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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司马迁是把以上所涉及的领域全部当作“大一统中国”来理解的。在司马迁头脑里并没有中原与夷蛮之分，换言之，并没有蔑视或轻视落后地区的意识，一律平等对待。这正好与绝大多数帝王对待国土的态度不谋而合。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的治绩并不突出，而缺点昭彰：相信长生不老，沉湎于黄老之术，打击忠良……不一而足。然而汉武帝却是一代名君，主要在于他崇尚武力征伐，扩张国土的野心强烈，所以为历代帝王所推崇。加之汉武帝的运气也不错，他的时代各方面人才辈出，令人目不暇接。
卫青像汉武帝是主张讨伐匈奴的。虽然也有谈判，但始终是以战争为主。匈奴居无定所，四处游牧，机动性极强，虽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也难得占匈奴便宜。将汉武帝扩充版图、攻打匈奴说成是“雄才大略”，有失公允。岂止汉武帝，几乎每一个帝王对领土都是朝思暮想的，恨不得据天下所有土地为己有。只不过扩张版图要受国力影响，国力强盛，帝王扩充版图的欲望自然也随之增强，因为那样的话，可以统治更多的子民。还有什么比统治更多的子民让帝王更开心呢？汉武帝承接“文景之治”，相对来说国库充盈，吴楚七国之乱也已经被平息，这一切为他提供了炫耀武力的资本，仅此而已。
按照卢梭的观点，评判治国者业绩的因素不在国之大小，毋宁说，国土面积应该与治国者的能力相符，否则鞭长莫及，绝对治理不好。所以，卢梭反复表示自己愿意生活在日内瓦共和国（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据此，我们可以重新评价汉武帝攻灭南越、抚定西南夷的政治行动。这个行动固然有将中原文明扩散至周边的功效，但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视角看，合为一体，改变了政治生态，也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而“文明一体化”目标，直至现在也未真正实现。
司马迁施笔墨于中原之外的荒蛮地区，并非出于对汉武帝歌功颂德，而是出于自己的历史观。在司马迁看来，统治地域的大小，是衡量帝王治绩功业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以他之为人，不可能对汉武帝这方面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佯装不知，为了忠于史实，忠于自己的理念，他不得不给予迫害过自己的汉武帝以并不由衷的褒扬与肯定。
第九部分第八十五章 悖论人物
———司马相如
司马迁笔下的司马相如是个典型的悖论人物。
司马相如是与司马迁齐名的西汉文学大师，如果说司马迁善于纪实与描写的话，司马相如则善于创造与想像。司马相如是屈原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想像大师，笔锋凌厉，奥衍宏深，泓涵演迤，庄谐间作，神气流注，章法浑成，螭魅魍魉，神仙力怪，经其勾勒，毕现尺幅。司马相如之赋别出手眼，既有凿险缒幽之思，又不乏蹑云乘风之势，一涕一笑其味无穷。往往通篇游虚，不实写一笔，然而读之如云驱飙驰，澹宕多奇。奇崛之文，倚天拔地。
如此奇才，想必指麾好恶，旁若无人，一定是“凛凛然，皓皓然，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的独行者。
否。就是这个大家，却倚偎在皇帝膝下，分明是一位专讨帝王欢的谄谀者。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等几乎都是写给汉武帝的。柳宗元说，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快意恩仇，浇铸真情，直摅己意，方得妙文。屈原之诗，愤极而作，有感而发，故冰清玉然而读司马相如之赋，疑窦顿时冰释，深信不疑。临时命题，临时作文，同样可出佳品。我想，这并不具有普遍性，只适用于司马相如一人而已。文君听琴图悖论并不仅在此。司马相如为汉武帝作文，理应投其所好，处处顺从。事实并非如此。司马相如赋或文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主张戒奢持俭，汉武帝是穷奢极侈的，看了司马相如的文章，汉武帝非但不迁怒于他，反而还大加赞赏。也许是其文之美，彻底折服了汉武帝。何止是折服了汉武帝，也折服了司马迁，于是司马迁才将司马相如的作品悉数照录。诗人屈原都没有享此殊荣！到此，司马相如的悖论仍未完结。
司马相如提倡节俭，但他本人遣词造句却极其奢侈。他是用世间最华贵的词语阐释他的节俭主张的。随意摘录一段，即见全豹：
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麇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恶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怪不得司马迁也感到莫名其妙，在论赞中说，杨雄认为，司马相如的华丽无比的辞赋，其中讲求奢侈的词汇与提倡节俭的词汇，二者之比为一百比一，这就如同尽兴地演奏郑、卫的音乐，而仅仅在曲终时演奏一点雅乐一样，这不是削弱了相如辞赋的价值了吗？
第九部分第八十六章 “三刘谋反”的联想
淮南厉王刘长及其子刘安、刘赐父子三人谋反，被司马迁打入了另册（本该将其列入“世家”，因谋反而降至“列传”）。如果简单地把三刘谋反解释为“纨绔子弟，浪荡不羁”就错了。刘长对母亲死于非命耿耿于怀，最后设计引出仇人辟阳侯，用藏在袖中的铁椎袭击辟阳侯，将其杀死。这固然有违法乱纪的一面，但也透出他对生母的念兹在兹，折射出他人性的一面。其子刘安酷爱文学，组织宾客编写了《淮南子》这部极有价值的文献。从道德上评判三刘，没有太大意义，不如将其放置到整个社会机制中加以考察。
淮南王刘长的骄横跋扈与朝廷缺乏管束“王”的法律法规有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刘长一次次犯法，一次次被皇帝宽宥，使刘长完全丧失了自我约束的意识与能力。特别是私杀辟阳侯而未受制裁，使他利令智昏，回封地之后搞起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一切体制都与朝廷一般无二。至此，祸已酿成。
刘长谋反，被擒获之后，皇帝还是网开一面，下诏说，我不忍心制裁淮南王，交列侯与两千石官议裁吧。
列侯与两千石官定罪刘长“图谋不轨”，建议制裁刘长，皇帝又一次下诏老调重弹，我不忍心制裁淮南王，免他一死，废掉他的王吧。群臣只得顺天子意，将刘长流放蜀郡。临走皇帝又特许对刘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押解刘长的差役不敢私自给刘长的刑具开封，刘长受不了委屈，绝食而亡。皇帝得知，反而处死了解差。孝文帝还谥封刘长为厉王，为他建造了陵园。
法度松弛，良莠不辨，由是可知。
事情到此远未结束。孝文帝十六年，皇帝又封刘长的几个儿子为王，分享已故淮南王刘长的封地。其中一个儿子已死，实际上由刘安与刘赐兄弟俩分享。刘安袭了淮南王。
淮南王刘安的谋反更加不可思议。太尉田曾向他许诺说，现今皇帝没有儿子，大王您是高皇帝的亲孙子，皇帝百年之后，不是你即位是谁呢？刘安闻此非但不收敛，反而加紧了谋反的步骤。他认为，皇帝一旦驾崩，胶东王、常山王等诸侯王一定竞相争夺皇位，不能不做好准备。刘安策划谋反过程中，伍被是反对的，伍被曾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但伍被还是被胁迫参与了谋反，事发后刘安自杀而亡，伍被受诛。
彩绘漆案及杯盘衡山王刘赐本与淮南王有隙，后来共同谋反。
通过“三刘”谋反，可以得出结论：诸侯王制度与谋反存在一种必然关系，杜绝谋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制度本身就鼓励谋反。制度之缺失表现为：皇帝无太子（尤其是根本无子嗣）的场合，引起旁系对权力真空的觊觎，引发争权争国的厮杀；皇帝的子嗣过多的场合，长幼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厮杀，往往逼出谋反之事；
外戚权力过重的场合，把朝政搅成一潭浑水，一场祸乱足以持续数十年，哀鸿遍野，百姓遭殃；更换太子的场合，往往惹出事端来；皇帝突然驾崩的场合，也会引发混乱。
研究西方中世纪封建制，可以发现，他们的制度具有完善的自我防范机制。有的国家，一经确立太子，君主的其他子嗣就得回避，不能继续生活在宫中。为的是保证君主制的健康运行。而这些，正是中国所缺乏的。
第九部分第八十七章 循吏与酷吏
循吏，顾名思义，遵循王道与法制之官吏也；酷吏，实行酷刑峻法之暴吏也。循吏与酷吏并不对偶，而且在概念上也并不十分明晰。司马迁使用了些小手段，达到了揶谕嘲讽当朝的作用。这些小手段包括：
一、循吏皆“过去时”，酷吏皆“现在时”，暗喻“过去”不乏循吏而当今之世皆酷吏；
二、在篇幅上，酷吏篇远远长于循吏篇，表明作者意在揭露当今，而非褒扬过去；
三、在篇目安排上用心良苦，循吏在前，酷吏在后，而且之间相隔两篇，躲过了“对比”之嫌疑；
四、在写法上，通过明褒暗贬等多种方法，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比如在写酷吏时多有赞词，但在论赞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坚决反对酷刑峻法；
五、循吏只写五位，酷吏却写了十多位，光汉文帝时代的酷吏就多达十位，意在揭示酷刑峻法之危害；
六、从内容上看，循吏篇虽短小然而不失生动，酷吏篇虽长却不免有些冗赘拉杂，让人难以细读。
关于第六点，稍加说明。李离的故事感人肺腑：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史记·循吏列传第五十九》为了遵循法制，李离竟然
非要自我治罪，“伏剑自刎而死”，忠于法令达到愚忠之地步。相反，司马迁笔下的酷吏，除去郅都，多多少少都有些徇私之举。就是铁面无私的郅都也远不如李离可敬可爱。司马迁时代，还没有清官与贪官这对概念。这是因为，那时候物质利益基本被包含在权力之中。官吏的主要追求是权而非利。“两千石官”意思是一年收入两千石粮食的官。“石”（dn）为计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算下来“两千石”等于20万升，养活100人绰绰有余。“养廉”谈不上，“厚俸”是名司马迁像副其实的（后来俸禄被大幅度消减才出现了“贪官”的概念）。当时，得到爵位，就得到了足够的物质利益；得到了官位，生活就有了保障。刻意的“贪”为一般官吏所不为。中国的王朝更迭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王朝的前期多以“争权”为主，中期及中后期多以“夺利”为主，后期往往是“争权”与“夺利”夹杂在一起，政治浑浊不堪。当然有特殊情况，但大体如此。元明清，之所以贪官多如牛毛，一个重要原因是官俸不足以养家糊口，不贪则无以为生。清朝，一个官员的年俸连一个月的生活也维持不了，不贪怎么行。
从趋势上看，到了皇权专制的后期，朝廷实行低俸，网开一面让官吏去贪，等于洪水积蓄已多，不得不在不要紧处开个口子泻一泻洪，缓解一下“要紧处”的压力。还是回到本题中来。数一数司马迁时代伏法的官吏，绝大多数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因为恋权。至于司马迁本人罹祸则是因为违反了朝廷的规则，惹怒了圣上，与经济问题丝毫无涉。
西汉主要矛盾集中于“争权”，恰恰说明分封制度的最大长处就是避免孳生贪官层。试想，分封之后，相当一部分“利益”就被独立出去了，如果配以有效的规章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容易梳理得一清二楚，地方觊觎份额外的利益，既无必要亦无可能。如前所述，处理人际关系是中国政治的弱点，封建分封制，说到底是一种政治上的人际关系组合。从汉高祖到汉文帝，中国人这方面的短拙暴露无遗。司马迁是竭力反对酷刑的，他在《循吏列传第五十九》中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这是在向天诘问。“天”没有给他以回答，但我们可以回答司马迁：封建制的分权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要维持这种制度，必须维持契约。但是中国人恰恰天生就有排斥契约的倾向，维持契约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中国人喜欢通过争夺来决定政治格局，不喜欢通过某种契约让政治格局一劳永逸地固定于某种形式。主要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最终与封建制失之交臂，一直固守着皇权专制体制。
以市场为中枢的现代社会实际上也是一种契约社会，所以它与封建制社会很容易接轨。凡封建社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几乎都迅速迈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而其他社会则需要一个徘徊期，以求适应。
从道理上说，应该说西汉酷吏之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不“酷”不足以维持当时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格局，不苛严，不足以压制诸侯王们的勃勃权力欲望。后来，酷吏少了，贪官却多了，屎窝挪到了尿窝。
第九部分第八十八章 人治与法制
只能以“法制”与“人治”对应，而不能以“法治”与“人治”对应。法制与法治，一字之差，当有天渊之别。
总的说，司马迁的政治倾向，偏重于“人治”。以今天的观点看，可以鄙夷之；以当时的观点看，却不失为一种进步主张。司马迁的“人治”思想表现在酷吏一篇的开首段落：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法制强调法律法令，
人治强调道德伦理。治理社会无非就这两件武器，非此即彼，不会出现第三种办法。
孔子是“人治”思想的集大成者，所以司马迁对其推崇备至。加之孔子学富识远，为司马迁所钦佩故，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最多的文献就是孔子的《论语》。
司马迁认为国家兴亡强弱，主要在于帝王的宽厚，而不在于刑法的严酷，与孔子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的论调恰成师承。西汉彩绘三鱼耳杯中国历史上，道德与法律是个永恒的辩题，并分出儒家（主张倚重道德）与法家（主张倚重法律）两大派。一般认为标准的帝王是儒法兼并，互为内外表里。
就是今日，这个辩题仍具有一定生命力，不时成为学者笔战的缘由。
把道德与法律作为工整的对偶范畴，争来论去，实在是一个大谬误，大悲哀，大不幸。
道德与法律是并列的，各有所长，这没有问题。但现代社会并不是“法制社会”，而是“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最突出的一点是，以法的形式确立国家主体在民，而不在君或政府首脑，更不在执法者。
主体在民，为宪法等大法所规制，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治理者与主体民的关系为契约委托关系。一般情况下，主体在民表明的是：人民并不是与一个强力独裁者签订契约，而是将权力分解为互不牵扯的若干部分（最常见的是分为三部分，三权分立），分别签订契约。如此，就把国家的治理权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了。
在契约委托的政治体制下，道德扮演什么角色呢？
道德是政治的润滑剂。将其涂抹在各个关节处，政治就能顺畅地运行。没有了它政治涩滞难行。
但这里所说的道德，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