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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共和时代被滥用的民主进程，1930年之后建立中产阶级民粹主义的失败尝试，埃斯塔多·诺沃不受欢迎的独裁者的姿态，以及1945年之后选举中出现的冷漠和喧嚣——这就是所谓“反民主意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代替了此前的种种思潮，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实践里出现的原因。
假如了解到，作为参与国内政治事务的途径之一，竞选政治几乎已经完全失去了中产阶级的信任，那就不难理解，很多人并不会因1964事件而感到不安——尤其是在经济衰落的时期。在萨拉·里安德罗·杜普雷1949年发表的小说《多娜·劳拉》（Dona Lola）里，一个中产阶级主人公反讽说：“民主是伟大的。”高拉特的“民主政策”使底层的贩夫走卒都成了富裕的人，而中产阶级则在这场导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反对剥削者”运动中失去了很多。从这一点而言，认为中产阶级并非天生的权力崇拜者，而是处于左右摇摆的两难境地，这并不奇怪。Ibid；pp244～246
军人威权政治的稳定
1964年以后，军政府谋求保证其统治的第三种手段是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传统上，巴西的独裁主义政府对不同的政治信仰不是相对宽容和实际的，反映在政治文化中，就是意识形态的两极分化还非常罕见。然而，面对激进的大众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不断增长，古拉特以后的政府采用了一切手段来铲除产生“颠覆性”的意识形态的根源——关闭巴西高级研究学院，使大众扫盲计划非政治化，对所有传播媒介进行审查，并积极地寻求提炼一种新的更合适的政治价值，再由官方来强制灌输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心是民族主义，它主张人们应忠于政府、热爱国家、恪尽职守等，总之，人们应该热爱巴西，热爱巴西的一切。世界杯足球赛也被充分利用来达到这一目标，当巴西获得世界冠军时，“全国各地都是旗帜、颂歌、赞美诗、大量的张贴画及传单来赞美巴西的伟大。”显然，不论巴西社会存在多少矛盾，军政府总算在这一时刻把全民族从形式上团结在了一起。 新政权全面取缔了一切民主活动以及一切民主组织，严厉镇压了一切工农活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恢复了“稳定的秩序”。与伊朗国王的不同之处在于，军人并未包办一切，而是将新经济政策的制定权，转入了一批留美归国的专家们手中。这些专家主张实行稳定经济的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率、降低工资、恢复工业利润为主要目标。专家们认为，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是要为本国持续的积累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于是，在政变后的一段时期内，工人实际工资被迫降低，政府开支也大幅度削减，而向工业界和农业部门提供的贷款却大为增加。其宗旨是提供一切企业主可望得到的利润，以此来增加生产和提高生产率。
从效果上看，新政府取得了某些成功：通货膨胀率从1964年的919％开始下降，至1970年以后已降至20％以下。与此同时，巴西经济开始回升，1968～1984年间出现了被称为“巴西经济奇迹”的增长阶段。今天，巴西已开始向很多国家和地区出口工业品，其中包括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果以经济的飞速增长作为成功标志的话，巴西似乎是成功的，但其成功的代价是民主自由的丧失，工人利益受到强制性的损害。由于工人被迫接受低工资，生产增长的收益主要落入了工商界的手中。从1971～1984年，巴西实际工资呈下降状态，1984年工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比1971年下降了50％。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吃惊的数字，也是军政府强制性措施带来的后果，这种新的利益分配模式极大地损害了工农的利益，但它却多少使经济有所增长。而工农大众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下并未奋起进行大规模的反抗，除了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中产阶级对工人的敌视之外，其原因也还在于巴西的整个经济状况似乎在好转，这就使一般民众对未来抱有某种模糊的期望，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巴西军人政变的原因在于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即：随着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就迫使政府按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推行反通货膨胀和平衡国际收支的经济紧缩政策。但是，靠社会中下层支持上台的民众主义政府无力承担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代价；只有军人建立起威权主义政权，才能通过排除社会中下层的政治参与，强行推行经济紧缩政策。同时还因为二战后巴西的民主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民主制极容易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其本身特定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很难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制，相反，它为现代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四困境：巴西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存在（1）
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1960、1970年代的军人统治似乎并没能解决中产阶级的迷惑。1964年之后，一些电影制片人开始在影片中讨论这一问题，并从中产阶级的视角讨论了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这些影片讨论了中产阶级人士对待理想、道德以及梦想的不同方式，并将其视为他们对巴西现代化的困惑及阶级斗争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的回应——即使它们并非确切的答案。一切似乎都表明，中产阶级对巴西的现代性的关键问题仍然存在困惑：如何面对发展理论所预言但从未实现过的安全和稳定？应该以何种态度去看待民主？以及如何面对阶级间的政治斗争？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军人政府给白领和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更广泛的教育机会，控制了通货膨胀，对劳工组织进行管理，并保证了足够的商品消费。但是，部分中产阶级人士仍然可能期望民主的回归：由于他们的子女反对军人统治，甚至其中有的人仅仅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孩子们被捕甚至失踪了。
当经济蹒跚不前时，有些人开始求助于行业协会。在1975～1981年的艰难时期，经济增长由1968～1974年间平均两位数的增长跌至6％以下，通货膨胀变成了经济泡沫，大批的医生、教师、公务员、银行职员、工程师、新闻工作者等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多次走上街头，举行罢工。
即便如此，在中产阶级中也只有少数的相关者曾经参与到类似的活动中。大部分中产阶级更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自己的原有生活，政治问题则被置于私人圈子内讨论。类似的阴郁情绪贯穿了整个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1979年，一篇发表在刊物《圣保罗—福尔巴》上的文章问道：“中产阶级将走向何方？”暗示其前途并不光明。80年代发表在圣保罗报纸上的一系列专栏则成为时局的风向标。权威们纷纷质疑“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存在”，哀叹“中产阶级的艰苦历史”，为中产阶级“迷失于自身的错综复杂”而悲伤不已。
拉丁美洲所谓“失落的十年”之后，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已经成为巴西未来现代化迷局的一个象征。一份时政杂志把中产阶级“放在手术台上进行解剖”，分析这个强调个人奋斗又重视外在表象的社会群体在地位渐趋下降之时，是如何陷入被欺骗的境地的。或许是为了理性解析在富有的职业精英、商界领袖与地位下降或最多停滞不前的其他中产阶级群体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别，这份杂志还评选出了他们定义的“英雄”：那些在逆境中仍然坚持奋斗不懈的中产阶级人士——例如在路边兜售小商品的失业白领。不过，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按照该杂志的说法，这些人似乎都仍然无法在政治体系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在60年代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上述模式，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不断更新，即使在同期条件下，中产阶级这个沿用已久的特定概念被不断质疑时也仍然如此。
代议制民主的回归和贫富分裂的加剧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巴西政治重新回归于代议制民主轨道的模式。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而军人的经济失败又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迫使他们退出政治，把权力还给文人政府。
不过，经历了十几年的民主政治，拉丁美洲国家并没能解决贫困问题。一位巴西经济学家曾经将巴西命名为“belindia”，即“比利印度”，意指比利时和印度两个国家的结合体。他说，在巴西，有钱人像比利时的人口一样多；而穷人，则像印度的人口一样多。吴鑫：《拉丁美洲脆弱的民主》，北京：《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21期，引自网页wwwlifeweekcn/2002…10…30/000162399html。1980年以来的20年，拉丁美洲普遍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人均收入却仅仅增长了7％，而此前的1960～1980年一段时间中，政府对经济有更多的干预，人均收入增长了75％。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贫富两极分化也日趋严重。据统计，全球最富裕国家人均实际收入与最贫穷国家相比，已从1800年的3∶1，1900年的10∶1，上升到2000年的60∶1，而拉丁美洲在这一方面尤其严重。
由于全球化造成了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拉丁美洲的部分知识分子早就开始对其利弊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在这股反思的浪潮影响之下，拉美的反全球化运动诞生了。不过，最初它仅仅作为民间的反对势力存在，而近年来则迅速壮大执掌政权。例如，积极参与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被指责为“极左派”的劳工党领袖劳拉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巴西总统大选。巴西总统大选初选投票中，主张反对全球化的几位总统候选人，共获得了近80％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民族资产阶级。
拉美政坛风向的剧变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纽约时报》的评论忧心忡忡地撰文指出：“持续二十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试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无论从秘鲁到巴拉圭，从巴西到玻利维亚，还是从厄瓜多尔到委内瑞拉，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1990年代末正统的经济改革终告失败……”杨斌：《与“海归派”谈新自由主义的危害——经济学家杨斌访谈录》，引自网页wwwwyzxwyzx/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44。
《迈阿密导报》的拉美专栏作家安德鲁，同华盛顿的右翼智囊团联系颇为密切，2002年7月14日，他以向国务卿鲍威尔献策的形式撰文称：“拉美各国政府正陷入严重的困境中，据最新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拉美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均下降到维持稳定所需的30％以下，包括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还有厄瓜多尔、秘鲁、乌拉圭等等。”他还督促美国政府调整对拉美政策，不要再继续强调“私有化和削减政府开支”，否则“拉美将变成孕育救世主式左翼政权的肥沃土壤”。安德鲁的警告果然变成了现实，仅仅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在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的大选中，新兴的左翼政党相继赢得了重大胜利，从被西方贬低为“极端派”的反全球化民间力量，一转眼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执政的殿堂。
经济危机不仅冲击了劳工阶层，而且还冲击了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后者从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中损失惨重，而前者却很少拥有银行存款和股票。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四困境：巴西中产阶级是否真的存在（2）
经济危机导致市场需求急剧萎缩，拉美地区包括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众多私营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银行瘫痪和股市暴跌更是雪上加霜，难以获得维持经营所需的资金。加入街头抗议的包括大批公务员，他们的工资、医疗、养老保障等，也因银行冻结存款几乎陷于中止。
2002年1月31日～2月5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美国纽约召开，与此同时，反全球化的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召开。150多个国家的劳工组织、农业工人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代表6万多人出席了会议。世界社会论坛反对“由自由市场控制”的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过分做法导致的灾难、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宣言主题是“为了抵制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吴鑫，同前所引网页。
拉丁美洲的愤怒其来有自。作为他们现代化进程的范本，美国人曾经向他们许诺说，如果实行新自由主义，他们就能够得到经济增长和更多的收入。但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他们的平均收入实际上只仅仅与1980年持平，而且，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一些人甚至更穷了，就像他们一直以来所担忧的那样——有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从以前的体面生活中跌入到赤贫阶层。
中产阶级：现实还是幻象？
在时评《发展及其幻象》中，奥克塔维欧·帕茨精确地表述了他所谓的如墨西哥所遭遇的“现代性的困扰”，但这一表述直到1972年才被人们普遍接受。他所感受到的，是拉美人民一直以来经历的、一种植根于“现代性的狂想”之中的冒险传统。这种“现代性的狂想”是欧美地区的舶来品，它从未与巴西人乃至拉美人民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但却很像是生活中真实而具体的碎片的折射。正是这种错觉导致巴西人将实际上并不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作为普世价值，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但最终，他们的“现代性的狂想”却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巴西的现代化学者早已认识到了这一困境。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奥斯瓦尔德·安德雷德试图确认这样一个事实：中产阶级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来自其他国家的理念和模式来面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利用巴西根据欧美经验所产生的“异邦的想象”，他宣称，在现代化的世界里，巴西人民不得不拼凑和塑造“非我之我”，随之而来的是矛盾丛生。他认识到，就像在艺术中一样，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不必强行割裂国外与国内、内部与外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
巴西一部著名的小说《中产阶级》中的主人公托库托说过：“中产阶级将始终存在，因为它必须存在，并且永不消亡。”对于巴西中产阶级来说，“理想终将实现”的信念来自于信仰的必要性，他们依赖它继续生活下去。
在这一点上，巴西中产阶级与欧美地区的同类别无二致。中产阶级的神话一直以来就代表着20世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未来的期盼。从它在巴西出现开始，由于缺少所有制、权力以及系统性组织而被贬抑的巴西中产阶级，一直不曾完全认同和接受它，这种矛盾的情感里既有着深深的期望，同时又充满了怀疑。假如直到现在巴西的中产阶级仍然没有彻底清醒地认识到中产阶级理论在拉美地区和巴西本国所遭遇的困境，那或许是因为，体面的工作、温馨的家庭以及他们一直以来所认同和遵从的伦理规范提供了缓和和化解的途径，依靠它们，中产阶级才得以在沧桑巨变的严酷考验中辗转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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