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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而现代文学或地理学等专业却接受了比例最高的下层或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比例分别为48％和65％（各专业平均为45％）。P布迪厄、J…C帕斯隆：《再生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103～104页。随着一项被称作法兰西计划（French Planning）的教育框架开始实施，各类培训课程均可以学位资格来衡量，传统上一直作为进入更高层次教育与社会地位的敲门砖、标志着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分隔的baccalauréat学位，不再具有精英筛选的功能。1985年，学位证书已不能表示拥有者具备了未来精英的资格，因为政府着手实施的高等教育“一体化”（massification）政策，使技能与职业培训也有了相应的学位证书，培养社会精英的大学之门已向所有的年轻人敞开，baccalauréat曾经所包含的高等教育与社会地位屏障的功用至此消失。教育的社会地位提升机的功能至此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70年时，只有206％的中学毕业生获得了baccalauréat学位，1999年就有611％的人拿到了学士文凭。Cam；Pierre，“The French Baccalauréat Since 1985： Level of Qualification or Type of Diploma？”； Assessment in Education；Vol8；No3；（2001），资料来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大众教育在消除社会地位的差异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其负面效果则是学士学位证书普遍的声望贬值。
尽管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就受教育机会的均等而言，法国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在今天依然严重。统计数据显示，在法国目前30～34岁的一代人中，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有21％的机会能够上一所好学校，而一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只有11％的机会能考上好学校。前者入学后得不到毕业文凭的风险是233％，而后者得不到文凭的风险则高达827％。此外，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子女比一名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大学毕业后当上一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机会多一倍。在专门培养精英分子的学校中上学的学生们，他们的出身越来越趋于一致化。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在这些高等学府中，职工家庭出身的学生所占的比例已从原来的269％下降到目前的162％。丁骥千，同前引文，第42页。
不容置疑的是，教育为法国中产阶级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提高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等方面，教育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看到，在教育机会的均等方面，法国各阶级间的区别仍十分明显；精英教育本可以在培养个人情趣方面弥补家庭出身的不足，但因教育机会的差异而受到限制，以致你可以从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判断出他所属的阶级群体。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三现代法国，无阶级的社会
从19世纪后期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兴的中产阶级队伍呈几何级数增长，特别是中下层群体增长的速度尤为惊人；而老中产阶级则相对处于衰落状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白领劳动者出现在各个行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经济的空前繁荣，使法国中产阶级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这种情形一度导致“阶级消亡论”在法国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年代，法国新中产阶级定型。在原有的法律、医药、工程师及教师等老中产专业人士之外，服务于公用事业部门，从事公务员、医务人员、社会服务机关人员、技术员和初级工程师等工作的各个群体，也就是处于社会中层偏下地位的“中产阶级”持续不断地增长。1945～1975这30年，是法国人称为“光荣的30年”时期，这时的“新的工薪劳动者中间阶级”继承了其先辈的某些特质，都有辛苦得来的专业资格，也同样离“精英分子”还差得远。所不同的是此一时期工资劳动者经济收入的迅速提高，35％的工资年增长率，使工人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差距从原来的4倍下降到27倍。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任何时候。法国各阶级间的差异日渐缩小，以致“阶级消亡论”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了上风。这一观点认为，法国政治、经济与消费等方面的状况已经说明了阶级在法国不复存在。因为政治上，政权已由各阶层人民共同分享；经济上，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使人们的就业不再受明显具有阶级性质的制度的束缚，而且社会各阶层都能享有产权；消费上，由于社会生活和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过去的那些纯消费阶层已宣告消失。所以，“今天的法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减少，消费和教育方面的社会鸿沟正在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地位转变的活动余地正在扩大，分成等级集团的阶级结构正在削弱，阶级冲突正在减少，阶级觉悟正在不断削弱。”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法国‘中产阶级’人口的大量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社会上原有的各阶级失去明显差别。”1975来以来法国劳动人口中，白领职员和工人在60％左右，中层和上层分子的人数正在增加，工人的数目则呈下降趋势：1969年时，工人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占40％，而2000年时只占30％多一点。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再过90年工人队伍将会消失。同上引文，第17～18页。“阶级消亡论”的流行也许同法国社会对阶级的划分标准有关。法国人关于阶级的看法不同于其他国家，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必须具备三种身份：一是世俗身份，即相对稳定的职业和工种，一定的通婚范围；二是文化身份，即生活方式和工作作风；三是集体身份，即能起来保卫其共同利益。相比之下，阶级趣味的差异与生活方式的不同更为法国人所津津乐道；许多国家借以指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收入——并不是法国人十分关注的阶级划分标准。
然而近年来，由于职工工资增长缓慢，社会上各种不平等现象重新抬头，法国社会惊呼：“法国社会中的各个阶级现在又重新回来了。”这时被长期忽视的收入指标似乎又重新得到法国学界的密切关注。法国政府原来规定，公司企业领导干部、新闻工作者、医生、律师等家庭月收入在4万法郎以下的，可以享受政府津贴，在家雇佣保姆照顾儿童。1998年，因经济增长停滞，失业人员和贫困人口增加，政府拟对上述享受政府津贴的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提高缴纳所得税的税率，此举在法国全国引起一场大辩论。根据2000年法国全日制职工的工资收入，一个非熟练工的月收入约为8000法郎，高级职员月收入约为2万法郎，中间职业层的月收入则在11000法郎左右。据此人们倾向于把税后年收入在12万法郎左右的工资劳动者阶层划为“中产阶级”，但由于经济形势的不稳定，这一标准一直没有固定下来。不过，在法国，半数以上的社会成员不是工资劳动者，他们中约有1/10的独立劳动者，另有1/10是退休职工，其余是靠家庭主人抚养的配偶和子女。所以，要衡量一个家庭生活得是否宽裕，必须要看这个家庭人均“生活水平”。但究竟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法国国内始终没能达成统一的意见。同上引文，第18页。换句话说，在全民生活水平达到中产的情况下，法国人不认为阶级间存在多少差异。而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则认为，截至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如果说过去的法国社会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人们的地位是高低不同的，但同时又都是在同一个结构之中的话，而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社会结构出现了断裂。孙立平：《断箭：关注当下中国发展中的社会断裂（下篇）》，山东：《社会学家茶座》第二辑2003年1月，第34页。
布迪厄则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法国阶级差异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有加重的趋势，各阶级都努力以趣味的区隔将自身与其他阶级区别开来；这种阶级间的差异，在当今社会已经不是经济资本的大小所能解释的，对文化资本的占有，以及个人的审美性情倾向则在区分不同阶级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家庭出身与教育背景作为个人文化资本的主要来源，是造成人们文化审美趣味区隔的主要因素，因为它造成了个体在文化符码解读能力上的差异；其中家庭出身的影响最大，教育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出身的不足。由此，布迪厄将“生活方式”引入对阶级的分析之中。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在布迪厄看来：“生活方式是惯习体系化的产物，在相互的关系中通过惯习的影响而被感知，成为全社会认定的符号体系（如高贵、庸俗，等等）。”按照这一划分体系，布迪厄将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分为上、中、下三层：①上层支配阶级，主要由中、高级教师、高级管理者、工商业高级雇员、专业人士以及工程师组成。②中产阶级由公务员、手艺人、小店主、技术工、办公室工人、低级管理者和初级教师组成。③下层则指那些农场工人、农场主、渔民、矿工、非熟练、半熟练与熟练工以及工头。在社会中处于中下地位的阶级总是竭力模仿支配地位的阶级所崇尚的生活与趣味，然而由于其文化资本的欠缺，人们却总能从他们对趣味的标榜中发现其庸俗与可笑。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第三部分：法国 不谈阶级四法国中产阶级的特征（1）
西方民主思潮伴随着中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而强盛，法国自不能外。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法国社会在由封建王朝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中，其民主进程在保守派与激进派的意见纷争中，不是采取如英国般的渐进民主方式，而是经历了其他欧洲国家少有的暴力革命与激烈的流血冲突，往往诉诸武力解决，反复多次，才最终确立下今天的共和国制度。这就决定了法国中产阶级具有了较之其他国家中产阶级更多的独特属性。马克思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胜利。这次革命对理解法国历史，特别是法国中产阶级的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法国早期中产较之其他西方国家持保守态度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有着更为浓厚的激进色彩，这与法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不无关联。18世纪的法国在高度专制的封建集权制内部，也已经有了某些形式上的民主的萌芽：国王与教会掌握着统治大权，贵族除了地位与特权外，并不参与国家行政，反而是平民进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如国王身边的御前会议成员及各省三级会议的代表，不过他们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只是在巴黎之外，各省总督才掌握着统治的实权，他们出身平民，却常以金钱购得贵族身份；然而他们却无法获得真正的贵族所拥有的社会声望、地位与特权。只有在最具代表性的朗格多克省，平民阶级才享有与其他阶级完全平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以三级会议的名义负责领导日常事务、名为总理事的三位行政官员，都是法律界人士，即都是没有贵族称号的平民。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77～78、265～274页。由此可见，法国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王朝时期即有机会进入专制体制，虽然还没有形成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意识，但有财力、有文化的平民加入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则为大革命以后取代封建专政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启蒙运动唤醒了法国民众的民主意识，“自由主义”的主张逐渐深入人心，它所提倡的人类生来就自由和平等，应拥有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的自由的观点，代表了力量逐渐强大的法国第三等级，尤其是资产阶级诸群体的政治要求。革命之所以发生在法国，并不是因为中下层阶级的境遇最为悲惨，所受的压迫最为严重，对此，托克维尔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同上引书，第291页。人民享有了一定的自由，对社会的不平等感受更为深刻，相对剥夺感也更强烈。反对专制，推翻特权阶级的呼声终于在1789年演变为暴力革命。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确立了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思想，对欧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法国的民主制度就在复辟、反复辟的不断斗争中逐步成型。
18～19世纪法国的自由主义者都是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精英。其中有些是贵族，大部分则是中产阶级。自由政治的口号在1820年代由法国工商业集团提出，不过他们一时间还未能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群体，不具多少威慑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议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与土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使得法国政治的贵族色彩依然浓厚。Pilbeam，op cit；pp235～293但是平等与自由的思想却已深入到民众心里，即使那些享有特权的各级贵族也欢迎平等自由的理论，那些贵族中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所以，“贵族制的原则虽在政治社会中还占上风，风尚却已经变成民主的。”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64页。到了1830年开始的七月王朝时，贵族势力已大大削弱，法国的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也很少有根本的对立冲突。商人虽然在法国绝对人口数上只占一小部分，但此时他们却有能力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促使政府制定出有利于自己的政策。OBoyle；Lenore，“The ‘Middle Class’ Reconsidered：A Reply to Professor Cobban”；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003） pp53～56；资料来自网站：EBSCO Publishing法国政权的资产阶级特征更为明显，故一般认为，资产阶级在法国的真正胜利则始于1830年。1848年革命，法国人民再次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帝国—共和—帝国—共和，法国就在这样的历史循环中演绎着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1914年时，法国已经有了40年的共和国历史，就理论上而言，它是一个建立在等级与机会平等的基础上、一个为资产阶级政体提供先进模式的国家。直到戴高乐时代，建立了第五共和国，法国进入和平发展的繁荣时期。
拥有财产是老中产阶级的最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像法国中产阶级那样对土地拥有无与伦比的巨大热情在其他国家也并不多见。也许是因为动荡年代里工商业投资的高风险，土地被认为是最安全、最有收益、最有眼光的投资。18～19世纪法国富裕的资产阶级，无论是企业主、专业人士还是国家公职人员，都对土地怀有激情。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记载说明：1789年时，法国资产阶级已拥有25％的土地，与贵族拥有的比例接近一致，教会则拥有大约20％的土地，农民永佃田占1/3，村社公有地占5％。吴于廑，同前引书。1789年革命之后，教士的土地被全部拍卖，贵族的土地也出售了大部分。不过“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的”。一些留存下来的地产清单表明，当时的法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小地产主”，在有些地方，这类人的比例甚至高达1/2甚至2/3。旧的土地所有者财产的丧失，使大量平民逐渐获得了财产。因此，与英国相比，法国拥有大宗地产的人极为少见，但拥有土地的人则为数众多。地产主的身份赋予人们以某些特殊的思想和习惯，而这些思想和习惯是仅拥有动产的人不大可能产生的。托克维尔，同前引书，第65～67、295～296页。对土地的钟情还或许是因为法国当时的选举条例总是对土地所有者倾斜。在1814～1848年间，个人的利益会受到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的保护，而所交纳的土地税则是投票人和议会候选人资格的主要依据，1830年法国自由主义者十分乐意以300法郎换来一个这样的资格。1848年后，直至1871年公投开始时，乡村地区的选民还得到了相当的政策倾斜。所有这些无疑都激励着法国中产阶级对土地这份产业的热情。
长期封建专制下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地位，使法国社会其他阶层一直有着浓厚的贵族情结。这在18、19世纪的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出身与血统代表着个人与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声望时，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