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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格是和他的妻子一起被运去奥斯维辛的。他妻子在比尔克瑙被害了，他的父母也死在集中营里。只有他的灵巧的双手救了布尔格，让他没被毒气毒死。
“敖德萨”神话第71节：一张五英镑的纸币
不久，这些假证件将不仅让间谍们，也能让被通缉的战犯逃到国外去。“我们印刷巴西护照、突尼斯身份证、英、美证件和舰长证件。”布尔格介绍他的工作道，“也制作了所谓的印章。有一回是荷兰的洗礼证件，然后又是法国城市的证明文书和日内瓦巴勒斯坦官方印有希伯莱语的信头，英国的结婚证书，美国的军人证。”这是改变身份的理想基础，1945年4月中旬“伯恩哈德企业”的141名犯人被转移到了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一所外营，去了上奥地利的“泥灰岩”，在一家啤酒厂的地窖里重新建起了制伪厂。已印好的成箱假钞也被带上了。他们要从那里最终搬往“阿尔卑斯壁垒”。美军的到来破坏了这个计划，造假小分队的犯人被解放了，但“花儿”不见了。
因此有关“托普利茨湖宝藏”的传说流传开来。据当地人讲，由于美军挺进迅速，大批金属箱子被运到托普利茨湖，沉到了湖里。“动作必须迅速，纳粹们很紧张。”伊达…韦森巴赫尔回忆道。党卫军士兵们强迫这位当年21岁的农妇，用马车将60只箱子沿颠簸的狭窄小路拉到湖边。在那里她看到士兵们将货物装上船，划到湖心，全部扔下了船。1945年4月，他们连续14夜用马车和牛车拉运沉重的货物，沉进湖里。1959年7月，一支潜水队在水里发现了一只木箱。当他们拿钩子打开盖子时；一张五英镑的纸币慢慢地浮上了水面。此次行动一共打捞出了19只装有纸张和假英镑的箱子。托普利茨湖显然曾经是“第三帝国”的垃圾桶。寻宝人至今还希望，它会证明那是一个保险箱。当然，传说中卡尔滕布鲁纳和艾希曼这些党卫军成员运进“阿尔卑斯山壁垒”的传奇性“财宝”至今没有丝毫线索。对秘密文件的寻找至今也毫无收获。但有位参与其事的党卫军间谍曾经担心过可能会从托普利茨湖里打捞出爆炸性东西：“一旦有一天知道了那些秘密户头的密码，那就知道第三帝国的领袖们谁还活着。只要知道马丁…鲍曼提过钱；就可以知道他生活在什么地方了。”弗里德利希…施文德1963年11月在秘鲁的《土地》上写道，“有许多前纳粹成员如今在德国和奥地利政府里担任要职，他们反对寻找托普利茨湖里的箱子。这很容易解释。那里的秘密会破坏掉的将不仅是战后政坛上的飞黄腾达。”鲍曼早就死了，幻想没有止境，“伯恩哈德企业”的“花朵”部分已经打捞出来了。但有线索说明了剩余的假英镑是如何处理的。它们是一部侦探小说最需要的故事。线索又通向了利马的弗里德利希…施文德。
弗里德利希…施文德化名弗瑞茨…温迪格，他是一位有学问、仪表堂堂的先生，他长有鹰勾鼻子，头顶秃得发亮，从外表看完全可以将他当成个成功的古董商。实际上他是纳粹网络里最可疑最狡猾的人物：商人、军火商和走私犯，有时还化装成党卫军少校。战争期间他担任“伯恩哈德企业”假钞的销售经理，受帝国中央保安局委托用假钞在各国购买黄金、宝石、首饰和外汇，另外还有房地产，据说还购买伦勃朗和毕加索的画。他将麦兰的拉贝斯宫选作他的总部，在葡萄园和果园中间。战争快结束时，施文德想匆匆地将值钱的东西运送到安全的地方。1945年5月他在奥地利被美军逮捕，不久又获释了。据他讲他甚至被美军反谍队招为了间谍。在美军反谍队的同意下，他最后于1946年携带他的妻子和一本化名温泽斯拉夫…图利的南斯拉夫护照前往拉丁美洲，在秘鲁首都利马定居了下来。
“敖德萨”神话第72节：将爱情安排在哪里
他在那里开了一座养鸡场，掩护他的犯罪生意：他是军火商、敲诈者、放高利贷者、洗钱人和秘鲁情报机构的间谍。他的已经证实的通信读起来像一部惊险小说。他给“卢迪，克利希和汉斯”写道：“我对一些新的或具有新价值的冲锋枪感兴趣，可能的话连同弹药。”在给“奥尔利肯”机床厂的一封信里写道：“请您友好地告诉我们，您能不能提供中程导弹。”经常谈到可疑的金融生意：“我要求施皮茨为这幅伦勃朗绘画作品支付4万马克，在瑞士支付，作为他在60万帝国马克那桩生意上进行欺骗的赔偿。”有传言说施文德在利马找人将“伯恩哈德行动”中剩余的假钞、不动产和值钱的东西换成丁当响的硬币，用作资助“敖德萨”的基本资金。信中提到的“生意”有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施文德本人当然声称，他的全部财产——其中他提到80公斤金子、一幅伦勃朗的原画、一箱子钱和一块做工精美的地毯——在战后被抢走了。但不管怎样，正如他信中表明的，施文德自己都觉得他参与“伯恩哈德行动”十分惊险，他真想让人根据这个题材拍成一部故事片。剩下的问题只是：“将爱情安排在哪里？”
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他的犯罪活动中，施文德同党卫军影响范围内的战犯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他是在逃纳粹分子的咨询处。此时已经逃到西班牙的奥托…斯科泽尼看来曾帮他卖过钻石。施文德为前党卫军分队长瓦尔特…劳夫搞到过供在逃“战友们”使用的护照。劳夫是“流动毒气车”的发明者，在东线背后，10万犹太人、俄罗斯人和游击队员被极其痛苦地杀害在车子里。施文德同希特勒的王牌飞行员汉斯…乌尔利希…鲁德尔也有接触，在一封信中写道：“鲁德尔在中美洲联系特别多。”施文德在拉美最重要的生意伙伴是党卫军最凶残的折磨狂之一：克劳斯…巴比，又名克劳斯…阿尔特曼。这位前里昂盖世太保头目因谋杀抵抗组织成员和驱逐犹太孩子获得了“里昂屠夫”的绰号。他逃亡后在玻利维亚住了下来，但在利马另有联系。施文德的通信内容十分丰富。某位“希贝尔”向“非常尊敬的施文德和阿尔特曼先生”要钱，作为“使用外交官护照加入玻利维亚国籍的报酬”。巴比致施文德的一封信里谈的大概是敲诈，信里提到一位“犹太人”，他想“干掉他”。“你的律师应该告发，将告发信寄给这里的刑事警察：战斗吧，这位犹太人伤害了我们。”施文德像只蜘蛛似地坐在纳粹的网里。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位情报人员在1965年4月确实将他和神秘的“敖德萨”联系了起来，那位情报人员声称：“秘密组织敖德萨于1947年由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创建。”目前该网络的总部设在开罗，有3087名纳粹成员，由纳瑟政府从经济上给予资助。那位情报人员还报告说，该组织手里有“伯恩哈德企业”的美元印版。还有：“敖德萨在南美的头目是费里德利希…施文德。”
重要的党卫军领袖都有理由准备逃跑。盟军每隔一段时间就通过BBC广播电台威胁：“从犯或主谋犯，谁仍在犯战争罪、进行集体屠杀或枪杀——无论他是军官、士兵还是纳粹党成员——三国盟军将追逐每个罪犯到世界最后的角落，将他起诉，伸张正义。”惩罚战犯和二次大战的主要责任人，这是反希特勒同盟公开宣称的一个目标。从1945年11月20日起，4个战胜国就在纽伦堡首次审判了24名“主要战犯”。党卫军被整体宣布为“犯罪组织”。理由：“党卫军被用于犯罪目的。主要是迫害和灭绝犹太人、集中营里的残暴和屠杀、袭击被占区管理机构、执行劳工计划、虐待和谋杀战俘。”正如党卫军将军费利克斯…施泰纳自怜地断言的，希姆莱的精英骑士团终于成了“哀兵”。
“敖德萨”神话第73节：“自动逮捕人员”名单
当向前推进的盟军部队在解放集中营时终于看清了恐怖和罪行的规模时，加强了对罪犯的寻找。特遣队到处抓捕战犯。为了识别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及市长、党区领袖和高级官员中的嫌疑犯，他们随身携带着“自动逮捕人员”名单。尤其是美国人在西部地区加紧寻找。他们使用联合国战俘委员会（UNWCC）和“战争罪和安全怀疑登记中心”——以CROWCASS著称的巴黎战犯起草中心——的没完没了的纯粹通缉名单。该组织拟定在逃的估计是战犯的名单，拿它和战后被安置在战俘营和移民营里的800万人进行核对。用这种方式侦察出了数万嫌疑犯，其中有数千人受到了审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情报机构想将前纳粹分子改造成美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和情报人员时，他们正是从这份CROWCASS的嫌疑人通缉令得到的。
追捕希特勒执行人的战役打响了。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也曾想戴着眼罩和假证件逃过他的追捕者。但希特勒的刽子手被捉住了，他服用氰化钾自尽了。只有少数人效仿了他：党卫军帝国医生恩斯特·格拉维茨用两颗手榴弹将他自己和全家送上了天。党卫军旅长列奥纳多…孔提在纽伦堡监狱里自杀了。在山中纳粹避难所的党卫军领袖们感觉到了危险。当西南军团1945年5月3日在意大利缴械投降时，想像中的“阿尔卑斯山壁垒”就再也守不住了。当国防军1945年5月8日投降之后，党卫军部队只剩零星的抵抗。党卫军旅长和警察中将奥蒂洛…格洛博茨尼克是“保护国”“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负责人，一位臭名昭著的集体屠杀犯，他在魏森湖附近的默斯拉赫高山牧场上被人发现了，被捕后他也咬破了他的氰化钾丸。煽动性报刊《冲锋队员》的出版人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于4月逃进“阿尔卑斯山壁垒”，化妆成画家和妻子一起藏在蒂洛尔的魏德林附近的一座山庄上。他在那里被美军发现，于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被判死刑。当盟军越逼越近时，卡尔滕布鲁纳也放弃了他的守卫计划，逃进了死人山。在海拔1523米高的魏尔登塞冶炼厂里他被美军捕获，被一个盟军法庭判处死刑枪决了。
但这些党卫军的拥护者们不仅要在纽伦堡的四国法庭上承担责任。仅在美占区就进行过12次美国军事法庭的“附属审判”，其中有针对党卫军突击部队和盖世太保屠杀营的。盟军对纳粹的其他诉讼是针对集中营看守和集中营死亡机构里的行刑者和屠杀者的。在西占区共有5025人被判刑，806个死刑中有486个得到执行。仅在兰茨贝格战犯监狱里美国人就绞死了255名被判刑者。在苏占区被起诉的人数估计高达45000。因纳粹罪行在国外被判刑的达到60000人。仅在波兰就有1214名德国人被判死罪，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据联邦司法部的资料显示，共有80000人因纳粹罪被判刑，其中12000人是民主德国的法庭宣判的。
有门路的党卫军领袖早在1945年4月斯大林的部队包围柏林时就开始编造一个新的过去了：“一位高级军官拿来数百页有各色各样信头的纸”，艾希曼后来讲道。军官们得到虚构的、内容听起来像是在战争期间无罪的假“证明”。“我是惟一根本不喜欢这种假证明的人。”当“第三帝国”成为废墟时，大多数党卫军军官被关进了监狱。虽然希特勒的一些帮凶成功地躲进了数百万战俘的中间。但他们曾经的精英标志给许多人带来了不幸。左腋下的血型文身是为了保证受伤的党卫军成员在医院里优先得到治疗。现在它是追捕者快速辨认的标记。1945年年底，仅在美占区就有10万被划为危险一类的人被捕了。
“敖德萨”神话第74节：“敖德萨”的神话
“敖德萨”的神话诞生在拘留营的混乱中。“战俘营里总有两三名党卫军成员属于这个组织。”西蒙·魏森塔尔认为，“‘敖德萨’是他们的暗号。如果一人问：‘你们在谈论什么呀？’他们总可以回答：‘谈一位共同的朋友，他来自敖德萨市 。’”魏森塔尔认为，该组织目的是要协助纳粹战犯逃出德国，前往南美洲。一位化名“白兰地行动”打进去的美国间谍也报告：除了“兄弟会”和“蜘蛛”之外还有地下网络“敖德萨”。它代表“前党卫军成员或被释党卫军成员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是奥托·斯科泽尼。这是首次将“第三帝国”的一个最具传奇色彩的勇士的名字和“敖德萨”连在一起提到。
一些人们最想找到的纳粹刽子手们潜逃到国外，使围绕“敖德萨”这个协助逃亡的秘密组织的神话越传越神。连续多年，它们像幽灵似地出现在纳粹追逐者、历史学家和记者们的脑海里。党卫军医生约瑟夫·孟格勒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位“奥斯维辛的死亡天使”；他拿集中营犯人进行恐怖试验，尤其是在实验中非常痛苦地将双胞胎们杀死，他实际上是经阿根廷和巴拉圭直接逃到了巴西。孟格勒从来没有被抓到。他1979年在圣保罗附近游泳时淹死了。盖世太保头目和党卫军大队长海因里希·穆勒也失踪了。这位恐怖的技术至上论者将数十万犹太人送进了大屠杀的灭绝营里。最后一次有人见到“盖世太保…穆勒”是在希特勒死后一天帝国总理府的地下掩体里。据说1945年5月他用“施密特少尉”的化名藏在阿尔特奥赛，然后他的线索就断了。阿道夫·艾希曼一开始也似乎烟消云散了。最终于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从阿根廷绑架，在以色列被送上法庭和枪决。克劳斯·巴比甚至直到1983年才在玻利维亚被人发现，被引渡到了法国。追逐者们至今还在寻找艾希曼的负责驱逐的“最优秀人才”阿洛伊斯·布鲁纳。他直到最后都生活在大马士革。这些人的逃亡之路简单来说大概无比神秘。但不是惟一的一个散布全球的名叫“敖德萨”的秘密组织计划了这些线路。实际情况要更为复杂。在希特勒的帝国崩溃和冷战开始之后一下子出现了一批组织、机构和政府，他们想帮助纳粹罪犯。于是发现：很多条路都通向“敖德萨”。
这些道路有一条经过在逃纳粹分子最喜欢的朝圣地罗马。1947年5月15日，美国安全官员文森特·拉·维斯塔在一封“极度机密”的情报中向华盛顿报告，梵蒂冈是“卷进非法流亡运动的最大的单独组织”。他帮助所有有着政治信仰的人们，“只要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和支持基督教会”。拉·维斯塔列出了一系列参与组织非法流亡的基督教组织，其中有奥地利和克罗地亚的援救委员会，也有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的。在协助纳粹分子流亡这件事上，基督教会没有梵蒂冈卷进得那么深，只要梵蒂冈封锁它的这段时间的档案，就无法彻底查清。事实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些执行人都是经罗马逃去南美的。但凶犯们不是单独的——就在战后不久，有成群的失去家园的人在途中，他们都想离开满目疮痍的欧洲：被释的或在逃的战俘、劳工，被赶出家园的人们，大屠杀中的犹太幸存者——还有他们的在逃的刽子手。罗马像块磁铁一样吸引着需要帮助的人们。大家都希望能得到教会的帮助，弄到食物、衣服、钱、住处，尤其是能帮助他们得到经意大利海港热那亚或那不勒斯逃出去的证件。基督教会的机构慷慨地接纳逃亡者。在这段时间的混乱中，完全有可能有纳粹战犯混在寻找帮助的人们当中而没有被认出来。但也有很多高级基督教权贵，他们非常有意识地协助纳粹案犯，使用一个组织严密的网络。不管“敖德萨”在走私纳粹中有多成功——同基督教会相比，该神话仍然只是一桩业余行为。
“敖德萨”神话第75节：秘密协议
这个网络里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奥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尔博士，罗马的德语民族教会“圣母玛丽亚之魂”的神职人员学院“德语学院”的院长。“我于1948年5月30日逃出林茨的拘留所，”集中营指挥官弗兰茨…斯坦格尔告诉采访他的吉塔…塞莱妮说，“后来我听说，梵蒂冈的一位胡达尔主教在罗马帮助信仰基督教的党卫军军官，于是我就前往罗马。”斯坦格尔指挥过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灭绝营，那里屠杀了约90万人。当“第三帝国”瓦解时，他化装成平民藏在奥地利的一座小村庄里，被美军作为党卫军成员抓获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特雷布林卡的集体屠杀，美国人大概也不知道他们抓到的是谁。不清楚斯坦格尔是如何从狱中逃出、越过边境来到意大利的。西蒙…魏森塔尔认为：“敖德萨”为他搞到了证件。斯坦格尔在罗马同胡达尔主教联系上了。“主教来到我在里面等候的房间，向我伸出双手，说道：‘您一定是弗兰茨…斯坦格尔。我就知道您会来！’”斯坦格尔继续介绍说，胡达尔主教为他在罗马安排了住处，弄到一本红十字会护照和一封叙利亚签证，包括在大马士革的一份工作和一张船票。他前往叙利亚，最后和他的家庭移居巴西。直到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