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ses in East Asia（Taiwan：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Nankang， 1993）， p18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落入中产阶级预设模式的限制，才能真正了解中产阶级的具体表现与社会特征。透过对韩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考察，我们观察到的韩国中产阶级是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中产阶级的社会镜像，这种镜像折射出的是韩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特有逻辑。
一中产阶级的界定：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
广义的中产阶级是指社会资源占有上的社会结构中的中间层，这一层面上的中产阶级早在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的论述中就可以找到根源。虽然中产阶级在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结构中为数不多，但其存在却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一个难以准确界定的群体，因而有关社会分层的研究中，不同的理论学派、不同的研究者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一定的限定与区分，也就是说他们必然按照一定的标准来确定作为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研究中使用的中产阶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观建构的，因而，必然就缺乏一个一致的、公认的理论和概念系统。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理解中产阶级的概念、内涵及其在特定语境中实践应用的基础与前提条件。
中产阶级，另外bourgeois （布尔乔亚） 一词有时也与middle class表示相同的意思即：中产阶级。但大多数情况下该词译作“小资产阶级”，带来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与嘲讽意味，更多情况下，它是与矜持、虚饰与做作相关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而且这个词的使用远没有middle class普遍。而在非英语国家，这一词使用的更少，所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中产阶级的英语同义词为middle class。这一概念直接来源于英语，在那里这不存在太大的歧义。而在非英语国家，这一用语的本地译法则各异。一些法国史学家称他们为中等中产阶级（middle middle class）；还有些学者称他们小资产阶级（bourgeoisie），而最著名的表述则是甘必大于1872年在格勒诺尔发表演说时所提出的：“共和国的到来，标志着中等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new social strata），已经进入权力机关。”甘必大这里所说的新社会阶层，简称“新阶层”，指的就是19世纪50～70年代，因经济上不断壮大的新兴集团，于是“新阶层”就成了一个新兴集团最为普遍接受的称谓。宋亚萍：《论19世纪法国中间阶层的兴起及其社会影响》，江苏：《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到19世纪末东亚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一个具有政治和社会根源的晚近现象，用于表示这个新近出现的阶级的地方词语在四个社会也不尽相同。在香港和新加坡，由于广泛使用英语，在这两个社会中，中产阶级这一术语直接指特定的部分人口。在台湾和韩国，中文和韩语是官方语言，因而这一名词包含了一些地方特点。在台湾，中产阶级的中文意思是“中等资产的阶级”、“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阶层”。最流行的韩国词称中产阶级为“中等阶层” 。尽管这些当地词语表示的含义不同，但中产阶级一般情况下被认为指具有一定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人。他们被看作一般人能够认同的新的参照群体。Hsiao HsinHuang，opcit， pp7～8
傅高义（Ezra FVogle）在研究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工薪阶层）时采纳的、通常也被社会学家使用的“新中产阶级”基本上是由职业来界定的，它用来指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来的在政府官僚部门与企业、公司中的白领雇员。与为数不多依靠财产赢利的老中产阶级的私营业主和农场主不同，如此界定的新中产阶级成员基本依靠其薪水生活。Vogel， Ezra F，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2这与老中产阶级不尽相同。以独立的企业主和农场主为主的老中产阶级的收入会随经济大气候而波动，工作与休闲时间模糊不定；而薪水雇员很明显地享有受保障的收入和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没有与农场和自主企业相关的工作与焦虑。但更重要的一点区别是老中产阶级（如小企业家）是相对独立的，他们是“依据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经典方式来建构其世界的：这是一个遵循自我平衡原则的非凡社会，虽然其本质上很少或根本就无须依赖权威，但却需要广泛扬弃传统和一些私有财产的捍卫者。”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一中产阶级的界定：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2）
而新中产阶级被现代化过程中的规模化、集团化、科层化纳入到依附性地位之上，具有更大的依赖性，“而在科层制度对自由和理性的种种巧取豪夺之中，白领们则不过是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巨大的权威链条上的可替换的一环”。Ibid； pxvii同时，“从消极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从财产到新的分层轴线——职业的转变”。Ibid； p65也就是说，新中产阶级只是名义上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所指代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所以，这实际上也是研究视野与界定标准上的变化。
虽然日本同属东亚国家，但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说社会结构的变迁显然与东亚其他国家不同。虽然傅高义的研究始于30年前，但当时日本的发展达到了与韩国90年代可相比较的阶段。也就是说，韩国是在90年代才达到了日本30年前就已经大概达到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但不同时期两个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仍然难以等同，莱特的《追求地位：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一书是目前为止的所见到的对韩国中产阶级进行深刻分析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在这本书中，作者对韩国中产阶级的界定走出了以往研究西方中产阶级的局限，进行了新的定义与解读。作者在韩国所见与傅高义在日本发现的大相径庭。正如作者指出的，工薪阶层在韩国并没有在日本同样的重要性，在当代韩国背景下沿用将中产阶级两分为旧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的老方式存在困难。
通过使用布迪厄指出的消费或生活方式同生产方式一样决定着阶级的实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莱特试图提出一种较为圆满的、有特色的韩国城市中产阶级模式。联系韩国社会的特殊历史背景，在综合了客观和主观标准之后，作者研究中的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指的是“所有在韩国有中产阶级地位的人，而不管他们的职业如何”。Lett， DPotrzeba，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Urban Middle Class（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5在这里，“中产阶级地位”不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绝对的类型。虽然有些人的中产阶级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仍有一些人的中产阶级地位是有过争议或者还存有异议的。韩国人自己用诸如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职业等基本标准对中产阶级和上中产阶级作了区分。另外。这种区分常常、但并不总是与中产阶级地位是否基本由拥有文化资本如教育取得或者是否基本由拥有经济资本如财产取得有关。当然，这些标准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正是通过与职业、家庭、教育和婚姻相关的特征群体的展现，他们获得了中产阶级地位。通过这样的定义，作者对研究对象做了限定。“这是韩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分析，尤其是1990年代汉城大都市区的中产阶级。因此可能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的农业工作者不是本研究的对象。体力劳动者即使是熟练的也不被看作是中产阶级，不包括在内。另外，与社会学的习惯相反，那些小型的企业主，如果他们的家庭挣不到足够的钱以维持韩国人自认为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自60年代以来稳步增加的生活标准——的话，也不能包括在内。在整个系谱的另一端，政治与军事精英也被本研究排除在外。企业创始人和他们的亲戚——诸如幸运金星（LG集团）公司的经理们也不在研究之列。无论如何，包括在中产阶级之内的都不是贵族亲属的经理们，不管他们的生活水平多高。最后，白领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政府部门和企业的专职人员以及至少过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中小企业主被视为本研究的对象。”Ibid， pp5～6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一中产阶级的界定：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3）
从莱特在韩国研究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和采用的界定标准，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米尔斯对新、旧中产阶级的划分以及认为在新中产阶级产生的过程中旧中产阶级将不断减少的发展历程，可能只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用，对于像韩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后发现代化国家情况可能并不相同，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业化、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自发的现代化过程，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过程受到剧烈的冲击后浓缩在一个短暂的时空内，因而其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就带有这种特定发展道路的痕迹。第二，就中产阶级的各种划分标准来看，不论是客观性标准如财产、职业、收入、教育，还是主观性标准如地位、声望、生活方式、阶级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的研究者的一种主观建构，是一种化约与确定研究对象的方法。这种方法应该与特定语境中的研究对象相适应，在应用于其他的场域时应该加以谨慎的分析。第三，采用一元还是多元的标准，同样也是根据研究的视角与目的而定。但在采用一定的标准时应该考虑到其效度和区分度问题，即所采用的标准是否能够把研究对象或群体分离出来。典型的多元标准如吉尔伯特和卡尔的九变量标准：职业、收入、财产、个人声望、交往、社会化、权力、阶级意识和流动。多元变量的分类则应该注意这些变量之间的不兼容性。第四，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话语中，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它是一个‘良好的’主流类型的用语，许多人都采用它——其中包括在等级系统中高于或低于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一层次的那些人”。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400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它所表征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这有可能形成概念与其指代的对象之间的混淆与分离，因为这一符号容纳了不同的理论预设、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第五，中产阶级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不仅其划分标准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就是所指称的群体及其性质也在发生改变。因此用发展的、历史的眼光对待中产阶级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应该看到，中产阶级是一个具有很大异质性的集合体，这一由很多部分组成的集合体内也形成了一个新的金字塔。抽象地谈论中产阶级可能有时失之于笼统，进一步的细分已经变得很有必要。沃纳曾把美国的中产阶级分为上中层阶级（102％）和下中层阶级（281％），而针对不同群体的研究也是进一步了解中产阶级的重要手段。里查德·帕克指出，中产阶级不是一个同质性概念，它涵盖了两个群体：上层中产阶级、下层中产阶级。他们中“有的几乎富贵逼人，有的却和贫困只有一步之遥”。Parker， Richard，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New York： Liveright Press，1972）， Introduction， p18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无论是在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保险意识等方面都是有别的，对中产阶级进行上下分层，就避免了使用同一术语涵盖两种迥异生活的尴尬。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二社会变迁中的城市新中产阶级（1）
中产阶级是现代化背景下社会转型的产物。由于现代化是在欧洲和美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起步的，因此中产阶级首先出现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样，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也必然首先是对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研究。由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不同，其中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也就有所不同。但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及其已有的相关理论研究的先入为主的影响，人们往往令人遗憾地忽视了这种不同，甚至有可能简单地把已有的中产阶级模式与理论不加分析地加以推广，这无疑不利于真正了解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的具体特征。
随着东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加剧，东亚中产阶级的兴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得到了相应的重视。韩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上，还是规模、特征上都堪称典型，都提供了一种与米尔斯的经典论述相异的另一种中产阶级模式，而且由于它对后发展国家的借鉴意义，因而更值得我们加以关注。
儒教影响下的传统李朝韩国社会结构分七个阶层：两班、乡班、士班、中人、庶孽、常民、贱人。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第8页。他们组成了地位、等级严明的三个层次：社会经济精英（两班贵族），包括政府官员、军事精英和文人儒士；不属于统治精英的普通人；社会底层。而这些地位大多是由家族、血缘等先赋性因素决定的，难以凭自身努力和成就获得，因而社会流动机会少，结构比较僵硬、固化。而且由于从法律上严禁贵族精英从事商业或者体力劳动，阶层之间有明显的界限。“传统的韩国社会是抑制工商业发展的‘士’‘农’二元体制的封建社会。”李庆臻、金吉龙：《韩国现代化研究》，山东：济南出版社；1995，第4页。这样韩国的传统社会难以自发产生资本主义，重农轻商的观念使得商人、艺人地位低下，社会中间层难以正常发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是与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联的。韩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始于日本殖民时期，在此期间，由于日本殖民者的商业贸易和发展工业的需要，以及与之相伴的对劳动力及其教育的需要，韩国传统封闭、僵硬的社会结构开始被不断打破、消解乃至重构，社会转型的加速使得社会结构不断出现分化与重组，产业工人、小企业主等阶层开始不断壮大。尽管如此，由于这一时期日本殖民政策的歧视与压制，其工业化大多是为殖民目的服务的，很难为本国民族工业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由于多数学校只面向日本人，因而韩国人受教育水平非常有限。中产阶级在此时也难以正常发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韩国南部的小学、中学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学校给予了很大的投资，对高等教育也有了相应的重视。虽然这些投资带来的发展多少遭到了朝鲜战争的破坏，但对教育的发展、对学校课程的改革却得到持续的发展。学校课程的改变、对职业态度的改变以及在社会不同水平上的教育普及为进一步的社会转型做好了准备，但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大转型的加速始于1961年后，而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的。
60～90年代早期的三十多年间，随着韩国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机会的增加，中产阶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中产阶级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并登台亮相得到承认的。朝鲜战争结束时，中产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主要是教员、商人、律师、医生、政府官员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只有少数人——明显的是大地主和企业家——确实富有，而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贫穷的。由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比较繁荣和扩大了人们受教育的机会，这种贫穷的感觉才有所改变，高速城市化增加了农村人口在城市寻找职业的机会，如服务业、销售和小型商业。随着60年代经济起飞，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可以找到适当职业，坚固美观的建筑物代替了窝棚和破旧的店铺，汉城以前的难民窟成为了中产阶级区。统计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中产阶级的比例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60年在全部人口中占20％到1970年占30％，1980年占48％，1987年占65％，作为社会主要部分的中产阶级队伍口益扩大，反映了高速经济发展对收入和职业多样化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