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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史伏尔是《三个火枪手》中最重要的配角之一，”我对科尔索解释着，“他是红衣主教的助手，也是米莱荻的朋友，同时也是达太安树立的第一个敌人。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1625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默恩那个地方……当然了，我指的是故事中的达太安，而不是克尔琪尔斯·山多拉写的《达太安回忆录》中的那个真正存在过的达太安。不过罗史伏尔并没有相对应的历史人物，大仲马是从山多拉的另一本虚构的《罗史伏尔伯爵回忆录》中撷取这号人物来用的……有人说，他可能是罗史伏尔侯爵，也就是亨利·路易·阿罗尼，但这已经牵扯得太远了。”
我从茶会所在的咖啡厅里，望向窗外傍晚街道上的车流。我们身旁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桌上摆满了报纸、茶杯和正冒着烟的烟灰缸。其中有两位作家、一位正走下坡路的画家、一位事业正如日中天的女记者、一位舞台戏的演员和四五个坐在角落的学生，久久地目瞪口呆，看着我像望着上帝一样。在他们之间，科尔索穿着大衣，靠在窗玻璃上，喝着杜松子酒，不时地记着笔记。
“此外，”我接着说，“为了等着看达太安和罗史伏尔决斗，而从头到尾看完《三个火枪手》六十七章的读者们，最后都失望了。因为大仲马只用两三行字就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而且老是巧妙地为他们避开这个机会。在续集《20年后》一开始，作者就交代达太安和罗史伏尔已经交手过很多次了，而罗史伏尔的身上也多了更多的刀疤。然而，他们已不再互相仇视了，而是彼此存有一种只有在宿敌之间才有的奇异敬意。命运再度使他们为互相对立的两派人马奋战，只不过比从前多了一种友善的默契。罗史伏尔落入马札尼诺主教手中，逃出巴士底监狱，参与了福伦德内乱，最后死在达太安的怀里——在一场混乱中，达太安没认出他来，失手一剑刺死了他……他对着达太安说：‘这是我的命运，我从你的三个剑伤中复原了，但我活不过你的第四个剑伤。’说完就死了。‘我刚杀死了一个老朋友。’达太安这么对波尔托说，这也就是他给黎塞留主教的老爪牙的墓志铭。”
这番话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热烈讨论。那位曾主演过《基督山伯爵》电视剧的过气小生，整个下午眼光都没离开过那名女记者，在画家和两位作家的鼓动之下，开始大谈他对剧中人物的回忆。我们就这样从大仲马谈到泽瓦科和保罗·费巴，最后还是无可避免地提到拉法叶·萨巴提尼的伟大。我记得还有人提到了胡里欧·维尼，但只是起哄的性质罢了。在这场有关剑术、英雄冒险小说的热烈讨论会中，维尼笔下那种缺乏灵魂的冷酷英雄在这里并不受欢迎。
至于那位在周报中执笔某专栏的时髦女记者，她的文学知识只能从米兰·昆德拉算起，所以她也自始至终保持缄默，惟有听到自己曾听过的一些人名、书名和轶事才松了一口气似地点头表示同意。在此同时，科尔索就像一贯静静等待的猎人一样，他以专注的眼神一直盯着我，慢慢地等待众人的讨论回到主题上。女记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她认为冒险故事都太过肤浅，科尔索趁着众人处于窘迫的沉默中时，把话题再转回原点。
科尔索边咬着铅笔头的橡皮边问道：
“巴肯先生，您对于《三个火枪手》中罗史伏尔的角色有什么看法？”
所有的人都望着我，尤其是那些学生们，其中有两位女学生。我不懂为什么在某些场合中，人们总是把我当成得道的高僧一般，每次我一开口，他们就目瞪口呆，一副准备聆听真理的模样。甚至于我在文学性的杂志上发表的评论，竟能对一些新进作家的命运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没错，这真是荒谬极了，但这就是人生。有一次在一个愚人节，我随意地对那本一点都不怎么样的作品《我，奥南，寻找自己》大大地胡吹乱捧了一番。后来那本书不但大卖，还得了全国文学奖。为了这事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但所谓的文学奖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三部分：脸上有疤的男人记忆（2）
“刚开始的时候，罗史伏尔是个敌人。”我说，“他代表了黑暗的力量，剧情中黑暗的一面……他是围绕着达太安和他的朋友们的恶魔般阴谋的爪牙，红衣主教暗中设的诡计，屡次让他们遭逢危险……”
我注意到其中一位女学生露出微笑，表情中带有一丝嘲弄。我猜不出那是针对我的话还是她自己的沉思产生的，她让我暗吃一惊。我说过了，我向来习惯于学生们像狂热的信徒聆听教宗圣训时般的崇拜眼神。这引起了我对她的兴趣，虽然在她一加入我们时，她那双不安定的绿眼珠、像男孩般的褐色短发早已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坐得离我们稍远一些，保持着旁观的角色。我常会邀请一些文学课的学生来参加我们的茶会，却从来没见过这位女学生。她有一双让人印象深刻的清澈眼珠，几乎是透明的，和她晒得黝黑的皮肤形成对比，看来像是个喜好户外活动的女孩。她身材匀称，配上一双细长的腿，让人不禁想像衣服底下的肌肤想必也是同样地黝黑。我注意到她另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她什么戒指、手表或耳环之类的东西都没戴，她的耳垂上没有任何耳洞（西班牙人有为女婴穿耳洞的习惯）。
“……罗史伏尔是个谜样的人物，让人想了解却又永远触摸不到。”我努力把心思转回茶会上，接着说，“就像他脸上的疤一样，充满了神秘感。他代表了达太安的矛盾和无力感。达太安曾不停地追捕他，却总是错过机会；曾想杀他却杀不了，直到20年后当两人已经化敌为友时，却反而误杀了他。”
“你的达太安似乎是满倒霉的。”较年长的作家发表他的意见。他最新的小说只卖了500本，但之前光是靠用病态的假名艾米莉·佛斯特发表的侦探小说就已经赚够了。我深表赞同地看看他，感谢他即时的发言。
“没错，不要怀疑。他对生命充满热忱，但这却为他带来了不幸。即使他一生为法国皇室尽心尽力，20年来仍只是一名侍卫队中的火枪手。直到《布拉吉洛尔子爵》最后几行的结局中，他才在荷兰的战区得到了心里一直梦寐以求的元帅权杖，却立即被一颗子弹射穿身亡。”
“就像那个历史中的达太安一样。”那位演员说，他的手已经进展到女记者的大腿上。
我啜了一口咖啡，点头同意。科尔索继续盯着我看。
“总共有三个达太安，”我说明着，“历史中的达太安公爵，真名叫卡洛斯·巴兹卡思，在1673年6月23日战死于荷兰，被一颗子弹贯穿喉咙。他所率领的士兵有一半以上也跟着丧命……比起故事中的达太安，他的一生似乎稍微幸运一点。”
“他也是伽司戈尼人？”
“对，那里的路比克村现在依然存在。还有个纪念碑，写着：‘达太安公爵，1615年生于此地，真名为卡洛斯·巴兹卡思，在1673年6月23日战死于荷兰的一场包围战中。’”
“有个不符史实的地方，”科尔索边参考着他的笔记边说，“据大仲马的小说情节，故事一开始的1625年时，达太安就已经18岁了，但事实上，历史中的达太安这时才10岁而已，”他微笑得像只有教养又爱质疑的小白兔，“那种年纪耍剑太早了点吧！”
“没错，”我同意着，“大仲马修改了这个地方，好让他活跃于路易十三和黎塞留主教的时代。卡洛斯·巴兹卡思刚到巴黎时，应该也很年轻，史料中记载他于1640年时已在侍卫队中服务，只是不曾在黎塞留主教的时代担任火枪手；当他进入火枪队时，国王路易十三已经逝世了，他其实是活在马札尼诺主教的时代。在这两个真实与虚构的达太安之间，有着10到20年的差距。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的畅销之后，又续写了两部囊括法国40年历史背景的作品，后面的这几部作品就比较注重史实了。”
“关于真正的达太安有很多史实记载吗？”
“有很多。在马札尼诺主教与国政部长的书信中都出现过他的名字。就像故事中的主角一样，他在福伦德内乱时是马札尼诺主教的助手，帮助国王路易十四。他们甚至托付他逮捕和押送财政大臣傅克。他也曾陪同路易十四前往法山岛去找他的未婚妻玛丽亚·德雷莎，所以他也可能认识著名的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哥……”
“听起来像个普通的贵族子弟，一点都不像大仲马笔下冒险犯难的达太安。”
“别被外表给蒙骗了。卡洛斯·巴兹卡思一生都在奋战，他曾在度雷纳军团中待过，在1657年被封为火枪队队长。10年后成为火枪队的将领，曾以骑兵将军的身份在比利时带兵作战……”
科尔索边听边眯起眼来。
“对不起，”他靠向桌前，举起拿着铅笔的手来，问道，“请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升为将军的时候？……1667年。为什么您会对这有兴趣？”
他露出门牙轻咬下唇，但这只是一瞬间的小动作。
“没什么，”他开始说话时，神色马上恢复正常了，“只是碰巧同一年在罗马有个人被执行火刑。这是个有趣的巧合。”他看着我问，“您对亚力斯·托嘉这名字有印象吗？”
我想了一下，一点头绪也没有。
“没有，”我回答，“这跟大仲马有关系吗？”
他迟疑了一会儿。
“没有，”他看来不太确定地说，“我想是没有。请您继续刚才的话题，您正讲到关于真实的达太安在比利时的事。”
第三部分：脸上有疤的男人记忆（3）
“他最后战死于荷兰，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和他的兵士们光荣地战死沙场。他们当时被英军包围……一颗子弹就这么穿过他的颈项。”
“那么，他从来没当过元帅了。”
“没有，可以说那是大仲马给他的补偿吧，既然国王路易十四这么亏欠他。有几本书讨论到这件事，您有兴趣的话就把书名抄下吧。一本是查理·撒马兰于1912年出版的《达太安——国王的侍卫队长》；另一本是孟德斯鸠·弗撒公爵，也就是达太安的后裔写的《真实的达太安》。我记得好像是1963年出版的。”
这些根本就是和大仲马那份手稿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科尔索却要命似地努力记着笔记。他有时抬起头来对我投出探询的目光，有时又低下头去完全忘我地沉思。那时，虽然我对那章《安茹产的葡萄酒》了若指掌，甚至于还对科尔索隐藏了一些细节，但我实在没想到这些会和那本《幽暗王国的九扇门》扯上什么复杂的关系。反之，科尔索虽然习于理性思考，却已经嗅到了一股关于这两本书之间的不祥气味，这让科尔索觉得很困惑。我现在的叙述当然是在后来所有可怕的事情都发生了以后。在这堆缠绕的线团之中，我得先忘了后来发生的事，把思绪局限于那时科尔索所能知道的事上。“了然于心，绝对保密”，这是规矩。即使是在设置陷阱时，没有规则，游戏就玩不成了。
“很好，”科尔索抄完书名后说，“第一个是真实生活中的达太安，第二个是大仲马笔下的达太安，我想，第三个就是您上次跟我提过的克尔琪尔斯·山多拉写的《达太安回忆录》中的主角吧。”
“没错，他就像个失落的环节，是三个达太安当中最鲜为人知的一个。他是个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人物，也就是大仲马用来创造出他笔下的达太安的灵感泉源。克尔琪尔斯·山多拉是个与达太安同时代的作家，他感于达太安传奇性的一生，所以为他写了回忆录。而在一个半世纪之后，大仲马在一次的旅行中，于马寒图书馆看到这本书，一读之下立刻知道自己能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就再也没还过那本书。”
“那么，世上还存有关于克尔琪尔斯这号人物的资料吗？”
“多着呢，尤其是罪犯的档案中。他生于1644年或1647年，曾当过火枪手和波邦·乔叟军区的上尉。在达太安那场死于荷兰的战事结束后，他就致力于撰写或真或假的传记、历史故事、法国宫闱秘闻等等……这就是他麻烦的开始了。他的《达太安回忆录》大受欢迎，在10年间印了五版，但法皇路易十四对里头关于他的皇室成员的一些丑闻轶事的描写很不高兴。当克尔琪尔斯一回到法国，就被逮捕并关进可怕的巴士底监狱直到老死。”
一直在状况之外的老演员又利用这个空当，朗诵起马奇纳的《荷兰的落日》：“他领导着我们，那勇敢的将军。他的士卒受了重挫，他奄奄一息。啊！先生们，那是怎样的将军哪……”他只不过是厚着脸皮想讨那名美女记者的欢心，从他在她腿上的手势看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其余的人，尤其是那位老作家，都对他投以嫉妒或是不耐的眼光。
在一阵礼貌性的沉默之后，科尔索决定重新控制场面。
“大仲马笔下的达太安沿用了克尔琪尔斯的资料到什么样的程度？”
“非常多。即使《20年后》和《布拉吉洛尔子爵》用了其他的参考资料，《三个火枪手》这本书基本上是以克尔琪尔斯的资料为基础的。大仲马以那些资料勾勒出的轮廓为背景，再用自己的天才为他增色。共实，达太安老爹的三件赏赐、给火枪队队长的介绍信，甚至于米莱荻都出现在资料里。这两个达太安根本就像两颗水珠一样地相似。只不过克尔琪尔斯笔下的达太安比较犬儒和吝啬，也没那么充满正义感。但他们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科尔索向前倾身问道：
“刚才您提到罗史伏尔象征围绕在达太安和他的朋友身边的黑暗力量……但他也只不过是个爪牙而已。”
“的确是。他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助手……”
“那个邪恶的人。”
“邪恶无比。”那个老演员继续插嘴。学生们对这场讨论深感兴趣，个个拼了命地抄着笔记，或目瞪口呆地听着。只有那位绿眼珠的女孩带着沉静的表情旁观着，像是碰巧经过这儿顺便听一听罢了。
“对大仲马来说，”我继续说，“至少在《三个火枪手》中，黎塞留红衣主教扮演了这种浪漫神秘的冒险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强而有力的黑暗势力、邪恶的化身。在法国的正史中，黎塞留红衣主教是个伟大的人物，但在《三个火枪手》系列中，大仲马只在《20年后》的故事里为他平反。如此一来，狡猾的大仲马就可以说自己参照了史实却又不减故事的可看性，反正他又找到了另一位邪恶的替身——马札尼诺主教。他甚至让达太安和他的朋友们，在黎塞留死后，亲口赞扬这宿敌的伟大之处。这是大仲马对黎塞留表现出的悔意。然而，在《三个火枪手》中，当他策划谋杀白金汉公爵、交代米莱荻执行各种阴谋时，却俨然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是个恶魔般的存在……”
第三部分：脸上有疤的男人记忆（4）
科尔索举手打断我的话。这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他不是向来都会等别人全部说完，好多套一点资料的吗？
“您用了两次‘恶魔’这个字，”他看着自己的笔记说，“两次都指黎塞留主教……这位主教是神秘学的爱好者吗？”
科尔索他的问话让那绿眼女孩转身带着兴趣望着他，他看着我，而我看着那女孩。没发觉这奇异的三角关系的存在，科尔索等着我的回答。
“黎塞留主教热中于许多事物，”我解释着，“除了把法国变为强国之外，他闲暇时喜爱收藏书画、瓷器和雕像。他是个重量级的图书收藏家。他的书都用小牛皮和红色的摩洛哥山羊皮装订……”
“对，还印上他的三角形徽章。”科尔索做出不耐烦的手势，像在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这些……”“黎塞留主教有一份很著名的书目。”
“那份目录不代表他所有藏书的完整记录，他的藏书后来有的存放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之中，有的已经属于其他的个人收藏。他收藏许多希伯来文与叙利亚文的手稿，还有数学、医学、神学、法律和历史等等各方面的经典大作……您猜对了，让学者们吃惊与不解的是，其中竟有许多神秘学的书，从关于撒旦的书到黑魔术的书，不一而足。”
科尔索盯着我咽了一口口水。他看来像受到什么刺激，蓄势待发。“其中有什么特别的书吗？”
我摇摇头。他对这话题的坚持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女孩也注意着我们的谈话。
“我对黎塞留主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