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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帝国领袖”十分忙碌。1941年10月13日他的工作日历就显示，这个日程安排是多么紧凑——工作领域又是多么不同。在处理完邮件和对9月初去世的母亲希尔达的遗产做了几点指示之后，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2点半指示他的柏林女秘书埃丽卡·洛伦兹给一位叫奥古斯特·迈内的寄花。迈内是“帝国领袖”“私人班子”里的一位在俄罗斯战役中负了伤的下属，他早一天成了父亲。12点半希姆莱亲自打电话询问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的身体状况，他这几天生了小病。在希特勒的追随者中，里宾特洛甫属于和希姆莱关系还过得去的人。一年前他被任命为党卫军名誉大队长。14点半又给柏林的女秘书打了一个电话：这次是埃丽卡·洛伦兹本人成了幸运儿，得到了上司的鲜花——还有一只用来装饰房子的“日耳曼化的”驼鹿雕像。一小时后跟女儿古德龙通了一个电话，然后是又同布拉格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他的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下属通了一个电话。帝国的这两位最吓人的人约定尽快再碰头。
16点钟，希特勒的总部“狼穴”通知要进行一次谈话。希姆莱坐在他赴安格堡的“海因里希”专列里，虽然开汽车只有半小时的路程，但只有叫他去时他才会去拜访他的“元首”。打电话的是卡尔·沃尔夫，是希姆莱的等级制度里继海德里希之后的第三把手。和他的上司相反，沃尔夫和党卫军的北欧人理想相当接近，他的任务是和希特勒保持联系，将每天的形势会谈摘要向党卫军头目汇报。这天的消息特别喜人。朝着莫斯科方向挺进了一个星期的中路陆军部队进展神速，苏维埃显然已经开始准备迁移他们的政府了。这对希姆莱显然是个好事。从青年时就折磨他的慢性胃痛，这个秋天也几乎感觉不到了。18点，他要求进行这天安排的最后的公务谈话，来自被占波兰的两位重要部下赶到了：大队长弗里德利希·威廉·克吕格尔；他曾经是柏林垃圾运输队队长，现任克拉考“党卫军和警察局高级领导”；还有奥迪洛·格洛尼克，绰号“地球仪”；是负责卢布林地区的党卫军军官。来自波兰的这两位党卫军地方长官要来商谈计划在他们的辖地进行的“移居措施”。除了预计的让德国农民移居这一带，这后面还隐藏着“渐渐地清洗摄政区”——格洛尼克在准备好的一封文件中用典型的案犯暗语写道。这回，当着二人的面，希姆莱明确命令“地球仪”为这一“清洗”在贝尔泽克修建一座专用营地。这是建设第一座灭绝营的指示。到1942年年底60万人被杀害在贝尔泽克。
白天送鲜花——晚上谈一座屠杀工厂。希姆莱似乎不动声色地掌握了他的部门进行的冷热水交换浴。后世只能摇头。一个人怎么能做出这种行为的？控制着他的大脑的思想多么可怕啊？希姆莱的女儿古德龙记忆中的父亲“特别可爱”——而这同一个人却同时制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这怎么可能？
同时代人早就觉得这位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瑞士人卡尔·雅克布·布尔克哈特感到他身上有某种“神秘的东西”；“某种死板的认真，非人道的井井有条，加上一种自动化的因素”。阿尔伯特·施佩尔曾和他默契地协调使用数万集中营囚犯进行V2火箭制造项目，他形容希姆莱是“半是校长，半是乖僻的傻子——一个根本不重要的人物，他以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爬上了高层。”许多遇见过他的人都对他的外表感到失望。“一位相当无足轻重的官员。”瑞典外交官贝纳道特评价道，在1945年战争结束前不久他还在和这位党卫军头目就单独媾和进行没有希望的谈判。希姆莱长年的芬兰按摩师费利克斯·克尔斯滕，他可能有最好的机会认识“第三帝国”的这位大法庭庭长，但他在战后虽然能形容，却无法解释：“这人似乎从没有袒露过心迹。从来没有过一丝坦率。斗争时，希姆莱使用诡计，当他维护他的所谓思想时，他使用伎俩和欺骗。他的方法像一条蛇，胆怯、弱小、错误和凶残无比。希姆莱的思想不属于20世纪。他的性格是中世纪的、封建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邪恶的。”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历史骇人听闻。至今没有一部有关他的全面的符合科学标准的传记。研究人员曝光了他统治的那个阴暗世界的一些领域——有些还继续深埋在黑暗中。由于希姆莱是个书呆子，差不多什么都用笔写下来，另外还保存了大量通信，留下了一座真正的纸山，它们讲述了他的罪行。他的无数演讲有的没完没了，其中的大部分也保存了下来。但对“党卫军国家领袖”的兴趣明显很小。有可能是因为这位皮肤白皙、戴眼镜的人留给外界的印象远不及纳粹国家的其他显赫的权贵吧——比如和爱炫耀的戈林或能言善辩的煽动者和好色之徒戈培尔相比。这也可能是因为，在战争后期他的明显的大量权限会使传记不可避免地成为一部鸿篇巨制。当然也可以用研究希姆莱会带来不快的结局来说明需求小的原因。因为，一旦将从犯们为使自己获得减罪对他进行的所有妖魔化摒弃的话，剩下的就只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了，他首先是他的时代的产品——所有的努力都是误解，特别是英国人，他们想说明希姆莱的行为是带有歇斯底里特征的后果严重的精神病的表现。严格的从属道德，典型的浪漫倾向和灾难性的迷失方向——希姆莱的特征是整整一代人的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被集体感觉为灾难，他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希姆莱的特别之处只是，他身上存在的下一个灾难的成分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获得了将他的粗暴思想变为行动的权力，那思想源自当时流行的种族的和伪科学骗术的混合物。研究希姆莱的妄想因此也意味着研究当时社会的错误发展。是德国的疾病还是德国的发达？党卫军的历史，希姆莱的歧途，两者都沾了点。
希姆莱的妄想第16节：政治极端分子
希姆莱最初是个非常可爱的男孩。1933年流亡到美国的历史学家乔治－哈尔加滕回忆他的同学海因里希－希姆莱说：“你能想像出的最温柔的小羊羔。”他们在慕尼黑威廉中等文科学校的老师夸奖希姆莱是“天资很高的学生，他极其勤奋，有强烈的虚荣心，在课堂上很活跃，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小海因里希在班上有很多朋友，他绝对不是一个内向的怪人。读者从他早年的日记里会惊讶地发现，这位定期去教堂的人甚至极富同情心。在圣诞假期里他为一位盲人大学教师朗读，他送给一位贫穷的老太太点心和面包，对他1914年在兰茨胡特火车站观看到的对法国战俘的残酷虐待感到难过，为维也纳的孤儿组织了一次慈善活动。和父母的关系深情款款。父亲格布哈德－希姆莱是位具有民族意识、思想保守、重视社会地位的高级中学教师。早在生下他的三个孩子格布哈德、海因里希和恩斯特之前，作为巴伐利亚王子海因里希的教育者他就取得了社会声誉。他的第二个孩子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为王室工作过的这一荣誉。有些以心理学为指南的传记作者认为菲利乌斯－海因里希深受典型的严父之苦，但材料里没有一点迹象说明这一点。相反——这位后来的党卫军头目的校长式风格，尤其是他对日耳曼的史前和早期历史的偏爱恰恰表明了父亲对儿子的强烈影响，这位父亲是一位狂热的业余考古学家。这一切肯定不能说明早期的“邪恶根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童年生活有保障，就算不是很幸福，也是很正常。在少年时代也找不到后来成为整个党卫军巨大动力的凶残的反犹太主义的证据。父亲格布哈德忠于国王，信奉基督教，具有民族意识，思想保守——但不是反犹太主义者。
只有在一个方面海因里希－希姆莱年轻时遇到过真正的麻烦。“海因里希多病，旷课160次……”父亲在有关他儿子的公立学校生活的记录里写道。他个子比同学们矮，病怏怏的，近视眼，不喜欢体育。乔治－哈尔加滕报告说，由某位哈根默勒先生上的体育课对希姆莱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折磨。哈尔加滕谈道，有一回，当着聚集在一起的全班同学的面，希姆莱在单杠上盘旋时失败了，头朝下挂在单杠上，哈根默勒听任他吊在那里晃荡。后来这位体育老师走近单杠，从他的鼻子上摘下眼镜，将他来回推了那么长时间，直到他的膝盖弯曲部位青一块紫一块的。对于一名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立志想做个军官的少年来说，这种污辱一定是一种特别的痛楚。在他的一生中，体力都是自卑情结的一个源泉。多年的艰苦锻炼也不能让这个不喜欢体育、身材矮胖的人锻炼成一位大力士。相反，他的党卫军成员必须能适应最大的体力要求。没完没了的紧急行军，冒险的勇气测试和不断强调要求“无条件地坚强”，这些可能是对哈根默勒先生的那些体育课的遥远回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改变了年轻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正常生活——和他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战争爆发时他14岁。受国王的高级中学里的“祖国”教育和父母饭桌上的影响，他最渴望的就是自己最终能成为一名军人——最好是参加海军，可惜他们不接收戴眼镜的应征者。他和他的朋友法尔克－齐普勒玩战争游戏一玩数小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当我穿着国王的制服时，我向往战斗。”但直到1918年1月，战争快接近尾声时，“军人海因里希”——他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骄傲地用拉丁语签名道——才住进了军营。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停火——连见都没见过前线。但这位候补军官不认为这是个人的幸运，反而觉得是可耻的失败。1918年圣诞节他未能如愿回到兰茨胡特的父母身边。如今在身体的缺陷之外又增加了一个缺陷，不属于“前线勇士”。事实证明，在将来的围绕在一次大战的二等兵希特勒周围的男人组织中这是一个疼痛的刺，直到掌权后他才摆脱了它。在1936年5月22日致希特勒青年团的讲话中第一次出现了他的生平的美化版本。在这次谈“种族思想”的讲话中希姆莱说道：“我们作为军人，作为前线勇士。”后来又说，“我们，参加过战争的我们。”愿望战胜了事实——后来甚至变成了白纸黑字。1943年的《大德意志议会手册》（Handbuch fuer den Grossdeutschen Reichstag）听话地编造了希姆莱的简历，声称这位“帝国领袖”17 岁时随巴伐利亚第11步兵团参加过“世界大战的战斗”：这是当时已是德国第二号人物的弥天大谎之一。直到以武装党卫军头目的身份和1944年～1945年以莱茵河上游和魏克瑟尔河畔的两支陆军部队指挥官的身份，希姆莱才真正地进行过战争——不过从没有去过前线。与他的老板和大师希特勒不同的是，他从未亲身体验过工业化残杀的恐怖。他的英勇战斗的浪漫幻想至死都未受到残酷现实的影响。
1918年的失败使这位教师之子的前途一片暗淡。暂时不需要新的军官。他失去了上层社会的出身带给他的社会保障。中学毕业后，他令父亲颇感意外地决定去做农场主。1919年秋天希姆莱注册了慕尼黑大学学习农业科学。这段时间他开始走上邪道。短短几年内由一个教师家庭的模范学生变成了一名政治极端分子。他的日记泄露了这一变化的原因。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前途无望的年轻人在寻找方向和失去所谓的灿烂前程时的绝望和困境。如1919年1月4日他记道：“晚上我们去了后面的房间。我极其严肃，心情压抑。我相信，艰难的时代来到了。”另一方面这些记录也说明了这位大学生越来越受到种族主义文学的影响。
一份他迂腐地在上面记下了每本读物书名的阅读书单充分说明了盲目信仰萌生的精神基础。在他的床头柜上突然摆上了反犹太主义的作品。希姆莱这样评论休斯顿－斯特瓦特·张伯伦的反犹畅销书《人种和民族》（Rasse und Nation）：“一个真理，我坚信：它是客观的，不是充满仇恨的反犹太主义的。因此它的影响就更大。这个可怕的犹太教。”他细读像《反热血的罪孽》（Die Suende wider das Blut）、《犹太人问题手册》（Das Handbuch der Judenfrage）或《错误的上帝》（Der falsche Gott）这些小册子——全都是当时在巴伐利亚首都传播的“种族”沼泽的令人作呕的产物。按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几乎所有“种族”运动的秘密社团及其书面产物都符合刑事法典的多种行为——但在魏玛共和国，有可能挖空民主的基础的阴谋诡计不受处罚。在几年之内，在“种族”运动的标志下，希姆莱形成了后果严重的新世界观。现在他认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共济会成员还有基督教会要为德意志民族所谓的“失败”负责，这和同一时期另一位目前还不出名的名叫希特勒的二等兵认为的替罪羊是同样的。这是同样的仇恨模式——不是建立于理智，而是建立于非理智雾峦的鬼火。但引诱者和执行者还不相识。
希姆莱的妄想第17节：我们必须这样
海因里希－希姆莱并不满足于认出对手。在大学时代他就研究一种和主观感觉到的不幸相反的理想化的世界。寻找“解脱”和“觉悟”是“种族主义”私语中的一种通用套语。希姆莱发现了古代的“日耳曼英雄”；尚未被罗马的颓废和基督教会的桎梏玷污——这正是这位来自慕尼黑的近视农业大学生梦寐以求的。而他最重要的依据是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种族主义”是这位人文主义之父的一个癖好。希姆莱崇拜这幅“美妙的形象，我们的祖先是多么的高大、道德纯洁和高贵啊。”晚上，他冥思苦想，写道：“我们应该重新成为这样的民族。”他当然无法知道，罗马界墙①外的日耳曼的现状实际上是落后得凄凉、冷酷得惊人。当时，特别是德国的古代研究界都还认为塔西陀的理想化报告来源可靠，实际上他创作的目的是要给他觉得是娇生惯养的罗马青少年树立一个榜样。可是即使希姆莱了解这一历史真相，他的妄想的世界观也不会改变。他将多次证明，他是多么想按他的想像来纠正历史啊。
他从有害读物得出的结论已经充分指明了这场千古罪恶的道路。1924年，希姆莱评论德国人种保护和防卫同盟的一本题为《一桩没有意识到的奇耻大辱，德国的沉沦。论人种理论的自然法则》（Eine unbewusste Blutschande；der Untergang Deutschlands。Naturgesetze ueber die Rassenlehre）的宣传小册子道：“一本美妙的册子。尤其是最后部分，如何重新改良人种，使之具有崇高的道德高度。”培育人类，消灭低等人，保护精英——党卫军的这一不人道的基本计划，它以淘汰、夺婴和大屠杀被印在了人类的历史书里，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人种”亚文化就已经考虑过了。值得怀疑的是，作者当时是否真能够想像在欧洲范围内实现他们的胡思乱想。对于下决心当农场主的希姆莱本人来说，这些极端计划当时也只是朦胧的“空想”。不过，20年后，这一空想却变成了现实，在几乎不受限制的大权在握的陶醉状态中，他将高级党卫军军阶授给了许多慕尼黑时代的“人种”先驱。
希姆莱的大学时代也不顺。他虽然至少参加了十个俱乐部，热情地和同学们保持着联系，但他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承认。他的大学生俱乐部“阿波罗”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捧着大啤酒杯时不坚定而认为他“不合格”；对于敏感的希姆莱来说这相当于一场灾难。直到一封医生的证明说明他有一个“刺激性胃”时，他才得到了“啤酒豁免权”。我们可以放心地认为，这位古怪的戴眼镜的人有着古怪的思想，他在“阿波罗”的酒桌旁获得的主要是取笑而非钦佩。尤其是女士们对这位不起眼的大学生不感兴趣。他在日记里记录的少数几次交往，加起来也称不上调情。许多资料都说明，海因里希－希姆莱28岁时才有了他的第一次性体验——在和他的妻子玛尔加结婚之后。纳粹官员奥托－施特拉瑟尔当时议论说：“也是非做不可了。”
如果我们相信希姆莱自己的记录和他的阅读书单，那么面对生活中的失败时他就总是逃避进图书古怪的假世界。他在古老的印度传说里发现了一队自信的勇士，他们对他很有启发：武士阶层，古印度等级制度下拥有地产的精英。他在1925年认为：“我们必须这样。这是拯救。”别的地方也有他钦佩日本武士或罗马角斗士的记录。属于这么一个精英团体，这将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海因里希－希姆莱作为成员，最好是作为领袖，身处一个由精选的和忠诚的战争英雄组成的社会阶层。这一梦�