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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人生哲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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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倡导、阐述和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宗旨付诸实施的要求。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30'这就是对我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作风的概括。    
    毛泽东常常把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与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鱼没有水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是密切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这是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严重问题。党离不开人民群众。党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监督,就会失去力量的源泉,就会腐败变质而失去生命力。共产党员一旦脱离群众,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因此,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共产党人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着心,才能克服千难万险,立于不败之地。    
    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所包括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关心群众疾苦。随时随地为群众谋利益,关心群众疾苦,这是贯彻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加强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条件。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时,其中就讲到“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上的幸福”。'31'革命就是为了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改善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自由、幸福。广大人民群众,也只有从切身利益切身经验中,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革命是自己的事业,才能积极地参加到革命的斗争中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毛泽东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32'毛泽东强调,在革命根据地,不仅土地问题、劳动问题,要关心、要解决,柴米油盐问题、房子问题、穿衣问题、婚姻问题、饮水问题、修桥补路问题,都要真心实地意帮助解决,“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33'毛泽东在陕北期间,非常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十分关心群众疾苦。1942年8月,一天下大雨,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被劈断了,出席会议的延川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死毛泽东?”这话传到毛泽东耳里,他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泽东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到16万担,减轻了群众的负担。同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重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建国后,毛泽东肩负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重任,为新生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对治理我国的大江大河一直非常重视,而且对黄河、长江亲自作过考察和认真的全面调查研究,曾设想把长江的水引入黄河,解决西北、华北的缺水问题;提出引黄河之水入山西到北京,还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变水害为水利,以利于解决人民群众用水、灌溉、舟楫、发电。1950年7、8月间,安徽、河南发大水,百年不遇,淹得很厉害。当地农民躲避不及,爬到屋顶上、树上,有的掉下来淹死,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了这段报告非常难过,他哭了。从7月20日至8月31日一个多月内,毛泽东连写了三个批示给周恩来总理,下决心“一定要把淮河治好”。那时刚刚建国不久,国家还很穷,但为了解决人民的苦难,为了发展社会经济,他下决心根治淮河。    
    


第二部分:人生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7)

    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他非常重视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1955年12月,他发出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1956年2月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制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部署。195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    
    解放前,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蔓延,涉及12省的350多个县,患病人数1000多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一亿以上。江西余江县是一个重灾疫区,那里有一座天然红石山叫狮子岩(旧名洪红岩),座落在白塔河中游,阻碍河水流向余江。明朝嘉靖年间,“知县肖时中及倡首监生夏继贤,凿洪岩岭通河水,开圳数十余条”,是为官圳。由于官圳岁久淤塞,圳窄水臭,杂草丛生,适宜钉螺繁衍,从而形成血吸虫病泛滥的疫区。解放前,血吸虫感染到哪里,人就死在哪里。暂时侥幸活着的,也一个个被折磨得肚如鼓,骨如柴,男不生,女不孕。仅解放前30年,余江全县死于此病的达25000人,毁村42个,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死坟堆”、“寡妇村”。对于狮子岩一带“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群众疾苦,毛泽东忧心如焚,极为关注。1951年3月,他派血防人员到余江县调查,首次确认为血吸虫流行的县。1953年4月,他又派医生驻余江县马岗乡进行防治血吸虫病的重点实验研究。1956年,他指示中央血防9人小组和国务院卫生部两次派专家考察组到余江县考察血防工作。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余江人民掀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辞辛苦,排除万难,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经过1955年到1958年短短4年的努力,取得了消灭血吸虫病的胜利。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经过》和《反复斗争,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毛泽东读了这篇激动人心的报道,极为兴奋,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浮想连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七律二首。'34'    
    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诗中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形象地描写了疫区人民长期遭受深重灾难的悲惨情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热情地歌颂了中华大地和人民改天换地战胜瘟神的新面貌。


第二部分:人生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8)

    毛泽东和群众血肉相关,心心相连。他是党和国家的领袖,但又视自己为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与其他人员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之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向平等对待,对他们的政治、工作、学习、生活极为关心。为了帮助他身边的卫士和警卫人员学习文化,他用自己的稿费在中南海办了一所业余学校,学习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物理等6门课,他还替每个战士买了书包、课本、作业本等一切学习用品,购买各种体育锻炼的器械。他亲自出面请老师,还亲自讲过课,帮助卫士批改作业。毛泽东不仅热情、耐心帮助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学习,而且还关心他们的婚嫁问题,家庭生活上的困难。    
    其次,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心连心。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来自人民群众,不是为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必须与人民群众共甘苦,一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1931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时,他和贺子珍住在群众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常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毛泽东从天时地利、风土人情到年成好坏,他都想听,而且听得津津有味。他还详细了解这里进行土改的情况,群众对分田政策的意见。每到星期天,毛泽东尽管工作很忙,仍然尽量抽时间参加“礼拜天”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参加干。毛泽东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说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打成一片,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在漫漫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尊重老同志,关心女同志,关心群众的疾苦,同人民群众心连心。1934年冬,红军到了贵州边远山区剑河县附近一个苗族村寨时,看到一位60多岁的苗族老妈妈,身着单衣,怀中搂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小男孩,倒在路旁,瑟瑟发抖,已经气息奄奄。许多红军战士围在她身旁问长问短。这时,毛泽东来到这位老妈妈身边。身旁的战士告诉他,这老妈妈一年劳动收的粮食全被地主逼租要债逼走,儿子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当兵,全家人没法活了,就和儿媳四处讨饭,冻饿交加,跌倒在这里……。当时,红军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但毛泽东立即拿出自己的干粮给老妈妈和小孩吃,然后从身上脱下毛线衣,亲手披在老妈妈身上,战士也拿出两袋大米和一床垫单,一起送给了老妈妈。老妈妈吃了一点干粮,勉强坐了起来,伸出冻僵了的双手合在胸前,打着苗语,并拉着小孙子磕头。毛泽东很快拉住小孩,心情沉重地弯下腰去,捧起小孩面黄肌瘦的小脸,端详了一会,又蹲下去亲切地对老妈妈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说着,亲手将老妈妈搀起来,又用老妈妈的竹棍将粮袋插好,好叫老妈妈和她的孙子抬着走。毛泽东看着老妈妈和孙子抬着米朝家慢慢走去时,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对周围的指战员说:“我们从这位老妈妈身上看到的,决不是她一家的遭遇,而是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缩影。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陷入了饥寒交迫的地步!祖国和人民这样,那么我们的任务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水深火热之中,把我们的祖国和人民解救出来,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    
    毛泽东最坚信人民的力量。他说过:“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35'历史早已证明这一真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在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心连心,密切联系群众,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克服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全国解放后,各方面条件比过去战争年代要好多了。但是毛泽东进城后仍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睡木板床,用的毛巾被和内衣补了又补,饮食一直是粗茶淡饭,粗粮为主,里面常常要掺上小米或黑豆或山芋头,用竹木筷子而不用贵重的象牙筷子。他的一件睡衣穿了十多年,一共打了73个补丁,他的皮鞋和拖鞋补了又补,一直补到不能再补。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郭沫若送给毛泽东一快瑞士手表。从那时起,一直戴到去世。在三年困难的日子里,有时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一种野菜)或炒菠菜,与人民共同渡过困难。在国家最困难的岁月里,毛泽东整整7个月没有吃过一口猪肉。在他的影响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也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坚持不吃猪肉。毛泽东为国家、为人民终身工作不息,却从不追求什么个人的享乐。他尤其厌烦宴会,说不能总是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叫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36'毛泽东喜欢吃红烧猪肉,说是“补补脑子”。打沙家店,他“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三天两夜不出屋,不上床。这一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叫身边的侍卫人员想办法搞碗红烧肉吃。毛泽东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吃饭也没有个钟点,有时连续工作几天几夜,只是吃碗麦片粥,或煮点挂面,或烧几个芋头,有时为了补脑子好工作,要吃顿红烧肉,进城后他仍是保持这个习惯。保健医生多次劝他多吃点富于营养的高级食品,每次都被他拒绝了。毛泽东脑子里想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怎么享受。他一生都很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风亮节,对时代,对人民,对后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第二部分:人生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9)

    再次,体察群言,了解人民大众的要求、呼声和情感。毛泽东从年轻的时代起,就喜欢明代杨淑山诗的“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这两名句,还说头一句难就难“迂事”这两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说第二句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要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汲取智慧的力量。他还说过:“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37'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察群言”,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紧密联系群众。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就走出书斋,游学考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活动。在建党初期,他深入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调查工人状况,开展工人运动,特别是致力于开展和总结中国农民的革命运动。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临到紧急的时刻,他从1927年1月4日开始下乡,到2月5日,共32天,行程1400多华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广泛接触了群众,研究了群众的呼声,群众的创造,群众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当时农民运动伟大实践经验,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创造,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党内的右倾错误,驳斥了诬蔑和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提出了正确对待农民运动的意见和发动农民斗争的方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接触群众,同工人、农民、教师、妇女等各界群众进行交谈,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城镇、商业、手工业的情况。1930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了实际依据。毛泽东在1964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回顾说:土地改革纲领(1933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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