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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光如电的曾国藩在郁郁不得志中消磨了两个月的光阴，当此良机，哪能放过，于是，十月二十四日上奏 ，请练水师。咸丰皇帝早以长江之上没有水师抗扼太平军为忧，见奏大喜，立即表扬：“所虑俱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靠着这份敏锐，曾国藩发掘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开始在衡阳、湘潭两处造船募勇，规划未来。此前募集六千人支援江忠源的计划，也因时局而改变。十月后，太平军从湖北撤军，转攻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李鸿章当时是他的助手）、安徽巡抚江忠源（刚由江西到任）相继死事。于是，最新的战略演变为：湖北解严，湖南援兵不用北上，留驻省城待命。而长江上游亟待组建一支水陆大军，在加固岳阳、武昌防守的基础上，沿江东下，与驻扎在南京、扬州城外的江南、江北两大营遥相呼应，逐次扫荡江面及沿岸，最终形成对太平军根据地的大包围。计划中，出湖南下长江的水师，其高屋建瓴、改变全局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所以请旨成功、督办水师的曾国藩，一夜之间，反客为主，将资金使用、人事控制等权利握于一手。尤为关键的是获得了绝对优先的经济支持，不但省库有义务供应造船募勇（水师勇丁）的军费；广东解往江南大营、湖北防军的经费也可以截留提取 ；军队的粮食供应则直接提用漕米 ；办起民间捐输来，也更加振振有词 。相形之下，王錱的部队反而成了鸡肋，唯一的任务就是出兵攻剿周边零碎匪徒，再要求添兵加饷，已经不可能了。曾国藩打仗极为讲究主客之辨，每每能反客为主；此次化解人事纷争，落笔极为辽远，得益却在眼前，无疑是反客为主的绝佳案例。
既然重做主人，异日统带水陆出省攻剿，决定权都落在曾国藩一人之手，带谁不带谁，就都凭他一句话了。他如果将王錱列入名单，王錱所部才会有资金、军备方面的支持；他不带王錱出省，王錱就会沦落为一般的团练主管，生活全靠自理了 。一切的关键，在于曾国藩记不记仇。很可惜，咸丰三年，四十三岁的曾国藩，修养还没到这份上。对于王錱中途投靠其私敌的“叛徒”行为，他不能忘怀，而王錱能征善战的本领，他却有意淡忘。
当然，这种泄一己私愤的行为，必将遭受来自官绅各界的质疑，不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悍然不顾舆论，一意孤行，那是莽夫手段，曾国藩所不取也。他对王錱约法十条，其中“必不可改者五条”，王錱可以“自为主张者三条”，曾国藩“自办而不以书告者三条”。我们来逐条审议这十条的内容：
“必从鄙意而不可改者五”：
一、汰选勇丁，合格者训练两月以上，方可出征。——粗看问题不大，其实为以下裁减王部，由三千变为两千，埋下了伏笔。
二、王錱三千人应该划分成数营，每营由营官一人、帮办四五人统带，“不必由足下一手经理”。——这条最要命。按照曾国藩刚刚定下的湘军营制，每营定员五百，设营官一名。各营官互不统摄，全都直接听命于曾国藩。曾和各营官之间并不设立统带数营之“分统”职位，行政架构完全扁平化。若依此办理，王錱所部则当分为六营，他不过统领一营而已。从方面大帅降格为偏裨小将，势所必争；昔日帐下属员，居然并肩同事，情何以堪？
三、军备方面，“如有一械未精，不可轻出”。——军械及费用，曾国藩不会按照王錱现有三千人的规模配拨，而只按照二千人的限额制订预算（见“自为主张者”第二条），超出部分，经费自筹。筹集不及，必然出现“一械未精”的情况，那么就“不可轻出”了。
四、需雇用船只，作为随军的后勤中心。——关键还是在于经费预算。人多，要雇的船也多，超出部分，又得自筹。
五、日常消费，“以船为市”。——此条的意思在于推行集团采购制度，降低行军成本，控制现金流动。食品和日用品都先期由粮台采办，储备在随军仓船。兵勇入营，须用饷银兑换“吾船之钱”，然后购买“吾船之货”（颇类似于某些企业之内部银行、内部商店）。如此，则“银钱总不外散，而兵勇无米盐断缺之患，无数倍昂贵之患”。这是“必不可改者”中唯一不针对王錱的一条。
“不必从仆，听足下自为屈伸主张者三”：
一、出征陆军规模限定为十营 ，王錱所部应该缩减为四营。“如足下能设法劝捐，多留一营亦可”。——这条其实是变相的“必不可改者”。劈空落笔，已经汰减了至少五百人，毫无商量馀地。至于大军齐出，五百人自筹薪水，区别于其他四千五百人，岂不是明显的“歧视”？
二、训练兵勇，在衡阳或在长沙，可以自定。
三、每营、每队（一般十人为一队）需要操演阵法。
“自为密办而不遽以书奉告者二”：
一、“有人愿带五百人随同远征，已许之矣”；——故作神秘，无非候补有人，不受要挟之意。
二、询问是否能自办雇船、雇水手事宜 。
综观以上十条，纯乎强硬压制，其中裁额、降职两条，尤为蛮横。裁额与否，自当在全军进行校阅、考评以后，酌情处理，但以数额限制，岂能服人？王錱统带三千人，自定军制在前，曾国藩归并各营、制订营制在后，明里是统一制度，实则无端降职，血性男儿如王璞山者，岂能就范？此后曾国藩修改营制，增设统带数营之“分统” ，已经证明互不统摄、完全扁平化的管理架构有其不切实际之处；王錱的一人可统数营的营制则一直应用于“老湘营” 和“楚军” ，在湖南、江西、浙江和西北等地的战事中发挥效用。王錱之不接受此种规范，不能简单说成意气之争，而有理论之辨的意义。
骆秉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等人从中调解 ，二人都不愿意委曲求全 ，终成决裂之局。勉强折衷的结果：骆秉章全额保留王錱的军队，专司防省之用。曾国藩另行委派林源恩、邹吉琦等人募勇，补足十营之数。罗泽南因此退出东征大军，驻留衡阳剿匪 。
创立湘军的三个湘乡人，合作不到一年，就此分手。
一、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猪子出得湖
“出得湖”是湖南土话。湖，指洞庭湖。湖南是个内陆省份，向外四个方向，只有北面的洞庭湖交通最为便利。过了洞庭湖，进入长江：顺流而下，是秀丽的江南；逆流而上，是富庶的四川。渡江而北，无数读书人、野心家就此踏上功名之路，去实现那些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光荣与梦想。这些可能性，只有渡过洞庭，才会呈现。所以，说某人出得湖，就意味着他已经有所蓄积，可以大展身手、拳打脚踢一番了。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兵勇及长夫等共计一万七千人北上，这次的路线是度过洞庭湖，进入长江，直奔太平天国的
首都——金陵。他能“出得湖”么？
起兵前夜，曾国藩写了一篇《讨粤匪檄》，沿路贴发，大造声势。檄文墨迹未干，“粤匪”的西征军已于正月间攻克汉口、汉阳，分兵南下，破岳阳，扫荡湘阴、宁乡，夺据乔口、靖港，挡住了曾国藩出湖的必经之路。入侵的太平军，就像一个考官，专程前来测验曾国藩的“出湖指数”，以及刚刚组建的湘军水师。
靖港距长沙不到三十公里，在湘江西岸，尽得水陆进兵之便：西则益阳、宁乡，北则湘阴，南则长沙、湘潭，俱可瞬息而至。但是此时太平军的“水师”，都是用抢来的民船草草改造而成，兵勇未经训练，亦无战术可言，实在比不上湘军的水师 。所以，三月二十六日，湘军水师驶赴靖港，“上下往复，周而复始” ，打了第一个小胜仗。太平军败退，随即分兵从陆路绕道宁乡，转攻湘潭，为上下夹攻长沙之计。曾国藩召集诸人定计：塔齐布率陆军八营，褚汝航、彭玉麟率水师五营，南下追剿。曾国藩亲统剩馀水师五营及亲兵二营，第二日跟进 。褚、彭水师出发后，长沙城中人心惶惶，生怕曾国藩明日跟去，城防空虚，靖港之敌即来进攻。于是，四月一日夜，有人向曾国藩建议：靖港太平军人数不多，不如明天先把他们赶走，再去湘潭。并承诺派遣长沙团练随军助剿。曾国藩也怕湘潭久攻不下，靖港之敌危及省城，所以临时变计，明日改攻靖港。当时靖港太平军只有几百人，曾国藩手下水陆兵勇合计有三千多人，实力对比明显占优。唯一不足，就是没有人临阵指挥；曾国藩仗着船坚兵众，认为几百匪类不值一剿，师船一至，必定望风而溃。所以，他决定实战指挥，享受一次书生杀敌的快感。很不幸，他的处女作以完败收场，以少胜多的快感奉献给了太平军。
四月二日清晨，率队出发。中午，船队逼近“贼屯”。立脚未稳，布置未定，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南风，吹得战船顺流急下，直奔敌营而去。敌军岸炮齐发。风猛水急，战船失控，不能后退，多被击中。趁着慌乱，敌军划出二百多艘小舢板，绕战船四周，火烧枪击。水勇纷纷弃船逃跑，或将战船凿沉，“恐以资贼”，有幸逃回的残部退守到对岸铜官渚。见水师不利，曾国藩亲率陆军往攻，以团练为前锋。刚过浮桥，敌军出队截击。团练勉强可以守碉堡、护城墙，执抢互射、挥刀对砍，实非所长，于是，见敌即“反奔”。兵败如山倒；看见团练“反奔”，湘军士兵也扯起脚就跑，争抢浮桥。浮桥用门板、床板搭建，勇丁一拥而上，浮桥立即踏坏，淹毙踩死一百多。曾国藩短衣仗剑，在岸边竖起令旗，大喝：“过旗者斩”。估计噪音太大，众勇听不真切，“皆绕从旗旁过”。曾国藩羞愤难当，仰天长叹，“愤而投水者两次”，都被亲兵章寿麟救起。事不过三，湘江不能再跳，只好收拾残众，回泊南湖港。
回船以后，曾国藩“其志仍在必死” ，乃召集幕友李元度、陈士杰，吩咐后事：代作遗摺，与《讨粤匪檄》一起“进呈御览” ；“赶紧送灵柩回家”，所得丧仪，除棺材成本、运费外，全部移交粮台 。交待完毕，就要自裁（伯牛案：死法如何，文献不足征，未能确定）。李、陈拼命阻止，拉拉扯扯，僵持许久。恰在此时，收到克服湘潭的捷报，向死之志才稍微摇动。左宗棠“缒城出视之”，到船上一看，曾国藩还穿着湿衣湿裤，“污泥满身”，“气息奄然”，不禁哈哈大笑，赞道：“好像猪子” 。突兀之下，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试着阐释一下。往雅里入手，则怀疑他谐音“朱子”。不过在下固陋，实在想不起朱文公什么时候出现在相似的场景中。不能入雅，只好入俗。大概“猪子”是比较文雅的说法，记述者已经失真。根据湖南人的口语习惯，左宗棠当天说的应该是：“好像个猪崽子”。乡俗：单说“猪”字，纯属骂人，而在较为熟悉的人之间，称呼为“猪崽子”，则往往糅合怪责、怜悯两重意思。曾国藩私自变计，自取其辱，应该责怪；但是全局未坏，斯人憔悴，实属可怜。再加上一身尽湿，泥渍斑斑，形状上也有几分神似，所以左宗棠脱口而出“猪崽子”，试图藉此缓和气氛，让灰心丧气的曾国藩能够“破涕成笑”，重振精神。
随后的几天，曾国藩移驾南门外妙高峰寺，杜门思过。作为统帅，此役收复湘潭，敌军北逃，“毙贼近万”（主要指宁乡和湘潭两个战场），“所获旗帜器械无算”，解散被挟持的百姓“约以万计” ，无疑是大功一件。但是，作为实际参战人员，指挥失当，号令不行，战船损失三分之一，士兵伤亡逃跑大半，实在又是大罪一条。于是，在和提督、巡抚会衔合奏以外，独上一摺，“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并请另派大臣总统此军 。而长沙城内传来消息，藩司、臬司等人向骆秉章建议“罢遣曾军”，“语倨妄甚”，骆表态：“且待之” 。所“待”者，无非是奏折递上后皇帝的批谕；如果中央有意追究，则无妨落井下石；如果“天恩浩荡”，不予穷责，也不妨作个顺水人情。省城官吏可以两待，曾国藩却是度日如年，一天不下旨，就一天不安生。从四月十二日拜发奏摺到五月八日接奉谕旨，二十多天里，曾国藩思想斗争极为激烈，甚至拟了一封遗摺 ，再起自杀之念 。全赖李元度“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 ，左宗棠也每日过来“絮聒”慰解，他才挺过这个初夏，没干傻事。
五月八日，旨下。立功人员俱受嘉奖；曾国藩“即行革职”，“带罪自效”；鲍起豹身为最高军事指挥官，仅仅列衔会奏，竟不参战，“着即革职”；塔齐布署理湖南提督。这条谕旨赏功罚过，是非不紊。湘潭战役获胜，参战人员获得保举等奖励，是赏功。曾国藩轻出浪战，损兵折将，革职而不剥夺领导权，是罚过。地方军务负责人鲍起豹在这次省城保卫战中竟未派兵出战，也不参与指挥，尸位素餐，“着即革职”，就是是非不紊了。皇帝并不知道此前长沙城中发生的提督和钦差之间的风波，仅仅根据提督会衔而未参战的蛛丝马迹，就作出临阵换将的决策，无意中替曾国藩出了一口恶气。而在城中官吏看来，此次突如其来的人事任免，无疑是曾国藩在北京进行“活动”的结果，所以大为“惭沮”，觉得曾大人朝中后台硬不可言，以后少惹为妙。
其实，曾国藩此次并未进行任何“非组织活动”。本年军机处以奕訢、祁寯藻领班。奕訢和曾并无私交。曾国藩于祁寯藻虽有问学从游之举，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祁不仅不是曾的奥援，甚至还有意压制他 。所以，处理得当，大部分功劳要归于皇帝本人 。咸丰死前一两年名声不好，但是执政前期、中期的表现都算得上中规中矩，勤政忧国。只是点儿太背，一上台就得面对五十年积渐而成的“制度性衰退”以及太平天国起义、英法入侵激化而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得不在忧愤交加中消磨掉十年的执政岁月，一无所称 。如果非要说曾国藩在朝廷中傍到粗腿的话，最粗的那条腿倒不是别人，而是这位一直郁闷的当朝天子。
不过，七月在岳阳城陵矶，湘军水师又犯了和靖港之役相同的错误：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贸然进攻。于是，同样一阵南风，断送了水师中排名头甲的三位大将，和几十艘征痕初染的战船。值得欣慰的是，两次失败终于换来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发现了水师行军必须遵守的规律：逆风逆流，最利水师攻战；其次则顺流逆风；最忌顺风顺水。道理一经点透，十分简单。顺风顺水，战船前进固然疾驰如飞，但是有进无退，路线单一，稍有挫失，就陷入敌军重围，船炮发挥不出威力，兵力更形单弱，必致溃败。逆流逆风，则前进稍慢，但是方向、节奏、阵形的主动权都操之在我，船炮的威力也可以充分发挥。要退军的话，则变为顺风顺水，以专业战船的素质，肯定能跑过太平军的改装商船。如此，则胜算大增，风险大减。掌握了这条规则，随之应用于岳阳、武昌、长江的几个战役，就都获得大胜。投入产出相较，成本控制还算合理。
岳阳失利二个月后，收复武昌、汉阳，击毙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十月，大捷于田家镇，杀敌万人，破坏、缴获船只四千多艘 。十一月，一直杀到九江城下。
二、祺祥故事文宗继位异闻
皇帝家中，立太子始终是件大事，每到阿玛驾崩、阿哥即位之时，更是人心惶惶，机险百出。雍正的继位诏书，“传位于四皇子”和“传位十四皇子”的笔墨官司，早就脍炙人口，算是清朝最为著名的接班故事。咸丰皇帝继承大宝，也有一些“异闻”，而异闻的主人公则都是恭王奕訢。
咸丰帝奕裕堑拦獾谒淖樱仍D排行老六。道光二十六年，道光皇帝遵守立储家法，立
奕裕樱拿中丛诨歧鄙希懿仄鹄础６仍D天姿颖异，越来越招人疼爱，道光就有些后悔不该立了奕裕鎏樱凹肝岬照呤薄＝朗保雒啻⒏缃Ｇ『棉仍｝到寝门请安，“闻命惶恐”，赶忙跑到床前察看动静。道光见奕訢没来，奕裕戳耍痪跏⑽⑻酒浣ト牖杳裕匀徊欢洗倭⒏缃４仍D赶到，他却已经咽了气，想说什么，谁也听不着了。这个“异闻”颇类似“戏说”，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