其中一个，而且必须作出选择，决没有模棱两可的可能。经过再三权衡，张春桥倒向了毛泽东。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在中国只有毛泽东才是最至高无上、最为稳固的权威。
从1970年3月8日起，张春桥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抉择。这就是设与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原有的宪法是设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则在1970年3月8日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按照这种意见去办，修改宪法时就要删除原有的关于没国家主席的条文。同年4月10日，林彪与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设国家主席。林彪这一提议的目的是：由于毛泽东当时已是77岁高龄，时间、精力都不济，显然不可能再去当国家主席了，那么，既然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顺理成章，则这一职位非林彪莫属了。毛泽东凭着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已经觉察到林彪的野心，所以明确主张取消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文。
又是宪法修改问题成为毛泽东与林彪矛盾的焦点，而张春桥则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漩涡的中心。张春桥在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再一次选择了毛泽东。张春桥精通权术，他深知林彪的份量远不如毛泽东，在毛、林斗争中，林彪肯定是失败者。
张春桥与林彪都属小人，然而小人之间也有利害冲突。因此，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选择了张春桥作为打击的目标——借以间接地攻击毛泽东。
林彪的同伙统一行动，炮轰张春桥。而毛泽东则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等到林彪一伙把话讲完了，意图也暴露出来之后，他开始反击了。8月31日，他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驳了天才论，点名批评了林彪及其同伙。凭着毛泽东的权威。不用再多说什么，胜负已定。正如张春桥所预料的，林彪肯定是要在毛泽东面前栽跟头的。
不出一年，林彪便乘机叛国，“折戟沉沙”，林彪集团也从此覆灭。张春桥立刻变成了反林彪的“头号英雄”，庐山会议则成了他最为得意的政治资本。靠着他的这两次政治押宝，张春桥势力日盛，加上林彪的毙命，陈伯达的下台，他已成为中共中央的第五号人物了。
张春桥曾说过一句话，吐露了他的政治秘诀，那就是：跟定一个人，拉上一批人。“跟定”就是附势：“拉上”就是结党。其实，回顾一下张春桥的发迹史，无非就是无条件无原则地追随毛泽东，极力鼓吹和渲染毛泽东所赞成的，极力攻击和讨伐毛泽东所反对的。而他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原因仅在毛泽东是中国的最高权力的持有者。以前期来看，张春桥不谓不“忠”，但是，随着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张春桥就开始寻找退路，以求另谋高就了。他与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图谋夺取国家政权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小人总是先寻找到权力，然后才寻找它的主人，跟定某一可靠的主人不过是为了跟定这一主人背后那一可靠的权力而已。
（2）逢迎巴结，溜须拍马，决不做主子反感的事。以主人之好为己之所好，以主人之恶为己之所恶，这是小人们所共同具有的一个特征。因为只有主人（即掌握权力者）才能决定小人的命运，所以他们必须时刻注意察颜观色、揣摸上意，挖空心思地迎合权责者的种种口胃，在主人通体舒泰、飘飘欲仙之时，方才行谋私之事。这正是人们经常所说的，“拍马是为了骑马。”采取“拍马”而非“养马”的方式来达到“骑马”的目的，这显示了小人的寄生本性。
奴颜媚行，想方设法博取主子的欢心，这是小人们惯用的行事手法。为了达到取悦主子的目的，他们真可谓是无所不乘、无所不为，甚至连基本的人伦道德、仁义廉耻都抛之一旁。
小人案例之五十四：南宋临安府尹赵师就是一个溜须拍马堪称举世无双的人物。
当时，韩佗胄任枢密都承旨，加开封仪同三司，后又加封为平原郡王，任平章军国事，权倾一时，有诗称“蹇卫冲风怯晓寒（韩），也随举子到长安。路人莫作亲王看，姓赵如今不似韩。”朝野上下，为了求得仕途上的发达，无不争相贿赂交通。久而久之，财物已不能让韩佗胄产生太大的兴趣了，于是，“别具一格”的吹俸逢迎方式便出现了。这种新的“软性投资”的始作俑者便是赵师。
韩佗胄在吴山修了一座南园别墅，模仿田园风格而建，依山傍水，小路蜿蜒，田舍错落，竹篱稀疏。建成后，韩佗胄领着一些朝臣去游览，他边走边看，见一草一木、一石一瓦都非常符合心意。他远眺吴山，静听流水，忽然心有所动，回头对左右说：“此处颇存桃源风韵，山光水色、竹篱节茅舍，只可惜听不到鸡鸣犬吠。”众人闻听，纷纷附和，表示惋惜。
大家一面口称可惜，一面继续前行。没走出多远，忽听身后传来一阵鸡鸣犬吠之声，众人闻之无不惊诧。此时正是日中天，鸡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还司晨？又何况也并没有在这里饲鸡养犬呀？韩佗胄一阵疑惑。他领着众人又折回到竹篱这边，到近前一看，才发现一个身穿朝服的人正背对竹篱蹲在地上，一会儿学鸡叫，一会儿装狗叫，脖子伸得老长，十分的卖力气。那人听得身后有脚步声，方停止嘶鸣转过头来。大家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临安府尹赵师，一时间众人纷纷掩袖而笑。赵师却不以为耻，反而为自己以奇特的方法引起了韩佗胄的注意而洋洋自得。
后来，赵师又投其所好，贿赂了韩佗胄的爱妾，使她们大为欢喜，并进而博得了韩的欢心，他立刻拟本上奏进赵师为工部侍郎。
奴颜媚行，固然能博取主子的欢心。但是，主子周围的趋炎附势、溜须拍马之徒甚众，大家争相献媚，日久也会令人麻木。所以，有一些小人便从满足主子的某些特殊需求人手，注意花大力气学会讨好主子的技能，利用某种不可替代的一技之长长期博取主子的赏识，甚至成为主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旦小人与其主子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相互依存，那么，小人就等于已溶人了主子和权力圈中，至此，大事谐矣，没有什么不好办的事了。古往今来，靠着某种技能而赢得主子青睐并致飞黄腾达的人大有人在，从高毯到李莲英，莫不是如此。
小人案例之五十五：李莲英，清末直隶河间府人。家境贫困，父母早亡，由于缺乏管教，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就是不务正业，一身的流氓习气。后因羡慕他人有钱有势，遂自我了断，做了太监。
李莲英先是在梳头房当“侍奉巾栉”的小太监。但惯于钻营的他却一直在寻找暴发的机会。
一次，慈禧太后想改变一种新发型，怎么弄都不满意，一连几天，梳头的太监都挨骂受罚，无计可施。生性机灵的李莲英觉得机会来了，他立即跑出宫去，钻入妓院。这次他却不是来狎妓，而是由于他知道，妓女们是最会打扮自己、最爱赶时髦的女人。他在妓院里苦学了三天，终于掌握了好几种最新最漂亮的发型。
回宫之后，李莲英便委托他人，请求为慈禧梳头，并获准一试。
李莲英知道，自己后半生的荣辱就全靠这套梳头本事了，因此是施展浑身解数，梳得尽心尽力，把看家本领都拿了出来，给慈禧梳了一个当时妓女中最流行的发式。梳完以后，慈禧左顾右盼，十分满意，心情也就好起来了。她也不知道这种发型是从哪里来的，高兴之余，便让李莲英当上了梳头太监。
就这样，李莲英有了一个每天直接同慈禧接触的机会，这使得他可以进一步观察和了解慈禧，也为他在慈禧面前表现自己创造了机会。他知道，在生活中所培养起的感情往往会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要做的下一步，就是不仅要梳好头，而且还要寻机表现自己的忠诚，以取得慈禧的信任，只有成了她的心腹之后，他才能长期受宠。
后来，咸丰皇帝知道慈禧比较厉害，害怕自已死后慈禧专权，就与当时的权臣肃顺商议，暗地里流露出处死慈禧之意。这话恰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