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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不计恩怨的政治家，非乐毅莫属。
乐毅的军事、政治才能与管仲相伯仲（素有管乐之称），绝不在伍子胥、范雎等人之下。
然而乐毅的道德人品却远在伍子胥、范雎等人之上，不可同日而语。乐毅命运不佳，投靠了最弱的诸侯国———燕国。
燕国与齐国有隙，燕昭王时刻不忘复仇。乐毅身为人臣，不得不尽忠。他说服昭王取消了直接攻打齐国的计划，采取联合邻国共同抗齐的策略。赵惠文王把赵国的军权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赵、楚、韩、魏、燕五国军队，在济水大败齐军，攻下齐国城邑七十多座，创造了诸侯国联合作战的记录。苏州盘门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形势突变。燕惠王不喜欢乐毅，加之齐国实施反间计，布下谣言说乐毅要在齐国称王，燕惠王起疑，召乐毅回国。乐毅自知回国凶多吉少，就投奔了赵
国。赵国把观津封给了乐毅，封号望诸君。在齐国与燕国的战斗中，齐国占尽了上风，收复了一些齐城。燕惠王受到极大威慑，派人出使赵国，安抚乐毅，目的在于防止乐毅率赵军攻打燕国。就在此时，乐毅给燕惠王回复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函：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有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蓄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史记·乐毅列传第二十》这封书信掷地有声，乐毅纤尘不染、光明磊落的风采跃然纸上，虚己服善，情真意切，悲咽凄怆，叹观止矣，实乃甘露洒心、津逮后人之作，千百年来人们为之赞叹与折服。
乐毅的书信绝非随言短长、应变而为的套话。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封书信让后人久久箧而藏之、不忍遂弃的事情并不多见。这说明乐毅的高风亮节足以朗照日月。
不幸的是，乐毅的宽容大度没有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但这丝毫无损乐毅仰天视地的高尚人格。
第七部分第六十九章 赵国之亡
非秦亡而自亡也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六国灭亡兮，谁晓其因？不妨考察一下赵国之覆灭。
俗曰：大木为，细木为桷。人才即国家之栋梁，如若作桷用、桷混淆，房屋岂能不坍塌？凶邪当道，良疏远，离亡国之日不远矣。
赵国之覆灭，暴秦入侵只是原因之一，互相消耗、内讧自亡则是其更重要的原因。公元前259年，赵国与秦国在长平对阵。赵国廉颇坚壁不战，秦军难以得手。这时秦国使用了反间计，造谣说：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箭镟赵王居然中计，不听蔺相如劝阻与赵括母亲的坚决反对，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替代了经验丰富的廉颇，结果40万赵国士兵被白起坑杀，惨不忍睹。后人谈及，无不唏嘘。
赵悼襄王即位之后，派乐乘接替廉颇，引发了廉颇与乐乘之间的大战。乐乘被廉颇打败，廉颇自己也逃至魏国的大梁。魏国并未重用廉颇，此时正值战事吃紧，赵王派人打探廉颇的情况，看能否任用。来人观察了廉颇的起居生活，报告赵王“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二十一十一》）。就因为探子的“顷之三遗矢”这样一句不实之词，赵王就弃用了廉颇。
李牧是赵国良将，长期驻守雁门，抵御匈奴。公元前244年，赵王派李牧为将，大败秦国桓齿奇于宜安。由于战功卓著，李牧被封为武安君。公元前229年，秦国王翦入侵赵国，赵王派李牧、司马尚御秦。秦国再次使用反间计，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让他造谣说李牧、司马尚图谋不轨。赵王听到风声，信以为真，立即派赵葱接替了李牧职务。李牧不接受命令，赵王派人暗杀了李牧，撤了司马尚的官职。仅三个月，王翦就长驱直入，杀死了赵葱，俘虏了赵王，消灭了赵国。
物必自腐，而后生虫。赵国不腐，生不出郭开那样的宵小之徒，视国家利益为儿戏，为贪黄白之物而颠覆国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秦国两次施用的反间计，如出一辙，都不过是雕虫小技，白痴也识得破，然而两次皆骗过了赵王。正是这两次反间计，把赵国带进了毁灭的深渊：其中一次让赵国损兵40万，另一次则彻底亡国。
在中国历史上，赵国之亡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历代王朝的覆灭，几乎都是赵国亡国的翻版。不一定都被施以反间计，但都是先自腐而后生虫，然后由宵小来瓦解江山社稷。统治者没有不了解这个规律的，但又没有谁能真正重视这一规律，防患于未然，彻底走出怪圈。
走出怪圈的惟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把腐败消灭于未萌之中，从而获得长治久安。赵国以及五国之亡，引发我们无穷无尽的联想与感慨。
赵之亡，非秦亡而自亡也；中国之大一统皇权专制，非历史趋势，国民性使然不得已耳。
第七部分第七十章 隐士鲁仲连
中国之隐士，历来分为两类：道家隐士与儒家隐士。儒家游方之内，而道家游方之外。
道家认为“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故道家隐士主张近乎绝对的无为，不再入世，“隐”的目的是为了得道；儒家隐士或边隐边入世（“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府”）或先入世后隐，“隐”的目的是为了避祸。鲁仲连属于儒家隐士。
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使者三，终不肯受”，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我心常与鲁仲连有戚戚焉。“不忍”二字十分形象，利益对任何人都是一个诱惑，然而欲取而不忍也。所为者何？士与商贾冰炭不相容也，二者分开，各有用途，二者合一，不伦不类。再说，香饵之下必有死鱼，权力与金钱最终会成为殉葬品。然而人生在世十分不易，总要表演一番，所以鲁仲连穷天地，亘万事，要搞清楚
“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更要弄明白社会的“兴亡继及，盛衰臧否”。发了光，尽了力，尽了事功而后再隐。后世的张良等大隐都是在效仿鲁仲连。鲁仲连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服魏国的新垣衍，不要劝赵国同意秦昭王称帝。听了鲁仲连的雄辩，新垣衍心悦诚服，说：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后来鲁仲连又通过一封书信，逼迫燕将弃城自杀。齐王欲封鲁仲连爵位，鲁仲连连摇头：
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说完这句话，鲁仲连就“逃逸于海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孔子所言：“道不行，乘桴桴于海。”实际上，“轻世肆志”就是鲁仲连的人生座右铭。一般人会认为，鲁仲连因此而获得了大自由、大自在、大解脱。我却不以为然。我想“海上”的生活根本谈不上“自由自在”。政治的大风大浪变成自然的大风大浪，也好不到哪里去。鲁仲连之出走并不是发自心底的选择，而是被逼无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鲁仲连从一开始就躲避政治，不问时事，或经商或务农，以其超人的智慧，总不至于落人之后。那样的话，就不用“逃逸于海上”了。
战国人首纹青铜剑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儒家隐士无奈的选择。最终“归于山林”也好，“逃逸于海上”也好，都是这一选择的代价。为苍生做些事情，给历史留下一笔，这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完全彻底的隐，倒是不需要什么代价，可是生命的价值就丧失殆尽了。
第八部分第七十一章 伟大的孤独者屈原
屈原列传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蟠蜿淋漓，针缕细密，于喷薄处见雄肆，鸣咽处见深恳，笔歌墨舞，纯乎化境。作者的情感完全融化到了字里行间。屈原从被贬谪到沉石自杀，都是冤枉的。司马迁开门见山，道出了屈原“倒霉”的缘由：上官大夫官职与屈原等同，心有不甘，想独享君宠，加之本来就嫉贤妒能，于是无端地在楚怀王面前造谣生事，恶人先告状，说屈原对楚怀王大不敬。楚怀王居然深信不疑。屈原的倒霉就不可避免了。“先下手为强”，用在此场合是再合适不过了。
谚语云：祸患常积于忽微。然而屈原并无“忽微”的过错，完全是小人构陷。即使屈原没有接受制定法令的任务，上官大夫也不愁找不到借口。人情恶薄，世路艰险。与小人为伍，祸端必生，有早晚而已。屈原像血性正直之人必遭遇小人，犹如鲜花必招引蜂蝶。屈原是血性诗人、正直文人，这本身也注定了悲剧性结局。正如法国作家沃夫拿格所说：“文人在世受讥讽，死后受赞扬。”屈原注定是活给后人的，他的才华也注定是为了恩泽后人的。兹不论屈原的诗祖地位。作为孤独者的先驱，屈原的人格、人品也会永昭日月，万古不
堕。屈原被驱逐流放，行吟泽畔，举目无亲，只能以文墨自慰。他放荡无忌，道世人所喋言：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与释迦牟尼出生后说的第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庶几近之。当他闻听到国土沦丧的消息，再也无法忍受了，决定以死抗争。这一段是精彩中的精彩。渔夫劝他“随波逐流”：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屈原回答：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屈原就这样投江了，留下了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一人之死而成千古习俗，上下五千年，独屈原一人。我们说到诗歌，说到民俗，说到人品，说到媚雅，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屈原。
上官大夫“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上官大夫像一条小虫，蜷缩在历史舞台的一隅，而屈原则是历史舞台上熠熠生辉的主角。屈原之诗，奥舒宏深，气机鼓荡，沉郁苍凉，随事赋形，文章声气，一时无两，开创了“遗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楚辞，作为诗歌之源泉，永飨后人。“其影响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之人，行歌笑傲，愤世嫉俗，高洁磊落，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吹不动，死生契阔，遗音绝响，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真丈夫也！
第八部分第七十二章 吕不韦
吕不韦作为燕国商贾，玩够了贱买贵卖那一套，把买卖做到政治领域里来，竟然大获成功。他玩政治于股掌之间，左右逢源，如珠走盘。他先是投资一千斤金，其中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子楚的日常开销；另外五百金，自己带上，去秦国游说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劝立子楚为太子，居然劝说成功，安国君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者。这一切都是用商贾生意之法完成的。
最不可思议的是，吕不韦把一个已经怀孕的女人送给了子楚，生出了后来残暴无比的赢政。吕不韦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奇货可居”。吕不韦一手遮天，以商贾的手法，翻云覆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格局。
如此荒唐、愚蠢与腐败的秦国，居然以其外强中干，灭掉六国，开创了华夏皇权大一统，真是绝妙之讽刺。
吕不韦经常与赢政的母亲偷情，后来怕事发致祸，又让醪取代自己，为此演出了一场醪假受宫刑的闹剧。赢政得知此事之后，不仅灭了了醪三族，还杀死了他与太后生的两个孩子。赢政执政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俨然摄政王，左右赢政相当长一段时间。
吕不韦最终失宠于秦始皇，饮鸩酒而亡。
……这多像戏剧家编写的戏剧！战国末期的政治之腐败、虚伪与荒唐，通过吕不韦所作所为，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恐怕后来“狸猫换太子”之类宫廷闹剧，灵感无不来自于吕不韦“奇货可居”的闹剧。吕不韦像这样一个跳梁小丑，居然有所谓的权威，将其称为“中国有数的大政治家”，果真如此，“政治”也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了。实际上，吕不韦所作与“政治”是乖离不合的。政治———无论是封建政治还是皇权政治———都有其规则，都有章可循。吕不韦有机可乘，说明政治缺乏规则与章法，一潭浑水，什么人都可浑水摸鱼。缺乏规则，首先表现在血统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本没有安全保障。
子嗣继承，本头等大事，却被视为儿戏，蒙在鼓里而不知。君王被商贾支配着，愚弄着，侮辱着。而这个君王恰恰又是当时最强大、最残暴、最不可一世的君王。
《史记》的态度是鲜明的：嘲笑与贬损吕不韦，无情地揭露这荒唐的一幕，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首先，司马迁把吕不韦为赢政生父这一极为特殊的事件当作信史来写，不容置喙与怀疑，充分表现出司马迁对腐败秦王朝的嗤之以鼻。为了鞭挞这个腐败的王朝，对这一史实采取了“信其有”的态度。
其次，对赢政生母，只提其人，未道其名，充满鄙视与不屑。“吕不韦命令醪将其阴茎穿在桐木车轮上”一段描写，显然极富夸张意味，完全是为了突出赢政生母的荒淫无耻。
最后，司马迁借用孔子之言鞭挞吕不韦。在论赞中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孔子的原话是：夫闻者也，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
第八部分第七十三章 荆轲刺秦王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描写了五位刺客的事迹，重点刻划了荆轲的侠义形象，《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刺客杀王的事情，在春秋战国时期屡有发生。专诸刺杀王僚就是其中有名的一件。但从影响力看，还是荆轲刺秦王的影响最大。荆轲刺秦王并非是荆轲一人之事，除总谋划太子丹外，至少还有四个人直接参与了这一历史事件：田光、樊於其、秦舞阳、高渐离。除了秦舞阳一笔带过，其余几个人物都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关于田光的事迹：
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也，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关于樊於期：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樊於期偏袒扼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刭。太秦代士兵使用的铜戈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