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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环保署需要更多的预算来执行它的计划时，预算被削减了。20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国会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处置有毒污染物的环境法规，环保署的工作负担实际上增加了一倍。然而，在戈萨奇的领导之下，该署的工作环境变得非常郁闷，工作人员的年流失率高达32％。○14
“我坐在那儿琢磨着所有这些信息，” 德雷顿回忆说，“我不喜欢冲突。为捍卫什么而斗争并不能使我冲动起来。我喜欢建立起一些东西来，我职业生涯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建立市、州与联邦政府的各级环保机构。而他们正在做的事实在是不合道理，是完全错误的。”
他与纽约时报的记者菲利普？沙别科夫取得了联系。沙别科夫写了一篇头版报道。○15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做出反响，也刊出一篇自己的头版报道。○16 于是，球滚动起来了。然后，德雷顿建立了一个名为“拯救环保署”的组织，并开始建立起一个环境管理者的互助网络。他建立起一个同业检视事实委员会，很快，该委员会就提出证据：由司法部强制实施的案件已大大减少，自愿遵守法规的比率也在降低——这二者都表明，预算削减正在以环境付出代价。
有影响力的新闻宣传并不能改变预算削减的长期影响。但是德雷顿提出一个有力的分析报告显示，到1990年，削减预算会使美国人遭受的有毒污染达到当时的两倍。○17在1981年8月，他每天花上6个小时，打电话将这个报告宣讲给编辑记者和环保主义者们，鼓动全国的报纸杂志写文章和社论。他甚至使诸如《化学周刊》这样的权威行业杂志认识到了威胁的存在，按照他的论点：在执法部门缺失的情况下，蔑视环保法规的公司会比那些诚信遵守法规的公司更有竞争优势。这会导致工业污染的加剧，以及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德雷顿还警告说，里根和戈萨奇的规划，会导致在未来行政体系之下的环保署强劲地后摆”，与企业的关系更为刻板与敌对。○18
他汇集了“拯救环保署”的分析资料，递交给国会山的民主党人，并附有如何发掘里根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弱点的策略简报。那年10月，国会匆忙召开了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听证会。随后，在1982年1月，当国会再次召开会议时，“拯救环保署”采取了攻势。“我们发动了为时一周的‘让我们来揭穿他们的信用’的舆论攻势” 德雷顿回忆说，他们策划好了，由美国广播公司做新闻揭露。德雷顿会晤了加里？特鲁德，喜剧连载漫画《杜恩斯比里》整周的主题都是关于环保署的破坏。德雷顿还会晤了1973年至1977年任环保署署长的拉塞尔？特雷恩，德雷顿给他看了被排挤出该署的人名单。特雷恩为《华盛顿邮报》写了登在头版头条的专栏文章，大标题为：“环保署之破坏”。○19
“那是转机的一周，” 德雷顿回忆说，“公众舆论开始转向对我们有利。自那以后，公众普遍的感觉是，确实有一件很坏的并且可能是不合法的事正在发生着。”
《如何改变世界》 第二部分第四章 钢铁意志与如磐决心（6）
德雷顿记得，在一次秘密的早餐会晤时，里根的一个顾问向他吐露了心里话：“政客们根本不关心环境。但是他们并不反对那件事。他们只是想在政治上获胜。所以你就必须让他们能看清楚：这会使他们在政治上很受折磨，直到他们罢手。”
德雷顿采纳了这个建议。在随后的3年里，每当政府公布它的预算计划，“拯救环保署”就对它全力出击：预先搞到预算数字，分析其对环境的影响，并传递给新闻媒体。终于，参院停止削减环保署的预算了。与此同时，国会在该署内发现了严重的渎职行为，戈萨奇被迫辞职。然而，这肯定算不得胜利：环保署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一的资金（在老布什任总统期间得到了部分恢复）。
“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德雷顿说。“但是，情况本来可能要糟得多呢。”
到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据报道，1990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案中的排放物交易法规，使造成酸雨的硫二氧化物污染大大减轻。○20 到1997年，排放物交易成为京都议定书的要点之一，京都议定书是针对全球环境威胁的首要国际性框架协定。○21 2003年7月，欧洲议会同意开创第一个全球性排放物交易市场，利用它来限制一万个公司的硫二氧化排放物（欧盟国家46％的散发物源自这些公司）。该市场将于2005年1月开始运作，它是欧盟为履行根据京都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而采取的最重要的策略。京都议定书的义务包括，到2010年，比1990年的有害排放物水平降低8％。，排放物交易市场会使达到这一目标的成本预计减少35％。○22
“彼尔25年前倡导的那些想法，曾被环保运动看做是彻底屈服的那些东西，今天被几乎所有人鼓吹为控制污染的最佳方法，” 曾与德雷顿在环保署共事，并曾任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局局长的朱迪？伯恩斯坦说，“彼尔是一种非常非常意味深长的力量，促使政府为完成环保使命而变革。”
我见到德雷顿以后，开始研究气层与排放物交易。我查阅报刊杂志，并在互联网上搜寻。我发现了有关那一主题的成百上千条报道与文章，但是很少提及是德雷顿最先示范并推广那一想法的。可以轻松地做出结论：排放物交易的想法现在是“时机成熟”了。但没有任何痕迹显示出，曾有一个具有超凡的决心与创造力的人，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三部分第五章 你算是个什么母亲？（1）
——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塞凯尔斯：帮助残疾人生活
伊丽莎白？塞凯尔斯在儿子蒂博尔1976年3月出生后3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夜里勉强才能睡上两个小时，蒂博尔的哭声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它不像是一个婴儿发出的声音，而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塞凯尔斯多次带蒂博尔去医院检查，但直到他将近两岁，她才得知，他的大脑和身体有残疾。后来做出的诊断是小脑畸形，头部异常的小，并有严重的智障。医生们怀疑蒂博尔是否能活到四岁。
随着蒂博尔长大，越来越可以看清楚，他根本不会说话。夜里，塞凯尔斯需要不断地摇他，一停下来他就尖叫。“我感到筋疲力尽。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承受得了，” 她回忆说，“在诊断之后的3年时间里，我的生活充满了麻木与恐惧。”
她的婚姻也开始恶化，她丈夫为蒂博尔感到丢脸。她的父母与公婆也没有给她什么支持。所有的人都建议，把蒂博尔安置在一个机构里，这对于塞凯尔斯来说是最好的决定。一个有魅力、有学识的女人，为了照顾一个“畸形”的孩子，牺牲她的事业和生活，是太愚蠢了。
为了寻求帮助，塞凯尔斯去了布达佩斯的许多医院和政府机关。每次，当医生们对蒂博尔做完检查，或是彼此讨论时，他们就会让塞凯尔斯去外面等着。当她要求看蒂博尔的检验报告时，医生们会说：“如果需要你知道的话，我们会告诉你的。” 有一次，她想把蒂博尔放在一个托儿所里呆几个小时，因为他没有受过上卫生间的训练，她受到了看护的厉声训斥，“你算是个什么母亲呀？”
1982年，蒂博尔6岁了，塞凯尔斯感到，自己心里有了一种变化。她开始相信，他会活过童年的。于是，先前那种麻木减少了，她开始更深地去思考他的残疾意味着什么。她想起了她的祖母，一个快活可爱的女人，她自幼失明，但掌管了一个挺大的合作企业。她小时常和祖母一起在花园中干活，她从来没意识到祖母是有残疾的人。
“我开始仔细思考，蒂博尔的残疾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有一天，我拿了一张纸，画了一个两栏的表格。” 在左边的栏目里，她列出了蒂博尔永远不能做的事。在右边的栏目里，她将其与一个正常人的状况加以比较。
在左边的栏目里，她写道，“他永远不会结婚”， 在这句话右边写下了，“好多人永远不结婚”；下面一行，在左边的栏目里她写道，“他永远学不会做饭”， 然后是“许多人永远学不会做饭”； 接着是，“他永远学不会洗衣服”， 在那旁边是“社会上许多人不自己洗衣服”。
“这之后我开始认识到，残疾人与非残疾人在质量上没有什么差异，而是在数量方面有差异。与正常人相比，残疾人只是在生活中有更多一些做不到的事情。”
塞凯尔斯圆脸盘，大骨架，举止优美，她给人的最初印象是很谨慎。她不爱笑，但她关切的目光流露出丰富的同情心。在蒂博尔出生以前，她多年的梦想是，开办一个有啤酒花园的宾馆，能让旅人感到自在得像在家里一样。蒂博尔6岁以后，她开始梦想创建一个能让他感到自在的地方。在匈牙利是没有任何东西提供给一个残疾儿童的。对于有严重残疾的人的惯例解决方法是，送到福利机构里度过一生。“我知道，我得靠自己来创造一个让我的孩子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塞凯尔斯告诉我说，“一个在社会上属于他的地方。”
她所做到的不仅于此。其后多年间，她创建了一个由匈牙利各地21个中心构成的网络，向六百多个严重残疾的人提供职业培训，工作机会，和生活上的帮助。她所创建的设施动摇了现存的智力保健与残障机构，并向这一领域中的传统做法提出了挑战。
2000年10月，我访问了皮里什红堡社会之家，那是一个由政府为智力与身体有残疾者开办的机构，坐落于布达佩斯郊外的一个小镇。一进去，我被引导着走过一条狭窄拥挤的过道，男男女女们沿着过道毫无目的地来回溜达，他们穿着医院破旧的罩衫和睡衣，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唾沫飞溅，头发都是乱蓬蓬的，脸上挂着鼻涕。我闻到汗味，尿味，口臭和烟味。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所有的精神都萎缩了的世界。
虽然已是中午，许多住院者还躺在床上。许多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盯着空无一物的地面；另一些人用目光追随着我，就好像我是个外星人似的。一个女人冲过来，在离我的面孔几英寸的地方大声唱起歌来，直到另一个住院者把她推开。在十分钟内，我看到了两个住院病人被看护管束起来。
据我的陪同说，这个机构有111个住院病人，71个女人，40个男人。他们就像实验室的耗子一样被拥挤地关在一起，这个地方在我看来也就适合住30个病人。每个很小的房间里竟挤放着10张双层床，墙壁上涂画着卡通鸭子和马。我问一个护士，为什么房间粉刷得像幼儿园一样（住院病人都是成人），他告诉我说：“他们的智能和儿童一样。”
我的陪同径自走过了一个房间。我问她能不能进去看看，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同意了。在房间里，我发现，一个男人正像个黑猩猩一样蹲坐在一个囚笼一样的床上。看上去他二十多岁。“他会到处走，什么都吃。” 看护解释他被关起来的原因。
在房间的另一边，是一个如同木乃伊般用绷带缠绑着的男人。“如果我们不制止他的话，这个病人会整天手淫。” 我的陪同解释说。
下一站是一间锁起来的地下室，大小和形状都像个工具棚。这是“私密房间”，夫妻可以在这儿享受独处。
“他们到这儿来干那事儿。” 我的陪同说。
我已经看清楚了，皮里什红堡社会之家的惟一功用就是禁闭。尽管有这么个私密房间，然而对住院者们的感情生活根本不加任何考虑，也没有去帮助他们开发社会技能或是兴趣。看起来根本没有把这些住院者当成真正的人，所以也根本不会想到他们会在意自己的条件，为什么还要去费心呢？塞凯尔斯告诉过我，在那些国家开办的机构中，性虐待和身体虐待是司空见惯的事。我没有理由怀疑她的话。然而，在皮里什红堡，看起来，问题并非是虐待的个案，而是一种如中世纪般黑暗的制度化的施虐。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蒂博尔6岁的时候，塞凯尔斯加入了全国残疾人协会，希望能够促使匈牙利政府改进对残疾人的服务。她发现实际状况是很无奈的：一个极权主义政府是不容易被说服的。此外，塞凯尔斯也并非是一个社会企业家，她是一个手艺人兼生意人。她做过陶瓷制品，织过地毯，做过裁缝，在布达佩斯管理过一个地铁站，还在一家服装厂监管过一个部门。
在家里照看蒂博尔时，她开始从一家服装厂拿活儿来做，以补充家用。每天夜里，把蒂博尔哄睡着以后，她就缝内裤，一直缝到凌晨。
通过参加残疾协会的活动，塞凯尔斯开始帮助其他一些像她一样的家长和残疾人，揽一些类似的活儿来挣点钱。不久，她在她的地下室里开办了一个非正式的互助企业。她集资从那家工厂购买原材料，再分给各家去做。她统一收齐做好的活儿，之后再把利润分给大家。这些做法全是不合法的。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三部分第五章 你算是个什么母亲？（2）
1982年，政府通过了允许建立私人工业企业的法律，包括经济劳务互助企业和独立劳务承包工作协会。○1 那年，塞凯尔斯经过布达佩斯城外一个名叫恰姆尔的小镇时，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农村合作社。“我到处打听，从镇委员会负责人那里得到了信息。” 她回忆说。她给那个农民合作社写了封信：“我想在这块地上创立一个中心，使残疾青年可以在那儿工作，学习，生活，保全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得知她的请求获准时，她大为惊奇。她马上想，“我一定要用这块地做件好事。如果我不拿它做出点儿什么来，我还算个什么人呀？”
为了探索研究这个想法，她和其他家长和一些中度残疾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组，可是工作组解体了。她又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又解体了。她组织了第三个组，还是解体了。每次都使她陷入沮丧之中。但是每次她都鼓起勇气，从头再来，她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我放弃的话，蒂博尔又将如何呢？”
终于，由13个中度残疾者和另一个家长组成的第四个工作组建立起来了。
在三年的时间里，没有做成什么事。他们的可为空间很小，因为从法律上讲，只允许国有企业从事批发贸易。但是塞凯尔斯能感觉到，变化就快要来了。其间，她使自己熟悉了社会福利，健康与就业等各个部委，她还去会见特殊教育家和工厂的厂长们，研究了适合脑力，听力，视力有缺陷和畸形的人做的工作。而后，在1986年，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使私企从事批发贸易成为合法化。○2
这时蒂博尔9岁了。他需要24小时的监护。如果塞凯尔斯想借助新的法律去建立她的合作企业的话，她就得为蒂博尔找到能看护他的地方。“到了我无法再全天照看他的时候了，这实在是让我伤心无奈。” 她说。
然而，可供她选择的地方实在使她灰心。在一个机构里，她发现一个护士要负责100个住院病人；在另一处，她在大门外就能闻到臭味。最后她终于在格德发现了一个看上去还干净的机构，那是在布达佩斯北面的一个小社区。
她的计划是，建立起一个合作企业，并且附加一个为蒂博尔和其他孩子的小小的、有人监管的群体之家。“我当时以为，只需要几年我就能把蒂博尔带出去了，” 塞凯尔斯说，“但情况发展并非如此。”
用从两个残疾组织那儿得来的启动贷款，塞凯尔斯建立起了工业联盟协会；为了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她选择了这个乏味的名字。
接下来又是3年多的慢似蜗爬的过程。“工作，工作，工作，但进展甚微，” 塞凯尔斯回忆说，“我只有这块地，但没有钱，拿它什么也做不了。我有一辆14岁高龄的俄国破汽车。我仍在继续揽那个缝纫的活计，把它分送到各人家里。”
然后，1989年，在向社会福利部，就业部，金融部，和许多的基金会，公司和个人进行了层层叠叠的“申请、申请、申请”之后，联合会终于从匈牙利社会福利部那里得到了第一笔重大的资助。
“讲演的时候，” 塞凯尔斯对我说，“我告诉人们，如果你真的相信什么的话，你就必须不断地去做，去做，去做。如果我在1989年的前一个月放弃的话，结果就会一事无成了。”
那笔资助——用于帮助残疾人就业的补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